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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妮，原名张彦妮。中国作协会员。先后在《青年文学》《美文》《雨花》《青年作家》《朔方》《山东文学》《黄河文学》《太湖》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约二百余篇，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出息》、散文集《那时花开》。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宁夏首届《朔方》文学奖、孙犁散文奖。
2003年冬天，就在街头的拐角处，我摆了一张卖报纸的桌子。
行人如蚁，车马如流，但很少有人光顾我的报摊。仿佛树上被叶子遮住的果实，没人会留心我的存在。我只能克服羞怯的心理，对着过往的路人低低地喊：“晚报。刚到的晚报！”
有人回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斜视，有人到桌前翻一翻，又嫌我报纸种类单一，摇摇头走了。我不敢坐，坚持站在桌子后面，生怕漏掉一个顾客。直到下午，我才卖够报纸的本钱。
我一边啃着饼子，一边告诫自己：不能泄气！无论怎样，这都比在深山老林里炸石头强。要动脑筋、想办法，不能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没有自行车，公交车也舍不得花钱，我就步行。在郊区反复对比了一番，我定了一间比较便宜的出租屋。平房，尽管阴暗，但比我捞盐打硝时住过的工棚和地窝子要好。没有床，房东将别人不要的旧柜子给我。我将其倒扣在地上，铺了行李，虽然中间的两根挡板会硌腰，但比以前睡过的麦草铺干净。
一天没吃饭，但我并不感到饥饿。我心里有个伟大的计划：逃离故乡，在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商机。
因为不远处有家卖晨报的摊点，所以我的晚报卖得相当吃力。尽管我极力吆喝，还是没卖掉几份。到了中午，我嘴干巴巴的，也没杯子喝水，就吃了一个五毛钱的饼。
下午，在出租屋附近买了蜂窝煤炉子、火柴和笤帚，再添一个锅和碗，我的“家”里就悠悠地飘出了烟火气。
没有表，时间难以掌握。半夜起床，一边看书，一边频频出去望星星。早了，怕影响别人休息，迟了，又怕来不及煮粥。巷子里没路灯，院子里黑漆漆的，我站在院子里，像个幽灵。
又是一天没吃饭，但我还是坚持在商都买了一块廉价的手表。
提着面条和一把韭菜，刚到出租屋，房东就让我预交一个季度的房租。我摸着口袋里仅剩的二十元，只好堆着满脸的笑容央求道：“大哥，先宽限我几天，就几天！”其实房东比我小，不过二十多岁，但我还是呼他“大哥”。
才几天时间，我的双脚就磨出了血泡。我一瘸一拐在四周找寻生炉子的木柴，可到处都干干净净的，像是它们都被回收了。我只能去巷子里，等着人家饭做好以后，再拿一个蜂窝煤换个带火的煤球回来。
等水开的间隙，我已筋疲力尽。菜也懒得去炒，就跟面条混在一起煮，煮好撒点盐即狼吞虎咽……
我永远记得里尔克说的那句话：“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因为借火，我将房东的炉子给弄灭了。一会儿就见他带着一个老太太，一把推开我的房门，大声问我：“你的房费啥时候交？”
我有点结巴地说：“再过两……三天吧。”
房东还没说什么，身后跟着的老太太就很硬气地说：“不交房租不让住，我们又不是搞扶贫的！”我只好唯唯诺诺地说：“知道呢，阿姨……”样子就像杨白劳见了黄世仁。
打发了债主，我只好再去巷子里借火，并提前允诺给人家一毛钱。但那女人不收钱，她说：“我们回民有讲究，收你的钱我们的洪福就被收走了。”感动之余，我一个劲说谢谢。
为了方便夹煤，我花两元买了煤夹子。见商店门前有一摞旧纸箱，想要一块回来垫在柜子那两根挡板中间，老板却头也不回地说：“一块钱。”
为了我的“伟大计划”，我只好向朋友小蔚求救：“帮忙先把房租交了。”
半夜两次起来添火，原以为早晨会吃上早餐，结果，炉子还是灭了。
连批发带零售，还是刚够本。我只好违规批发了几张《环球时报》，却很快就卖掉——这些钱等于我捞的外快，因为发行部规定，我只能卖晚报。
早晨领报纸时，看见报贩子都会批发好几种报纸，有一个中年妇女光《环球时报》就拿了五十多份。按照零售价，她这一种报纸就能收入二十元。如果再算上晨报、故事报等，她的收入一定很可观。我堂堂五尺大汉，还不如她能吃苦？
除了喝粥，再就买几个馒头中午吃。旁边卖晨报的丫头小秦见了，可能起了恻隐之心，就在买饼子时多买了一个给我。
小秦臨时有事，让我顶替她完成自己每天20份的任务。有些忐忑地答应后，想不到中午就卖完，净赚4元。这真是给了我一些信心，原想先干个临时工，等明年开春再到别处谋生，现在看来，只要肯在经营渠道上下工夫，在城里糊口不是没有可能。
大风，清冷。没顾客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不远处看几个书法家写字。还是一碗粥一个馍，坚持捱到下午四点。回出租屋的途中腹内突然一阵痉挛，人差点晕过去。我急忙在街头又买了一个饼子，大口吞咽补给，体力才渐渐恢复。
黄昏回出租屋下了昨天剩下的面条，不够，又熬了半碗稀饭。
晨报卖了20份，晚报卖出13份，若天天如此，一日三餐自不成问题。只是明天小秦一上班，晨报便又归她。还得摸索销售经验，为啥报贩子能成摞成摞地零售，而我连30份的报纸任务都难完成？
生火成了难题，每天都得低三下四到别处借火。炉子要是灭了，早晨就不能熬粥。只能急匆匆买了馒头，边走边吃。
小秦比我小十岁，长得还算清秀。见我每天这样啃馒头，也不抱怨，就说我太能吃苦。然后她提议可以跟我搞“合作”：我们可以一人干两人的工作，让另一人腾出时间干别的事。我自然高兴，就怕发行部检查，一旦查出我卖别的报纸，可能会撤销我的报摊。
知道仅靠晚报是不行的，所以在小秦看摊的时候，我就骑了她的自行车，到几家报社去投稿。
想着要跟原君张口，问问还有没有别的事可做，直到做了面条洗了衣服之后，仍没拿定主意。真不想再去麻烦人家。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介绍这份工作就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范畴，何况她还在填表时毫不犹豫地做了自己的“担保人”。在人情凉薄的时代，谁愿意毫无私心地为你帮这个忙、为你担这个保？ 故乡的亲人一定又在传说我时来运转的消息，估计妻的脸上又如同抹了油一般，有些自得地走在人前。若是真的挣了钱或是鸿运降临，他们传得沸沸扬扬倒还说得过去，只怕我远在他乡啃馒头，而他们却认为我在吃西餐。
一块旧玻璃、一块废弃的草帘、一块路边扔着的废木板，我都要将它们捡回来，或作案板、或铺床、或搁东西，完全是沿袭了三毛初到撒哈拉沙漠的习惯。每晚九至十点睡觉，夜半惊醒几回生火，早晨6点半再一路小跑去上班。精神可嘉，但成绩甚微，好像还越来越恋床，非到起床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爬起来。写随笔、写大字，算是在勤俭中还没忘记自己最终的使命。
仿佛总有人在劝我，不能放弃，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
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报纸倒是比昨日卖得好，总算没亏钱。
提上旧包，一个人在街道上走长长的一段路，买油菜、称面条，回到宿舍马不停蹄地洗锅、炒菜、煮饭。然后哪儿也不去，除了出去方便，就在屋里写稿、练字。似乎窗外的世界不属于自己，爱和欲望都逃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很超前的人，有着传统的观念和思想，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仍旧恋家、怀旧，耐不住寂寞。也想把电话打到老家去，又觉得让别人代转不方便，就忍了。
嘴干巴巴的，忍不住买了一斤橘子。憋着尿，比平时多坚持了一个小时才收摊。
又捡了两块圆形木板，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先捡回来洗干净再说。不把这里当家，但除此之外，又似乎没有别的去处。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写过：“我从来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
是的，不知道哪一天曙光会照亮我的前程，但仍旧“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
在镜子前走过，看见自己蓬头垢面，愈发显得落魄。怪不得门房的人会视我为贼。前天我刚准备上卫生间，门房里留着风头的男人就拦住了我，他问我手里提着的小布包里装的啥？我刚想要说明，他已经跑出来，一把夺过我的小布包搜查起来。翻了半天，许是没有发现“炭疽热”病毒，才有些不甘地放了我。
去邮局给老家打电话，妻说俩孩子感冒，她身体也不適，但还是要我先坚持着。
书法家老宋倒随和，没事就坐在我的桌子旁，看我嘴上结了一层痂，就问我平时吃什么。我说每天吃一顿正餐，再则啃馒头。
刮着大风，路边的自行车都被刮倒了。买报纸的人凤毛麟角，于是早早收摊回到宿舍。下了面条，吃一大碗，嘴上的干痂是滋润一些，但人还是感到疲惫。看了两页书，便睡着了，不过几分钟后又被惊醒。
小蔚来，送一张单人床给我，虽然是旧的，但将行李铺在上面，屋里顿时显得满满当当的。转眼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能有这样的朋友，算是我的福分。看着我一炉、一锅、一碗筷的样子，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谢谢”，只在离开时听他说一声“走了”，然后便消失在夜色中。
还未立冬，天就冷得不行。这两日经济短缺，早晨因没钱批发报纸，就少拿了几份。报纸越少，我就赚得越少。长此以往，凭啥吃饭？就靠那仨瓜俩枣的豆腐块吗？
除了卖报纸，就是看杂志，写东西倒是比在老家打麻将闲聊的时间多。
昨日跟初中教我的老师通话，他为了支持我，让给他也送一份报纸，月底结账。我早晨便欣然送去，顺带借了20元救急。
一报贩说某报社要招投递员，每日15元。还有这等好事？我赶紧试着打了电话，却是空号。跟其他摊点的人员接触，获悉他们大多以批发为主，零售都很一般，境况也不相上下，于是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决心。我就不信偌大的城市养活着几百万人，唯独没有我的生存之地？
下午收摊，回来炉火已灭，只好等人家饭做好，才能夹火生炉子。
没有电视，没有家人，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做饭，每天安排得紧紧凑凑的，倒也充实。比起在沙漠戈壁里牛一般的劳作，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
袜子不敢买，鞋油不敢买，米也没了，香油只剩明天一顿就要见底，一切只能等“10号发工资”了。
无意中进了一家超市，才知道这里所有的物品都可以自选。置身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转了半天，我选了一块钱的鞋油往出走。就在我找柜台付账时，被一名穿制服的保安拦住了。他翻来覆去盘问我，问我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等，好像我偷了超市的珠宝一样。
与老家通电话，知道家里的毛驴已经卖给大姐了。妻说用这钱买了小麦和香油，另外还了一些账。我不想给她说我的处境，只说“还在坚持，合适的时候想打两份工。”
她说：“有一份工干着就行了。”然后让孩子与我通话，听到他叫“爸”的时候，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北风飞扬，已不是卖报纸的最佳时节。幸亏昨日约了几个订报纸的客户，便联系了一个发行员过来，她给客户开票，顺便给我提成。
卖报纸原本是亏钱的，但有了订户，一下就得几十元！正好米面油都差不多快没了，现在有了这些补给，我一下又成了富翁。
辗转几次，稿子终于见报。便趁热打铁，又去给邱老师送两篇。她看完就放下了，顺便问了发行投递的事。她帮忙打了电话，说已经没了摊位，到元月份再考虑。
心已安定，只是房东又在我淘洗豆芽时说：“你的水电费这月共10块。”20天时间，就一个灯泡，他收我这么多的电费，而且看我有些不信任时还肯定地说：“不会跟你多收！”
农历十月初一，街上很多人都在买冥纸、香表祭祖，我独在异乡，只觉怅然。
小秦染了感冒，想让我帮忙为其搬桌子，我当时正忙着，她便说我这人有点“木”。她的朋友蓉蓉，也嫌我头发未梳，说我“毛毛糙糙的，脸都没洗干净”。
面对现实，人常常有些力不从心。仍旧一天两餐，早晨喝稀饭，中午吃饼子，只等西塔楼顶的太阳照不到我报摊的时候，我才会干裂着嘴唇，收拾好报纸，把桌子从一条街上搬过去。然后拖着有些癫的双腿（右脚后跟受伤），向出租屋的方向走去。 下面条、炒油菜，一边干吃一边喝去大半碗面汤。当脑门上渗出细细的热汗时，人才真正忘却世间艰辛。要是在家，谁还会去洗锅、洗菜或者做饭？都是妻一人干的。不念别的，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破罐子破摔。
看了一则招聘广告，是一家“装裱字画”的。我当时就准备签合同，结果老板娘又让我交押金，而且前几个月的工资都很低微。摸着瘪瘪的口袋，我只好打了退堂鼓。
小蔚昨夜来，说妻给他电话，让我回去在老家参加一个会议。我上午犹疑地将电话打过去，那边的朋友却说：“是个关于文学方面的会议，早都开罢了。”
机会又失之交臂。看来不弄个传呼机，没个确切的联系方式，即便有馅饼掉下来，也找不着我的影子。
我的初中老师教我三年，与我亦师亦友。他骑着摩托车到报摊前来，看见我的样子，有些失望地说：“你得想别的办法，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只好说：“先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转机……”
上午，有妇女骑摩托过来要10份报纸，说是报刊亭的，我便以批发价给她。结果小秦的朋友蓉蓉来拿报时已经没了。破天荒12点以前就没报纸，偏偏有人过来零售，我只好推荐旧报纸，他二话不说扔下5毛钱就拿走了。也有的给3毛钱，我也笑呵呵地让他把报纸拿走。“拾到篮子里都是柴”，多卖一分算一分。
生意这般如此，人做起来自然信心倍增。
骑摩托车的妇女又来批发10份，看来顾客在一天天增多。
出去买东西或是投稿，我都骑着小秦的自行车。她也放心我。问她为啥。她说，你对别人好一点，对方就会对你好。我说：“其实你是遇上好人了。有时候你的诚心未必换来真情，就像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还有狗和吕洞宾……”她笑了。
下午去领工资，顺便见原君。她问及销售情况，我只说很难。她问我咋办？我笑着说先干着，她说：“可能因为你性格内向的原因，所以很难打开销路。”我点头称是。
劫难总是不请自来。
如同噩梦一般，九天时间，我俨然被魇住了！
八天前的早晨，我尚未起床，小蔚進门就说：“收拾一下往回走！”我跳起来问：“咋回事？”他苦着脸，边嘀咕边故作镇静地说：“也没啥，回去看看，你孩子在医院。”我知道不能再问，一定是大事！
我迅速套了件衣服，锁上门，直接去了车站。
坐上车后，我一路长吁短叹，只嫌大巴车没长翅膀。我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但还是想。我肯定又否定，否定又肯定，自己将自己折磨得不成样子。
黄昏之时，我终于到了县医院。那一刻，我只想快快见到我的孩子，别的什么都不去想。
还没进门就听见有个孩子在哭喊：“疼死了，疼死了！”
是我的幼子！
又是车祸！看着孩子满头满脸的伤，我的心就像被撕扯一般。兄长们赶紧上前安慰，只说没事，就是头皮被擦伤了。我啥都不听，只觉满腹的委屈满腔的仇怨不知说给谁听。我的眼泪俨然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滴在孩子的脸上。妹妹也开始抹泪。我的手抓着孩子的手，感觉全身都在抖动。妻故作坚强，对着孩子说：“新雪，你看谁来了？”
新雪竟然不再叫喊，满是伤痕的脸上露出了让人心疼的笑。
带孩子到区医院做了检查，并无大碍，翌日便返城。
烟熏火燎地吃了面条，出租屋里仍然寒气袭人。将10日前买的油菜带出去扔掉，头一抬，一轮圆月，已经映照着万家灯火。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那份自由、不设防、没遮拦的情感，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寻觅。
天气干冷干冷，即便晒着太阳，穿着棉衣，也不时打冷战。好在报纸多卖了一些。遗憾的是，之前说好的一家订户不再联系，给朋友打电话后还忘了取IC卡，等于丢钱。照此下去，妻若进城，靠什么维持生计？
交房租，加上电费共80元。花5块多钱买了电热毯，遇一老乡说无钱吃住，又借给他5元。
来回步行实在把人走怕了，就想狠心买辆旧自行车。问了收旧家具的，都说手头没货。便在寒冷中又去旧货市场，一问价，都不便宜。只好出门，竟遇到“卖黑车的”，经不住诱惑，即掏20元买了一辆。推着车子往前走时，听到一个小伙子说：“过不了下一个红绿灯，你可能就得赔200元。”吓得我赶紧掉过头来，朝相反的方向走。样子犹如做贼一般，鬼鬼祟祟、东张西望、脸热心跳。
到了出租屋，跟平日一样下7两面条，第一次没有吃完。
冷风一刮，顾客愈加稀少，报纸剩一大堆。给老家打电话，说了其中困难，妻还鼓励：“先坚持着，慢慢熬。”而且声明过几天她也要带孩子一起进城……
似乎是被逼上梁山了。
哪怕有多冷，哪怕生意有多不景气，都得坚持下来。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只能往前走，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或是荆棘丛林。除了等“元旦投递”的消息，除了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别无他途。
换了车座，用银粉漆将车锈刷掉，觉得已经变了样子。但内心的忐忑并未因此消除，时不时地，总觉得有人要找上门来。
瑞雪飘飘，不知以后如何卖报纸？要是在故乡，此时定会兴奋地呼叫。
冒着大雪，在严寒中坚守一日，约得5元。是比待在家里坐吃山空要强，但如果妻儿下来，看到如此“战况”，将会多么失望？
无人时哼唱《离家的孩子》，禁不住热泪盈眶。
下午有人订报，给发行员打了传呼，结果一直等到黄昏也没来。
在摊点前站了半天，一块女式手表还被顾客捡了去。不过，我也不是完全没财运，晚上回出租屋时，捡了一把小木椅子。虽然脏，毕竟可以坐人。
旧的单皮鞋已不保暖，两脚都被冻伤，夜晚痛痒难耐。便花9元买了双老棉鞋，样子尽管难看，但穿上暖和。时而气馁、时而雄心勃勃，时而准备不顾一切马上打道回府，时而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真是矛盾和痛苦。 老家的亲人都在等着我的好消息，但报纸的销量却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绝非思想超前之辈。想起以前外出闯荡的计划，真是简单而幼稚。其实我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难以抗拒死一般的孤独和寂寞。盼妻能来，好赖先混着，待到元月，再做打算。
买水桶、修车胎。每天两个饼子还不够，下午又去买一个。
发行员已不想痛快给我提成，谎称丢了我的电话号码，几次不回电话。下午订户亲自到我摊位跟前，我才恍悟。在城里混，不比乡下，得多个心眼才是。
以为妻儿会来，便搜罗了一些木柴捎回来。开门进院，仍然只见出租屋的烟在孤单地冒着。电话已打过几天，她说“再有五六天”，应该就这一两天到。但也许会因为别的琐事推迟也未可知。只是我另外找寻批发点的计划，还有问及“投递”的相关问题，都因她的不到而迟迟不得实现。有时又不得不计划买这买那，但一边买一边否定，以为日后若回去，这里就只剩下一堆无用之物。
她不说进城我也不做计划，现在说来了，我就一天天等着。越等，就越是孤单;越孤单，就越是什么也不想做。
妻与孩子进城。跟我去报摊待了一下午，才知我究竟在干什么。加之天冷，两人都冻得脸色发紫。说是以为我当官呢，结果和个讨吃差不多。“你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玩笑也罢，真话也罢，我只有嘿嘿应对。
孩子要吃方便面，另外又买了几根香蕉，花销就比一个人时多出几块。
给吴老师送稿子，她又帮我打电话联系投递报纸的事情。
又呼原君，她说近来准备搬家，有一些旧东西我若需要就搬去。我对妻说：“咱们遇到的，都是贵人。”
零下18度。我穿着两件毛衣，一件棉袄，一双老棉鞋，还感觉寒冷。太阳下飘着零星的雪花，风比刀子更具威力。但我依然哼唱着，把棉衣的帽子扣紧，在报摊后踱来踱去。妻说，她在离家时曾暗暗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家了。言外之意，是非要在此混饭吃，“哪怕做乞丐都行！”我没有她那么大的决心，我只有责任和义务。
小蔚来，妻送一双鞋垫给他，说我在这里他帮了不少忙。
出租屋没有卫生间，都在外面的一处拆迁地方便。
在最紧张的时候，在没有钱拿明天的报纸的时候，我去附近跟小秦的朋友蓉蓉张了口。她竟然没有思考就借给我十块钱。旁边站着她的母亲，我敢保证，就在我走不到5米远的时候，她的母亲就会责备她的轻率和轻信了。
晚上拥被吃搅团，有人敲门，进来一看才知是小秦。她将我这段时间垫付的报款都付与我，居然有28元。不论多少，可以救急几日，后天也就发工资了。
在“两三个工作”的诱惑下，人本来要扬眉吐气嘚瑟一番，结果，上午的两个电话使人心灰意冷。卢生在邯郸旅店做黄粱美梦时，并不知道醒来会绝望。
邱老师说：“没戏了，今年投递不招人。”
原君说：“只能再找个兼职，单位招聘都需要文凭。”
投出去的文字也像旱年的庄稼，有一搭无一搭的，只能坚持“广种薄收”的原则，“多中取利”。希望仿佛肥皂泡，看着明晃晃的，用手一抓，瞬间就听到“噗噗”的爆裂声。
领工资293元，连还账加花费，已支出107元。
但哪样东西都是非买不可的，不管元月以后是否再坚持，现在，是生活一天就得有一天的开销。
我依然在坚持。任何时候，我都相信，读者总会买真情实感的账。
赵老师鼓励我说：“把头发吊起来，好好写！”
下午快收摊时，卖了几张IC卡。晚上便对妻说：打持久战！
老家来人，见我穿着又笨又厚的老棉鞋，在冷风中一毛两毛地做生意，就说冻死了，这样挣钱能养活一家人吗？我摇着头说很难。
好在又来一订户，加上前日的订户，新联系的发行员已付我20元。报纸也差不多快卖完了，卡也卖了一张，真给人长脸。妻说：“这样下去，日子还有个过头！”
孩子冻肿的脚仍像馒头一样，痒得直叫唤，他母亲的脚也冻肿了，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块冰，正在反复地搓洗。
下午有一騎自行车的小伙，身穿黑色夹克，要跟我买IC卡。讲好价格，他掏出一张100元的新钞，另外又给我两元零钱。
我找他80元，他说一声“走了”便飞驰而去。我看见他骑车太快，就觉得有些蹊跷，赶紧身到皮衣店让店员辨认，结果她说：“假的！”
我出门来，看见太阳已经西斜，我的报摊在余晖中，是那样的凌乱和孤单。
将那张假钞投进了燃烧的火炉之后，人反而感到轻松和悲壮。
妻说：“就是不挣钱，也要坚持呢！”昨天丢了95元，今天就来了两个订户，算是略微“补贴”了我的亏空。
冬至。上午卖一卡，下午店铺的老板让我找个擦玻璃的民工，我就说我来擦吧。她便给我10元费用。
我一边细致地擦玻璃，一边看着报摊，竟又卖出了两张卡。
就在我喜形于色快要收工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骑车过去的人。他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想起来了，就是那个给我假钞的“贼”！
我感觉我的血液又开始燃烧起来。我不能自已地战栗，恨不能追上去一把将其捏碎！然而，他有些不屑地看我一眼，又马不停蹄地朝前跑……
黄昏回来，我报复性地买了一块钱的瓜子，躺在床上与孩子一起嗑。心说有你骗的还没有我们花的？与其让贼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还不如我们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结果，没过五分钟，小蔚进来了，他说：“你侄子来了电话，说你大儿子感冒了，嗓子痛，让你们回去呢……”妻正忙着做饭，没听完就哭了。她哽咽着说：“咋这么不顺？……咱们是不是得罪谁了？”
我劝她不要胡思乱想，事情归事情，困难归困难。
妻与孩子回老家，我独自在灯下。想他们回家时没车费的情景，不禁又感到心酸和伤感。早晨掏空了所有的口袋，又跟一个不太相熟的同事张口借了5元，才凑够了车费将他们送上大巴车。当天的报款也欠下了。
报纸卖得也不好，好在卖了一张卡。否则，人真的想狠心改行，从此另寻他路。
早晨取报时，老杨递给我一张汇款单，并说：“你行呢，还会写东西！”感谢编辑老师，能这么快就把稿费寄了过来。要知道，这段时间正是我的非常时期。
下午将报摊随便安顿给熟人，便飞驰去某报社应聘。结果进去一问，一位女领导说：“都招大学本科以上的。”我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虽然天寒，报纸倒还卖得可以，所以在西塔广场的摊前踱步时，尚不觉得太冷。
领了27元稿费，口袋里便有了八十多元，目前还不至于没饭吃。因此回家啃一馒头，然后洗菜做饭，等妻儿们不日到来。
跟老家通电话，只说孩子的病好了，他们在家把一些农活干了再说。便不再多问，只等元旦过后再观后效。报上登了“招聘”，想给妻也报一个摊位，但想到孩子上学等问题，我又犹豫了。城里机会多，可消费高。房东又在问本月的房租，每斤油菜已涨到5毛钱……
令人兴奋的是，上午试着给发行部打电话，主任一口答应：“行！优先照顾你们。”
前夜在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开灯一看，竟是警察。他们看了看我简陋的宿舍，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说：“没事，就是看看。你卖点报纸，再写点东西，也不错。”
我一言不发，只觉得某个东西碎了一地。
卡每张卖22元，共得9元！另有一篇较长的小说也被某杂志刊用。如此运气，感到前途无量，呼呼的北风也觉得不再凌厉。就打电话给妻，告诉她元旦过后即可进城上班，她竟一下激动得口吃起来：“我……也有工作了？真是……太好了！”
中午吴老师过来，看着我在阳光下捏着一沓毛票时，也说：“看来你的生意比以前好了。前几天我坐车经过这里，还在车上看见你了……其实这样也好呢！”
我嘿嘿乐着，嘴里直说：“好呢，真好着呢！”
2003年冬天，就在街头的拐角处，我摆了一张卖报纸的桌子。
行人如蚁，车马如流，但很少有人光顾我的报摊。仿佛树上被叶子遮住的果实，没人会留心我的存在。我只能克服羞怯的心理，对着过往的路人低低地喊：“晚报。刚到的晚报！”
有人回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斜视，有人到桌前翻一翻，又嫌我报纸种类单一，摇摇头走了。我不敢坐，坚持站在桌子后面，生怕漏掉一个顾客。直到下午，我才卖够报纸的本钱。
我一边啃着饼子，一边告诫自己：不能泄气！无论怎样，这都比在深山老林里炸石头强。要动脑筋、想办法，不能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没有自行车，公交车也舍不得花钱，我就步行。在郊区反复对比了一番，我定了一间比较便宜的出租屋。平房，尽管阴暗，但比我捞盐打硝时住过的工棚和地窝子要好。没有床，房东将别人不要的旧柜子给我。我将其倒扣在地上，铺了行李，虽然中间的两根挡板会硌腰，但比以前睡过的麦草铺干净。
一天没吃饭，但我并不感到饥饿。我心里有个伟大的计划：逃离故乡，在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商机。
因为不远处有家卖晨报的摊点，所以我的晚报卖得相当吃力。尽管我极力吆喝，还是没卖掉几份。到了中午，我嘴干巴巴的，也没杯子喝水，就吃了一个五毛钱的饼。
下午，在出租屋附近买了蜂窝煤炉子、火柴和笤帚，再添一个锅和碗，我的“家”里就悠悠地飘出了烟火气。
没有表，时间难以掌握。半夜起床，一边看书，一边频频出去望星星。早了，怕影响别人休息，迟了，又怕来不及煮粥。巷子里没路灯，院子里黑漆漆的，我站在院子里，像个幽灵。
又是一天没吃饭，但我还是坚持在商都买了一块廉价的手表。
提着面条和一把韭菜，刚到出租屋，房东就让我预交一个季度的房租。我摸着口袋里仅剩的二十元，只好堆着满脸的笑容央求道：“大哥，先宽限我几天，就几天！”其实房东比我小，不过二十多岁，但我还是呼他“大哥”。
才几天时间，我的双脚就磨出了血泡。我一瘸一拐在四周找寻生炉子的木柴，可到处都干干净净的，像是它们都被回收了。我只能去巷子里，等着人家饭做好以后，再拿一个蜂窝煤换个带火的煤球回来。
等水开的间隙，我已筋疲力尽。菜也懒得去炒，就跟面条混在一起煮，煮好撒点盐即狼吞虎咽……
我永远记得里尔克说的那句话：“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因为借火，我将房东的炉子给弄灭了。一会儿就见他带着一个老太太，一把推开我的房门，大声问我：“你的房费啥时候交？”
我有点结巴地说：“再过两……三天吧。”
房东还没说什么，身后跟着的老太太就很硬气地说：“不交房租不让住，我们又不是搞扶贫的！”我只好唯唯诺诺地说：“知道呢，阿姨……”样子就像杨白劳见了黄世仁。
打发了债主，我只好再去巷子里借火，并提前允诺给人家一毛钱。但那女人不收钱，她说：“我们回民有讲究，收你的钱我们的洪福就被收走了。”感动之余，我一个劲说谢谢。
为了方便夹煤，我花两元买了煤夹子。见商店门前有一摞旧纸箱，想要一块回来垫在柜子那两根挡板中间，老板却头也不回地说：“一块钱。”
为了我的“伟大计划”，我只好向朋友小蔚求救：“帮忙先把房租交了。”
半夜两次起来添火，原以为早晨会吃上早餐，结果，炉子还是灭了。
连批发带零售，还是刚够本。我只好违规批发了几张《环球时报》，却很快就卖掉——这些钱等于我捞的外快，因为发行部规定，我只能卖晚报。
早晨领报纸时，看见报贩子都会批发好几种报纸，有一个中年妇女光《环球时报》就拿了五十多份。按照零售价，她这一种报纸就能收入二十元。如果再算上晨报、故事报等，她的收入一定很可观。我堂堂五尺大汉，还不如她能吃苦？
除了喝粥，再就买几个馒头中午吃。旁边卖晨报的丫头小秦见了，可能起了恻隐之心，就在买饼子时多买了一个给我。
小秦臨时有事，让我顶替她完成自己每天20份的任务。有些忐忑地答应后，想不到中午就卖完，净赚4元。这真是给了我一些信心，原想先干个临时工，等明年开春再到别处谋生，现在看来，只要肯在经营渠道上下工夫，在城里糊口不是没有可能。
大风，清冷。没顾客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不远处看几个书法家写字。还是一碗粥一个馍，坚持捱到下午四点。回出租屋的途中腹内突然一阵痉挛，人差点晕过去。我急忙在街头又买了一个饼子，大口吞咽补给，体力才渐渐恢复。
黄昏回出租屋下了昨天剩下的面条，不够，又熬了半碗稀饭。
晨报卖了20份，晚报卖出13份，若天天如此，一日三餐自不成问题。只是明天小秦一上班，晨报便又归她。还得摸索销售经验，为啥报贩子能成摞成摞地零售，而我连30份的报纸任务都难完成？
生火成了难题，每天都得低三下四到别处借火。炉子要是灭了，早晨就不能熬粥。只能急匆匆买了馒头，边走边吃。
小秦比我小十岁，长得还算清秀。见我每天这样啃馒头，也不抱怨，就说我太能吃苦。然后她提议可以跟我搞“合作”：我们可以一人干两人的工作，让另一人腾出时间干别的事。我自然高兴，就怕发行部检查，一旦查出我卖别的报纸，可能会撤销我的报摊。
知道仅靠晚报是不行的，所以在小秦看摊的时候，我就骑了她的自行车，到几家报社去投稿。
想着要跟原君张口，问问还有没有别的事可做，直到做了面条洗了衣服之后，仍没拿定主意。真不想再去麻烦人家。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介绍这份工作就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范畴，何况她还在填表时毫不犹豫地做了自己的“担保人”。在人情凉薄的时代，谁愿意毫无私心地为你帮这个忙、为你担这个保？ 故乡的亲人一定又在传说我时来运转的消息，估计妻的脸上又如同抹了油一般，有些自得地走在人前。若是真的挣了钱或是鸿运降临，他们传得沸沸扬扬倒还说得过去，只怕我远在他乡啃馒头，而他们却认为我在吃西餐。
一块旧玻璃、一块废弃的草帘、一块路边扔着的废木板，我都要将它们捡回来，或作案板、或铺床、或搁东西，完全是沿袭了三毛初到撒哈拉沙漠的习惯。每晚九至十点睡觉，夜半惊醒几回生火，早晨6点半再一路小跑去上班。精神可嘉，但成绩甚微，好像还越来越恋床，非到起床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爬起来。写随笔、写大字，算是在勤俭中还没忘记自己最终的使命。
仿佛总有人在劝我，不能放弃，不管怎样，你都要坚持！
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报纸倒是比昨日卖得好，总算没亏钱。
提上旧包，一个人在街道上走长长的一段路，买油菜、称面条，回到宿舍马不停蹄地洗锅、炒菜、煮饭。然后哪儿也不去，除了出去方便，就在屋里写稿、练字。似乎窗外的世界不属于自己，爱和欲望都逃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很超前的人，有着传统的观念和思想，一个三十多岁的大叔，仍旧恋家、怀旧，耐不住寂寞。也想把电话打到老家去，又觉得让别人代转不方便，就忍了。
嘴干巴巴的，忍不住买了一斤橘子。憋着尿，比平时多坚持了一个小时才收摊。
又捡了两块圆形木板，也不知道有用没用，先捡回来洗干净再说。不把这里当家，但除此之外，又似乎没有别的去处。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写过：“我从来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
是的，不知道哪一天曙光会照亮我的前程，但仍旧“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
在镜子前走过，看见自己蓬头垢面，愈发显得落魄。怪不得门房的人会视我为贼。前天我刚准备上卫生间，门房里留着风头的男人就拦住了我，他问我手里提着的小布包里装的啥？我刚想要说明，他已经跑出来，一把夺过我的小布包搜查起来。翻了半天，许是没有发现“炭疽热”病毒，才有些不甘地放了我。
去邮局给老家打电话，妻说俩孩子感冒，她身体也不適，但还是要我先坚持着。
书法家老宋倒随和，没事就坐在我的桌子旁，看我嘴上结了一层痂，就问我平时吃什么。我说每天吃一顿正餐，再则啃馒头。
刮着大风，路边的自行车都被刮倒了。买报纸的人凤毛麟角，于是早早收摊回到宿舍。下了面条，吃一大碗，嘴上的干痂是滋润一些，但人还是感到疲惫。看了两页书，便睡着了，不过几分钟后又被惊醒。
小蔚来，送一张单人床给我，虽然是旧的，但将行李铺在上面，屋里顿时显得满满当当的。转眼间我已是三十多岁的人，能有这样的朋友，算是我的福分。看着我一炉、一锅、一碗筷的样子，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谢谢”，只在离开时听他说一声“走了”，然后便消失在夜色中。
还未立冬，天就冷得不行。这两日经济短缺，早晨因没钱批发报纸，就少拿了几份。报纸越少，我就赚得越少。长此以往，凭啥吃饭？就靠那仨瓜俩枣的豆腐块吗？
除了卖报纸，就是看杂志，写东西倒是比在老家打麻将闲聊的时间多。
昨日跟初中教我的老师通话，他为了支持我，让给他也送一份报纸，月底结账。我早晨便欣然送去，顺带借了20元救急。
一报贩说某报社要招投递员，每日15元。还有这等好事？我赶紧试着打了电话，却是空号。跟其他摊点的人员接触，获悉他们大多以批发为主，零售都很一般，境况也不相上下，于是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决心。我就不信偌大的城市养活着几百万人，唯独没有我的生存之地？
下午收摊，回来炉火已灭，只好等人家饭做好，才能夹火生炉子。
没有电视，没有家人，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做饭，每天安排得紧紧凑凑的，倒也充实。比起在沙漠戈壁里牛一般的劳作，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待遇。
袜子不敢买，鞋油不敢买，米也没了，香油只剩明天一顿就要见底，一切只能等“10号发工资”了。
无意中进了一家超市，才知道这里所有的物品都可以自选。置身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转了半天，我选了一块钱的鞋油往出走。就在我找柜台付账时，被一名穿制服的保安拦住了。他翻来覆去盘问我，问我哪里人，干什么工作等，好像我偷了超市的珠宝一样。
与老家通电话，知道家里的毛驴已经卖给大姐了。妻说用这钱买了小麦和香油，另外还了一些账。我不想给她说我的处境，只说“还在坚持，合适的时候想打两份工。”
她说：“有一份工干着就行了。”然后让孩子与我通话，听到他叫“爸”的时候，我的眼泪涌了出来……
北风飞扬，已不是卖报纸的最佳时节。幸亏昨日约了几个订报纸的客户，便联系了一个发行员过来，她给客户开票，顺便给我提成。
卖报纸原本是亏钱的，但有了订户，一下就得几十元！正好米面油都差不多快没了，现在有了这些补给，我一下又成了富翁。
辗转几次，稿子终于见报。便趁热打铁，又去给邱老师送两篇。她看完就放下了，顺便问了发行投递的事。她帮忙打了电话，说已经没了摊位，到元月份再考虑。
心已安定，只是房东又在我淘洗豆芽时说：“你的水电费这月共10块。”20天时间，就一个灯泡，他收我这么多的电费，而且看我有些不信任时还肯定地说：“不会跟你多收！”
农历十月初一，街上很多人都在买冥纸、香表祭祖，我独在异乡，只觉怅然。
小秦染了感冒，想让我帮忙为其搬桌子，我当时正忙着，她便说我这人有点“木”。她的朋友蓉蓉，也嫌我头发未梳，说我“毛毛糙糙的，脸都没洗干净”。
面对现实，人常常有些力不从心。仍旧一天两餐，早晨喝稀饭，中午吃饼子，只等西塔楼顶的太阳照不到我报摊的时候，我才会干裂着嘴唇，收拾好报纸，把桌子从一条街上搬过去。然后拖着有些癫的双腿（右脚后跟受伤），向出租屋的方向走去。 下面条、炒油菜，一边干吃一边喝去大半碗面汤。当脑门上渗出细细的热汗时，人才真正忘却世间艰辛。要是在家，谁还会去洗锅、洗菜或者做饭？都是妻一人干的。不念别的，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破罐子破摔。
看了一则招聘广告，是一家“装裱字画”的。我当时就准备签合同，结果老板娘又让我交押金，而且前几个月的工资都很低微。摸着瘪瘪的口袋，我只好打了退堂鼓。
小蔚昨夜来，说妻给他电话，让我回去在老家参加一个会议。我上午犹疑地将电话打过去，那边的朋友却说：“是个关于文学方面的会议，早都开罢了。”
机会又失之交臂。看来不弄个传呼机，没个确切的联系方式，即便有馅饼掉下来，也找不着我的影子。
我的初中老师教我三年，与我亦师亦友。他骑着摩托车到报摊前来，看见我的样子，有些失望地说：“你得想别的办法，这不是长久之计。”我只好说：“先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转机……”
上午，有妇女骑摩托过来要10份报纸，说是报刊亭的，我便以批发价给她。结果小秦的朋友蓉蓉来拿报时已经没了。破天荒12点以前就没报纸，偏偏有人过来零售，我只好推荐旧报纸，他二话不说扔下5毛钱就拿走了。也有的给3毛钱，我也笑呵呵地让他把报纸拿走。“拾到篮子里都是柴”，多卖一分算一分。
生意这般如此，人做起来自然信心倍增。
骑摩托车的妇女又来批发10份，看来顾客在一天天增多。
出去买东西或是投稿，我都骑着小秦的自行车。她也放心我。问她为啥。她说，你对别人好一点，对方就会对你好。我说：“其实你是遇上好人了。有时候你的诚心未必换来真情，就像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还有狗和吕洞宾……”她笑了。
下午去领工资，顺便见原君。她问及销售情况，我只说很难。她问我咋办？我笑着说先干着，她说：“可能因为你性格内向的原因，所以很难打开销路。”我点头称是。
劫难总是不请自来。
如同噩梦一般，九天时间，我俨然被魇住了！
八天前的早晨，我尚未起床，小蔚進门就说：“收拾一下往回走！”我跳起来问：“咋回事？”他苦着脸，边嘀咕边故作镇静地说：“也没啥，回去看看，你孩子在医院。”我知道不能再问，一定是大事！
我迅速套了件衣服，锁上门，直接去了车站。
坐上车后，我一路长吁短叹，只嫌大巴车没长翅膀。我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但还是想。我肯定又否定，否定又肯定，自己将自己折磨得不成样子。
黄昏之时，我终于到了县医院。那一刻，我只想快快见到我的孩子，别的什么都不去想。
还没进门就听见有个孩子在哭喊：“疼死了，疼死了！”
是我的幼子！
又是车祸！看着孩子满头满脸的伤，我的心就像被撕扯一般。兄长们赶紧上前安慰，只说没事，就是头皮被擦伤了。我啥都不听，只觉满腹的委屈满腔的仇怨不知说给谁听。我的眼泪俨然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滴在孩子的脸上。妹妹也开始抹泪。我的手抓着孩子的手，感觉全身都在抖动。妻故作坚强，对着孩子说：“新雪，你看谁来了？”
新雪竟然不再叫喊，满是伤痕的脸上露出了让人心疼的笑。
带孩子到区医院做了检查，并无大碍，翌日便返城。
烟熏火燎地吃了面条，出租屋里仍然寒气袭人。将10日前买的油菜带出去扔掉，头一抬，一轮圆月，已经映照着万家灯火。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那份自由、不设防、没遮拦的情感，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寻觅。
天气干冷干冷，即便晒着太阳，穿着棉衣，也不时打冷战。好在报纸多卖了一些。遗憾的是，之前说好的一家订户不再联系，给朋友打电话后还忘了取IC卡，等于丢钱。照此下去，妻若进城，靠什么维持生计？
交房租，加上电费共80元。花5块多钱买了电热毯，遇一老乡说无钱吃住，又借给他5元。
来回步行实在把人走怕了，就想狠心买辆旧自行车。问了收旧家具的，都说手头没货。便在寒冷中又去旧货市场，一问价，都不便宜。只好出门，竟遇到“卖黑车的”，经不住诱惑，即掏20元买了一辆。推着车子往前走时，听到一个小伙子说：“过不了下一个红绿灯，你可能就得赔200元。”吓得我赶紧掉过头来，朝相反的方向走。样子犹如做贼一般，鬼鬼祟祟、东张西望、脸热心跳。
到了出租屋，跟平日一样下7两面条，第一次没有吃完。
冷风一刮，顾客愈加稀少，报纸剩一大堆。给老家打电话，说了其中困难，妻还鼓励：“先坚持着，慢慢熬。”而且声明过几天她也要带孩子一起进城……
似乎是被逼上梁山了。
哪怕有多冷，哪怕生意有多不景气，都得坚持下来。因为没有退路，所以只能往前走，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或是荆棘丛林。除了等“元旦投递”的消息，除了在创作上有所突破，别无他途。
换了车座，用银粉漆将车锈刷掉，觉得已经变了样子。但内心的忐忑并未因此消除，时不时地，总觉得有人要找上门来。
瑞雪飘飘，不知以后如何卖报纸？要是在故乡，此时定会兴奋地呼叫。
冒着大雪，在严寒中坚守一日，约得5元。是比待在家里坐吃山空要强，但如果妻儿下来，看到如此“战况”，将会多么失望？
无人时哼唱《离家的孩子》，禁不住热泪盈眶。
下午有人订报，给发行员打了传呼，结果一直等到黄昏也没来。
在摊点前站了半天，一块女式手表还被顾客捡了去。不过，我也不是完全没财运，晚上回出租屋时，捡了一把小木椅子。虽然脏，毕竟可以坐人。
旧的单皮鞋已不保暖，两脚都被冻伤，夜晚痛痒难耐。便花9元买了双老棉鞋，样子尽管难看，但穿上暖和。时而气馁、时而雄心勃勃，时而准备不顾一切马上打道回府，时而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真是矛盾和痛苦。 老家的亲人都在等着我的好消息，但报纸的销量却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绝非思想超前之辈。想起以前外出闯荡的计划，真是简单而幼稚。其实我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难以抗拒死一般的孤独和寂寞。盼妻能来，好赖先混着，待到元月，再做打算。
买水桶、修车胎。每天两个饼子还不够，下午又去买一个。
发行员已不想痛快给我提成，谎称丢了我的电话号码，几次不回电话。下午订户亲自到我摊位跟前，我才恍悟。在城里混，不比乡下，得多个心眼才是。
以为妻儿会来，便搜罗了一些木柴捎回来。开门进院，仍然只见出租屋的烟在孤单地冒着。电话已打过几天，她说“再有五六天”，应该就这一两天到。但也许会因为别的琐事推迟也未可知。只是我另外找寻批发点的计划，还有问及“投递”的相关问题，都因她的不到而迟迟不得实现。有时又不得不计划买这买那，但一边买一边否定，以为日后若回去，这里就只剩下一堆无用之物。
她不说进城我也不做计划，现在说来了，我就一天天等着。越等，就越是孤单;越孤单，就越是什么也不想做。
妻与孩子进城。跟我去报摊待了一下午，才知我究竟在干什么。加之天冷，两人都冻得脸色发紫。说是以为我当官呢，结果和个讨吃差不多。“你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玩笑也罢，真话也罢，我只有嘿嘿应对。
孩子要吃方便面，另外又买了几根香蕉，花销就比一个人时多出几块。
给吴老师送稿子，她又帮我打电话联系投递报纸的事情。
又呼原君，她说近来准备搬家，有一些旧东西我若需要就搬去。我对妻说：“咱们遇到的，都是贵人。”
零下18度。我穿着两件毛衣，一件棉袄，一双老棉鞋，还感觉寒冷。太阳下飘着零星的雪花，风比刀子更具威力。但我依然哼唱着，把棉衣的帽子扣紧，在报摊后踱来踱去。妻说，她在离家时曾暗暗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家了。言外之意，是非要在此混饭吃，“哪怕做乞丐都行！”我没有她那么大的决心，我只有责任和义务。
小蔚来，妻送一双鞋垫给他，说我在这里他帮了不少忙。
出租屋没有卫生间，都在外面的一处拆迁地方便。
在最紧张的时候，在没有钱拿明天的报纸的时候，我去附近跟小秦的朋友蓉蓉张了口。她竟然没有思考就借给我十块钱。旁边站着她的母亲，我敢保证，就在我走不到5米远的时候，她的母亲就会责备她的轻率和轻信了。
晚上拥被吃搅团，有人敲门，进来一看才知是小秦。她将我这段时间垫付的报款都付与我，居然有28元。不论多少，可以救急几日，后天也就发工资了。
在“两三个工作”的诱惑下，人本来要扬眉吐气嘚瑟一番，结果，上午的两个电话使人心灰意冷。卢生在邯郸旅店做黄粱美梦时，并不知道醒来会绝望。
邱老师说：“没戏了，今年投递不招人。”
原君说：“只能再找个兼职，单位招聘都需要文凭。”
投出去的文字也像旱年的庄稼，有一搭无一搭的，只能坚持“广种薄收”的原则，“多中取利”。希望仿佛肥皂泡，看着明晃晃的，用手一抓，瞬间就听到“噗噗”的爆裂声。
领工资293元，连还账加花费，已支出107元。
但哪样东西都是非买不可的，不管元月以后是否再坚持，现在，是生活一天就得有一天的开销。
我依然在坚持。任何时候，我都相信，读者总会买真情实感的账。
赵老师鼓励我说：“把头发吊起来，好好写！”
下午快收摊时，卖了几张IC卡。晚上便对妻说：打持久战！
老家来人，见我穿着又笨又厚的老棉鞋，在冷风中一毛两毛地做生意，就说冻死了，这样挣钱能养活一家人吗？我摇着头说很难。
好在又来一订户，加上前日的订户，新联系的发行员已付我20元。报纸也差不多快卖完了，卡也卖了一张，真给人长脸。妻说：“这样下去，日子还有个过头！”
孩子冻肿的脚仍像馒头一样，痒得直叫唤，他母亲的脚也冻肿了，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块冰，正在反复地搓洗。
下午有一騎自行车的小伙，身穿黑色夹克，要跟我买IC卡。讲好价格，他掏出一张100元的新钞，另外又给我两元零钱。
我找他80元，他说一声“走了”便飞驰而去。我看见他骑车太快，就觉得有些蹊跷，赶紧身到皮衣店让店员辨认，结果她说：“假的！”
我出门来，看见太阳已经西斜，我的报摊在余晖中，是那样的凌乱和孤单。
将那张假钞投进了燃烧的火炉之后，人反而感到轻松和悲壮。
妻说：“就是不挣钱，也要坚持呢！”昨天丢了95元，今天就来了两个订户，算是略微“补贴”了我的亏空。
冬至。上午卖一卡，下午店铺的老板让我找个擦玻璃的民工，我就说我来擦吧。她便给我10元费用。
我一边细致地擦玻璃，一边看着报摊，竟又卖出了两张卡。
就在我喜形于色快要收工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骑车过去的人。他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想起来了，就是那个给我假钞的“贼”！
我感觉我的血液又开始燃烧起来。我不能自已地战栗，恨不能追上去一把将其捏碎！然而，他有些不屑地看我一眼，又马不停蹄地朝前跑……
黄昏回来，我报复性地买了一块钱的瓜子，躺在床上与孩子一起嗑。心说有你骗的还没有我们花的？与其让贼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还不如我们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结果，没过五分钟，小蔚进来了，他说：“你侄子来了电话，说你大儿子感冒了，嗓子痛，让你们回去呢……”妻正忙着做饭，没听完就哭了。她哽咽着说：“咋这么不顺？……咱们是不是得罪谁了？”
我劝她不要胡思乱想，事情归事情，困难归困难。
妻与孩子回老家，我独自在灯下。想他们回家时没车费的情景，不禁又感到心酸和伤感。早晨掏空了所有的口袋，又跟一个不太相熟的同事张口借了5元，才凑够了车费将他们送上大巴车。当天的报款也欠下了。
报纸卖得也不好，好在卖了一张卡。否则，人真的想狠心改行，从此另寻他路。
早晨取报时，老杨递给我一张汇款单，并说：“你行呢，还会写东西！”感谢编辑老师，能这么快就把稿费寄了过来。要知道，这段时间正是我的非常时期。
下午将报摊随便安顿给熟人，便飞驰去某报社应聘。结果进去一问，一位女领导说：“都招大学本科以上的。”我只好灰溜溜地回来了。
虽然天寒，报纸倒还卖得可以，所以在西塔广场的摊前踱步时，尚不觉得太冷。
领了27元稿费，口袋里便有了八十多元，目前还不至于没饭吃。因此回家啃一馒头，然后洗菜做饭，等妻儿们不日到来。
跟老家通电话，只说孩子的病好了，他们在家把一些农活干了再说。便不再多问，只等元旦过后再观后效。报上登了“招聘”，想给妻也报一个摊位，但想到孩子上学等问题，我又犹豫了。城里机会多，可消费高。房东又在问本月的房租，每斤油菜已涨到5毛钱……
令人兴奋的是，上午试着给发行部打电话，主任一口答应：“行！优先照顾你们。”
前夜在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开灯一看，竟是警察。他们看了看我简陋的宿舍，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说：“没事，就是看看。你卖点报纸，再写点东西，也不错。”
我一言不发，只觉得某个东西碎了一地。
卡每张卖22元，共得9元！另有一篇较长的小说也被某杂志刊用。如此运气，感到前途无量，呼呼的北风也觉得不再凌厉。就打电话给妻，告诉她元旦过后即可进城上班，她竟一下激动得口吃起来：“我……也有工作了？真是……太好了！”
中午吴老师过来，看着我在阳光下捏着一沓毛票时，也说：“看来你的生意比以前好了。前几天我坐车经过这里，还在车上看见你了……其实这样也好呢！”
我嘿嘿乐着，嘴里直说：“好呢，真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