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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重新倚重贸易壁垒政策，英国脱欧加速了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新洗牌，但即便如此，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历史趋势决定了，国际经济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需要深入研究和观察。
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影响，需要我们积极顺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以期在当前面临的经济周期中谋得更大发展。那么，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走势？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如何更好的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本刊邀请华北电力大学能源研究基地研究员孔志国与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进行了一次对话。
危机余波未平
K：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经济，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H：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今天的世界经济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
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至今尚未真正结束。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很多发生在局部地区，一个国家或某个、某些地区，没有扩散，属于局地自生自灭型危机；也有一种能量横向传播但不断衰减的传导型危机，比较典型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有点类似“多米诺骨牌”，从美国爆发之后扩展到欧洲，进而扩散到新兴经济体，全球任何角落都受到严重冲击，历史上前所未有。
K：危机前所未有？
H：是的。至今，危机发源地经济开始恢复，而危机开始时受到影响较小的地区和国家，或是采取措施暂时免受危机冲击的地方，目前的经济却出现停滞甚至下滑。
另外，要注意到，应对危机的措施影响力范围超越本国的情况，过去也未出现过。美国推出QE，不仅对美国的经济恢复产生积极作用，也间接让全球受益；但当QE退出预期出现，全球市场都受到影响。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与美国QE相类似的影响。不仅上述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问题会传染给其他国家，即使是“欧猪五国”、新兴市场国家等经济金融出问题，同样会对别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观察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總体上仍然笼罩在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之中，美、欧、日分别实现或高或低的内生性复苏、周期性恢复以及外部政策拉动型复苏，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基础不稳，方向不明；而新兴经济体或因外部政策溢出效应、或因自身周期性放缓、或因内部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普遍下滑。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凸显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化，世界经济真正摆脱危机阴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
K：危机爆发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一度迅速达成广泛的政策共识，但随后很快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分化或差异化，各国政策的非常规化、个性化非常明显。这一方面固然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面临诸多新问题，再简单套用过去的理论、规律、经验很难奏效有关，另一方面是不是也体现了大家在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病急乱投医”的慌乱。
H：政策的非常规化主要基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超出预判，个性化基于每个国家“对症下药”的努力。所以，“病急乱投医”并非尽然，“各人自扫门前雪”却是真的。
IMF等相关组织2014、2015、2016连续3年下调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突出表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存在的脆弱性，经济严重失衡、通缩与通胀并存和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仍然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为降低杠杆率而实施的财政整顿，将使经济恢复前景更加不确定。
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数据虽然在逐渐改善，但深层次问题也相当严峻，面临着投资与消费转换的结构风险。虽然一些经济体仍有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的空间，新兴经济体增长缓慢甚至下行的趋势亦不容轻视。但普遍存在的增长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性缺陷或周期性降温，经济持续恢复的主要政策思路必然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同时，发达国家央行退出经济刺激措施，或将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大幅萎缩（据有关测算最高萎缩80%）甚至大量净流出，进而造成重大经济动荡，并引发部分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陷入新的危机。
各国都有本难念的经
K：具体看，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国家日子好过。
H：许多地区和国家都是潜在危机“暗流涌动”。
以美国为例，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一系列经济数据得到改善，并不意味着已步入完全意义上的上升周期。如果经济已真正向好，美联储放弃QE不会那么谨慎小心。虽然美国能源战略变化、制造业回流、住房市场回升等等对经济的内生性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并未看到新的产业革命雏形并形成新经济增长方式。
从就业数据看，失业率和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的下降，对经济改善的象征作用是有限的，需要看到，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美国劳动参与率在持续下滑。美国本次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伴随着一个过去50年从未有过的现象：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5%。换言之，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反弹远没有历次复苏强劲，劳动参与率却大幅下降。失业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失业人群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015年实质人均GDP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3%，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40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8%，今年预计只能达到1.5%，远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2.26%的年均增长率。
至于欧洲，面临两难困境，紧缩财政将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接连出现，而不紧缩财政，则无法推进改革，减轻财务负担，未来问题会更大。欧洲央行虽然可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相关国家被迫采取的财政紧缩将导致通缩并拖累经济增长。 再看日本，安倍经济学虽已见到效果，但该政策持续有效的前提是日本保持制造和出口大国地位。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并拉动经济增长，一度效果十分显著，然而可持续性有限。日元是否贬值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美国。按照经验，如果美国经济能够迅速回到正常轨道，经济增速保持在2.5%～3.5%之间，就不会对日本施加过大压力；但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增速，将会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情况就会逆转。此外，日本债务问题和老龄化压力很大，更属于拖累经济的长期因素。
K：其他国家或地方呢，有什么“痛处”？
H：其他区域一样让人难以乐观。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仍将处于前列的亚洲，受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国家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亚太政策的制约，基本告别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边际增长趋缓。经济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变数重重的非洲，近两年由于欧美自顾不暇、干预程度降低，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很快。危机以来，非洲投资总量增加一倍以上，新兴经济体对非洲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20%左右。可此种势头，是以政治上的向好、向稳变化作为前提的，如果欧美重返非洲，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各方面基础相对较好且资源丰富的拉美，本来很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毫无摆脱之策，危机无异于“雪上加霜”，经济增长也长期以来遭遇的困扰难以改变。
此外，中东近几年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政局不稳的态势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基本实现能源独立的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对化石能源的重视态度，可能會让其重新检视近几年逐渐“淡出”中东的外交策略，不过强势控制中东政局的动力应已不大。替代美国成为最大能源消费国的中国，无法可能也无意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中东地区本身缺乏地缘政治主导力量的情况下，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伊拉克等国家继续政局动荡的局面，情理之中。
中国该力推“商务外交”
K：可见，此次危机的持续发酵，不仅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更留下了诸多经济难题。跳出国家和地区的视角，如果对这些难题有一个分类或者提炼，您会怎么归纳？
H： 难题一，发达国家陷入通货紧缩。以往，西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多为保持币值稳定和对付通货膨胀。但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通货紧缩，未来仍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应对办法。如果发达经济体通缩问题不解决，全球经济很难步入新一轮上行期。
难题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压力。通胀将大幅压缩新兴经济体运用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操作空间，社会与政治也将随之出现一系列复杂问题。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还没有找到既能摆脱高通胀循环的压力、又能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平衡办法。
难题三，能源革命与地缘政治因素交叉。美国所主导、以原油为主体的世界能源秩序正在被打破，由此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确定影响。中东等能源资源富集地区面临着地缘政治再平衡风险。
难题四，全球贸易规则作用弱化。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的全球性贸易规则难以达成，多边贸易安排盛行，这必将降低全球贸易活力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发达经济体通缩与新兴经济体通胀并存、美国外交和能源政策变化、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变化等问题的存在，将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严重的滞后影响和风险，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
K：一个国家国际经济战略如何选择，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自身实际，尤其自身优势。由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龙头位置，透彻分析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对外经济战略制定乃至政治外交都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对外贸易突飞猛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少行业产能和产品产量排名都世界领先，任何举措都会带来连锁反应，战略失误带来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这也决定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国际市场、国际因素。
您认为，中国如何在平衡国际经济关系，兼顾眼前利益与培养长期竞争优势，处理好局部摩擦与全球布局的关系的前提下，对已有的困难从容处置，对可能的困难未雨绸缪？
H：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建立全球市场平衡战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布局，扩大在亚太、非洲、中东的市场份额，适当降低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与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大国、大区域集团（如美国、欧盟）合作的突破。
美国虽然仍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但不能再单纯关注美国。
一方面，降低对美国敏感技术的贸易诉求，实际上这种诉求往往适得其反；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谈判，最大限度地双向开放非敏感市场，促进贸易与投资增长；将美国作为一个正常的重要贸易伙伴，改变目前存在的外汇储备、商品出口与技术引进等方面严重对美依赖症。
另一方面，调整出口战略，调整劳动密集型产品、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出口扶植政策，减少、避免与东盟和南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水平贸易摩擦，倒逼国内相关企业提升技术竞争力，让那些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新材料不仅傲视新兴市场，在欧洲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也尽快形成品牌竞争力。对于这些产品和新材料，要加大出口扶植力度，使之成为主要的出口支撑。
当然，尽快将国内经济建设优势转变成国际合作和市场竞争优势，也非常重要。多年来，高强度的投资驱动培育出了中国领先全球的基础建设技术和能力，在隧道、桥梁、港口、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领域里都是如此。现在亚洲、非洲甚至欧洲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需求，我们有条件、更有必要把这种国内经济建设积累的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一旦这种努力变成现实，不但国内的产能过剩会得到有效的外部释放，还会变成中国国际经济新战略的又一重要支撑。
对中国目前的产能问题，认识和解决更不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即期供给和需求，而是要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去平衡，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去安排。美国、欧洲许多产能经济体都曾经出现过和我们今天类似的问题，但依靠积极的国家商务外交战略，把国内结构调整与国际市场拓展相结合，变困境和压力为全球竞争优势。我们的外交战略也要从原来过于侧重政治的状态，积极推行国家商务外交战略，逐步提升对商务需要的重视程度，不满足于签订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与投资便利化等双边和多边协定，强化与贸易伙伴经济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
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影响，需要我们积极顺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以期在当前面临的经济周期中谋得更大发展。那么，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走势？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如何更好的适应新的国际经济格局？本刊邀请华北电力大学能源研究基地研究员孔志国与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进行了一次对话。
危机余波未平
K：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经济，如何看待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H：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今天的世界经济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
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至今尚未真正结束。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有很多发生在局部地区，一个国家或某个、某些地区，没有扩散，属于局地自生自灭型危机；也有一种能量横向传播但不断衰减的传导型危机，比较典型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这次危机有点类似“多米诺骨牌”，从美国爆发之后扩展到欧洲，进而扩散到新兴经济体，全球任何角落都受到严重冲击，历史上前所未有。
K：危机前所未有？
H：是的。至今，危机发源地经济开始恢复，而危机开始时受到影响较小的地区和国家，或是采取措施暂时免受危机冲击的地方，目前的经济却出现停滞甚至下滑。
另外，要注意到，应对危机的措施影响力范围超越本国的情况，过去也未出现过。美国推出QE，不仅对美国的经济恢复产生积极作用，也间接让全球受益；但当QE退出预期出现，全球市场都受到影响。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也引发了一系列与美国QE相类似的影响。不仅上述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问题会传染给其他国家，即使是“欧猪五国”、新兴市场国家等经济金融出问题，同样会对别国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
观察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總体上仍然笼罩在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之中，美、欧、日分别实现或高或低的内生性复苏、周期性恢复以及外部政策拉动型复苏，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基础不稳，方向不明；而新兴经济体或因外部政策溢出效应、或因自身周期性放缓、或因内部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普遍下滑。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凸显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化，世界经济真正摆脱危机阴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
K：危机爆发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一度迅速达成广泛的政策共识，但随后很快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分化或差异化，各国政策的非常规化、个性化非常明显。这一方面固然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面临诸多新问题，再简单套用过去的理论、规律、经验很难奏效有关，另一方面是不是也体现了大家在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病急乱投医”的慌乱。
H：政策的非常规化主要基于这次危机的严重性超出预判，个性化基于每个国家“对症下药”的努力。所以，“病急乱投医”并非尽然，“各人自扫门前雪”却是真的。
IMF等相关组织2014、2015、2016连续3年下调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长预期，突出表明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存在的脆弱性，经济严重失衡、通缩与通胀并存和金融行业系统性风险仍然是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为降低杠杆率而实施的财政整顿，将使经济恢复前景更加不确定。
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数据虽然在逐渐改善，但深层次问题也相当严峻，面临着投资与消费转换的结构风险。虽然一些经济体仍有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的空间，新兴经济体增长缓慢甚至下行的趋势亦不容轻视。但普遍存在的增长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性缺陷或周期性降温，经济持续恢复的主要政策思路必然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同时，发达国家央行退出经济刺激措施，或将导致流入新兴市场的国际资本大幅萎缩（据有关测算最高萎缩80%）甚至大量净流出，进而造成重大经济动荡，并引发部分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陷入新的危机。
各国都有本难念的经
K：具体看，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国家日子好过。
H：许多地区和国家都是潜在危机“暗流涌动”。
以美国为例，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一系列经济数据得到改善，并不意味着已步入完全意义上的上升周期。如果经济已真正向好，美联储放弃QE不会那么谨慎小心。虽然美国能源战略变化、制造业回流、住房市场回升等等对经济的内生性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并未看到新的产业革命雏形并形成新经济增长方式。
从就业数据看，失业率和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的下降，对经济改善的象征作用是有限的，需要看到，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美国劳动参与率在持续下滑。美国本次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伴随着一个过去50年从未有过的现象：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5%。换言之，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反弹远没有历次复苏强劲，劳动参与率却大幅下降。失业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失业人群退出了劳动力市场。2015年实质人均GDP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3%，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40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8%，今年预计只能达到1.5%，远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2.26%的年均增长率。
至于欧洲，面临两难困境，紧缩财政将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接连出现，而不紧缩财政，则无法推进改革，减轻财务负担，未来问题会更大。欧洲央行虽然可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相关国家被迫采取的财政紧缩将导致通缩并拖累经济增长。 再看日本，安倍经济学虽已见到效果，但该政策持续有效的前提是日本保持制造和出口大国地位。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并拉动经济增长，一度效果十分显著，然而可持续性有限。日元是否贬值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美国。按照经验，如果美国经济能够迅速回到正常轨道，经济增速保持在2.5%～3.5%之间，就不会对日本施加过大压力；但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增速，将会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情况就会逆转。此外，日本债务问题和老龄化压力很大，更属于拖累经济的长期因素。
K：其他国家或地方呢，有什么“痛处”？
H：其他区域一样让人难以乐观。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仍将处于前列的亚洲，受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国家关系问题以及美国亚太政策的制约，基本告别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边际增长趋缓。经济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变数重重的非洲，近两年由于欧美自顾不暇、干预程度降低，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很快。危机以来，非洲投资总量增加一倍以上，新兴经济体对非洲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20%左右。可此种势头，是以政治上的向好、向稳变化作为前提的，如果欧美重返非洲，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各方面基础相对较好且资源丰富的拉美，本来很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毫无摆脱之策，危机无异于“雪上加霜”，经济增长也长期以来遭遇的困扰难以改变。
此外，中东近几年国际地位不断下降、政局不稳的态势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基本实现能源独立的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后，对化石能源的重视态度，可能會让其重新检视近几年逐渐“淡出”中东的外交策略，不过强势控制中东政局的动力应已不大。替代美国成为最大能源消费国的中国，无法可能也无意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中东地区本身缺乏地缘政治主导力量的情况下，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伊拉克等国家继续政局动荡的局面，情理之中。
中国该力推“商务外交”
K：可见，此次危机的持续发酵，不仅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更留下了诸多经济难题。跳出国家和地区的视角，如果对这些难题有一个分类或者提炼，您会怎么归纳？
H： 难题一，发达国家陷入通货紧缩。以往，西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多为保持币值稳定和对付通货膨胀。但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通货紧缩，未来仍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应对办法。如果发达经济体通缩问题不解决，全球经济很难步入新一轮上行期。
难题二，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压力。通胀将大幅压缩新兴经济体运用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操作空间，社会与政治也将随之出现一系列复杂问题。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还没有找到既能摆脱高通胀循环的压力、又能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平衡办法。
难题三，能源革命与地缘政治因素交叉。美国所主导、以原油为主体的世界能源秩序正在被打破，由此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确定影响。中东等能源资源富集地区面临着地缘政治再平衡风险。
难题四，全球贸易规则作用弱化。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新的全球性贸易规则难以达成，多边贸易安排盛行，这必将降低全球贸易活力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发达经济体通缩与新兴经济体通胀并存、美国外交和能源政策变化、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变化等问题的存在，将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严重的滞后影响和风险，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
K：一个国家国际经济战略如何选择，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自身实际，尤其自身优势。由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龙头位置，透彻分析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对外经济战略制定乃至政治外交都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对外贸易突飞猛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少行业产能和产品产量排名都世界领先，任何举措都会带来连锁反应，战略失误带来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这也决定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国际市场、国际因素。
您认为，中国如何在平衡国际经济关系，兼顾眼前利益与培养长期竞争优势，处理好局部摩擦与全球布局的关系的前提下，对已有的困难从容处置，对可能的困难未雨绸缪？
H：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建立全球市场平衡战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布局，扩大在亚太、非洲、中东的市场份额，适当降低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与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大国、大区域集团（如美国、欧盟）合作的突破。
美国虽然仍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但不能再单纯关注美国。
一方面，降低对美国敏感技术的贸易诉求，实际上这种诉求往往适得其反；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谈判，最大限度地双向开放非敏感市场，促进贸易与投资增长；将美国作为一个正常的重要贸易伙伴，改变目前存在的外汇储备、商品出口与技术引进等方面严重对美依赖症。
另一方面，调整出口战略，调整劳动密集型产品、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出口扶植政策，减少、避免与东盟和南亚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低水平贸易摩擦，倒逼国内相关企业提升技术竞争力，让那些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新材料不仅傲视新兴市场，在欧洲和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也尽快形成品牌竞争力。对于这些产品和新材料，要加大出口扶植力度，使之成为主要的出口支撑。
当然，尽快将国内经济建设优势转变成国际合作和市场竞争优势，也非常重要。多年来，高强度的投资驱动培育出了中国领先全球的基础建设技术和能力，在隧道、桥梁、港口、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领域里都是如此。现在亚洲、非洲甚至欧洲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需求，我们有条件、更有必要把这种国内经济建设积累的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一旦这种努力变成现实，不但国内的产能过剩会得到有效的外部释放，还会变成中国国际经济新战略的又一重要支撑。
对中国目前的产能问题，认识和解决更不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即期供给和需求，而是要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去平衡，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去安排。美国、欧洲许多产能经济体都曾经出现过和我们今天类似的问题，但依靠积极的国家商务外交战略，把国内结构调整与国际市场拓展相结合，变困境和压力为全球竞争优势。我们的外交战略也要从原来过于侧重政治的状态，积极推行国家商务外交战略，逐步提升对商务需要的重视程度，不满足于签订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与投资便利化等双边和多边协定，强化与贸易伙伴经济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