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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在小城电视台担任相亲交友栏目的编导已经十年，我是方圆数百里尽人皆知的男媒婆，并因此而厌倦至极。当然，我也熬到了机器有人扛文案有人写茶杯有人端的地步。这不，我刚走到楼梯的一半，助手已经抢上前去敲门了。
门立刻就开了。亮光从门里边泄出来，把一个老太太的臃肿身形镶嵌在门框里。同时涌出来的，是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这很正常，所有迎接栏目组家访的孤寡老人，都会在我们登门之前收拾一下房间，努力做到窗明几净，给将坐在电视机前相看他或她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材料，上面注明面前的这位老太太是两次丧偶，今年71岁。我不禁想，老太太够倒霉的。
您问我这个医疗床？是我老伴儿活着时候用的。他不是植物人嘛。对，第二个老伴。我伺候了他五年，床上尿床上拉。有这个床可以升降，翻身方便点。他上个月刚走，这床说卖，可没人要。
您几位往里走。
房是厂子分的，够住了。是旧了点儿。我和我第一个老伴儿有了儿子就住在这儿了。当初能分配到城里的房可不容易，我们厂子不是在山沟里嘛。什么？您也是三线工厂的后代？哪个厂？曙光？我是光明的。哎呀，太好了，咱们厂子都挨着啊，说不定我还认识您的爸爸妈妈呢。
您坐，喝点茶。不着急拍呢，这大热天的。你们大家都坐啊。
我是1946年生人，今年整整七十一岁。我是浙江人，我们厂都是浙江人。对，你们曙光厂是东北搬迁来的，我记得你们都是沈阳人。1968年我刚进厂学徒，厂子就搬迁了。不敢说不跟着来啊，那是政治任务啊。我妈妈哭得要死了，可我还是来了。好在来的路上我第一个老伴儿就跟我表白了，到了这儿我们就结了婚。背井离乡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他比我大八岁，那会儿就是车间主任了。他第一个老婆说什么不到西北来，他们就离婚了。他那会儿正积极争取入党，他必须跟着厂子走。我们是坐火车来的，就那种绿铁皮车。路上晃晃荡荡地走了三天三夜，把人都摇晃得筋疲力尽。有一天半夜，火车停在一个小车站上，我都忘了那是哪儿了，他站在站台，上抽烟，我从他身边走过，他突然说：小郭，咱俩好吧。我喜欢你。
当时把我吓坏了。哪想得到啊。我撒腿就跑。上了车心口这儿还怦怦地跳，脸烧得自己都觉得烫得慌。真的，我们那个年代跟你们这会儿不一样，保守着呢。即使心里乐意，嘴上也不敢说。何况我那会儿根本就不认识他。
可到了这儿，我们就结婚了。我们是全厂搬迁后的第一对新婚夫妻。谈恋爱？没谈，没时间谈。你们别笑，那会儿真的是没时间。我们到了之后马上动手盖房，盖车间，盖仓库，连厕所也要盖。你们不知道，那会儿山沟里什么也没有，野猪狐狸四处跑。已经是深秋了，我们都住在临时挖出来的地窝棚里，早晨醒了被子上都是霜，眼眉上也是。
当然要先盖车间，要早日投产啊。那会儿都讲先生产后生活的。
我老伴儿很疼我。那么潮湿阴冷的山里，他总怕我冻着，每天晚上都是他先钻被窝，把被子焐热再让我进去。不怕你们笑话，甚至他要加夜班，也先把被子焐热，看着我躺下了再走。唉，那会儿是真苦，说到焐被子，连个热水袋都没有，全厂都没有，只能靠体温啦。我们浙江人按说不怕冬天的潮湿阴冷，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阴冷和我们家乡的还不一样，说不出的不一样。那年冬天啊，全厂病倒了一半多。
可是在春节前我们还是按时投产了。大家敲锣打鼓地把第一车成品送出山沟，很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太不容易了。新盖的车间墙还是湿的，也没有暖气什么的，手摸到钢铁件上哧啦就是一层皮。站一会儿脚就冻麻木了，再过一会儿就会疼起来，扎心的疼。那也得咬着牙干。
您去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脚也这么疼过？不怕您不乐意，您那就是一会儿，我们可是天天如此。我這老寒腿，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那会儿社会乱，也没有人关心山沟里的工厂。我们又是保密单位，也不愿意让人关心。厂子里就商量，咱们得自己管自己，开工了，生产了，就得马上把后勤搞上去。活儿是人干的，不能亏待人。于是，就开始正式盖宿舍了，还派我老伴儿进城找地，说争取在城里也盖点房子。您知道，山沟里哪有那么多的地啊。开山造地，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其实那会儿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上城里住。唯一那条土路，纯粹是人踩车轧出来的，车子三天两头在路上颠得抛锚。到了雨季，路就是大泥潭，踩上去鞋都拔不出来，根本没法通行。上班不方便，生活也不方便。你们不知道，那会儿城里连个澡堂子都没有，人们都半年半年地不洗澡。你们别乐，真事。不信问你们导演，他知道，他的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
厂子里好孬有大淋浴室，用锅炉烧水。水其实也不够用，常常洗着洗着，外边喊：热水没了，等等啊。大家就赶紧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干坐着，等热水。
我那第一个老伴儿当时已经算是火线人党了。所以派他去城里找地也算是给他的考验。他去找市委，人家告诉他市里的旧领导都下台了，新的革委会也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没辙了，就在城里转，饿了就买个馒头啃几口。转了三天，就转到这儿了，当时是一片空地，有个老头看着。他就跟老头儿扯闲话儿。老头儿也闷得慌，一来二去就告诉他，本来市里想建家果品加工厂的，运动一来就没有人过问了，老头儿都几个月没地方领工资了。那会儿人也真是胆子大，我老伴儿自己就决定了要抢占这块地。他写了个条子，把情况简单说了说，给老头儿的小孙子五角钱，让小孩儿进山沟报信儿，自己在空地上守着。结果，第三天就开始挖地基了。
后来有人醒过闷儿来了，来质问是怎么回事。我老伴儿说：国家机密，你们有本事上中央问去。有人不服，老伴儿就抄起锹把子，说：老子三代贫农，还是共产党员，你们敢踏进这块地一步，老子就跟你们拼了。愣就这么把楼建起来了。
别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
为盖这两栋楼，老伴儿脱了三层皮。要我说，他后来突然犯了心脏病，也与盖这楼有关。累不算，真是提心吊胆啊。施工期间他就没敢离开过工地。打砸抢不说，就是小偷小摸也受不了。周围的农民偷，施工的工人偷，淘气的孩子也偷。就连那个看工地的老头儿，都偷着卖过工地上的杉篙。我老伴儿说他，他说，这么乱的世道，不偷没法活啊。 质量？当然好不了。这儿早就是危房了，从前年就动员让搬家，说是按拆迁政策给我一套两居室。
可我两任老伴儿都死在这床上，我舍不得搬。我总觉得他们俩的魂儿都还在，有时候，我听着他们还聊天呢，聊得挺热闹。
二
我昏昏沉沉地从那栋阴暗潮湿的旧楼房里出来，晴朗的天空和火热的太阳让我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我是一只刚刚钻出地面的耗子，有强烈的恐惧感包围着我。老太太说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我强烈的不适。
正好我接到汲古阁赵老板的电话，说他新到了一批和田玉原石，让我去看看。我玩玉已经十几年了，在小城也算个知名玩家，我们电视台搞玉石鉴赏节目，我还装模作样地去充当了一回评委。赵胖子的汲古阁是我常出常进的地方，他骗我我骗他的交情已经维持了十几年。此时此刻，我急需换一下心情，就命令手下回台里交差，自己直接开车去了汲古阁。
于是，我看到了那块晶莹圆润的和田玉籽料。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小东西。在手中摩挲良久，我却突然记起，在那个老太太的胸前，也佩戴着一小粒玉料的。
我老伴儿犯心脏病的时候我儿子刚刚四岁。
厂里传出消息，准备提拔他当副厂长。那时候运动已经结束了，大家开始说时间就是金钱的话，厂子里的生产加速，大家都忙得四脚朝天。我老伴儿是技术骨干，就更忙了。哪个车间出了点事儿，断电了，机器故障了，出了废品了，都得找他。有时还到外厂支援去。光你们曙光厂，就去了好几次。所以要提拔他大家都没意见。消息一出来，就有人来贺喜了。我那会儿刚怀了老二，吐得厉害，到医务室开药，都有人叫我厂长夫人了，真不好意思。
他当然也很高兴。
他去世之后我常常坐在窗前发愣，想他的一生，想他过的每一天。我问我自己，你了解他吗？这问题还真没法回答，至今也没有答案。我们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夫妻一样，平平淡淡地生活、工作。十来个小时在岗位上干活儿，然后去食堂吃饭，在浴室洗澡。开会、学习、参加集体活动。每周看一场电影，年终时厂里开一次联欢会。我们每天、每月、每年在家里待的时间有多少？我们聊过多少次家常？我只知道，他是个憨厚而简单的人，直来直去的性格，高兴在脸上，不高兴也在脸上，好在他高兴的时候是多的。
这种性格也有不好吧，我总觉得如果提拔的消息没有让他那么高兴，他也许不会玩儿命地工作，也就不会猝死。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叫乐极生悲。
那年厂子进口了一套设备。导演你知道，咱们那会儿的三线工厂，要想弄到一套进口先进设备有多难。偏偏那套设备的说明书是外文的，全厂没有人看得懂。刚分配来的李技术员是厂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看了半天说，这不是英语，我也不懂。到省里请人翻译吧，来不及，厂里着急用设备，要上马新产品啊。怎么办呢，我老伴儿带着攻关小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琢磨，像小孩子拼积木似的，搭上去，不合适，拆了从头再来。反反复复的，终于有一天，轰隆一声，那设备转起来了。
当时，全厂像过节一样热闹，敲锣打鼓，还放了鞭炮。
可我老伴儿，七天七夜没睡一个整觉。困得不行了，他就在设备旁边裹着棉大衣眯一会儿，爬起来再干。他让徒弟进城去买方便面，一买就是五箱。那会儿小城市面上还没有卖茶鸡蛋火腿肠的，厂长让食堂自己煮自己做，还给攻关小组炖了鸡汤提神。
那七天七夜我也睡不好，怀孕难受，又惦记着在车间里的他。七天之后，他推開家门，我就感觉到他已经累到了极限，他推门的动作好像是在推开一座山。他身上的臭味，是七天没洗澡的味儿和机油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让我立刻就冲进厕所大吐特吐。他给我拍后背，我埋怨他说：你还记得我啊？他说：不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这么拼命？
我说，那你快去哄哄你儿子吧，我做饭去。他说：我就想吃你蒸的米饭配炒白菜，这几天方便面都吃恶心了。我说好，就到厨房去了。
你们问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怎么能忘得了啊。这就是一把刀切开你的心脏的感觉，那种疼，那种苦，从那天起就刻在你心里了，别再想能把它忘记。
不用劝我，让我说。平常没有人听我说，心里可憋闷了。说说我也舒服点儿。
我把饭做好了端出来，看见他仰脸躺在床上，两条腿垂在床下边。我儿子站在旁边，说爸爸睡着了。我过去叫他，他不应，拉他，才发现他手都开始凉了。
那床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床后来当然换了新的，但我家的床永远都放在这个位置。和第二个老伴儿结婚的时候，他曾经想把床挪到靠窗那儿，我说我嫌阳光太晃眼。他也没说什么。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是为什么。
我那第二个老伴儿是领导干部，有涵养，什么事都让着我。
给我那死老头子换衣服的时候，在他衣兜里摸出这么个小东西，人家告诉我是玉，和田玉。我当然知道这是给我的，再过两天就是我生日了。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打了个眼儿，拴了根红绳，我把它戴到了今天。
我流产了，第二胎没保住。当时太伤心了，说起来其实肚子一直疼，可我人根本是麻木的，没感觉，没在意，直到大出血。厂里只有卡车，颠到城里的医院，我都死过去好几回了。那会儿的医疗水平，最后能保住我的命已经是奇迹了。大夫告诉我，今后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我想，反正我丈夫也没了，我能生不能生还有什么用。
那会儿我一坐到窗前就会想，如果没有说要提拔他当什么副厂长，他会不会这么玩儿命？想来想去我知道，他仍然会。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就是这样活着的。所以我就安慰自己，别难过了，这家伙早晚会这么死的，他能倒在自己家的床上，没有一头栽在车间里，就已经是幸运了。
慢慢地我不再哭了。我还有儿子，我得把儿子带大。而且，我儿子是那么可人疼。他爸爸死后那几天，他不哭不闹，总一声不出地依偎在我身边，用小手儿拉住我的手，死死地攥着。你们说，我的心能不软吗？我知道儿子是在告诉我，有我在，有他在，这还是一个家，也必须是一个家。 我也只有这个家了。我在浙江老家的爹妈，都去世了，唯一的姐姐嫁人之后就和我断了联系。我给她写信，她从来不回。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还清爹妈病重时借的钱，把自己嫁给一个残疾人了。姐姐是要强人，从小衣服掉个扣子都不出门的。她肯定是恨我的，她会觉得我在外边挣国家工资，过好日子，却不顾爹妈。而她嫁了一个有钱的瘸子全是因为我。
可我也难啊。父亲也是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厂里在大会战，抢着时间生产一批国防急需的零件。别说请假了，吃饭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我边干活儿边哭。母亲是和我那死老头子前后脚去世的，她死得特别惨，是出门让车撞了。后来我才想明白，姐姐给我打电话，是我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没让姐姐开口。我后来回忆起，姐姐当时也哭了，说了一句你保重吧，就把电话挂了。我还有点生气，嫌姐姐太冷淡。
人隔了千山万水，越是亲人越会有隔膜。
三
赵胖子嘀嘀咕咕地告诉我，这颗籽料，要价十万元。我说，你他妈的疯了吧。
他委屈地叫道：这可是喀什河里出来的真正籽料啊。你是行家，你也知道现在还能有多少这种真货。现在俄罗斯料好的都是天价了，何况是这样的好东西。
我知道这个狡猾的胖子并没有骗我。我尽管比不了京城那些鉴定大师，但山料籽料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至于那些俄罗斯料青海料，更别想骗过我的眼睛。眼前的这粒小东西，确确实实是好货。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像一只乳白色的小鸟，酣睡着，是全无戒备的那种安详。微微的一小块褐色皮子，既证明了它的真实，也平添了几分灵气。我喜欢它，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眼睛里，却总还晃动着另一粒籽料。
这两粒籽料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就乱了。
在我老伴儿的追悼会上，我儿子第一次犯了病。哀乐刚刚响起，他突然就倒下了，好像是哀乐刺激了他的神经。四岁的孩子，倒地的声音却那么响，像一块石头砸在地板上，也砸在我心上。我当时就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哀乐继续响，我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儿子开始抽搐，开始吐白涎。白白的一道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后来有人把他抱起来了，还冲我嚷：你发什么呆呀，快救救孩子啊。
于是我老伴儿被推进火化炉时我并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我抱着昏迷不醒的儿子，在去医院的路上。还是那条路，还是那样的颠簸。我想，我不知道死老头子会不会埋怨我，应该不会吧，因为我在救儿子啊。
到了小城的医院，孩子就醒了。醒来的第一句话，问我：爸爸呢？我说爸爸死了，永远不回来了。他好像要哭，但没哭出来，就不说话了。后来我猜，他是没有力气哭了。从那之后，他每一次犯病，都是一次出生入死。
癫痫。我和他爸爸家族里都没有这样的病，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他会得了，而且偏偏他在那个时候犯病。这种事情找谁说理呢？
老伴儿死得突然，让我不能接受，我的心都碎了，但是他并没让我受罪啊，没让我给他端屎端尿地伺候啊。可这孩子，他活到十七岁，我苦熬了十三年。
陪着我把孩子送到城里医院的，是我老伴儿的师弟，在火葬场冲我大喊大叫的，也是他。他们俩当年一起进厂，跟着一个师傅学徒，后来又一起来三线。最后他把我和孩子送回家，临走的时候说，嫂子，有什么事你就招呼我，师哥不在了，在这儿我就算你唯一的亲人了。
他姓赵，当时还没结婚。平时他的缺点是不大爱说话，大伙儿都叫他赵闷子。
当时我完全是昏昏沉沉的状态，他说的话我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事后想想，他好像还说了什么，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
可日子還得往下过啊。痛过、苦过、哭过，但想想，不过也不行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牵牵扯扯，都是放不下的人和事。在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了。
我说了这么多，你们都听烦了吧？
唉，你们还年轻，年轻多好啊。年轻什么都不用多想的。导演你结婚了吧？什么？还没有。抱歉抱歉，我问得唐突了。可导演你真是该结婚了，你爸妈不着急吗？
我其实是想说，人只要一结婚，一有孩子，生活就有了牵挂，有了捆绑，但是也有了希望。希望不一定是你们理解的那种好词儿，希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绝望，是绝望里的挣扎。就像我，明知道我儿子的病好不了，可我能不希望有奇迹出现吗？人活着，其实就是这样的，希望、绝望，这样、那样，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挨过去了。
我儿子的病开始还好，一年也就犯一两次，都是突然晕倒，然后很快就会苏醒过来。但是，慢慢地，就严重了。他七岁那年上了厂里的子弟小学，那一年，他犯了五次病。最厉害的一次，他在课堂上突然站了起来，没头没脑地说，这是我的铅笔。然后就倒下了。老师同学都吓蒙了，有的女孩子吓得哭了起来。我在车间里正忙着，老师跑来叫我。子弟小学的老师其实也都是厂里的工友，学历高一点，就调去当老师了。跑来叫我的就是赵闷子，他在学校教体育，天天都看见他领着孩子们在厂院里跑圈儿，喊着一二三四。
其实儿子犯病我已经习惯了。摔倒、昏迷，然后慢慢醒来，躺在床上休息一阵，就好了。好的时候也和正常孩子一样，能跑能跳的。可是我慢慢发现，他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了，发病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发病的样子也越来越可怕了。他不发病时候的样子，也渐渐变了，眼睛开始发直，说话也有点口齿不清，动作也越来越迟缓。就在课堂上犯病这次之后，我发现他的性格也开始变了。
他不爱说话了。原本他是个爱说话的孩子，他爸爸死了之后，他总依偎在我身边，东一句西一句地乱说。走得离我稍微远一点儿，就会喊着妈妈往回跑。别看他还小，但我知道他开始懂得哄我了。
可后来，他总发呆。眼睛不知道是在看什么地方，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就那么傻傻地愣着。有时候好像有点笑容，有时候却完全没有表情。那时候，我好像突然意识到，我儿子，完了。
有一天，他突然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了？他说，他们骂我，他们说我是傻子。我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说，我们也为难啊。批评过，可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再说，有的家长也不理解，说你儿子吓坏他们孩子了。我说，那我儿子总不能不上学吧？一直在旁边听着不吭声的赵闷子突然说，嫂子，你放心，孩子交给我了。我每天接送，没人敢欺负他。 老林就这么被气死了。
人啊，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走了。没过多长时间，那个骂老林的家伙也死了。他倒死得很光荣，他们车间管道泄漏，突然着了把火，他冲进去了。结果没出来。
你们说，人的一生是不是很无奈，也很蹊跷？老林为那么点儿不值当的小事死了，背着那么臭名声的人倒成了烈士，给他开追悼会时市里领导都来了。
导演你知道咱们几个厂共同建的那片墓地吧？你肯定知道。对，就从咱们那条山沟翻过一道岭就是。开始是随随便便地埋，东一个西一个的。因为大家开始还想着总有一天会回归故里，人埋在这山沟里总是暂时的。前几年这里埋的人越来越多，才整治了，成了正规墓地，人口处还建了支援三线纪念碑，是咱们几个厂共同筹资建的。当时老林和那个家伙也都埋在那儿了。他们俩的坟头就隔着一条路，一左一右，就那么相互望着对方。我那第一个老伴儿和儿子也在那儿，有一次清明节我去给他们上坟，看见那家伙的媳妇儿擦干净自己爷们儿的墓碑，又在给老林磕头。老林死后，她心里肯定一直不是滋味吧。我猜那个浑蛋家伙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也许他在救火的那一刹那，想的也是干脆我也死了算了。
人呀，恩恩怨怨的，太多了，说不清。
哎呀，说得太多了，也扯得太远了。咱们赶紧拍片子吧。
我？没有人动员我来上你们这个节目，我一个孤老婆子，当然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从第一个老伴儿去世到和第二个老伴儿结婚，熬了几十年，现在我不想熬了。第二个老伴儿刚刚入土，我就给你们电视台打电话报了名。到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条件不条件了，也不用谈什么爱情了，现在找老伴儿，就是个彼此搀扶吧。万一哪天我动不了了，身边有个人能给我喂口水喝。反过来也是，他动不了了，我给他倒水。
要说条件，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最好还找一个咱们三线工厂的人。有共同语言，说得来。当年咱们这几个厂，前后脚搬来，艰苦创业是都经历过的事情。老家在哪儿，倒不在乎了，有那样的共同经历，浙江也好，东北也好，上海也好，其实还不都是三线人。
七
我觉得三线人就像和田玉，就像喀什河里摔打出来的籽料。从山石母体里迸落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磨难的开始。从山坡上跌跌撞撞地滚落下来，在汹涌的河水里不停地被折磨被蹂躏。最后，不禁折腾的粉碎了，耐不住痛苦的剥去了，剩下的油润和洁白，就是骄傲的一滴泪，是坚韧和刚硬的结晶。被磨圆了，没有棱角了，没有杂质了，在它的生命里就只剩下尊严了。
我到赵胖子那兒买下了那粒籽料，让他用最细的钻打出了个小孔，然后系上根金黄色的丝绳。精明的赵胖子看出我的郑重，什么也不问，找出个精致的锦盒把它装起。我用微信付了款之后，他又从柜台下面掏出件古玉给了我：正经红山文化的玩意儿，算我送你的。
那是件小巧的玉猪龙，有土沁，是真货。
我其实是认识老太太说的那位老林的，当年我们这几家工厂常常互相搞搞联谊，老林和我父亲就成了好朋友，我叫他林伯伯。我们老爷子和老林一样倔，所以他也一辈子待在了这山沟里，他退休前是我们厂的副厂长。
五十五岁那年，我认识了我第二个老伴儿。跳舞的时候认识的。那会儿咱们这儿的人民公园刚刚建成，如果你记得，那原来是片乱坟岗。
他六十八岁了。每天他都到公园来看我们这群老头儿老太太跳舞，他不跳。他是那种一看就是经历过大事儿的人，站哪儿都腰板笔直，有军人的气势。当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病，他的腰坏了，弯不下来，而且常常走着走着，就动不了了，半天才能缓过来，继续走。
我在小城电视台担任相亲交友栏目的编导已经十年，我是方圆数百里尽人皆知的男媒婆，并因此而厌倦至极。当然，我也熬到了机器有人扛文案有人写茶杯有人端的地步。这不，我刚走到楼梯的一半，助手已经抢上前去敲门了。
门立刻就开了。亮光从门里边泄出来，把一个老太太的臃肿身形镶嵌在门框里。同时涌出来的，是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这很正常，所有迎接栏目组家访的孤寡老人，都会在我们登门之前收拾一下房间，努力做到窗明几净，给将坐在电视机前相看他或她的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我低头看看手里的材料，上面注明面前的这位老太太是两次丧偶，今年71岁。我不禁想，老太太够倒霉的。
您问我这个医疗床？是我老伴儿活着时候用的。他不是植物人嘛。对，第二个老伴。我伺候了他五年，床上尿床上拉。有这个床可以升降，翻身方便点。他上个月刚走，这床说卖，可没人要。
您几位往里走。
房是厂子分的，够住了。是旧了点儿。我和我第一个老伴儿有了儿子就住在这儿了。当初能分配到城里的房可不容易，我们厂子不是在山沟里嘛。什么？您也是三线工厂的后代？哪个厂？曙光？我是光明的。哎呀，太好了，咱们厂子都挨着啊，说不定我还认识您的爸爸妈妈呢。
您坐，喝点茶。不着急拍呢，这大热天的。你们大家都坐啊。
我是1946年生人，今年整整七十一岁。我是浙江人，我们厂都是浙江人。对，你们曙光厂是东北搬迁来的，我记得你们都是沈阳人。1968年我刚进厂学徒，厂子就搬迁了。不敢说不跟着来啊，那是政治任务啊。我妈妈哭得要死了，可我还是来了。好在来的路上我第一个老伴儿就跟我表白了，到了这儿我们就结了婚。背井离乡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他比我大八岁，那会儿就是车间主任了。他第一个老婆说什么不到西北来，他们就离婚了。他那会儿正积极争取入党，他必须跟着厂子走。我们是坐火车来的，就那种绿铁皮车。路上晃晃荡荡地走了三天三夜，把人都摇晃得筋疲力尽。有一天半夜，火车停在一个小车站上，我都忘了那是哪儿了，他站在站台，上抽烟，我从他身边走过，他突然说：小郭，咱俩好吧。我喜欢你。
当时把我吓坏了。哪想得到啊。我撒腿就跑。上了车心口这儿还怦怦地跳，脸烧得自己都觉得烫得慌。真的，我们那个年代跟你们这会儿不一样，保守着呢。即使心里乐意，嘴上也不敢说。何况我那会儿根本就不认识他。
可到了这儿，我们就结婚了。我们是全厂搬迁后的第一对新婚夫妻。谈恋爱？没谈，没时间谈。你们别笑，那会儿真的是没时间。我们到了之后马上动手盖房，盖车间，盖仓库，连厕所也要盖。你们不知道，那会儿山沟里什么也没有，野猪狐狸四处跑。已经是深秋了，我们都住在临时挖出来的地窝棚里，早晨醒了被子上都是霜，眼眉上也是。
当然要先盖车间，要早日投产啊。那会儿都讲先生产后生活的。
我老伴儿很疼我。那么潮湿阴冷的山里，他总怕我冻着，每天晚上都是他先钻被窝，把被子焐热再让我进去。不怕你们笑话，甚至他要加夜班，也先把被子焐热，看着我躺下了再走。唉，那会儿是真苦，说到焐被子，连个热水袋都没有，全厂都没有，只能靠体温啦。我们浙江人按说不怕冬天的潮湿阴冷，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阴冷和我们家乡的还不一样，说不出的不一样。那年冬天啊，全厂病倒了一半多。
可是在春节前我们还是按时投产了。大家敲锣打鼓地把第一车成品送出山沟，很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太不容易了。新盖的车间墙还是湿的，也没有暖气什么的，手摸到钢铁件上哧啦就是一层皮。站一会儿脚就冻麻木了，再过一会儿就会疼起来，扎心的疼。那也得咬着牙干。
您去哈尔滨看冰灯的时候脚也这么疼过？不怕您不乐意，您那就是一会儿，我们可是天天如此。我這老寒腿，大概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那会儿社会乱，也没有人关心山沟里的工厂。我们又是保密单位，也不愿意让人关心。厂子里就商量，咱们得自己管自己，开工了，生产了，就得马上把后勤搞上去。活儿是人干的，不能亏待人。于是，就开始正式盖宿舍了，还派我老伴儿进城找地，说争取在城里也盖点房子。您知道，山沟里哪有那么多的地啊。开山造地，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其实那会儿大多数人并不愿意上城里住。唯一那条土路，纯粹是人踩车轧出来的，车子三天两头在路上颠得抛锚。到了雨季，路就是大泥潭，踩上去鞋都拔不出来，根本没法通行。上班不方便，生活也不方便。你们不知道，那会儿城里连个澡堂子都没有，人们都半年半年地不洗澡。你们别乐，真事。不信问你们导演，他知道，他的父母也是这么过来的。
厂子里好孬有大淋浴室，用锅炉烧水。水其实也不够用，常常洗着洗着，外边喊：热水没了，等等啊。大家就赶紧用毛巾把自己裹起来，干坐着，等热水。
我那第一个老伴儿当时已经算是火线人党了。所以派他去城里找地也算是给他的考验。他去找市委，人家告诉他市里的旧领导都下台了，新的革委会也没人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没辙了，就在城里转，饿了就买个馒头啃几口。转了三天，就转到这儿了，当时是一片空地，有个老头看着。他就跟老头儿扯闲话儿。老头儿也闷得慌，一来二去就告诉他，本来市里想建家果品加工厂的，运动一来就没有人过问了，老头儿都几个月没地方领工资了。那会儿人也真是胆子大，我老伴儿自己就决定了要抢占这块地。他写了个条子，把情况简单说了说，给老头儿的小孙子五角钱，让小孩儿进山沟报信儿，自己在空地上守着。结果，第三天就开始挖地基了。
后来有人醒过闷儿来了，来质问是怎么回事。我老伴儿说：国家机密，你们有本事上中央问去。有人不服，老伴儿就抄起锹把子，说：老子三代贫农，还是共产党员，你们敢踏进这块地一步，老子就跟你们拼了。愣就这么把楼建起来了。
别不信，我说的都是真的。
为盖这两栋楼，老伴儿脱了三层皮。要我说，他后来突然犯了心脏病，也与盖这楼有关。累不算，真是提心吊胆啊。施工期间他就没敢离开过工地。打砸抢不说，就是小偷小摸也受不了。周围的农民偷，施工的工人偷，淘气的孩子也偷。就连那个看工地的老头儿，都偷着卖过工地上的杉篙。我老伴儿说他，他说，这么乱的世道，不偷没法活啊。 质量？当然好不了。这儿早就是危房了，从前年就动员让搬家，说是按拆迁政策给我一套两居室。
可我两任老伴儿都死在这床上，我舍不得搬。我总觉得他们俩的魂儿都还在，有时候，我听着他们还聊天呢，聊得挺热闹。
二
我昏昏沉沉地从那栋阴暗潮湿的旧楼房里出来，晴朗的天空和火热的太阳让我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我是一只刚刚钻出地面的耗子，有强烈的恐惧感包围着我。老太太说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我强烈的不适。
正好我接到汲古阁赵老板的电话，说他新到了一批和田玉原石，让我去看看。我玩玉已经十几年了，在小城也算个知名玩家，我们电视台搞玉石鉴赏节目，我还装模作样地去充当了一回评委。赵胖子的汲古阁是我常出常进的地方，他骗我我骗他的交情已经维持了十几年。此时此刻，我急需换一下心情，就命令手下回台里交差，自己直接开车去了汲古阁。
于是，我看到了那块晶莹圆润的和田玉籽料。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小东西。在手中摩挲良久，我却突然记起，在那个老太太的胸前，也佩戴着一小粒玉料的。
我老伴儿犯心脏病的时候我儿子刚刚四岁。
厂里传出消息，准备提拔他当副厂长。那时候运动已经结束了，大家开始说时间就是金钱的话，厂子里的生产加速，大家都忙得四脚朝天。我老伴儿是技术骨干，就更忙了。哪个车间出了点事儿，断电了，机器故障了，出了废品了，都得找他。有时还到外厂支援去。光你们曙光厂，就去了好几次。所以要提拔他大家都没意见。消息一出来，就有人来贺喜了。我那会儿刚怀了老二，吐得厉害，到医务室开药，都有人叫我厂长夫人了，真不好意思。
他当然也很高兴。
他去世之后我常常坐在窗前发愣，想他的一生，想他过的每一天。我问我自己，你了解他吗？这问题还真没法回答，至今也没有答案。我们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夫妻一样，平平淡淡地生活、工作。十来个小时在岗位上干活儿，然后去食堂吃饭，在浴室洗澡。开会、学习、参加集体活动。每周看一场电影，年终时厂里开一次联欢会。我们每天、每月、每年在家里待的时间有多少？我们聊过多少次家常？我只知道，他是个憨厚而简单的人，直来直去的性格，高兴在脸上，不高兴也在脸上，好在他高兴的时候是多的。
这种性格也有不好吧，我总觉得如果提拔的消息没有让他那么高兴，他也许不会玩儿命地工作，也就不会猝死。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叫乐极生悲。
那年厂子进口了一套设备。导演你知道，咱们那会儿的三线工厂，要想弄到一套进口先进设备有多难。偏偏那套设备的说明书是外文的，全厂没有人看得懂。刚分配来的李技术员是厂里唯一的大学毕业生，他看了半天说，这不是英语，我也不懂。到省里请人翻译吧，来不及，厂里着急用设备，要上马新产品啊。怎么办呢，我老伴儿带着攻关小组，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琢磨，像小孩子拼积木似的，搭上去，不合适，拆了从头再来。反反复复的，终于有一天，轰隆一声，那设备转起来了。
当时，全厂像过节一样热闹，敲锣打鼓，还放了鞭炮。
可我老伴儿，七天七夜没睡一个整觉。困得不行了，他就在设备旁边裹着棉大衣眯一会儿，爬起来再干。他让徒弟进城去买方便面，一买就是五箱。那会儿小城市面上还没有卖茶鸡蛋火腿肠的，厂长让食堂自己煮自己做，还给攻关小组炖了鸡汤提神。
那七天七夜我也睡不好，怀孕难受，又惦记着在车间里的他。七天之后，他推開家门，我就感觉到他已经累到了极限，他推门的动作好像是在推开一座山。他身上的臭味，是七天没洗澡的味儿和机油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让我立刻就冲进厕所大吐特吐。他给我拍后背，我埋怨他说：你还记得我啊？他说：不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这么拼命？
我说，那你快去哄哄你儿子吧，我做饭去。他说：我就想吃你蒸的米饭配炒白菜，这几天方便面都吃恶心了。我说好，就到厨房去了。
你们问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怎么能忘得了啊。这就是一把刀切开你的心脏的感觉，那种疼，那种苦，从那天起就刻在你心里了，别再想能把它忘记。
不用劝我，让我说。平常没有人听我说，心里可憋闷了。说说我也舒服点儿。
我把饭做好了端出来，看见他仰脸躺在床上，两条腿垂在床下边。我儿子站在旁边，说爸爸睡着了。我过去叫他，他不应，拉他，才发现他手都开始凉了。
那床当时就在这个位置。床后来当然换了新的，但我家的床永远都放在这个位置。和第二个老伴儿结婚的时候，他曾经想把床挪到靠窗那儿，我说我嫌阳光太晃眼。他也没说什么。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是为什么。
我那第二个老伴儿是领导干部，有涵养，什么事都让着我。
给我那死老头子换衣服的时候，在他衣兜里摸出这么个小东西，人家告诉我是玉，和田玉。我当然知道这是给我的，再过两天就是我生日了。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打了个眼儿，拴了根红绳，我把它戴到了今天。
我流产了，第二胎没保住。当时太伤心了，说起来其实肚子一直疼，可我人根本是麻木的，没感觉，没在意，直到大出血。厂里只有卡车，颠到城里的医院，我都死过去好几回了。那会儿的医疗水平，最后能保住我的命已经是奇迹了。大夫告诉我，今后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我想，反正我丈夫也没了，我能生不能生还有什么用。
那会儿我一坐到窗前就会想，如果没有说要提拔他当什么副厂长，他会不会这么玩儿命？想来想去我知道，他仍然会。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就是这样活着的。所以我就安慰自己，别难过了，这家伙早晚会这么死的，他能倒在自己家的床上，没有一头栽在车间里，就已经是幸运了。
慢慢地我不再哭了。我还有儿子，我得把儿子带大。而且，我儿子是那么可人疼。他爸爸死后那几天，他不哭不闹，总一声不出地依偎在我身边，用小手儿拉住我的手，死死地攥着。你们说，我的心能不软吗？我知道儿子是在告诉我，有我在，有他在，这还是一个家，也必须是一个家。 我也只有这个家了。我在浙江老家的爹妈，都去世了，唯一的姐姐嫁人之后就和我断了联系。我给她写信，她从来不回。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为了还清爹妈病重时借的钱，把自己嫁给一个残疾人了。姐姐是要强人，从小衣服掉个扣子都不出门的。她肯定是恨我的，她会觉得我在外边挣国家工资，过好日子，却不顾爹妈。而她嫁了一个有钱的瘸子全是因为我。
可我也难啊。父亲也是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厂里在大会战，抢着时间生产一批国防急需的零件。别说请假了，吃饭上厕所都是一溜小跑。我边干活儿边哭。母亲是和我那死老头子前后脚去世的，她死得特别惨，是出门让车撞了。后来我才想明白，姐姐给我打电话，是我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没让姐姐开口。我后来回忆起，姐姐当时也哭了，说了一句你保重吧，就把电话挂了。我还有点生气，嫌姐姐太冷淡。
人隔了千山万水，越是亲人越会有隔膜。
三
赵胖子嘀嘀咕咕地告诉我，这颗籽料，要价十万元。我说，你他妈的疯了吧。
他委屈地叫道：这可是喀什河里出来的真正籽料啊。你是行家，你也知道现在还能有多少这种真货。现在俄罗斯料好的都是天价了，何况是这样的好东西。
我知道这个狡猾的胖子并没有骗我。我尽管比不了京城那些鉴定大师，但山料籽料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的。至于那些俄罗斯料青海料，更别想骗过我的眼睛。眼前的这粒小东西，确确实实是好货。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里，像一只乳白色的小鸟，酣睡着，是全无戒备的那种安详。微微的一小块褐色皮子，既证明了它的真实，也平添了几分灵气。我喜欢它，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眼睛里，却总还晃动着另一粒籽料。
这两粒籽料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就乱了。
在我老伴儿的追悼会上，我儿子第一次犯了病。哀乐刚刚响起，他突然就倒下了，好像是哀乐刺激了他的神经。四岁的孩子，倒地的声音却那么响，像一块石头砸在地板上，也砸在我心上。我当时就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哀乐继续响，我就那么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儿子开始抽搐，开始吐白涎。白白的一道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后来有人把他抱起来了，还冲我嚷：你发什么呆呀，快救救孩子啊。
于是我老伴儿被推进火化炉时我并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我抱着昏迷不醒的儿子，在去医院的路上。还是那条路，还是那样的颠簸。我想，我不知道死老头子会不会埋怨我，应该不会吧，因为我在救儿子啊。
到了小城的医院，孩子就醒了。醒来的第一句话，问我：爸爸呢？我说爸爸死了，永远不回来了。他好像要哭，但没哭出来，就不说话了。后来我猜，他是没有力气哭了。从那之后，他每一次犯病，都是一次出生入死。
癫痫。我和他爸爸家族里都没有这样的病，不知道为什么偏偏他会得了，而且偏偏他在那个时候犯病。这种事情找谁说理呢？
老伴儿死得突然，让我不能接受，我的心都碎了，但是他并没让我受罪啊，没让我给他端屎端尿地伺候啊。可这孩子，他活到十七岁，我苦熬了十三年。
陪着我把孩子送到城里医院的，是我老伴儿的师弟，在火葬场冲我大喊大叫的，也是他。他们俩当年一起进厂，跟着一个师傅学徒，后来又一起来三线。最后他把我和孩子送回家，临走的时候说，嫂子，有什么事你就招呼我，师哥不在了，在这儿我就算你唯一的亲人了。
他姓赵，当时还没结婚。平时他的缺点是不大爱说话，大伙儿都叫他赵闷子。
当时我完全是昏昏沉沉的状态，他说的话我好像听见了，又好像没听见。事后想想，他好像还说了什么，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
可日子還得往下过啊。痛过、苦过、哭过，但想想，不过也不行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牵牵扯扯，都是放不下的人和事。在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儿子了。
我说了这么多，你们都听烦了吧？
唉，你们还年轻，年轻多好啊。年轻什么都不用多想的。导演你结婚了吧？什么？还没有。抱歉抱歉，我问得唐突了。可导演你真是该结婚了，你爸妈不着急吗？
我其实是想说，人只要一结婚，一有孩子，生活就有了牵挂，有了捆绑，但是也有了希望。希望不一定是你们理解的那种好词儿，希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绝望，是绝望里的挣扎。就像我，明知道我儿子的病好不了，可我能不希望有奇迹出现吗？人活着，其实就是这样的，希望、绝望，这样、那样，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挨过去了。
我儿子的病开始还好，一年也就犯一两次，都是突然晕倒，然后很快就会苏醒过来。但是，慢慢地，就严重了。他七岁那年上了厂里的子弟小学，那一年，他犯了五次病。最厉害的一次，他在课堂上突然站了起来，没头没脑地说，这是我的铅笔。然后就倒下了。老师同学都吓蒙了，有的女孩子吓得哭了起来。我在车间里正忙着，老师跑来叫我。子弟小学的老师其实也都是厂里的工友，学历高一点，就调去当老师了。跑来叫我的就是赵闷子，他在学校教体育，天天都看见他领着孩子们在厂院里跑圈儿，喊着一二三四。
其实儿子犯病我已经习惯了。摔倒、昏迷，然后慢慢醒来，躺在床上休息一阵，就好了。好的时候也和正常孩子一样，能跑能跳的。可是我慢慢发现，他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了，发病的时间却越来越长了，发病的样子也越来越可怕了。他不发病时候的样子，也渐渐变了，眼睛开始发直，说话也有点口齿不清，动作也越来越迟缓。就在课堂上犯病这次之后，我发现他的性格也开始变了。
他不爱说话了。原本他是个爱说话的孩子，他爸爸死了之后，他总依偎在我身边，东一句西一句地乱说。走得离我稍微远一点儿，就会喊着妈妈往回跑。别看他还小，但我知道他开始懂得哄我了。
可后来，他总发呆。眼睛不知道是在看什么地方，又好像什么也没看，就那么傻傻地愣着。有时候好像有点笑容，有时候却完全没有表情。那时候，我好像突然意识到，我儿子，完了。
有一天，他突然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不上学了？他说，他们骂我，他们说我是傻子。我跑到学校去找，老师说，我们也为难啊。批评过，可那么多孩子，哪管得过来。再说，有的家长也不理解，说你儿子吓坏他们孩子了。我说，那我儿子总不能不上学吧？一直在旁边听着不吭声的赵闷子突然说，嫂子，你放心，孩子交给我了。我每天接送，没人敢欺负他。 老林就这么被气死了。
人啊，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走了。没过多长时间，那个骂老林的家伙也死了。他倒死得很光荣，他们车间管道泄漏，突然着了把火，他冲进去了。结果没出来。
你们说，人的一生是不是很无奈，也很蹊跷？老林为那么点儿不值当的小事死了，背着那么臭名声的人倒成了烈士，给他开追悼会时市里领导都来了。
导演你知道咱们几个厂共同建的那片墓地吧？你肯定知道。对，就从咱们那条山沟翻过一道岭就是。开始是随随便便地埋，东一个西一个的。因为大家开始还想着总有一天会回归故里，人埋在这山沟里总是暂时的。前几年这里埋的人越来越多，才整治了，成了正规墓地，人口处还建了支援三线纪念碑，是咱们几个厂共同筹资建的。当时老林和那个家伙也都埋在那儿了。他们俩的坟头就隔着一条路，一左一右，就那么相互望着对方。我那第一个老伴儿和儿子也在那儿，有一次清明节我去给他们上坟，看见那家伙的媳妇儿擦干净自己爷们儿的墓碑，又在给老林磕头。老林死后，她心里肯定一直不是滋味吧。我猜那个浑蛋家伙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也许他在救火的那一刹那，想的也是干脆我也死了算了。
人呀，恩恩怨怨的，太多了，说不清。
哎呀，说得太多了，也扯得太远了。咱们赶紧拍片子吧。
我？没有人动员我来上你们这个节目，我一个孤老婆子，当然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我从第一个老伴儿去世到和第二个老伴儿结婚，熬了几十年，现在我不想熬了。第二个老伴儿刚刚入土，我就给你们电视台打电话报了名。到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条件不条件了，也不用谈什么爱情了，现在找老伴儿，就是个彼此搀扶吧。万一哪天我动不了了，身边有个人能给我喂口水喝。反过来也是，他动不了了，我给他倒水。
要说条件，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最好还找一个咱们三线工厂的人。有共同语言，说得来。当年咱们这几个厂，前后脚搬来，艰苦创业是都经历过的事情。老家在哪儿，倒不在乎了，有那样的共同经历，浙江也好，东北也好，上海也好，其实还不都是三线人。
七
我觉得三线人就像和田玉，就像喀什河里摔打出来的籽料。从山石母体里迸落的那一瞬间，就是它磨难的开始。从山坡上跌跌撞撞地滚落下来，在汹涌的河水里不停地被折磨被蹂躏。最后，不禁折腾的粉碎了，耐不住痛苦的剥去了，剩下的油润和洁白，就是骄傲的一滴泪，是坚韧和刚硬的结晶。被磨圆了，没有棱角了，没有杂质了，在它的生命里就只剩下尊严了。
我到赵胖子那兒买下了那粒籽料，让他用最细的钻打出了个小孔，然后系上根金黄色的丝绳。精明的赵胖子看出我的郑重，什么也不问，找出个精致的锦盒把它装起。我用微信付了款之后，他又从柜台下面掏出件古玉给了我：正经红山文化的玩意儿，算我送你的。
那是件小巧的玉猪龙，有土沁，是真货。
我其实是认识老太太说的那位老林的，当年我们这几家工厂常常互相搞搞联谊，老林和我父亲就成了好朋友，我叫他林伯伯。我们老爷子和老林一样倔，所以他也一辈子待在了这山沟里，他退休前是我们厂的副厂长。
五十五岁那年，我认识了我第二个老伴儿。跳舞的时候认识的。那会儿咱们这儿的人民公园刚刚建成，如果你记得，那原来是片乱坟岗。
他六十八岁了。每天他都到公园来看我们这群老头儿老太太跳舞，他不跳。他是那种一看就是经历过大事儿的人，站哪儿都腰板笔直，有军人的气势。当然，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有病，他的腰坏了，弯不下来，而且常常走着走着，就动不了了，半天才能缓过来，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