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温故而知新，道在其中矣。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博大精深、历久弥新，它是我们民族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最可依仗的资源。传承我们的古代文化，不仅需要纲领性的指导，更需要切实具体的体悟和解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优秀学子的这组文章，通过他们的深耕细作，对此做出了具体而微的展示：从欧苏文章到白话小说，从杜甫诗歌到袁枚诗话，深厚的古典魅力与当代社会价值产生激情碰撞，从中可以窥见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本期五篇文章，以古典文本与当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碰撞为贯穿线索，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挖掘文学文本与历史真实的重叠和错位，探究古代作者在他们的文学创作、点评、编选等各种形式的文学活动中，如何投注他们真实的人生命运、情感与思想，并进一步解构某些常规认知，提炼富有启示意义的时代新内涵。在这组文章中，文本外壳与精神内核的双重性是行文着力点，如欧苏悼亡文本不同抒情方式背后体现出作者不同的思维及心性特征，公案小说中惩恶扬善主題外蕴含着女性对掌握自己命运及话语权的追寻，《聂小倩》中大团圆表象下的虚无人生，《随园诗话》中女郎诗学下的性别错位，仇兆鳌《杜诗详注》看似客观操作下的主观偏见和微言大义。所谓经典常读常新的魅力，就在此吧。
　　——赵树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院长）
　　短评：西方女性主义之于中国古代文学，既可以撞出异质思想的火花，也容易引发水土不服。因为，虽然已知社会性别并不等同于生理性别，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下的社会性别想象，依然有着极为纷繁交错的面相。哪怕就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体系中，“君臣、父子和夫妇三纲互动”，也是“在此在彼不同”，雌雄难辨。本文在袁枚的诗话世界里，发现了一座如随园般迷离的性别园林，通过细细地移步换景，可以观察书写者在文艺、审美、道德等诸多领域的性别立场，如何发生微妙的嬗变。诗学即人学，《随园诗话》里探讨的各类“女郎诗”，也是袁枚为乾嘉时期的社会变迁所留存的一份珍贵史料。
　　——李慈瑶（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诗话，是传统的一种随感式的诗歌批评。集腋成裘，形式轻松灵动，能融赏析、说理和记事于一体，但也少有抽象体系。清王朝最盛之时，也是文学相对衰微的时候。《随园诗话》（以下简称《随园》）正诞生于康乾盛世的尾声。作者袁枚，少年精通八股，却因满文翻译考试不佳，升迁未遂，于是中年辞官，隐居于江宁随园，以文学为生计，并在晚年出版了这部令时人耳目一新的《随园》。在其中，诗歌的性别扑朔迷离，与写作者的性别往往错位。

“性灵”非“性”

　　乾隆中晚期，格调派盟主沈德潜老迈，当年的袁枚却凭《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一文出世，性灵派诗歌声名鹊起。今天， “性灵”研究已经饱和。流行的说法中，“性灵说”包含“性情”“天赋”和“个性”。现代文艺思潮，强调诗人的天才与灵感，“性灵诗”一度谬入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范畴。如此脱离语境的粗暴理解，忽略了“性情”要求，无异于偷天换日。《袁枚研究》（简有仪，1988）指出，性即性情，“情实际上是包含着‘我的’与‘真的’两种主要的概念”。然而，历史长河一去不返，彼时的 “我”与“真”化为尘土，我们只能依凭文字资料，从外部语境的脉络中进入“性灵”。传统中，阴阳调和的人际与性别关系，与西人等级观不同，虽有参差，却无严防死守。后现代西方理论中，性别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乃是一种想象。换言之，道德伦理，才是塑造性别的根本。传统伦理体系中，君臣、父子和夫妇三纲互动。同时，人们的社会身份，在此在彼不同。因此，一般士大夫在名利场浮沉的心态，与彼时寻常女性类似。士大夫拟女郎口吻，是诗文传统。譬如，屈原自喻美人，曹植自言弃妇。士人诗学，自有纲常以来，化出一种月亮般阴柔的审美。《随园》中高频的“女郎”一词，阴阳矛盾，明白了《随园》语言中微妙的自反，就明白了性灵说的精髓。性灵评诗，不泥古或拘于格律，而根据人事变动。其中，没有固定的人性，也不存在现代意义的性别。

“女郎诗”与“女郎的诗”

　　江南才女走出闺阁，交游唱和，动摇了以性别为界的诗学秩序。《随园》提出，性情语言须合一。男诗人拟女性口吻，浮夸失真，是“强誊罗敷之媚”“奢谈西子之妆”。在此背景中，女诗人的写作向外一步，男诗人的写作向内一步。虽小小两步，如蝴蝶振翅，却在彼时诗坛造出飓风，形成“女郎诗”与“女郎的诗”的扑朔局面。
　　《随园》中，“女郎”一词屡次出现。首先，这一词语是袁枚点评士大夫诗歌所用的批评术语。诗歌修辞可用性别特征指示。东坡诗是“丈夫见客”，黄庭坚诗则是“女子见人”。 因为后者在字词上下了太多“妆裹”功夫，遮掩内涵。诗歌主题刚柔不同，需灵活地根据题材变动，正是“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吟芍药、蔷薇，就可写女郎诗；若吟诵山石，文字风格就需硬朗。同一诗人，写作风格也不定。比如，“光焰万丈”的杜少陵，也写下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横空盘硬语”如韩退之，也写出“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有时，女郎诗的书写，源于士大夫隐秘的怯弱心象。如，袁枚记录一次宴饮中“皆翰林前辈”，枚资历最浅，因此“终席敬慎威仪，不敢发一语”，席间袁枚见墙壁上有一《端午竹枝》诗，“无端铙鼓出空舟，赚得珠帘尽上钩。小玉低言娇女避，郎君倚扇在船头”，正写出面对前辈的羞怯心态。
　　“女郎诗”范畴的建立，也与明清赏玩男性外表的风气有关。有清以来，自上而下地对男性色貌关注。女郎诗正是这种风气的复调。有春江公子一事为证。诗话开篇，春江公子未露其翰林身份，自认处于优势的参领，见春江公子“貌如美妇人。误认作伶人而调之”。而当春江公子展现其翰林身份，他才重新成为男性，并借舆论羞辱参领：“夫狎我者，爱我也。子独不见章乎？惜彼非吾偶耳，怒之则俗矣。”参领听闻，登门谢罪。
　　同时，《随园》中也常采“女郎的诗”。然而，女郎写的未必就是上文所说的“女郎诗”。在《随园》中，精英女性的诗歌清刚，通晓礼教，远在一般士人之上。高文良公夫人，是“蔡将军毓荣之女，尚书埏之妹也”，其丈夫巡抚苏州，“与总督某不合”，心中不平，文良公吟咏“有色何曾相假借”半句，表明自己卓然不群。文良公沉思未对，其夫人对出下半句， “不群仍恐太分明”，以礼规约其丈夫的行为。家门败落，高文良公夫人归入空门，有《九华峰寺》诗： 　　萝壁松门一径深，题名犹记旧铺金。
　　苔生尘鼎无香火，经蚀僧厨有蠹蟑。
　　赤手屠鲸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
　　征南部曲今谁是？剩有枯禅守故林。
　　此诗流露出礼佛避世的思想。它的流传，也保护了风口浪尖的高家男性。诗歌的性别扑朔迷离。袁枚女弟子席佩兰的诗才清妙，袁枚认为席佩兰所写的不是女郎诗，而一度怀疑“是郎君孙子潇代作”。

道德和它的面纱

　　传统文人的世界中，存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熟习书本中的道义；另一方面，真实世界并不理想。诗歌，成为士人抒情排解的出口。晚明发达的商业，颠倒了士农工商的顺序。清初“礼治社会”运动，意图复古礼乐，却走向另一严管的极端。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指出，由于人口迅速膨胀，清政府无法事事把控，角落松动。《随园》以文学记事，用非自然死亡为主题的诗事，重现道德紧张。
　　《随园》中的女诗人，多命途不顺，或病或死，她们的命运是士人命运的预兆。在清初讲经会、公开日记等一系列的运动后，清中叶的礼教观强化至顶峰，尤其控制着社会中上层家庭。节烈与忠君，扼住人们的命门。《随园》中采编的烈女诗人，殉夫而死，她们的丈夫，同时殉国而死。时人激赏殉节夫妻生前的诗文。如富察·明瑞的诗歌， “自怜马上囊键客，独立溪边问渡船”“陌上晚烟飞素练，渡头残雪踏银沙”“寒分百战袍，渴共一刀血”，这些诗句流世，并不因文采，而是因殉节之人的气度。富察·明瑞在缅甸受重伤而自杀，征缅时，“其夫人送行诗，有‘但愿同凋并蒂莲’之句。公果死节，而夫人亦自缢”。殉国与殉节，乃是一套礼治体系中连贯的行为。将领被俘，其家人也被夹在两端，生不如死，因此择大义而死。
　　然而，并非所有的殉节都如此正义。殉道死，被时人称颂。若为情死，则为人不齿。激越情感，是胸中不平所致。科举之华山一条道，民族待遇不公等，催逼出种种悲剧。然而，清政府的监管深入人心，袁枚也难以将矛头直指问题，因此只能用隐语说出。袁枚的第一位女弟子陈淑兰，其丈夫屡试不中，投水自杀，淑兰因情殉夫，袁枚与好友毛俟园痛心疾首，只能将陈淑兰死前的诗歌当作凶谶解读，聊以慰藉。 《随园》所采诗歌，体现了乾嘉时期以退为进的诗学趣味。在文化高压的政策下，文艺远離政治，整体下沉，然而，这也意味着政治不再强力控制文艺。康乾盛世之后，严密的文网松弛，道德不能时刻紧箍天性。正如《随园》中的女郎诗。乾嘉诗歌的性别，变得模糊暧昧，少有康乾以前的雄健。诗歌性别的暧昧，折射出传统道德伦理的磨损。读女郎诗与女郎的诗，如观双兔傍地走，雌雄黑白看不分明。彼时文人对人生的追问，和对风气变化的敏感，造成既有伦理的模糊。因此，理学重压下的灵性，又一次在性灵不拘中复苏。
　　（作者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