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乡村秩序的内在更替与再造
　　据报道，河北泊头市侯落鸭村的郑潮军因用铁镐打死村长侯志强，被判刑8年。而96名村民联名上书求情，要求释放他。理由是，侯志强主动到郑家寻衅滋事，郑家是正当防卫。村民称，该村长生前无恶不作，除了殴打、敲诈村民，还用暴力威慑村长选举，即便是镇上的干部也会称他这样的人为“霸天”。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动辄暴力伤民的村长侯志强，当地村民的民怨不可谓不大。于此可以说，村民的联名上书，是求情，更是对于“恶霸村长”压抑已久的愤怒的释放。但这种民怨或说伤害，在悲剧发生之前不但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甚至每次暴力事件后报警，警方也是姗姗来迟。这样一种治理状态下，“村霸”的生成或许就是一种必然。说到底，孕育了“村霸”的土壤乃是现代乡村之困的一个缩影：乡村青壮年与精英外出，乡村的资源输出变化导致治理的力度下降，甚至“干部也很少来”。
　　作恶一方的“村霸”死在了意外的铁镐之下，但正如新闻中所示，这个村落的明天会如何，却无人知晓。村长伤人，并没有有效的基层仲裁组织予以干预调解，每个人唯恐避之不及，敢怒不敢言，且村民选举被暴力威胁所左右，这说明基层应该建立的自治并不存在；而向上级部门反映村长的恶事，要么被拒绝，要么警方行动迟缓，说明应有的治理触角并没有延伸到乡村来，这里成了“三不管”的真空地带或说丛林地带。因此，一个“村霸”被终结，并不代表生成“村霸”的土壤被瓦解，更不意味着应有的基层秩序的回归。
　　于今，“村霸”鱼肉一方的现象并不少见。且不说那些被曝光的惊人的村干部腐败案例，于这起新闻背后的跟帖中，表示“见怪不怪”，并反问“这样的事情还少吗”的网友也不在少数。如此有违常理的荒诞现象居然普遍性存在，无疑是一种深层的警示。在以往谈论乡村的空心化时，我们大多还是指村中年轻人的外流，但是“村霸”的迭出却以更残酷的事实说明，人口空心化随之而来的乡村秩序坍塌正在加深。
　　如果说基层自治的难以建立与乡村青壮年和精英的流失有关，那么，一些基层政府对于乡村的“不闻不问”或治理迟钝，则直接对应的是一种乡村治理成本正在逐渐增加的现实困境。这样一种困境之下，村霸横行，一部分村干部黑化、腐化，乡村治安恶化，就很难称之为意外。比如，据记者调查，涉事的镇警力就明显不足，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上的制度性有心无力或懈怠。
　　这个处在断裂带中的村庄，必然陷入秩序的混乱之中。其中的关键仍在于乡村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解决之道，唯有从根本扭转失衡的城乡资源配置格局，从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上向农村提供更大的倾斜，为村庄新秩序的建立供给涵养的资源。常识是，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秩序的内在更替与再造。如此，“村霸”就很难有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