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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油会战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石油会战始于1960年。由于石油工业是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大庆油田的发现振奋人心。建设大庆油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涌现了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铁人”王进喜,其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在共和国历史上,“工业学大庆”运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文革期间达到高潮,但相当多的“工业学大庆”都流于形式,不讲科学,生搬硬套,反而造成了损失。
口述者:许万明
“铁人”王进喜的徒弟,1941年生,是王进喜从玉门油矿带往大庆的37位钻井队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大庆石油会战之初,到底有多难——连久经沙场的“将军部长”余秋里都感慨:“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的多得多。”
大庆石油大会战始于1960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最严重的时期,甘肃是重灾区。我的师傅王进喜回家告诉老母亲说要去参加松辽会战,母亲担心地问,你走了,全家9口人可怎么吃饭啊。王进喜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告诉母亲说,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关系到国家命运,非同小可。母亲点头。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出发了。
住了6年地窨子
我们拉到大庆的这支队伍当时叫1259队,王进喜是队长,全队包括两名炊事员在内共37人。1960年3月下旬,我们第一批32人从玉门东站出发,坐火车先到兰州,再到北京,最后抵达黑龙江省安达县(当时尚没有大庆这个地名)。
来大庆前,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只知道这里发现了石油,全国石油战线的精兵强将都来了。来之后,分配给我们的是“萨55井”,这口井就是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之前打的井都是勘探井。
刚来的时候,钻井设备和我们的行李还在运往大庆的路上,无法开工。我们也没有住处,就都住在马棚里,3月份的大庆很冷啊,我们晚上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牲口草。
其实,来之前我们也听说了这里的困难,但是当时心里想,总该有房子住吧,可是到这一看啥也没有,心里感觉拔凉拔凉的。
之后,我们问清井位在哪儿,就几个人连走带问地去找了,由于只知道马家窑这个地名,又没路没车,我们一路溜着冰过去,找了3个多小时才找到插着一面小红旗的井位。
在井位周边,住着20几户老百姓,我们就和老百姓商量能不能住在老百姓家,就这样,我们一部分人住在了油井附近的老百姓家中,另一部分人住在马棚里等设备。
我和七八个工友住的那户人家有南北两个大通炕,房东一家老公公儿子儿媳孙子睡一个大炕,我们睡在另外一个大炕上,两个炕之间拉个布帘子隔开。
后来,虽然我们有了泥坯房住,但冬天零下40多度啊,我们只能在房中生个土炉子,再接上一根10多米长的输油管导热取暖,工友们晚上就睡在管子的两侧。由于没有足够的柴禾,我们只能烧原油。那原油烟大啊,早上起来,我们所有人的脸都被熏黑了,就看见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在动,所以有人见到我们的模样,都叫我们“油鬼子”呢。
我们也住过帐篷,一顶帐篷里住几十个人。夏季,晴天又闷又热,雨天又湿又潮,蚊子还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等大家天亮醒来,才发现帐篷里已灌进一尺多深的水。有个职工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不用出门就可以洗澡了。
冬天,帐篷里冷得无法住人,我们就在地下挖个坑,上面横些木头,再铺上草,培上土,这就叫地窨子。地窨子没有窗户黑洞洞的,30多人住在一个地窨子里,空气混浊,但那也比挨冻强多了。这地窨子我们一住就是6年。
咱不是来做客来了
大庆会战之初,我们不仅没有房子住,吃的东西也就是苞米面糊糊、窝头和酸菜。我是西北人,以前都吃白面馒头和米饭,根本不知道窝头是啥玩意,也吃不惯。师傅就和我们说,一进东北就是来吃苦的,咱不是来做客来了,而是回家来了,家里有啥就要吃啥,不能把自己当客人。我们来就是多打井,多出油,给我们的国家多增光。
当时我们的伙食标准是“五两保三餐”的伙食标准,由于经常吃不饱,很多工人连饿带累,身上都浮肿了。一次,我们队的工友马万福在野地里发现一种草,草根像小地瓜,白白的,很脆。马万福对我们说,那是东北人参,好吃,我们班的7个人就都吃了这种“小地瓜”,结果全中毒了。我吃的少,在医院躺了两天回来了,马万福吃的多,一直住了一周的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吃的是“狼毒草”的根。当时可急坏了师傅,我们队共分4个班,每天4个班倒着干活,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一下躺下了一个班。
那时我只有十八九岁,窝头吃饱就有劲了,但是后来重灾区跑来的一万多名家属,粮食户口都没落上,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有的工人饿得头昏眼花,没了力气,就偷偷地溜进“自由市场”买土豆。师傅见状,就派两个钻工去买上一袋土豆,说:“放在队里谁吃谁花钱,省着大伙儿跑腿。”
但是这两个钻工好久不归,师傅派人去找才知道,他俩被市场管理所给扣住了。那时候,国内粮食紧缺,粮、肉、油、土豆禁止自由买卖。如果被抓住,买卖双方会被拘留,罪名是“投机倒把”。这俩钻工买的那袋土豆少说也有50多公斤,不知是从多少个卖主那儿凑来的。师傅知道他们被拘后,亲自去说情:“我留下,让两个钻工回去干活儿,生产不能耽误。”
这事后来惊动了大庆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张文彬,师傅才被放回来。
为了多弄点吃的,我们还会去地里捡红萝卜和白菜的叶子,有一次我在地里发现了一个老鼠洞,一掏全都是黄豆,就因为我掏回去了3斤多黄豆,还受到了师傅的表扬,煮出来的黄豆水也让大伙的腿消了肿。不过冬天就没办法了。
那时我们就靠精神头支着
师傅带着我们来到大庆,就盼着早日开钻。他每天都派人到火车站打听钻机什么时候到,并且安排人平井场,做好打井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到处访问看守探井的工人,了解地层情况。
后来钻机终于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吊车,拖拉机也不够用,60多吨重的钻机怎么从火车上卸下来?又怎么安装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师傅让全队集合,先是问从部队出来的队员孙永臣,战场上遇到困难是上还是退、是打还是等。孙永臣回答,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师傅于是说,“有要上,没有也要上。”(其实当时师傅说的是有吊车要上,没有吊车也要上,就是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师傅接着说:“没有吊车,咱们有‘宝贝’,照样干!”有人就问:“啥宝贝?”师傅说:“大活人!天大的困难也要上,退下来算个啥呀!”也有人说:“人是活的,抬也好,搬也好,总之要上,绝不能让钻机在车站呆着。”
说干就干,我们30多人用绳子拉、木块垫、撬杠撬,硬是人拉肩扛地把钻机、柴油机卸下火车,把变速箱、滚筒等设备一件一件拉上钻台。此后我们又用了三天时间,同样人拉肩扛地把30多米高的钻井机树在了萨55井场上。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创造了来到大庆后的第一个奇迹。
井架子安装起来后,就要组织开钻,而第二个困难就是输水管线没有安装好,不能开钻。师傅就说,“许万明,你想想我们开钻没有水怎么办呢?”我就提出来说我们可以端水开钻。我旁边的姜如学说,“你许万明看到哪个国家有端水开钻的?!”师傅反驳说,“小鬼(他那个时候叫我小鬼),就我们国家来实现这个,就我们来端,行不行?”我说“行”。
于是,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师傅带着我们1205队的37名队员,加上闻讯赶来帮忙的老乡、机关干部等百十号人,用脸盆、水桶备齐了开钻用的六十方水。
1960年的冬天,气温零下40多度,我们队在打一口井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那口井的出油位置在1100米处,可钻到700多米时,钻井就被冻住了,我们将钻头的位置提上一段距离,然后重新往下钻,可提多高,卡多高,根本钻不下去,钻头最后被卡在400米的位置。钻头钻不下去,我们就在钻井旁哭,如此恶劣的环境,已经无法继续钻井。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看到这一幕,决定“停工”,说“把我们这些小伙子冻死了还打不打井了?”整个油田全部停止钻井,进行冬训。冬训主要是学两论、开会、学技术。
师傅对“两论”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困难。我们那时候,就是靠着这股精神头支着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打的第一口井出油的情景。这油真是不得了啊,原来我们在甘肃玉门打井,出油是老半天才出一点;而在大庆的第一口井是往外喷油,一看就是大油田,我们太高兴了。
打完第一口井,“铁人”称号就传开了
因为一开始对大庆的地质条件不熟悉,作为队长的师傅打井时不敢离开,随时观察钻井的进度,为以后钻井积累经验。他晚上睡值班房,白天困了就在钻井旁打个盹,5天5夜没有回住处。这期间,房东赵大娘做了白面馒头来看大家。见到师傅,赵大娘说,饭可以往上送,觉不能不睡啊,你这队长真是铁人啊,5天5夜不回家。王进喜说“第一口井的资料不掌握,以后怎么打井?”第一口井打完,“铁人”的称号也就传开了。
当时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都是各地的钻井队、勘探队,后来大量专业的解放军也加入到会战中。我们按照采油点的位置分散开。工种不同,安排也不同,我们负责钻井,采油队负责采油,运输队负责将油用油罐车运出去,还有的负责铺设石油管线,铺设好管线后,石油就能直接输送出去。
当时各个生产队之间展开生产竞赛,后来我们队补充进了17名队员,队名由1259队改成为1205队。师傅率领我们创造了“5开5完”的记录,就是一个月“开钻5口井,完工5口井”。
师傅脑子活,适合当领导,钻研出不少提高效率的办法;再有他脾气火爆,急性子,凡事总要争个第一。他经常说,“有第一咱们就争,有红旗就扛”。他对队员要求非常严格,队员若是犯了错误,经常被他批评地抬不起头来。为此,在文革期间他还被人打报告,说他是大工头。
1960年11月,师傅带领我们在解放村附近打井,开钻得需要水,我一看水池子里结了一层冰,情急之下,就踏上了冰面,用脚把冰踹碎……师傅看到后非常感动,表扬我说:“你真是个小老虎”。
从一开始的“小鬼”到后来的“小老虎”,称呼的转变,我知道,那是师傅对我工作态度的鼓励和认可。
当年,我们队的赵生元因为回家探亲而未及时归队,师傅便找到我说:“你是他的同乡,回去一趟,把他带回来,这个娃有学问,是个人才,应该回到油田发展。”
为了奖励我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师傅还将自己最心爱的一台留声机送给了我。师傅经常鼓励我们学文化,他非常爱惜有学问的人,赵生元归队一年后,便被提拔为队里的指导员。
师傅最常说的话就是,宁可少活二十年,必须要拿下大油田。师傅在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还在自然喷油。现在咱们说,他是少活了40年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石油会战始于1960年。由于石油工业是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大庆油田的发现振奋人心。建设大庆油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涌现了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铁人”王进喜,其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在共和国历史上,“工业学大庆”运动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文革期间达到高潮,但相当多的“工业学大庆”都流于形式,不讲科学,生搬硬套,反而造成了损失。
口述者:许万明
“铁人”王进喜的徒弟,1941年生,是王进喜从玉门油矿带往大庆的37位钻井队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大庆石油会战之初,到底有多难——连久经沙场的“将军部长”余秋里都感慨:“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要比预料的多得多。”
大庆石油大会战始于1960年,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最严重的时期,甘肃是重灾区。我的师傅王进喜回家告诉老母亲说要去参加松辽会战,母亲担心地问,你走了,全家9口人可怎么吃饭啊。王进喜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告诉母亲说,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关系到国家命运,非同小可。母亲点头。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出发了。
住了6年地窨子
我们拉到大庆的这支队伍当时叫1259队,王进喜是队长,全队包括两名炊事员在内共37人。1960年3月下旬,我们第一批32人从玉门东站出发,坐火车先到兰州,再到北京,最后抵达黑龙江省安达县(当时尚没有大庆这个地名)。
来大庆前,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只知道这里发现了石油,全国石油战线的精兵强将都来了。来之后,分配给我们的是“萨55井”,这口井就是大庆油田的第一口出油井,之前打的井都是勘探井。
刚来的时候,钻井设备和我们的行李还在运往大庆的路上,无法开工。我们也没有住处,就都住在马棚里,3月份的大庆很冷啊,我们晚上睡觉铺的盖的都是牲口草。
其实,来之前我们也听说了这里的困难,但是当时心里想,总该有房子住吧,可是到这一看啥也没有,心里感觉拔凉拔凉的。
之后,我们问清井位在哪儿,就几个人连走带问地去找了,由于只知道马家窑这个地名,又没路没车,我们一路溜着冰过去,找了3个多小时才找到插着一面小红旗的井位。
在井位周边,住着20几户老百姓,我们就和老百姓商量能不能住在老百姓家,就这样,我们一部分人住在了油井附近的老百姓家中,另一部分人住在马棚里等设备。
我和七八个工友住的那户人家有南北两个大通炕,房东一家老公公儿子儿媳孙子睡一个大炕,我们睡在另外一个大炕上,两个炕之间拉个布帘子隔开。
后来,虽然我们有了泥坯房住,但冬天零下40多度啊,我们只能在房中生个土炉子,再接上一根10多米长的输油管导热取暖,工友们晚上就睡在管子的两侧。由于没有足够的柴禾,我们只能烧原油。那原油烟大啊,早上起来,我们所有人的脸都被熏黑了,就看见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在动,所以有人见到我们的模样,都叫我们“油鬼子”呢。
我们也住过帐篷,一顶帐篷里住几十个人。夏季,晴天又闷又热,雨天又湿又潮,蚊子还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等大家天亮醒来,才发现帐篷里已灌进一尺多深的水。有个职工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不用出门就可以洗澡了。
冬天,帐篷里冷得无法住人,我们就在地下挖个坑,上面横些木头,再铺上草,培上土,这就叫地窨子。地窨子没有窗户黑洞洞的,30多人住在一个地窨子里,空气混浊,但那也比挨冻强多了。这地窨子我们一住就是6年。
咱不是来做客来了
大庆会战之初,我们不仅没有房子住,吃的东西也就是苞米面糊糊、窝头和酸菜。我是西北人,以前都吃白面馒头和米饭,根本不知道窝头是啥玩意,也吃不惯。师傅就和我们说,一进东北就是来吃苦的,咱不是来做客来了,而是回家来了,家里有啥就要吃啥,不能把自己当客人。我们来就是多打井,多出油,给我们的国家多增光。
当时我们的伙食标准是“五两保三餐”的伙食标准,由于经常吃不饱,很多工人连饿带累,身上都浮肿了。一次,我们队的工友马万福在野地里发现一种草,草根像小地瓜,白白的,很脆。马万福对我们说,那是东北人参,好吃,我们班的7个人就都吃了这种“小地瓜”,结果全中毒了。我吃的少,在医院躺了两天回来了,马万福吃的多,一直住了一周的医院。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吃的是“狼毒草”的根。当时可急坏了师傅,我们队共分4个班,每天4个班倒着干活,这次食物中毒事件,一下躺下了一个班。
那时我只有十八九岁,窝头吃饱就有劲了,但是后来重灾区跑来的一万多名家属,粮食户口都没落上,我们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有的工人饿得头昏眼花,没了力气,就偷偷地溜进“自由市场”买土豆。师傅见状,就派两个钻工去买上一袋土豆,说:“放在队里谁吃谁花钱,省着大伙儿跑腿。”
但是这两个钻工好久不归,师傅派人去找才知道,他俩被市场管理所给扣住了。那时候,国内粮食紧缺,粮、肉、油、土豆禁止自由买卖。如果被抓住,买卖双方会被拘留,罪名是“投机倒把”。这俩钻工买的那袋土豆少说也有50多公斤,不知是从多少个卖主那儿凑来的。师傅知道他们被拘后,亲自去说情:“我留下,让两个钻工回去干活儿,生产不能耽误。”
这事后来惊动了大庆会战指挥部副指挥张文彬,师傅才被放回来。
为了多弄点吃的,我们还会去地里捡红萝卜和白菜的叶子,有一次我在地里发现了一个老鼠洞,一掏全都是黄豆,就因为我掏回去了3斤多黄豆,还受到了师傅的表扬,煮出来的黄豆水也让大伙的腿消了肿。不过冬天就没办法了。
那时我们就靠精神头支着
师傅带着我们来到大庆,就盼着早日开钻。他每天都派人到火车站打听钻机什么时候到,并且安排人平井场,做好打井的准备工作。自己则到处访问看守探井的工人,了解地层情况。
后来钻机终于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吊车,拖拉机也不够用,60多吨重的钻机怎么从火车上卸下来?又怎么安装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师傅让全队集合,先是问从部队出来的队员孙永臣,战场上遇到困难是上还是退、是打还是等。孙永臣回答,只能进不能退,只能上不能。师傅于是说,“有要上,没有也要上。”(其实当时师傅说的是有吊车要上,没有吊车也要上,就是这句话后来演变成“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师傅接着说:“没有吊车,咱们有‘宝贝’,照样干!”有人就问:“啥宝贝?”师傅说:“大活人!天大的困难也要上,退下来算个啥呀!”也有人说:“人是活的,抬也好,搬也好,总之要上,绝不能让钻机在车站呆着。”
说干就干,我们30多人用绳子拉、木块垫、撬杠撬,硬是人拉肩扛地把钻机、柴油机卸下火车,把变速箱、滚筒等设备一件一件拉上钻台。此后我们又用了三天时间,同样人拉肩扛地把30多米高的钻井机树在了萨55井场上。就这样,师傅带着我们创造了来到大庆后的第一个奇迹。
井架子安装起来后,就要组织开钻,而第二个困难就是输水管线没有安装好,不能开钻。师傅就说,“许万明,你想想我们开钻没有水怎么办呢?”我就提出来说我们可以端水开钻。我旁边的姜如学说,“你许万明看到哪个国家有端水开钻的?!”师傅反驳说,“小鬼(他那个时候叫我小鬼),就我们国家来实现这个,就我们来端,行不行?”我说“行”。
于是,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师傅带着我们1205队的37名队员,加上闻讯赶来帮忙的老乡、机关干部等百十号人,用脸盆、水桶备齐了开钻用的六十方水。
1960年的冬天,气温零下40多度,我们队在打一口井时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那口井的出油位置在1100米处,可钻到700多米时,钻井就被冻住了,我们将钻头的位置提上一段距离,然后重新往下钻,可提多高,卡多高,根本钻不下去,钻头最后被卡在400米的位置。钻头钻不下去,我们就在钻井旁哭,如此恶劣的环境,已经无法继续钻井。当时的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看到这一幕,决定“停工”,说“把我们这些小伙子冻死了还打不打井了?”整个油田全部停止钻井,进行冬训。冬训主要是学两论、开会、学技术。
师傅对“两论”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困难。我们那时候,就是靠着这股精神头支着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打的第一口井出油的情景。这油真是不得了啊,原来我们在甘肃玉门打井,出油是老半天才出一点;而在大庆的第一口井是往外喷油,一看就是大油田,我们太高兴了。
打完第一口井,“铁人”称号就传开了
因为一开始对大庆的地质条件不熟悉,作为队长的师傅打井时不敢离开,随时观察钻井的进度,为以后钻井积累经验。他晚上睡值班房,白天困了就在钻井旁打个盹,5天5夜没有回住处。这期间,房东赵大娘做了白面馒头来看大家。见到师傅,赵大娘说,饭可以往上送,觉不能不睡啊,你这队长真是铁人啊,5天5夜不回家。王进喜说“第一口井的资料不掌握,以后怎么打井?”第一口井打完,“铁人”的称号也就传开了。
当时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都是各地的钻井队、勘探队,后来大量专业的解放军也加入到会战中。我们按照采油点的位置分散开。工种不同,安排也不同,我们负责钻井,采油队负责采油,运输队负责将油用油罐车运出去,还有的负责铺设石油管线,铺设好管线后,石油就能直接输送出去。
当时各个生产队之间展开生产竞赛,后来我们队补充进了17名队员,队名由1259队改成为1205队。师傅率领我们创造了“5开5完”的记录,就是一个月“开钻5口井,完工5口井”。
师傅脑子活,适合当领导,钻研出不少提高效率的办法;再有他脾气火爆,急性子,凡事总要争个第一。他经常说,“有第一咱们就争,有红旗就扛”。他对队员要求非常严格,队员若是犯了错误,经常被他批评地抬不起头来。为此,在文革期间他还被人打报告,说他是大工头。
1960年11月,师傅带领我们在解放村附近打井,开钻得需要水,我一看水池子里结了一层冰,情急之下,就踏上了冰面,用脚把冰踹碎……师傅看到后非常感动,表扬我说:“你真是个小老虎”。
从一开始的“小鬼”到后来的“小老虎”,称呼的转变,我知道,那是师傅对我工作态度的鼓励和认可。
当年,我们队的赵生元因为回家探亲而未及时归队,师傅便找到我说:“你是他的同乡,回去一趟,把他带回来,这个娃有学问,是个人才,应该回到油田发展。”
为了奖励我完成了这个特殊的任务,师傅还将自己最心爱的一台留声机送给了我。师傅经常鼓励我们学文化,他非常爱惜有学问的人,赵生元归队一年后,便被提拔为队里的指导员。
师傅最常说的话就是,宁可少活二十年,必须要拿下大油田。师傅在大庆打的第一口井还在自然喷油。现在咱们说,他是少活了40年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