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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新中国刑法的立法，已经走过风雨60余年。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刑事法治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刑事法治建设重要一环的刑法学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本文重点回顾我国建国以来的轰轰烈烈刑法发展史，并在结尾给予了笔者的些许寄语。
关键词：刑法史；修正；犯罪化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11-0229-01
作者简介：杜飘（1994-），女，汉族，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任汀（1993-），女，汉族，江西丰城人，南昌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刑法。
光阴似水，时光如箭，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近70年了，而至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诞生也已经有40年了，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历程之艰辛，过程之曲折，让人感慨万千。从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室开始准备刑法的起草算起，到1970年7月6日刑法的最终颁布，时间竟然长达25年。在高铭暄教授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中写道，当时建国不过5年，百废待兴，时年高铭暄教授不过26岁，在中国人民大学念完研究生一年，就被抽调去起草刑法，像他这样被各地選调的还有不少人，当时他们20多人组成一个刑事立法小组，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当时抽调的人中甚至有不懂法律的，就请懂法律的高铭暄教授给他们上课，讲知识，找人共同参详思考。当时这部刑法主要是参照《中华民国刑法》，刑法的体系和涉及的罪名很多也是参详的俄罗斯刑法。再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各地发生的案件，总结了很多罪名以及刑罚种类及力度。最终成型之后，当时1979年刑法不过192个条文，129个罪名，是当时世界各国刑法典中数量极少极少的。
1979年之后的20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转型也在关键时期，這造成了当时的社会境况及其不稳定，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新情况。另一方面，1979年刑法典它本身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刑法典本身内容比较粗疏，不足以规制复杂多变的违法行为，而且，从它当时的制定情形来看，当时的立法技术同样很不成熟，法律在适用时经常会陷入不适用甚至是空白的窘境，再加上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普遍有限，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常常出现错误，经常弄混或找不到对应的罪刑。因而，为了弥补刑法典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决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条例、决定和补充规定就是单行刑法。同样，针对一些违反了经济法、行政法规但是情节十分严重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很多学者就提出应当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刑罚条款，即附属刑法。
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出现，几乎架空了刑法典，使其丧失了作为刑法典的意义和地位，刑法规范错杂交驳，无论是给司法人员的适用还是民众的学习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针对这样的状况，在1988年到1997年间，国家立法机关研修订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相关活动，不但有陈兴良教授、姜伟教授、储槐植教授、赵秉志教授等等，同样还吸收了一些青年学者的参与。1988年7月刑法修改被纳入国家立法机关工作日程后，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了刑法修改小组，并分为刑法总则立法小组和刑法分组立法小组，各自由相关法学教授带队研究，在多次研讨的基础上，还召开了有关刑法修改的多次座谈会、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会谈讨论。最终于1997年3月14日，新的刑法典颁布这部刑法典可以说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全面修正，条文数量由192个增加至452个，罪名数量由129个增至414个。
尽管立法机关力求完善，新的刑法典的内容得到很大程度地充实，但法律永远不能克服其自身的滞后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及其带动的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法律终将会出现各种新问题，刑法的修正则是必然。从1979年颁布第一部刑法典至今，已经形成了今天一部468条的刑法典、一部单行刑法及九部刑法修正案的刑法体系。1979年刑法典129个罪名，1997年刑法典414个罪名，及至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我国刑法典罪名多达468个。尤其是近几年来，刑法修正案大幅度修正刑法典。我国于1999年第一次修正新刑法，在此后的20年间，据统计，从《刑法修正案（一）》到《刑法修正案（九）》共新增56个罪名。尤其是从《刑法修正案（八）》以来，不但修正了分则，修正方向同样瞄准了总则，给我国刑法带了巨大的变化。
目前，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确立，改革开放进入了更近一步的深化和全面推进的阶段，法治建设同样需要更加科学化与现代化，于此同时，就目前我国国情来看，刑法的研究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从近些年来的刑法发展来看，我国刑法目前呈偏犯罪化的立法模式，大量违法行为被规制成犯罪行为，刑法甚至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在笔者看来但犯罪化必须有节制、循序渐进地进行，而不应当一蹴而就。并且，在进行有限犯罪化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当进行非犯罪化。也就是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必须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应当得到统筹兼顾、相互依容。只有维持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平衡，坚持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刑事法治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刑法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赵秉志，王俊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J].河北法学，2008（11）.
关键词：刑法史；修正；犯罪化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11-0229-01
作者简介：杜飘（1994-），女，汉族，江西上饶人，南昌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任汀（1993-），女，汉族，江西丰城人，南昌大学，刑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刑法。
光阴似水，时光如箭，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近70年了，而至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诞生也已经有40年了，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其历程之艰辛，过程之曲折，让人感慨万千。从1954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室开始准备刑法的起草算起，到1970年7月6日刑法的最终颁布，时间竟然长达25年。在高铭暄教授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中写道，当时建国不过5年，百废待兴，时年高铭暄教授不过26岁，在中国人民大学念完研究生一年，就被抽调去起草刑法，像他这样被各地選调的还有不少人，当时他们20多人组成一个刑事立法小组，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当时抽调的人中甚至有不懂法律的，就请懂法律的高铭暄教授给他们上课，讲知识，找人共同参详思考。当时这部刑法主要是参照《中华民国刑法》，刑法的体系和涉及的罪名很多也是参详的俄罗斯刑法。再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各地发生的案件，总结了很多罪名以及刑罚种类及力度。最终成型之后，当时1979年刑法不过192个条文，129个罪名，是当时世界各国刑法典中数量极少极少的。
1979年之后的20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转型也在关键时期，這造成了当时的社会境况及其不稳定，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新问题新情况。另一方面，1979年刑法典它本身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刑法典本身内容比较粗疏，不足以规制复杂多变的违法行为，而且，从它当时的制定情形来看，当时的立法技术同样很不成熟，法律在适用时经常会陷入不适用甚至是空白的窘境，再加上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普遍有限，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常常出现错误，经常弄混或找不到对应的罪刑。因而，为了弥补刑法典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条例、决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条例、决定和补充规定就是单行刑法。同样，针对一些违反了经济法、行政法规但是情节十分严重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很多学者就提出应当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刑罚条款，即附属刑法。
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出现，几乎架空了刑法典，使其丧失了作为刑法典的意义和地位，刑法规范错杂交驳，无论是给司法人员的适用还是民众的学习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针对这样的状况，在1988年到1997年间，国家立法机关研修订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相关活动，不但有陈兴良教授、姜伟教授、储槐植教授、赵秉志教授等等，同样还吸收了一些青年学者的参与。1988年7月刑法修改被纳入国家立法机关工作日程后，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成立了刑法修改小组，并分为刑法总则立法小组和刑法分组立法小组，各自由相关法学教授带队研究，在多次研讨的基础上，还召开了有关刑法修改的多次座谈会、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会谈讨论。最终于1997年3月14日，新的刑法典颁布这部刑法典可以说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全面修正，条文数量由192个增加至452个，罪名数量由129个增至414个。
尽管立法机关力求完善，新的刑法典的内容得到很大程度地充实，但法律永远不能克服其自身的滞后性，正如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及其带动的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变化，法律终将会出现各种新问题，刑法的修正则是必然。从1979年颁布第一部刑法典至今，已经形成了今天一部468条的刑法典、一部单行刑法及九部刑法修正案的刑法体系。1979年刑法典129个罪名，1997年刑法典414个罪名，及至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我国刑法典罪名多达468个。尤其是近几年来，刑法修正案大幅度修正刑法典。我国于1999年第一次修正新刑法，在此后的20年间，据统计，从《刑法修正案（一）》到《刑法修正案（九）》共新增56个罪名。尤其是从《刑法修正案（八）》以来，不但修正了分则，修正方向同样瞄准了总则，给我国刑法带了巨大的变化。
目前，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已经确立，改革开放进入了更近一步的深化和全面推进的阶段，法治建设同样需要更加科学化与现代化，于此同时，就目前我国国情来看，刑法的研究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从近些年来的刑法发展来看，我国刑法目前呈偏犯罪化的立法模式，大量违法行为被规制成犯罪行为，刑法甚至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在笔者看来但犯罪化必须有节制、循序渐进地进行，而不应当一蹴而就。并且，在进行有限犯罪化的同时也要注意适当进行非犯罪化。也就是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必须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应当得到统筹兼顾、相互依容。只有维持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平衡，坚持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刑事法治的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刑法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赵秉志，王俊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J].河北法学，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