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小喜爱写作的我,数十年来笔耕不辍,料想不到的是,一生的苦乐得失、荣辱顺逆竟都与手中的这支笔有关。
1964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主任第一次找我谈话,便告诫我要注意改造思想,他说:“你出身并不好,连团员都不是,录取你主要是看你作文写得好,在全市名列第二(当年语文考一篇作文,一篇古文翻译)。”才17岁的我虽然得知了高考作文写得不错,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了心理压力。但是年轻的心是不甘寂寞和沉沦的,大二时,读到广东农民作家王杏元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觉得颇有特色,便尝试运用在文学概论课中学到的知识写了篇评论文字,从思想和艺术上作了分析,冒昧地把它寄给了《收获》杂志,想不到文章很快就在1966年第1期的杂志上登了出来,我压抑的心又受到了鼓舞。可是好景不长,转眼“文革”祸起,在那场急风暴雨中,我因发表了不少文章而被批判为“白专”典型,被斥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殉葬品。令我苦闷的倒不是自己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而是不能正常地读书写作了,偌大的复旦校园已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郭绍虞先生每日都要从远在南京路的家挤公交车到校参加运动,我让他住到我一人占据的朝北的小房间里,这时他的身份是“反动学术权威”,大家避之不及,我却毫不介意,和他同住一室达数月之久,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我自学,说他自己就是靠自学起家的,看了我写的东西后,又给了我许多鼓励。他每晚都要跟我讲他读书写作的体会,我们称之为“桃源夜话”。“文革”当时已由疯狂转入低潮,我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冬天坐久了,两腿麻木得都站不起来,但内心却充盈而恬静。后来有人认为我能写点文章,是因为毕业于复旦这所名校的缘故,可是,又有谁能想到我的大学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呢?
大学毕业,我被分到西北的一座小城当了教师。当时那里女孩们的择偶选择,第一是复转军人,第二是工人,第三是采购员。教师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一是嫌其清贫,二是因为政治风浪一来,教师必首当其冲。原以为“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我顿感悲凉。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距城100余公里的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一个女孩。她很优秀,单位里就有不少人在追她,而我这个“臭老九”却毫无优势可言,距她又远,看来没什么希望,但还是写了封信向她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不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对方原来是个爱读书的人,对我写的信甚是欣赏。于是,手中的笔有了用武之地,劣势一下子转化为优势,事态的顺利发展便可预料。日后她对我谈起,她一向喜欢那种文字质朴而内涵深刻的文章,而我写的东西正对了她的欣赏口味。走进大学主要靠的是笔,想不到恋爱成功靠的竟也是手中的笔。笔,对我是如此重要,此生真要难舍了。
既忙又苦的教师生活彻底击碎了我自幼就有的作家梦。最让我感到头疼的是批改作文——看的是幼稚粗糙的文字,写的是枯燥乏味的批语。可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却改变了我——有个女孩在作文中向我倾诉了她生活中的不幸遭遇,纸上还留着斑斑泪痕。读罢,我心潮难平,除了告诉她一些我以为可行的办法之外,我还写道:“在台风和暴雨肆虐之时,水田里的秧苗满目狼藉,奄奄待毙,可是几天之后,它们就都笔直地挺起腰杆,一片生机——幼时在家乡常常目睹的这一情景启迪了我,增强了我在人生道路上对苦难和不幸的抗争意识。风风雨雨不仅磨砺了我的意志,而且使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后来女孩告诉我,如果不是我的这番话,也许她就离开了人世,看了我的话,她不仅抛弃了轻生的念头,还振作了精神。这件事使我看到了教师的价值,也令我重新审视作文教学和整个学校教育。我的笔似乎又有了用武之地,评语则成了我和学生进行人生探索和情感交流的一方绿地,我也由此走进了当今学生的心灵世界。以此为发端,我还在教学之余把教改的实践体验写成一篇篇散文化的学术小品,把对教育现状的思考写成杂文短论,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就在我的语文教学渐入佳境的时候,《新疆教育》《新疆日报》要调我去工作,这可是我大学毕业时所梦寐以求的啊,此时我却婉拒了,因为我找到了个人兴趣和日常工作的结合点。写作,并非只有对当作家才有用,也并非只是作家的专利。我给学生写的范文《病梅的联想》《劝君莫学秦舞阳》等竟相继被收入了《全国青年杂文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因为喜爱写作,作文教学及其研究自然就成了我挥洒智慧和才情的领地。
但是,写作的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等4家刊物面向全国语文教师举行征文比赛。对喜爱写作的我来说,乃天赐良机,整整一个暑假,我钻进书房,挥扇握笔,苦心营谋,终成一稿,满怀热望地寄出,却以失败告终。看着堆于案头的一叠厚厚的底稿和摊得到处都是的资料,我沮丧失落,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从此搁笔的念头,但是在认真研读了那些获奖作品之后,我恍然大悟:高手云集,强者如林,勇于标新立异方能高人一筹,善于独辟蹊径才可技压群芳。此后不久,《语文学习》独家举办“中学生的语言美教育”征文比赛。我结合鲁迅小说《药》的教学实践写了《重视反面人物的语言分析》一文,不去谈“美”而专谈“丑”,一是想避免与人撞车,二是认为美与丑不可分割,只要深刻地认识了丑,就会热诚地追求美。评奖揭晓,此文终于胜出,在千余篇稿件中名列第二。迄今,我已在《人民教育》《文汇报》《语文学习》《新民晚报》等报刊的征文比赛中获奖十余次。如果第一次失败就偃旗息鼓,也就没有以后的获奖了。
十年动乱中,喜爱写作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满以为可以一显身手而从此走上坦途,可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谙人事、无暇周旋和应酬的我不能适应周围的人际环境,种种闲言碎语也随着我的“风光”而起。其“祸”皆出于我的写作,有人说我的文章能发表,是靠老同学走的后门,有人甚至说我写作是为了追求名利双收。于是,那年教师节,在我能否评为优秀教师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后来上级领导表态:要把我上报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这可是教育系统的最高荣誉啊!他们认为,语文老师写文章是好事,“名利”之说乃陈腐观念,而且,地委书记还在教师大会上说:“所谓名,是社会对人的承认;所谓利,是应得的报酬。利用课余研究教学、撰写论文,总比有些人跳舞打麻将好嘛,怎么能说是不务正业呢?何况他教书也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1989年的教师节,我成了“劳动模范”,这在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啊。真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在历经十年动乱之后,能赶上这个清平宽松的时代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但是,生活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来在评审特级教师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问题依然是出在写作上。有人说文章写得好,不等于课上得好,甚至说我拙于言辞,连课都讲不清;有人说特级教师主要看上课,说我是把副业当做正业。这让我颇感委屈。但是廓清迷雾的机会很快来了。那天,市教委召集特级教师申报人开会,通知大家第二天一早赶到指定学校上课,他们指定语文课的篇目是林觉民的《与妻书》。听此消息,会场一片哗然,几乎全是反对声,而我心里却明白:上课应该是特级教师的拿手好戏,推辞什么呢?第二天上完课之后,许多赶来听课的老师就把我围住了,说他们还没听过这么好的课。后来专家们则评价说我“对语言有一种敏感和独特的辨析力”,认为课堂上对课文第三段十五个“死”的讨论和讲解“最精彩”。多位特级教师候选人讲的是同一篇课文,我的得分遥遥领先。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语文课不就是和学生一起赏析作品嘛,而这正是我所拿手的,时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悟。长期书面语言的训练也强化了我的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使我的讲课能吸引人。写作对教师来说,有其多重积极效应,可惜人们往往孤立简单、急功近利地看待之。记得那天晚上,我打开课本,反复品读之后,心情亢奋,浮想联翩,灵感倏至,夜深了,我竟毫无睡意,有的却是欲登讲台一吐为快的冲动。想不到的是,这堂课不仅一扫阴霾,还对我以后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专家和同行们的评价和鼓励使我豁然开朗:也许我的教学特色应定位于语言,以后应该围绕语言教学和语言训练来进行研究,语言素养是构成人的素质的重要元素,而长期以来语文教学重思想轻语言,重分析轻文本,脱离语言进行思维训练,这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我的这一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其成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各地的一些同行常常给我来信,《语文学习》编辑部所编的《写作指引》一书收入了我的近20篇文章,资深编辑曾加乐老师在后记中说:“毛老师几乎年年都有创新的语言训练设计,而且每个设计都立足于习作者的角度,学生乐学易学;设计具体周密、循序渐进、操作性强、收效显著,老师借用时得心应手。”
多年来,写作给我带来过许多苦恼和麻烦,也带来过许多成绩和荣誉,而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充实了我的内心世界,让我平淡的日常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耕耘的土地也变得绿意葱茏。现在我虽已退休,但仍未得清闲,因为有写作的爱好,生活变得充实而愉快。每天清晨,总要坐在电脑前写作两小时,这时头脑最清醒最活跃,看到内心所想流泻成一行行的文字,真是一种享受。应邀到各地讲学,主要也是讲作文教学。年轻时,总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现在回头看看,难免幼稚,大概现在才可以写一点东西吧。
幼时的作家梦是无法实现了,但写作的瘾还是狠狠地过了一把。几年前,我又学会了电脑写作,真是便捷之至,如果一天不在上面码字,就会若有所失。有的年轻教师对我说:“你辛辛苦苦写了一辈子文章,既无一官半职,亦未能致富,还引来诸多麻烦,何苦呢?”但是,写作带给我的生活乐趣、内心充实和精神愉悦,非亲身体验者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现代人多有富于物质而贫于精神者,他们往往并不感到幸福,而写作乃是对精神世界的苦心经营,是一种专注于思想的生活方式,其主要意义也许就在于提高了我平凡人生的幸福指数。
这真的是,“一生荣辱随笔来,此生难舍是笔墨”。
(责 编 流 水)
1964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班主任第一次找我谈话,便告诫我要注意改造思想,他说:“你出身并不好,连团员都不是,录取你主要是看你作文写得好,在全市名列第二(当年语文考一篇作文,一篇古文翻译)。”才17岁的我虽然得知了高考作文写得不错,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了心理压力。但是年轻的心是不甘寂寞和沉沦的,大二时,读到广东农民作家王杏元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觉得颇有特色,便尝试运用在文学概论课中学到的知识写了篇评论文字,从思想和艺术上作了分析,冒昧地把它寄给了《收获》杂志,想不到文章很快就在1966年第1期的杂志上登了出来,我压抑的心又受到了鼓舞。可是好景不长,转眼“文革”祸起,在那场急风暴雨中,我因发表了不少文章而被批判为“白专”典型,被斥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殉葬品。令我苦闷的倒不是自己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而是不能正常地读书写作了,偌大的复旦校园已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郭绍虞先生每日都要从远在南京路的家挤公交车到校参加运动,我让他住到我一人占据的朝北的小房间里,这时他的身份是“反动学术权威”,大家避之不及,我却毫不介意,和他同住一室达数月之久,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教我自学,说他自己就是靠自学起家的,看了我写的东西后,又给了我许多鼓励。他每晚都要跟我讲他读书写作的体会,我们称之为“桃源夜话”。“文革”当时已由疯狂转入低潮,我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冬天坐久了,两腿麻木得都站不起来,但内心却充盈而恬静。后来有人认为我能写点文章,是因为毕业于复旦这所名校的缘故,可是,又有谁能想到我的大学生活是这样度过的呢?
大学毕业,我被分到西北的一座小城当了教师。当时那里女孩们的择偶选择,第一是复转军人,第二是工人,第三是采购员。教师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一是嫌其清贫,二是因为政治风浪一来,教师必首当其冲。原以为“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我顿感悲凉。后来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距城100余公里的一家国有大型企业的一个女孩。她很优秀,单位里就有不少人在追她,而我这个“臭老九”却毫无优势可言,距她又远,看来没什么希望,但还是写了封信向她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不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对方原来是个爱读书的人,对我写的信甚是欣赏。于是,手中的笔有了用武之地,劣势一下子转化为优势,事态的顺利发展便可预料。日后她对我谈起,她一向喜欢那种文字质朴而内涵深刻的文章,而我写的东西正对了她的欣赏口味。走进大学主要靠的是笔,想不到恋爱成功靠的竟也是手中的笔。笔,对我是如此重要,此生真要难舍了。
既忙又苦的教师生活彻底击碎了我自幼就有的作家梦。最让我感到头疼的是批改作文——看的是幼稚粗糙的文字,写的是枯燥乏味的批语。可是,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却改变了我——有个女孩在作文中向我倾诉了她生活中的不幸遭遇,纸上还留着斑斑泪痕。读罢,我心潮难平,除了告诉她一些我以为可行的办法之外,我还写道:“在台风和暴雨肆虐之时,水田里的秧苗满目狼藉,奄奄待毙,可是几天之后,它们就都笔直地挺起腰杆,一片生机——幼时在家乡常常目睹的这一情景启迪了我,增强了我在人生道路上对苦难和不幸的抗争意识。风风雨雨不仅磨砺了我的意志,而且使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后来女孩告诉我,如果不是我的这番话,也许她就离开了人世,看了我的话,她不仅抛弃了轻生的念头,还振作了精神。这件事使我看到了教师的价值,也令我重新审视作文教学和整个学校教育。我的笔似乎又有了用武之地,评语则成了我和学生进行人生探索和情感交流的一方绿地,我也由此走进了当今学生的心灵世界。以此为发端,我还在教学之余把教改的实践体验写成一篇篇散文化的学术小品,把对教育现状的思考写成杂文短论,很快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就在我的语文教学渐入佳境的时候,《新疆教育》《新疆日报》要调我去工作,这可是我大学毕业时所梦寐以求的啊,此时我却婉拒了,因为我找到了个人兴趣和日常工作的结合点。写作,并非只有对当作家才有用,也并非只是作家的专利。我给学生写的范文《病梅的联想》《劝君莫学秦舞阳》等竟相继被收入了《全国青年杂文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因为喜爱写作,作文教学及其研究自然就成了我挥洒智慧和才情的领地。
但是,写作的路并非一帆风顺。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等4家刊物面向全国语文教师举行征文比赛。对喜爱写作的我来说,乃天赐良机,整整一个暑假,我钻进书房,挥扇握笔,苦心营谋,终成一稿,满怀热望地寄出,却以失败告终。看着堆于案头的一叠厚厚的底稿和摊得到处都是的资料,我沮丧失落,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从此搁笔的念头,但是在认真研读了那些获奖作品之后,我恍然大悟:高手云集,强者如林,勇于标新立异方能高人一筹,善于独辟蹊径才可技压群芳。此后不久,《语文学习》独家举办“中学生的语言美教育”征文比赛。我结合鲁迅小说《药》的教学实践写了《重视反面人物的语言分析》一文,不去谈“美”而专谈“丑”,一是想避免与人撞车,二是认为美与丑不可分割,只要深刻地认识了丑,就会热诚地追求美。评奖揭晓,此文终于胜出,在千余篇稿件中名列第二。迄今,我已在《人民教育》《文汇报》《语文学习》《新民晚报》等报刊的征文比赛中获奖十余次。如果第一次失败就偃旗息鼓,也就没有以后的获奖了。
十年动乱中,喜爱写作成了我的一大罪状,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满以为可以一显身手而从此走上坦途,可是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谙人事、无暇周旋和应酬的我不能适应周围的人际环境,种种闲言碎语也随着我的“风光”而起。其“祸”皆出于我的写作,有人说我的文章能发表,是靠老同学走的后门,有人甚至说我写作是为了追求名利双收。于是,那年教师节,在我能否评为优秀教师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后来上级领导表态:要把我上报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这可是教育系统的最高荣誉啊!他们认为,语文老师写文章是好事,“名利”之说乃陈腐观念,而且,地委书记还在教师大会上说:“所谓名,是社会对人的承认;所谓利,是应得的报酬。利用课余研究教学、撰写论文,总比有些人跳舞打麻将好嘛,怎么能说是不务正业呢?何况他教书也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1989年的教师节,我成了“劳动模范”,这在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啊。真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在历经十年动乱之后,能赶上这个清平宽松的时代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但是,生活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后来在评审特级教师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问题依然是出在写作上。有人说文章写得好,不等于课上得好,甚至说我拙于言辞,连课都讲不清;有人说特级教师主要看上课,说我是把副业当做正业。这让我颇感委屈。但是廓清迷雾的机会很快来了。那天,市教委召集特级教师申报人开会,通知大家第二天一早赶到指定学校上课,他们指定语文课的篇目是林觉民的《与妻书》。听此消息,会场一片哗然,几乎全是反对声,而我心里却明白:上课应该是特级教师的拿手好戏,推辞什么呢?第二天上完课之后,许多赶来听课的老师就把我围住了,说他们还没听过这么好的课。后来专家们则评价说我“对语言有一种敏感和独特的辨析力”,认为课堂上对课文第三段十五个“死”的讨论和讲解“最精彩”。多位特级教师候选人讲的是同一篇课文,我的得分遥遥领先。其实我心里是有数的——语文课不就是和学生一起赏析作品嘛,而这正是我所拿手的,时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悟。长期书面语言的训练也强化了我的思维和口头表达能力,使我的讲课能吸引人。写作对教师来说,有其多重积极效应,可惜人们往往孤立简单、急功近利地看待之。记得那天晚上,我打开课本,反复品读之后,心情亢奋,浮想联翩,灵感倏至,夜深了,我竟毫无睡意,有的却是欲登讲台一吐为快的冲动。想不到的是,这堂课不仅一扫阴霾,还对我以后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专家和同行们的评价和鼓励使我豁然开朗:也许我的教学特色应定位于语言,以后应该围绕语言教学和语言训练来进行研究,语言素养是构成人的素质的重要元素,而长期以来语文教学重思想轻语言,重分析轻文本,脱离语言进行思维训练,这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我的这一研究持续了十余年,其成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各地的一些同行常常给我来信,《语文学习》编辑部所编的《写作指引》一书收入了我的近20篇文章,资深编辑曾加乐老师在后记中说:“毛老师几乎年年都有创新的语言训练设计,而且每个设计都立足于习作者的角度,学生乐学易学;设计具体周密、循序渐进、操作性强、收效显著,老师借用时得心应手。”
多年来,写作给我带来过许多苦恼和麻烦,也带来过许多成绩和荣誉,而这些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充实了我的内心世界,让我平淡的日常生活变得有滋有味,耕耘的土地也变得绿意葱茏。现在我虽已退休,但仍未得清闲,因为有写作的爱好,生活变得充实而愉快。每天清晨,总要坐在电脑前写作两小时,这时头脑最清醒最活跃,看到内心所想流泻成一行行的文字,真是一种享受。应邀到各地讲学,主要也是讲作文教学。年轻时,总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现在回头看看,难免幼稚,大概现在才可以写一点东西吧。
幼时的作家梦是无法实现了,但写作的瘾还是狠狠地过了一把。几年前,我又学会了电脑写作,真是便捷之至,如果一天不在上面码字,就会若有所失。有的年轻教师对我说:“你辛辛苦苦写了一辈子文章,既无一官半职,亦未能致富,还引来诸多麻烦,何苦呢?”但是,写作带给我的生活乐趣、内心充实和精神愉悦,非亲身体验者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现代人多有富于物质而贫于精神者,他们往往并不感到幸福,而写作乃是对精神世界的苦心经营,是一种专注于思想的生活方式,其主要意义也许就在于提高了我平凡人生的幸福指数。
这真的是,“一生荣辱随笔来,此生难舍是笔墨”。
(责 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