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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轨范》是南宋末年著名爱国文人谢枋得编撰的一部文章选评集。录汉晋唐宋之文凡六十九篇。其中韩文居三十一，柳文居五，入选数量相差悬殊。本文从这一角度切入，综合概括了作者对所录之文的品评鉴赏，深入分析了韩柳二人散文创作的异同，继而从体裁、内容、形式等方面分别论述了谢枋得较为独特的选文标准。
关键词：《文章规范》 谢枋得 韩愈 柳宗元 选文标准
《文章轨范》是南宋末期影响深远的一部文章选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集共七卷，收录汉、晋、唐、宋名家之古文六十九篇。该书对于前代佳作的取舍和评点，既能体现出谢枋得个人的评判标准，又可反映出宋末文人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和创作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对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又被并举为中唐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柳宗元二人，作者在选文时却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其中，韩文入选三十一篇，而柳文只有区区五篇。由此，谢枋得在选择篇目时，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针对性，同时也融入了主观化的审美意识和个性化的批评理念。从体裁、内容、形式三方面概括而言，其特定的选文标准可概括如下：
一、指导科举，强调实用
隋唐以来，科举一直是士子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发展至宋朝，体系制度相当完备，对应考之文的要求也变得更加規范和严格。同时，由于之前古文运动的铺垫，古文创作一时蔚为大观。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将古文中的技法融入到科举文的写作中，一批由博学鸿儒担当编纂，以指点科举、示人作文之法为目的，并对古文名篇进行品读鉴赏的文章选本便应运而生，风行一时。《文章轨范》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人王守仁在《文章轨范·序》中说：
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1]
据此，作者并非要在此集中囊括天下妙文，道尽文章精华，而只是择选出一些可供初学者开阔胸襟、扬发志气、增长才识、深厚笔力的文章；换言之，为其开辟一条修文应举的捷径，从而使举业者学习备考时有文可鉴，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据统计，入选的韩文有书启10篇，赠序12篇，论说7篇，祭文、碑铭各1篇；而入选的柳文有论说2篇，书启1篇，赠序1篇，碑铭1篇，皆为实用类文体。就体裁而论，众所周知，柳宗元笔下创作数量较多、影响程度最大、个性极为鲜明的无疑是游记和寓言。前者多是幽峭凄寒、疏淡峻洁的模范山水之作，借以抒发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重在写意；后者多为想象奇幻、笔法独特之作，以物喻人，揭露时弊。这些文章并不适宜于举业者直接借鉴和学习，因此柳集中有相当数量的佳作不被选录。同样地，使韩愈名垂后世、情挚文工且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祭十二郎文》，也无缘入选。这足可见谢枋得在选文时更多以指导科举为目的，推重宏大的情感和论辩的体裁。
二、义理正大，讽时劝世
《宋史·谢枋得传》载谢枋得“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2]。如此爽直刚烈的气质、热血热肠的性情、好慕忠义的人格必然影响到他的选文与作文。在此集中，作者所列之文皆贯有忠肝义胆的光辉品格和纵横天地的浩然之气，且多能讽谏人主、指刺时事。
谢枋得在韩愈所作之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和《送杨少尹序》后评曰：“文有气力，有光焰，顿挫豪宕，读之快人意，可以发人才思。”在《讳辩》一文后评曰：“一篇辨明，理强气直，意高辞严，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而对柳宗元所作之文，谢枋得亦有相似的赞语。在《桐叶封弟辨》一文后，作者评曰：“七节转换，义理明莹，意味悠长。”在《与韩愈论史官书》后，评曰：“辩难攻击之文，要人心服。”在《送薛存义序》后又评曰：“谨严优柔，理长而味永。”可见谢枋得主张文章要内容充实、气势雄健、论点高明、论证严谨，思虑深远、回味悠长，其关键在以义理取胜，以义理服人。
同时，谢枋得还充分重视文章的教化功用。他以为一流的文章必须要弘扬君臣大义，要能载道承德、普及教化，要能振奋精神、明豁人心。正如其在第六卷“小心文”卷前所题：“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曰：‘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3]
实际上，谢枋得强调文章义理、重视社会功用的选文标准和韩愈、柳宗元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但韩柳二人阐发的“道”不尽相同。韩愈之“道”宏阔而远大，而柳宗元之“道”则多局促，常为见识所限。如明人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所言：
唐世文章称韩、柳，柳非韩匹也。韩于书无所不读，于道见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为文，以为本之《易》《诗》《书》《理》《春秋》，参之《谷梁》《国语》《孟》《荀》《庄》《老》《太史》，其平生所读书，只为作文用耳。故韩文无一字陈言，而柳文多有模拟之迹。是岂才不及韩哉？其见道不如故也。[4]
再者，韩愈之“道”正统色彩较重，多宣扬封建等级观念，如其在《原道》篇中所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5]而柳宗元突出的却是较为进步的政治革新理论，不畏皇权，坚持真理。如其在《桐叶封弟辨》中言曰：“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6]
谢枋得选韩之文多而取柳之文少，足见其偏重于正大的义理和传统的思想，以为此更有劝世之功，因而更值得举业者参悟体会，学其一二。
三、文法瑰奇，变化万端
在推重文章的义理与功用之外，谢枋得也十分重视其外在的形式。他提倡作文要讲求法度、工于技巧，要字字经思、句句着意。此中标准表现为：
其一，贵乎涵蓄。 在韩愈所作《原毁》篇后，谢枋得评曰：“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摸写世俗之情状。”在《讳辩》一文后评曰：“全不直说破，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样文法。”在《赠崔复州序》后又评曰：“此序尤涵蓄。”这说明作者主张行文要委婉曲折，要含而不露，力求避免直截了当地点破论点。
其二，富于变化。
在韩愈《送石洪处士序》后，谢枋得评曰：“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韩文公作文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如雷电鬼神，使人不可测。”在《获麟解》篇后，评曰：“此篇仅一百八十余字，有许多转换，往复变化，议论不穷。”在柳宗元所作《送薛存义序》篇后评曰：“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转换关锁紧。”[7]这足可见作者十分讲究文章结构的开阖、层次的转换、章句的灵活和语辞的锤炼，他要求行文尽力做到笔锋圆活、行云流水、善用譬喻、变化万千，唯此方能使文中议论层层深入、气势强健、惊人眼目、撼动人心。
就此艺术表现形式而言，韩柳二人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韩愈最具阳刚之美，雄奇刚毅，豪宕奔放，气势宏博，莫可捉搦，；而柳文则具阴柔之美，峻拔峭刻，清莹明澈，精密简洁，幽邃沉郁。形容二者之差异最为形象的莫过于明代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所言：“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其深醇浑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劲悍汰寥，抑亦千年以来旷音也！”又曰：“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嘘岩尉另，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8] 谢枋得多选韩愈之文恰恰符合他崇尚“气势雄健”、“光焰万里”的选文标准。
综上所述，从《文章轨范》选评韩柳之文的差异入手，我们可以比较、分析得出，谢枋得意在为举业者提供行文之借鉴，所选之文皆遵照“偏于实用”、“明于义理”、“富于变化”的特定标准。综览所录凡三十三篇别家之文，亦是如此。
注释：
[1]王水照：《歷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0页。
[2]《宋史》卷42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678页。
[3]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5—1046页、第1054页、第1042页。
[4]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6页。
[5]《古文观止》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6]《古文观止》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7]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4—1046页、第1054—1055页。
[8]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2]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4]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作者简介：张桂银（1989.1.2-），女，辽宁大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古代文学（研究方向）。
关键词：《文章规范》 谢枋得 韩愈 柳宗元 选文标准
《文章轨范》是南宋末期影响深远的一部文章选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集共七卷，收录汉、晋、唐、宋名家之古文六十九篇。该书对于前代佳作的取舍和评点，既能体现出谢枋得个人的评判标准，又可反映出宋末文人社会整体的审美风尚和创作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对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又被并举为中唐古文运动领袖的韩愈、柳宗元二人，作者在选文时却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其中，韩文入选三十一篇，而柳文只有区区五篇。由此，谢枋得在选择篇目时，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较强的针对性，同时也融入了主观化的审美意识和个性化的批评理念。从体裁、内容、形式三方面概括而言，其特定的选文标准可概括如下：
一、指导科举，强调实用
隋唐以来，科举一直是士子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发展至宋朝，体系制度相当完备，对应考之文的要求也变得更加規范和严格。同时，由于之前古文运动的铺垫，古文创作一时蔚为大观。在此背景之下，人们开始将古文中的技法融入到科举文的写作中，一批由博学鸿儒担当编纂，以指点科举、示人作文之法为目的，并对古文名篇进行品读鉴赏的文章选本便应运而生，风行一时。《文章轨范》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人王守仁在《文章轨范·序》中说：
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1]
据此，作者并非要在此集中囊括天下妙文，道尽文章精华，而只是择选出一些可供初学者开阔胸襟、扬发志气、增长才识、深厚笔力的文章；换言之，为其开辟一条修文应举的捷径，从而使举业者学习备考时有文可鉴，有章可依，有法可循。
据统计，入选的韩文有书启10篇，赠序12篇，论说7篇，祭文、碑铭各1篇；而入选的柳文有论说2篇，书启1篇，赠序1篇，碑铭1篇，皆为实用类文体。就体裁而论，众所周知，柳宗元笔下创作数量较多、影响程度最大、个性极为鲜明的无疑是游记和寓言。前者多是幽峭凄寒、疏淡峻洁的模范山水之作，借以抒发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重在写意；后者多为想象奇幻、笔法独特之作，以物喻人，揭露时弊。这些文章并不适宜于举业者直接借鉴和学习，因此柳集中有相当数量的佳作不被选录。同样地，使韩愈名垂后世、情挚文工且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祭十二郎文》，也无缘入选。这足可见谢枋得在选文时更多以指导科举为目的，推重宏大的情感和论辩的体裁。
二、义理正大，讽时劝世
《宋史·谢枋得传》载谢枋得“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跃自奋，以忠义自任”[2]。如此爽直刚烈的气质、热血热肠的性情、好慕忠义的人格必然影响到他的选文与作文。在此集中，作者所列之文皆贯有忠肝义胆的光辉品格和纵横天地的浩然之气，且多能讽谏人主、指刺时事。
谢枋得在韩愈所作之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和《送杨少尹序》后评曰：“文有气力，有光焰，顿挫豪宕，读之快人意，可以发人才思。”在《讳辩》一文后评曰：“一篇辨明，理强气直，意高辞严，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而对柳宗元所作之文，谢枋得亦有相似的赞语。在《桐叶封弟辨》一文后，作者评曰：“七节转换，义理明莹，意味悠长。”在《与韩愈论史官书》后，评曰：“辩难攻击之文，要人心服。”在《送薛存义序》后又评曰：“谨严优柔，理长而味永。”可见谢枋得主张文章要内容充实、气势雄健、论点高明、论证严谨，思虑深远、回味悠长，其关键在以义理取胜，以义理服人。
同时，谢枋得还充分重视文章的教化功用。他以为一流的文章必须要弘扬君臣大义，要能载道承德、普及教化，要能振奋精神、明豁人心。正如其在第六卷“小心文”卷前所题：“此集才、学、识三高，议论关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叶水心曰：‘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也。’人能熟此集，学进，识进，而才亦进矣。”[3]
实际上，谢枋得强调文章义理、重视社会功用的选文标准和韩愈、柳宗元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但韩柳二人阐发的“道”不尽相同。韩愈之“道”宏阔而远大，而柳宗元之“道”则多局促，常为见识所限。如明人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所言：
唐世文章称韩、柳，柳非韩匹也。韩于书无所不读，于道见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为文，以为本之《易》《诗》《书》《理》《春秋》，参之《谷梁》《国语》《孟》《荀》《庄》《老》《太史》，其平生所读书，只为作文用耳。故韩文无一字陈言，而柳文多有模拟之迹。是岂才不及韩哉？其见道不如故也。[4]
再者，韩愈之“道”正统色彩较重，多宣扬封建等级观念，如其在《原道》篇中所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5]而柳宗元突出的却是较为进步的政治革新理论，不畏皇权，坚持真理。如其在《桐叶封弟辨》中言曰：“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6]
谢枋得选韩之文多而取柳之文少，足见其偏重于正大的义理和传统的思想，以为此更有劝世之功，因而更值得举业者参悟体会，学其一二。
三、文法瑰奇，变化万端
在推重文章的义理与功用之外，谢枋得也十分重视其外在的形式。他提倡作文要讲求法度、工于技巧，要字字经思、句句着意。此中标准表现为：
其一，贵乎涵蓄。 在韩愈所作《原毁》篇后，谢枋得评曰：“此篇曲尽人情，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摸写世俗之情状。”在《讳辩》一文后评曰：“全不直说破，尽是设疑，佯为两可之辞，待智者自择，此别是一样文法。”在《赠崔复州序》后又评曰：“此序尤涵蓄。”这说明作者主张行文要委婉曲折，要含而不露，力求避免直截了当地点破论点。
其二，富于变化。
在韩愈《送石洪处士序》后，谢枋得评曰：“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韩文公作文千变万化，不可捉摸，如雷电鬼神，使人不可测。”在《获麟解》篇后，评曰：“此篇仅一百八十余字，有许多转换，往复变化，议论不穷。”在柳宗元所作《送薛存义序》篇后评曰：“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转换关锁紧。”[7]这足可见作者十分讲究文章结构的开阖、层次的转换、章句的灵活和语辞的锤炼，他要求行文尽力做到笔锋圆活、行云流水、善用譬喻、变化万千，唯此方能使文中议论层层深入、气势强健、惊人眼目、撼动人心。
就此艺术表现形式而言，韩柳二人又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韩愈最具阳刚之美，雄奇刚毅，豪宕奔放，气势宏博，莫可捉搦，；而柳文则具阴柔之美，峻拔峭刻，清莹明澈，精密简洁，幽邃沉郁。形容二者之差异最为形象的莫过于明代茅坤于《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所言：“昌黎之文，得诸古六艺及孟轲、扬雄者为多，而柳州则间出乎《国语》及《左氏春秋》诸家矣，其深醇浑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劲悍汰寥，抑亦千年以来旷音也！”又曰：“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嘘岩尉另，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8] 谢枋得多选韩愈之文恰恰符合他崇尚“气势雄健”、“光焰万里”的选文标准。
综上所述，从《文章轨范》选评韩柳之文的差异入手，我们可以比较、分析得出，谢枋得意在为举业者提供行文之借鉴，所选之文皆遵照“偏于实用”、“明于义理”、“富于变化”的特定标准。综览所录凡三十三篇别家之文，亦是如此。
注释：
[1]王水照：《歷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0页。
[2]《宋史》卷42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678页。
[3]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5—1046页、第1054页、第1042页。
[4]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6页。
[5]《古文观止》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
[6]《古文观止》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页。
[7]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一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4—1046页、第1054—1055页。
[8]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46页。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
[2]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吴文治.《韩愈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4]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06
作者简介：张桂银（1989.1.2-），女，辽宁大连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古代文学（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