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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胜：原北京市光明小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市教育督导评价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高等院校小学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市兼职督学，获全国一级“星星火炬”奖章和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模范校长、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荣誉称号。
学生时代从不守纪律到门门优秀；工作时帮别人练课没成想自己成了“公开课明星”；当校长时给学生讲故事，最早提出“我能行”，与团中央提倡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听刘永胜这位基础教育改革专家谈他事业的成功，谈他专业的成长，谈他家庭教育的轻松，好像什么都存在巧合。正如他儿子的总结：他从不刻意追求，但什么都得到了。
他的学生得到了“我能行”的信念，他得到了无尽的快乐。他庆幸自己有贵人相助，他妻子的提醒也一语中的：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是危险的。他在专注思考中品味着做事的乐趣，他在自然而然中享受着教育的幸福。
一、我能行：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自信并非天生
1998年底的一天，在北京南苑机场的离港大厅里，一支270人的大型包机团队引人瞩目，他们都是小学生，穿着统一、列队整齐、喜笑颜开。某晚报记者闻讯采访，《光明小学小记者团包机慰问驻港部队》的消息当晚见报。校长刘永胜目送飞机起飞，直到得知孩子们行程顺利，他的心才真正落地。恰在这时手机响起，领导关爱的批评如期而至：“胆子太大了。”
胆子够大的不只是刘永胜，还有他的学生们。
1999年暑假在陕北高原延长县的报告厅里，刘永胜校长关于素质教育的报告刚结束，光明小学的一群小记者便纷纷围上陕北的老师，开始抢“新闻”。五年级的一位小记者却站在一旁左顾右盼。见刘校长和一群领导走来，她立刻走上前去，礼貌地请刘校长给介绍哪一位是当地的教育局长，并询问局长是否能接受采访。不仅受访局长赞叹这位小记者的思路独特新鲜，而且周围的领导不由得夸奖：“这孩子胆子真够大的。”
胆子不是天生就有的。她叫蒙蒙，三年级时从山东转来，在音乐课上曾因山东唱腔逗乐了全班而再也不敢张嘴唱歌、说话了。班主任李老师没立即去安慰，但没过几天的元旦联欢会上，却声称自己受过奇人指点，有意无意地演了一个特别节目——“看手相”。一只只可爱的小手伸过来，李老师看都不看是谁，脱口便说：“这个手指长而有力，是音乐家；这个小拇指修长，是作家。”当然李老师也拉过了想举但没举起来的一只手，一看便惊呼：“这个横纹这么多，以后一定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俺？”山东腔满是惊讶。“我看得很准呦！”蒙蒙用劲地端详着手，眼睛熠熠生光。后来，蒙蒙报了小记者团班，苦练发音和表达，并勇敢地参加竞选，成了学校红领巾电视台的小主持。什么让羞怯的蒙蒙成功了？相信至少有几分来源于她对“出色记者”预言的那份笃信。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1996年刘永胜提出了“我能行”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自信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它在体验的积淀中形成，且这种体验谁都代替不了。所以，尽管他每次迎送孩子们时心总要像飞机一样一起一落，他还是坚持让他们脚下的路更长些，眼界更宽些。内地首批访问我国台湾的小学生就是光明小学的孩子们。小记者团的触角不仅达到国内的城市街巷、海岛、草原，还延伸到了国外城市，在对运动员、教师、街道居民，以及将军、人大代表、省长的访问中长了见识、练了胆子。1999年初，教育部发出“减负通知”的第二天，小记者们就赶往教育部采访了时任国家教育总督学的柳斌同志，他们写下的报道登于《中国少年报》。
保证让每个孩子都毫无遗憾地坐下去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醒悟，基础教育培养的是人才，而不应专注于英才。“我能行”教育理念的提出在素质教育改革兴起的当时，让人们心头一亮，不少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奉为宝典。刘永胜把“我能行”总结为建立自信的8个进步阶梯：“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我行，努力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争取明天行；能正视不行，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助别人行；相互支持行，合作大家行；争取全面行，创新才最行。”曾有位海淀区教委的同志参加光明小学活动的时候，见到纸杯上的这8句话，特意将杯子带回家，用来鼓励他的女儿。充满激励的宽松环境是信心萌发的土壤。
1997年6月，刘永胜听了四年级五班的语文课。那天讲到一篇课文《麻雀》，说的是一只小麻雀不慎从巢中掉落，引来猎狗快步而上。说时迟那时快，老麻雀像石头一样从树上直落在猎狗面前，并与之怒目对峙，准备殊死一决。悲剧终没有发生，猎狗被主人喝退，麻雀一家脱险。那节课引来了所有同学的发言，因为出现了两个“离经叛道”的质疑。一个同学问：“既然老麻雀能像石头一样，为什么不直接撞在猎狗身上砸死它呢？”有人会觉得，都四年级了，这还用问吗？光明小学的教师可不会这么说，那会让学生丢了面子，还有可能丢了自信。教师发动同伴解答，很快让那个学生明白了比喻和现实的区别。
还有一个同学问：“老师，您和大家都说老麻雀的勇敢一搏体现了伟大的母爱。但我读了几遍课文，怎么没看见作者交代老麻雀是公的，是母的啊？”这啼笑皆非的问话是哗众取宠吗？教师真是没在乎自己的面子，又是带着学生重读课文核实，又是极力称赞了提问学生的独到，甚至改口说那篇文章体现了伟大的“亲子之情”。
刘永胜高度赞扬了那节课的成功。他说无知、出错是学生的权利，教师应保证让每个孩子都毫无遗憾地坐下去。教师只有尊重质疑，营造宽松环境，学生才能敢问。不敢问问题的孩子，能对教师教的那门课满怀信心和兴趣吗？刘永胜教语文时，班上学生爱讨论。有个男孩考试成绩虽然不太好，但爱提问题。他一提出好问题刘永胜就表扬他。有一次他发烧，但坚持跑来了。他说刘老师的课他一节也不想落。刘永胜认为，教育要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每个孩子都有优点，“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但一个人不可能全行。教师就是要把行的那部分强化，孩子才会增长自信。能提出好问题的学生怎能说他差呢？“差生”是有些教师给学生贴的标签。 《中国教师》：您当教师也是主动选择吗？
刘永胜：我选择教师职业是个偶然。1964年我考大学，那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政审极其严格。尽管我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连获“市优良奖章”，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还是与大学无缘。我百感交集，跑到八一湖上游经常游泳的京密引水渠，逆流搏击，品味着不进则退的感觉。躺在烈日下，心渐渐平静，我思考着人生之路。那时“上山下乡”虽然还没兴起，但东北已经有农场了。于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远赴东北的准备。不想几天后学校推荐我们十几个同学从事教育工作，我被分配到崇文区法华寺街二小（即后来的法华寺街小学）当上了校外辅导员。那时北京的小学是二部制，两个班轮流用一个教室，学生半天在家结成学习小组，由校外辅导员来管理。
《中国教师》：您与教师职业结缘正是您人生迷茫之时，是因为“峰回路转”使您爱上这个职业吗？
刘永胜：不是这样的。从教这事，我之前没有想过。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既然学校找我做教师，那做就做吧；既然做，那就做好吧。校外辅导员虽然是教师编制，但工作在校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各个小组去转，所以被称为“查小组的”，一些人不愿意干。我没把这工作看成查小组，而是创造了很多活动形式，如片区混龄联组活动。而且，这工作一做起来我就发现了乐趣。组织“小队之家”活动、设计板报、画幻灯片、指导朗读、排练舞台剧、开设广播站、教游泳，我忙得不亦乐乎。
一年过去了，区里让我在大会上介绍经验，学校让我兼任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第二年区里又让我介绍经验，还召开了“小队之家现场会”。区校外办借调我负责组建校外少先队。这是我40多年教师生涯中最初的成功体验。
《中国教师》：您后来怎样走上语文教学的成功之路？
刘永胜：1972年我第一次做公开课，那完全是个偶然。当时街道文教组要搞一节全区语文公开课，初选了几位教师参加。我本来是帮着备课、听课的“陪练”。虽然帮着练但我一点也没马虎，认真分析教材，斟酌难点的把握。没想到听了几节课后，文教组领导决定公开课改由我来执教。在大家的帮助下，那课我讲成功了。后来我成了区语文业余教研员、市语文教研中心组成员，接触了许多名家，专业上有了很快的发展，路越走越宽。
我涉足学校管理，当上副教导主任也是个偶然。因为当时所在学校的几位校领导都长期生病，教学工作没人抓。我从来没有当干部的准备，不过党支部推荐，学校让我当，我就思考该做什么，第二天就拎着凳子开始听课，不久便带着教师进行“语文听说课”实验。实验做成了，在全区介绍了经验。
《中国教师》：听起来好像您从没遇到什么困难，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
刘永胜：困难和挫折还是很多的，但遇到困难我总把它当做上学时的一道难题，不信解不出来。1966年学校让我回来担任班主任，包班上课。我没学过师范，上来就教课，真不灵。那时候没有教参，我就一遍遍琢磨教材，尤其数学教材的每一页都写满了。我到校外听别人的课，琢磨自己的课。琢磨就会出好点子。从1978年我做了区业余教研员起，无论讲区、市公开课，还是做教材分析，每次我都高兴地接下任务，再难我都反复琢磨，努力完成。有些人做公开课得失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根本没有，因为我是个“新兵”，没顾虑，所以一讲反而容易成功。
《中国教师》：公开课的成功、涉足学校管理都出于偶然，您很幸运吗？
刘永胜：中国教育电视台拍专题片采访我儿子时，他说：“我父亲无论干什么都顺其自然，从不刻意追求。他也从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但他却什么都得到了，因为他干什么都非常认真地去做。”舍得投入，舍得认真，到了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
我练业务的时候有一个贵人——区教研室的李德山老师，他听了我一周的课后找我的校长，说“我得用这个人，他教学观念新”。他确信我能成，带我在外边听课、讲课，为全区教师做教材分析。我记着他的一句话：“我这么练你一年，语文教学功底够你一辈子用的。”所以我当上校长以后，制定了“逢会必学”制度，实现人人参与课题研究，为光明小学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我当校长时遇到一个贵人——法华寺街小学老校长王桂荣。1984年她调来的时候我是副教导主任。她到任就推荐我当副校长，开始局里觉得跳级不妥，先提为主任。她听过我的课，坚信我能胜任，说服了局领导。我当上副校长后，她又把校长辞掉，把我推上校长岗位，参加“校长责任制”试验。
在理论指导上遇到了一个贵人——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教授。“我能行”教育理念的研究和实践很多得益于他的发展性评价研究。他觉得我是一个实干的校长，多年来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现代教育理念。
还有一位贵人就是我爱人——宋亚良，她是文汇中学（原汇文中学）的英语高级教师，她承担了所有家务和孝敬婆婆的重任。我母亲晚年卧床3年，都是她一手精心照料。她全力支持了我的工作。
《中国教师》：宋老师是否为您的事业牺牲了自己发展的机会？
刘永胜：那不是，她自己肯定也不这么认为。她是教学很好的教师，对工作很认真，对学生很负责，学校交给她什么事她也做得很出色。但她的价值观是把工作做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就可以了。我儿子很受她影响，认为只要工作做得高兴就行。
我做校长有个主张：“善待自己、善待教师、善待家长、善待学生”。提倡每个教师给自己留出时间阅读和思考，发展自己的专业，但并不提倡每个人都去追求特级教师。每个教师都定位在特级是不可能的，有人可能行，有人可能不行，顺其自然才行。把教师都引得争骨干、争特级，我觉得是“骗”教师。教师职业倦怠有时恰恰是因为这种“被骨干”“被发展”的引领。教师自己也不应该盲目追求，而应该做一名学生喜欢的，有自己特色的教师。
《中国教师》：您推去区教委副主任的职务，属于“善待自己”吗？
刘永胜：1999年起我做光明小学校长兼任区教委副主任约3年。2001年底北京市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国家有规定，只有正式公务员才能参加机构改革。我认为自己的性格特点更适合当校长，一直坚持把自己的身份保持为教师，而不是公务员。所以我自愿提出不参加公务员机构改革，这样，自然也就不做教委副主任了。
在教委的3年，使我能够站在更广的角度观察基础教育，我的认识有很大提升。我干得很认真、很出色，但不适应的地方也有。例如，会特别多。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还兼着校长。我爱人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惊，她说：“你很危险啊，你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了。”是的，在忙忙碌碌之中，一个校长不思考了，这个校长的生命力就枯竭了。
我回来之后轻松多了，《“我能行”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优秀小学校长一定要知道的30件事》《教育造就成功人生》三本管理专著出版了，并有两个由我承担的市级课题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不是自己的专业发展呢？
（责任编辑：林静）
学生时代从不守纪律到门门优秀；工作时帮别人练课没成想自己成了“公开课明星”；当校长时给学生讲故事，最早提出“我能行”，与团中央提倡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听刘永胜这位基础教育改革专家谈他事业的成功，谈他专业的成长，谈他家庭教育的轻松，好像什么都存在巧合。正如他儿子的总结：他从不刻意追求，但什么都得到了。
他的学生得到了“我能行”的信念，他得到了无尽的快乐。他庆幸自己有贵人相助，他妻子的提醒也一语中的：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是危险的。他在专注思考中品味着做事的乐趣，他在自然而然中享受着教育的幸福。
一、我能行：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自信并非天生
1998年底的一天，在北京南苑机场的离港大厅里，一支270人的大型包机团队引人瞩目，他们都是小学生，穿着统一、列队整齐、喜笑颜开。某晚报记者闻讯采访，《光明小学小记者团包机慰问驻港部队》的消息当晚见报。校长刘永胜目送飞机起飞，直到得知孩子们行程顺利，他的心才真正落地。恰在这时手机响起，领导关爱的批评如期而至：“胆子太大了。”
胆子够大的不只是刘永胜，还有他的学生们。
1999年暑假在陕北高原延长县的报告厅里，刘永胜校长关于素质教育的报告刚结束，光明小学的一群小记者便纷纷围上陕北的老师，开始抢“新闻”。五年级的一位小记者却站在一旁左顾右盼。见刘校长和一群领导走来，她立刻走上前去，礼貌地请刘校长给介绍哪一位是当地的教育局长，并询问局长是否能接受采访。不仅受访局长赞叹这位小记者的思路独特新鲜，而且周围的领导不由得夸奖：“这孩子胆子真够大的。”
胆子不是天生就有的。她叫蒙蒙，三年级时从山东转来，在音乐课上曾因山东唱腔逗乐了全班而再也不敢张嘴唱歌、说话了。班主任李老师没立即去安慰，但没过几天的元旦联欢会上，却声称自己受过奇人指点，有意无意地演了一个特别节目——“看手相”。一只只可爱的小手伸过来，李老师看都不看是谁，脱口便说：“这个手指长而有力，是音乐家；这个小拇指修长，是作家。”当然李老师也拉过了想举但没举起来的一只手，一看便惊呼：“这个横纹这么多，以后一定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俺？”山东腔满是惊讶。“我看得很准呦！”蒙蒙用劲地端详着手，眼睛熠熠生光。后来，蒙蒙报了小记者团班，苦练发音和表达，并勇敢地参加竞选，成了学校红领巾电视台的小主持。什么让羞怯的蒙蒙成功了？相信至少有几分来源于她对“出色记者”预言的那份笃信。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1996年刘永胜提出了“我能行”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自信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它在体验的积淀中形成，且这种体验谁都代替不了。所以，尽管他每次迎送孩子们时心总要像飞机一样一起一落，他还是坚持让他们脚下的路更长些，眼界更宽些。内地首批访问我国台湾的小学生就是光明小学的孩子们。小记者团的触角不仅达到国内的城市街巷、海岛、草原，还延伸到了国外城市，在对运动员、教师、街道居民，以及将军、人大代表、省长的访问中长了见识、练了胆子。1999年初，教育部发出“减负通知”的第二天，小记者们就赶往教育部采访了时任国家教育总督学的柳斌同志，他们写下的报道登于《中国少年报》。
保证让每个孩子都毫无遗憾地坐下去
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醒悟，基础教育培养的是人才，而不应专注于英才。“我能行”教育理念的提出在素质教育改革兴起的当时，让人们心头一亮，不少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奉为宝典。刘永胜把“我能行”总结为建立自信的8个进步阶梯：“相信自己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我行，努力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争取明天行；能正视不行，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助别人行；相互支持行，合作大家行；争取全面行，创新才最行。”曾有位海淀区教委的同志参加光明小学活动的时候，见到纸杯上的这8句话，特意将杯子带回家，用来鼓励他的女儿。充满激励的宽松环境是信心萌发的土壤。
1997年6月，刘永胜听了四年级五班的语文课。那天讲到一篇课文《麻雀》，说的是一只小麻雀不慎从巢中掉落，引来猎狗快步而上。说时迟那时快，老麻雀像石头一样从树上直落在猎狗面前，并与之怒目对峙，准备殊死一决。悲剧终没有发生，猎狗被主人喝退，麻雀一家脱险。那节课引来了所有同学的发言，因为出现了两个“离经叛道”的质疑。一个同学问：“既然老麻雀能像石头一样，为什么不直接撞在猎狗身上砸死它呢？”有人会觉得，都四年级了，这还用问吗？光明小学的教师可不会这么说，那会让学生丢了面子，还有可能丢了自信。教师发动同伴解答，很快让那个学生明白了比喻和现实的区别。
还有一个同学问：“老师，您和大家都说老麻雀的勇敢一搏体现了伟大的母爱。但我读了几遍课文，怎么没看见作者交代老麻雀是公的，是母的啊？”这啼笑皆非的问话是哗众取宠吗？教师真是没在乎自己的面子，又是带着学生重读课文核实，又是极力称赞了提问学生的独到，甚至改口说那篇文章体现了伟大的“亲子之情”。
刘永胜高度赞扬了那节课的成功。他说无知、出错是学生的权利，教师应保证让每个孩子都毫无遗憾地坐下去。教师只有尊重质疑，营造宽松环境，学生才能敢问。不敢问问题的孩子，能对教师教的那门课满怀信心和兴趣吗？刘永胜教语文时，班上学生爱讨论。有个男孩考试成绩虽然不太好，但爱提问题。他一提出好问题刘永胜就表扬他。有一次他发烧，但坚持跑来了。他说刘老师的课他一节也不想落。刘永胜认为，教育要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每个孩子都有优点，“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但一个人不可能全行。教师就是要把行的那部分强化，孩子才会增长自信。能提出好问题的学生怎能说他差呢？“差生”是有些教师给学生贴的标签。 《中国教师》：您当教师也是主动选择吗？
刘永胜：我选择教师职业是个偶然。1964年我考大学，那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政审极其严格。尽管我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连获“市优良奖章”，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还是与大学无缘。我百感交集，跑到八一湖上游经常游泳的京密引水渠，逆流搏击，品味着不进则退的感觉。躺在烈日下，心渐渐平静，我思考着人生之路。那时“上山下乡”虽然还没兴起，但东北已经有农场了。于是，我们都已经做好了远赴东北的准备。不想几天后学校推荐我们十几个同学从事教育工作，我被分配到崇文区法华寺街二小（即后来的法华寺街小学）当上了校外辅导员。那时北京的小学是二部制，两个班轮流用一个教室，学生半天在家结成学习小组，由校外辅导员来管理。
《中国教师》：您与教师职业结缘正是您人生迷茫之时，是因为“峰回路转”使您爱上这个职业吗？
刘永胜：不是这样的。从教这事，我之前没有想过。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既然学校找我做教师，那做就做吧；既然做，那就做好吧。校外辅导员虽然是教师编制，但工作在校外，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各个小组去转，所以被称为“查小组的”，一些人不愿意干。我没把这工作看成查小组，而是创造了很多活动形式，如片区混龄联组活动。而且，这工作一做起来我就发现了乐趣。组织“小队之家”活动、设计板报、画幻灯片、指导朗读、排练舞台剧、开设广播站、教游泳，我忙得不亦乐乎。
一年过去了，区里让我在大会上介绍经验，学校让我兼任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第二年区里又让我介绍经验，还召开了“小队之家现场会”。区校外办借调我负责组建校外少先队。这是我40多年教师生涯中最初的成功体验。
《中国教师》：您后来怎样走上语文教学的成功之路？
刘永胜：1972年我第一次做公开课，那完全是个偶然。当时街道文教组要搞一节全区语文公开课，初选了几位教师参加。我本来是帮着备课、听课的“陪练”。虽然帮着练但我一点也没马虎，认真分析教材，斟酌难点的把握。没想到听了几节课后，文教组领导决定公开课改由我来执教。在大家的帮助下，那课我讲成功了。后来我成了区语文业余教研员、市语文教研中心组成员，接触了许多名家，专业上有了很快的发展，路越走越宽。
我涉足学校管理，当上副教导主任也是个偶然。因为当时所在学校的几位校领导都长期生病，教学工作没人抓。我从来没有当干部的准备，不过党支部推荐，学校让我当，我就思考该做什么，第二天就拎着凳子开始听课，不久便带着教师进行“语文听说课”实验。实验做成了，在全区介绍了经验。
《中国教师》：听起来好像您从没遇到什么困难，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
刘永胜：困难和挫折还是很多的，但遇到困难我总把它当做上学时的一道难题，不信解不出来。1966年学校让我回来担任班主任，包班上课。我没学过师范，上来就教课，真不灵。那时候没有教参，我就一遍遍琢磨教材，尤其数学教材的每一页都写满了。我到校外听别人的课，琢磨自己的课。琢磨就会出好点子。从1978年我做了区业余教研员起，无论讲区、市公开课，还是做教材分析，每次我都高兴地接下任务，再难我都反复琢磨，努力完成。有些人做公开课得失心理压力特别大，我根本没有，因为我是个“新兵”，没顾虑，所以一讲反而容易成功。
《中国教师》：公开课的成功、涉足学校管理都出于偶然，您很幸运吗？
刘永胜：中国教育电视台拍专题片采访我儿子时，他说：“我父亲无论干什么都顺其自然，从不刻意追求。他也从没有想过要得到什么，但他却什么都得到了，因为他干什么都非常认真地去做。”舍得投入，舍得认真，到了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相助。
我练业务的时候有一个贵人——区教研室的李德山老师，他听了我一周的课后找我的校长，说“我得用这个人，他教学观念新”。他确信我能成，带我在外边听课、讲课，为全区教师做教材分析。我记着他的一句话：“我这么练你一年，语文教学功底够你一辈子用的。”所以我当上校长以后，制定了“逢会必学”制度，实现人人参与课题研究，为光明小学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我当校长时遇到一个贵人——法华寺街小学老校长王桂荣。1984年她调来的时候我是副教导主任。她到任就推荐我当副校长，开始局里觉得跳级不妥，先提为主任。她听过我的课，坚信我能胜任，说服了局领导。我当上副校长后，她又把校长辞掉，把我推上校长岗位，参加“校长责任制”试验。
在理论指导上遇到了一个贵人——北京师范大学董奇教授。“我能行”教育理念的研究和实践很多得益于他的发展性评价研究。他觉得我是一个实干的校长，多年来给我带来了大量的现代教育理念。
还有一位贵人就是我爱人——宋亚良，她是文汇中学（原汇文中学）的英语高级教师，她承担了所有家务和孝敬婆婆的重任。我母亲晚年卧床3年，都是她一手精心照料。她全力支持了我的工作。
《中国教师》：宋老师是否为您的事业牺牲了自己发展的机会？
刘永胜：那不是，她自己肯定也不这么认为。她是教学很好的教师，对工作很认真，对学生很负责，学校交给她什么事她也做得很出色。但她的价值观是把工作做好，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就可以了。我儿子很受她影响，认为只要工作做得高兴就行。
我做校长有个主张：“善待自己、善待教师、善待家长、善待学生”。提倡每个教师给自己留出时间阅读和思考，发展自己的专业，但并不提倡每个人都去追求特级教师。每个教师都定位在特级是不可能的，有人可能行，有人可能不行，顺其自然才行。把教师都引得争骨干、争特级，我觉得是“骗”教师。教师职业倦怠有时恰恰是因为这种“被骨干”“被发展”的引领。教师自己也不应该盲目追求，而应该做一名学生喜欢的，有自己特色的教师。
《中国教师》：您推去区教委副主任的职务，属于“善待自己”吗？
刘永胜：1999年起我做光明小学校长兼任区教委副主任约3年。2001年底北京市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国家有规定，只有正式公务员才能参加机构改革。我认为自己的性格特点更适合当校长，一直坚持把自己的身份保持为教师，而不是公务员。所以我自愿提出不参加公务员机构改革，这样，自然也就不做教委副主任了。
在教委的3年，使我能够站在更广的角度观察基础教育，我的认识有很大提升。我干得很认真、很出色，但不适应的地方也有。例如，会特别多。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还兼着校长。我爱人的一句话让我很震惊，她说：“你很危险啊，你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了。”是的，在忙忙碌碌之中，一个校长不思考了，这个校长的生命力就枯竭了。
我回来之后轻松多了，《“我能行”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优秀小学校长一定要知道的30件事》《教育造就成功人生》三本管理专著出版了，并有两个由我承担的市级课题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不是自己的专业发展呢？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