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香山论坛，没有在香山脚下，而是设在了市区。
　　但会议精神没有变化。与会者都在这个平台上拥有公开发言并讨论的机会，这对于国际战略的关注者们来说，是一次超越了利益关切的沟通。
　　毕竟，不是所有的机会都能平等敞开。
　　当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傅莹女士主持会议时，不忘幽默地强调一下时间的重要性，“我以为军队的人是很有时间观念的”，因为发言人在主席台上经常超出规定时间——在这个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很多与会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这是在2015年香山论坛第一次全体会议，即“亚太安全趋势：机遇与挑战”会议上的场景。
　　虽然，人们对于地区安全的某些领域存在不同看法，但重要的不是“不同看法”，而是大家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不同看法”，坦诚交流。
　　完成“升级”的香山论坛，希望能够在地区安全防务交流进程中，起到自己足够的作用。
　　求同化异
　　论坛在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的主旨演讲中开幕。
　　范长龙走上讲台时，全场寂然，只剩下闪光灯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是香山论坛举办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级别的领导人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范长龙特别强调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说习近平的讲话“勾画了当代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新愿景，为香山论坛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时，习近平向全世界宣示：“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
　　在这一宏大愿景下，范长龙希望香山论坛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和防务对话平台”，“放眼长远，畅所欲言，求同化异，推动落实，为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学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这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一个地区，又是世界上文明多样性最突出的一个地区，因此在中国提供的这个平台上讨论亚太安全与防务问题，“最起码体现了代表性与权威性”。
　　这一定位和愿景得到现场的不少响应。多位受访对象对《瞭望东方周刊》强调，作为一个强调合作的平台，香山论坛强调找寻共同利益、凝聚最大共识，而不是刻意鼓励对立与猜忌，更不会刻意去制造所谓的热点。
　　中国的安全观
　　新时期的中国军事外交，面临着外界不同层面的观察。在本届香山论坛的武官通气会上，英国驻华使馆武官问道：香山论坛与香格里拉论坛到底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军事科学院学者姚云竹在此前有过专门回答：香山论坛不存在和哪一个西方主导的地区平台唱对台戏的考虑。
　　至少，论坛举办期间，赵海涛发现，香山论坛的公平与开放，让一些国家的代表很是欣慰，他们在会上可以合理表达自己的想法。
　　作为全球安全问题的敏感地带，学界有一个共识——亚洲首先需要一个自己搭建的平等对话的平台。
　　而在这个对话平台上介绍中国新安全观，极具现实意义。
　　2002年，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其实质被表述为“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明确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这个安全观，体现在了当年举办的第五届香山论坛上。这个论坛因而开始被人称为“一个在安全形势变化关键的节点上展示中国的防务安全战略和意图的论坛”。
　　回应焦点
　　针对作为焦点的南海问题，范长龙强调，中国一贯倡导“和为贵”，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他也不忘说明，2014年以来，人们比较关注中方的南海岛礁建设，“感到进度快了一点，担心影响南海的航行自由等等”。事实上，这些建设是以民事功能为主，不但像我们承诺的那样不会影响南海航行自由，而且为南海航行提供更好的功能服务。
　　就在他发表这一演讲的几天前，中国驻守的华阳礁、赤瓜礁上新建的航行灯塔，已经开始为各国船舶提供导航助航服务。
　　对于非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吴建民在大会上直接回应：“历史上美国国土是怎么变化的？大家很清楚，而中国是和平崛起。”更关键的是，2014年中国外贸总额达到了4.3万亿美元，其中大量货物运输需经过南海，“我们在这里一点都不存在，行吗？”
　　范长龙强调，中方“始终坚持与直接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分歧争端，始终致力于和有关国家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这一表态旋即获得外界广泛好评。
　　在本届香山论坛举办前，出席论坛的东盟国家防务部门首长与中方相关机构举行了会谈。2015年10月16日举行的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就推进中国-东盟防务安全合作提出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妥处争议管控风险等五点倡议。
　　中国的立场获得了地区国家的支持，出席香山论坛时，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说，中国已明确承诺岛礁建设以民事功能为主，印度尼西亚对此表示尊重，并赞赏中国在此问题上坚持公开透明。里亚米扎尔德说，中国对于南海岛礁的建设用途已经非常明确了，是用于和平目的，并帮助其他国家保障航行自由。这种透明非常真诚，也是最重要的。 　　这种呼应，也体现在了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新加坡方面，该国国防部长黄永宏说，新方欢迎和支持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愿在东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东盟与中国防务领域合作。
　　黄永宏尤其强调，习近平访美时，中美在危机沟通上达成了有效协议，“新加坡支持中方在亚太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反恐背后的那些分歧
　　论坛上的观点开放程度，与会者多有共识。
　　“恐怖分子可以受别人控制，但他们壮大后也可以摆脱控制。”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强调了当下世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其洪亮的嗓音令现场气氛为之一振。
　　他为俄罗斯在叙利亚地区的行动进行了辩护：“俄罗斯参与到叙利亚反恐战争，这严守国际法，且透明公开，我们每天都公布打击数据，对ISIS的空袭是准确的。”
　　申明俄罗斯立场的同时，他强调，通过外部干涉解决内部问题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乌克兰就是个例子”。
　　俄罗斯前任副总理库利科夫则以自己的经历阐明了俄罗斯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别斯兰事件”震动了俄罗斯，担任国家杜马议员后，他被责成制定相关反恐法案。
　　他觉得国际社会很少给俄罗斯以正确理解，甚至会威胁该国的飞机。在此之前，俄罗斯发动了对叙利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武装的空袭行动，却很快招致了一些国家的异议。有国家称，他们不能保证俄罗斯飞行员的安全。“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反恐联盟呢？！”

　　俄罗斯人提出，各国应合作保障飞行员的安全。“这有什么坏处吗？但遗憾的是，美国暂时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声。”库利科夫说。
　　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并没有对此进行直接回应，而是指出“美俄近期关系有所下降”。
　　在此之后，一身戎装的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卡兰塔里发表了一席激烈的言论，他直接指责“美国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发动廉价的战争”。他更大声说，美国与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没有发言权，他们企图利用恐怖主义打破中东平衡，以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利益。
　　最后，他还不忘强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严厉谴责政府与非政府形式的恐怖主义！”
　　互信很重要
　　而今，面对各种安全威胁，全球海上通道尤其是亚洲海上通道面临不小的风险。因此，在“亚太海上安全：风险与管控”这一会议的发言中，马来西亚武装力量司令祖基费利建议，地区各方应要求下级军官及执法部门在日常行动中不破坏国家协定，“非声索国不要在本地区搅局”。
　　2014年，在中国青岛举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上，与会各方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并建立了海上协调与风险意识共享机制。
　　也正是基于上述合作框架，祖基费利分外强调“务实积极的军事外交”。如他所言，有时候高级军官之间打个电话，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是全体会议发言人中的学者代表。他说，从概念上看，“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而“安全”则意味着没有威胁、恐惧与不确定性。
　　如他所说，本地区海上威胁最大的对象就是美国。与威胁相关的是恐惧，“为什么菲律宾不恐惧日本与美国？因为双方关系好。”
　　但是不是关系不好，就一定会有威胁？在他看来，也不尽然。
　　在回答一名日本学者提出的“如果两国互信程度不高，该如何合作”的问题时，阎学通说，这关键在于双方是否从积极方面寻找条件，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将“合作共赢”的目标定得太高，“老想赢（过多讨论如何扩大利益），结果什么都得不到，把目标定得低一点不就行了？”
　　智库的作用
　　正如孟加拉国和平与安全研究所所长、退役少将穆尼鲁扎曼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所说，在双边或多边交流中，智库可以去官员不能去的地方，问官员不能问的问题。
　　这也代表了香山论坛上智库间交流的重要性。
　　实际上，智库的功能问题几乎是所有国家智库都面临的共同问题。
　　就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的理解，各国有不同的现实情况，每个国家的智库运行机制无法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
　　或许，也不能用是否接受政府资助来评判智库的独立性。
　　有人说由政府预算支持的组织不能算作智库，但中国军事科学院学会研究员郝智慧很快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人们都在强调智库不能受政府资助，大多数接受了资助的智库都在强调自己的非盈利性质——因为可以免税。而发生在很多国家的一个现实是，智库可以不依附党派，但支持党派，可以不参加竞选，但参与了竞选运作。所以，“很多智库言行不一”。
　　智库的独立性与资金需求之间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资金的作用实在很大，它直接影响了智库在全球领域的排名。
　　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米赫耶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项全球智库的排名统计，他所在的研究所排在俄罗斯智库的前列，但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或者卡内基基金会则永远排在全球智库的前列，因为他们更有钱。
　　可是有钱不一定就完全正确。黄仁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作为一个智库大国，美国也经常犯错，中国智库虽然没有美国发达，但“至少没犯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