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霭，山东省高青县人（今属淄博），1925年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参加过大小战斗100余次，其中著名的有莱芜、泰安、孟良崮、济南、淮海、福州等战役。1950年由陆军选送到空军学飞行，毕业后到新成立的中国民航工作，成为民航第一任飞行大队长，曾为周恩来总理担任专机机长长达20年。张瑞霭特级飞行员，历任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兼民航北京管理局局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联合航空公司首任总经理等职，1990年离休。
　　
　　机上人生新起点
　　
　　张瑞霭3岁丧父，6岁丧母，既无兄弟亦无姐妹，孤身一人，靠叔叔拉扯大。
　　16岁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张瑞霭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从齐鲁大地到长江两岸，从渤海之滨到南海滩头，张瑞霭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负伤l次，子弹洞穿了他的胳膊。
　　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从陆军中选拔100名干部到空军学飞行，时任第十兵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六团第三营教导员的张瑞霭，幸运地被选中了。当时，我军干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航校里的顾问和飞行教员都是苏联人，听他们讲课，很多人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学员中有两个军长段苏权和曾克林，快40岁了，大家给他们编了个顺口溜:人生七十古来稀，哪有40岁才学开飞机。
　　张瑞霭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下子要学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难度可想而知。然而，经过战争考验的张瑞霭不愧是好样的。两年后，学轰炸机的50名学员中有二十几人从航校毕业了。张瑞霭是其中之一。
　　张瑞霭毕业后先被分到空军运输航空兵某师任副团长，1953年下半年，又被抽调到民航局，担任新成立的飞行大队大队长。
　　
　　专机机长得信任
　　
　　从1954年到1974年，张瑞霭担任周恩来总理专机机长长达20年，深得周总理的信任与器重。
　　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首长坐飞机，都是由中苏联合航空公司的苏联飞行员来执行飞行任务。那时我国空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周总理认为应当找一个自己的飞行员来飞，但空军负责人觉得风险太大，就拖着没办。周总理知道后很生气，空军不得不从全军选出最优秀的飞行员来执行专机飞行任务，张瑞霭荣幸地被选中。从此，他作为周总理专机机长，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1956年11月，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出访南亚三国。从越南河内到柬埔寨金边是一条危险的航线，我国和南越、泰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里正处于战争状态，飞机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之间穿过，且宽度不过10公里，稍一偏航，后果不堪设想。开始，张瑞霭和机组人员很担心，但周总理“一定要飞过去！要有信心！”的鼓励，给了他极大的力量。经过充分准备，他小心谨慎地驾驶着飞机，耳机中还能清楚地听到正在飞行的美军飞机的对话声，但他镇定地保持着静默，终于载着周总理安全、准时地降落在金边机场。
　　1965年3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逝世。周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葬礼，租用的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当专机抵达罗马尼亚时，罗方很惊讶地对我使馆的同志说，他们迎接的所有国家领导人都是乘坐本国飞机，惟有中国总理租用别国飞机。张端霭听了很不是滋味。
　　


　　3个月后，周总理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非洲的坦桑尼亚，毅然决定带领自己的民航飞行员远航非洲。他对民航总局领导说：“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张瑞霭听了，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尽管当时他驾驶的只是苏制伊尔—18飞机，升限只有10000米，最大航程6500公里，但他还是带领3个机组，信心百倍地起飞了。飞机途经伊拉克时已是黄昏，当飞机放下起落架，准备在巴格达机场降落时，突然整个机场停电，导航台失去指示讯号，跑道灯全部熄灭，张瑞霭猛地一惊，血液一下子涌上脑门。他脑海里迅速出现了几个应急方案，复飞吧，要夜航飞往第三国，情况更加复杂；降落吧，机场一片昏暗，必须胆大心细，保证万无一失。紧急关头，他凭借机组试航时所作的仔细观察和出发前所作的周密准备，毅然决定立即降落。他凭借自己高超的驾驶技术，利用黄昏那一点点微弱的余光，准确地判断出跑道方向，最后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过后，周总理亲切地对张瑞霭和机组成员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不怕，我很信任你们，你们都很有经验，相信你们都会处理好，我是放心的……”有一次，叶剑英元帅笑哈哈地对张瑞霭说:“你张瑞霭的技术总理都很佩服，总理很信任你呀。”
　　张瑞霭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多次受到周总理的称赞。20年间，他除了周总理专机，还执行过许多其他重要飞行任务，像印度总理尼赫鲁、甘地夫人，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法国总统篷皮杜，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越南主席胡志明等国际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曾成为他专机上的客人，也都对他的飞行技术赞不绝口。
　　
　　尼克松访华赢声誉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张瑞霭着实“露”了一手。
　　中美断交20多年，开启这扇沉重大门既需要胆略，还需要智慧。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来华。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周总理批示:由空军、民航共同成立一个指挥保障小组。张瑞霭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乘坐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叶剑英到机场迎接，塔台上拿话筒指挥基辛格飞机降落的，便是张瑞霭。
　　在商讨尼克松访华的活动安排时，周总理提出，尼克松在我国的所有活动，都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由中国飞行员驾驶，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声誉和尊严。基辛格面露难色，说这必须征得国会的同意，因为美国总统出访别国，从来不坐别国的飞机，而只坐总统座机“空军一号”，这也关系到美国的“面子”。在周总理的坚持下，基辛格说服了尼克松，终于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方案。
　　周总理决定将自己的座机供尼克松使用。他先后4次同张瑞霭面谈，就连飞行和接待中的细节都一一过问，并一再强调说:“这次专机任务非同一般，我要求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要搞好。尼克松总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从我们的安排，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专机人员认真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打好这一仗！”
　　张瑞霭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信心十足地对周总理说：“请总理放心，我保证飞出中国人的志气来。”
　　然而，尼克松的决定却遭到了美方安全人员和“空军一号”机长的不满，他们根本信不过中国飞机和中国飞行员的技术。他们在同张瑞霭商讨具体细节时，态度傲慢，要求苛刻。张瑞霭不亢不卑，在心里说：“伙计，到时候瞧吧！”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军一号”降落在首都机场，开始了他的正式访问。26日，尼克松乘坐张瑞霭驾驶的专机，去杭州、上海访问。从北京起飞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在客舱里谈笑风生，“空军一号”一直跟在身后飞。从北京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尽管天气状况并不怎么理想，但张瑞霭以娴熟的技术操纵着飞机，每次都按照预定时间准时落地。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后，尼克松满面笑容，翘着大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服务也好！”周恩来从容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基辛格接上去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这时，“空军一号”那位傲慢的上校机长态度也大为改变，他代表总统送给张瑞霭一支刻有尼克松签名的宇航圆珠笔作纪念，并热情地陪同张瑞霭登上“空军一号”参观。
　　
　　首航香港促统一
　　
　　1973年5月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空军、民航两级领导班子改组动员大会。大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当着全场问：“张瑞霭同志来了没有？”张瑞霭立即站起来大声回答：“我来了。”周恩来对张瑞霭说：“经毛主席批准，你要执行一架专机任务，送章士钊先生赴香港探亲。你准备使用什么飞机去呀？”
　　张瑞霭回答说：“用三叉戟飞机，噪音小，速度快。苏式飞机不能去，因为一是噪声大；二是香港启德机场没有苏式飞机保障设备。”
　　周恩来点点头:“那好，使用三叉戟飞机。章先生已经93岁高龄了，你一定要保证安全，做好服务工作。今天的会议你可以不参加，回去好好准备执行任务吧！”
　　张瑞霭领受任务后，立即离开人民大会堂，直奔首都机场。他深感此次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从技术上来说，这是新中国民航第一架飞机在香港机场降落，航线生疏，必须认真准备。章先生年事已高，是与毛主席有50年交情的老朋友，此次批准他赴港，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探亲，而是在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做工作，除了要保证章先生的安全之外，在飞行中还要特别注意空中和地面可能出现的敌对势力的捣乱和破坏。
　　经过一番准备，5月25日，张瑞霭驾驶专机，载着章士钊和其女儿章含之等家人及工作人员，从首都机场起飞了。张瑞霭小心翼翼地操纵着飞机，在航线上选了一个适合高龄人的平稳的高度层飞行，使章士钊一路感到十分舒适。飞机降落香港后，章士钊满面笑容，拱手向机组人员致意。章士钊离开北京时，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香港后，机场没有准备担架，张瑞霭便安排服务员将章士钊抱下飞机，送上汽车，又安排机组人员轮流看守专机。
　　章士钊专机的到来，在香港引起了轰动，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香港机场英方当局高兴地对张瑞霭说：“中国民航第一次来港，飞得真不错！”
　　1982年底，张瑞霭离开民航局回空军工作，担任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6年了。然而，周总理的音容笑貌，却时时伴随着他；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也时时激励着他。
　　1986年底，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张瑞霭担任总经理。成立联航是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支援地方经济建设的指示的重要举措，张瑞霭又运用他的经验、智慧和声望，为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开垦出一块崭新的天地。（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