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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收藏的中国古代瓷器以欧美为最，其中又以英国最多最精。英国收藏中以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和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最为著名。2012年6月23日，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两家联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瓷之韵》展览，这是国博继《启蒙的艺术》之后，举办的第二个重要大型国际交流展览。展品为来自两馆收藏的中国和欧洲瓷器，共计148件（套）。这是英国两大馆第一次在中国联袂展出古代艺术。
展出的中国古代瓷器包括宋代汝、定、钧窑，元代青花瓷，明清时期釉里红、青花、粉彩、珐琅彩瓷等瓷中珍品，其中青花瓷数量较多。青花瓷器烧制始于唐代，至元代至正年间臻于成熟。明清时期青花瓷是瓷器生产的主要品种之一。青花瓷器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釉交相映衬，素雅高洁，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由于各时期使用钴料的不同，青花呈色各异。在造型纹饰图案上，也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今特选此次展览中14件精美的青花瓷器，以飨读者。
元青花《西厢记》故事图梅瓶
瓶高35.6厘米（图一），腹径22厘米。通体青花纹饰，腹部主题纹饰绘《西厢记》的拷红图，并辅以缠枝花卉、钱纹、变体莲瓣纹等纹饰。进口青料绘制，青花色泽浓艳。器造型优美，纹饰精细，为元青花瓷器中的翘楚。
元代青花瓷绘画深受元曲、元杂剧、小说和版画的影响，绘有人物故事图，使瓷器纹饰题材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梅瓶的主题纹饰就取材于当时元杂剧中流行的剧目《西厢记》。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故事源出唐代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结构比较简单，最终以莺莺遭遗弃作为结尾，《西厢记》中则成全了二人的爱情。王实甫塑造了丰富生动的人物性格，描绘了曲折迭宕的情节，并以才子佳人情投意合大团圆的喜剧收尾。这部杂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瓷器饰以《西厢记》故事为题材，通常描绘“惊艳”“听琴”“拷红”“佳期”“错别”等场景，生动再现张生和崔莺莺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这件梅瓶描绘的是“拷红”和“焚香拜月”图。“拷红”图描绘崔夫人手中持杖责问侍女红娘的场景，红娘掩面而泣。“焚香拜月”图绘有一几案上设香炉，莺莺躬身祭拜的画面。绘画从杂剧版画插图中汲取灵感，将人物描绘得丰富细腻，生动传神。
瓷器装饰人物故事图在金代已经出现，元代尤为盛行。元青花人物故事图有蒙恬将军、周亚夫屯军细柳营、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出山图、韩信赠金、文姬归汉、昭君出塞、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尉迟恭单鞭救主、四爱（林如靖爱梅、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陶渊明爱菊）图、百花亭、薛仁贵、吕洞宾、锦香亭、西厢记等。人物故事图的衬景多为典型的江南庭院景象，所绘人物形象多高大而清秀，绘画艺术风格洒脱飘逸。人物故事图多绘于形制较大的器物上，诸如盖罐、梅瓶、玉壶春瓶、大盘等。绘人物故事图的元青花瓷器，存世稀少，故弥足珍贵。
元青花鱼藻纹菱花口盘
盘直径47厘米（图二）。主题图案为鱼藻纹，一尾鳜鱼悠然自得游弋于水草之间，水草轻轻摇曳的姿态展现了溪水的流动，鱼水情深，颇富江南气息。
鱼纹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装饰图案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中就应用了鱼纹装饰。宋元之后，盛行以游鱼纹作为陶瓷器的装饰纹饰，装饰方式多为刻划和绘制两种。这件所绘是肥美的鳜鱼形象，不由使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张志和《渔歌子》，中的名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画面笔法自然流畅，布局满实而不显繁杂。元青花中的“鱼藻图”从宋元绘画中汲取养分，重视写实，笔触细致严谨，形象准确，又流露出细腻清新的自然感。元代多见此类尺寸较大的花口盘，是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席地而坐、一同用餐时使用的大型饮食器皿。不仅器物适用于穆斯林生活方式，蓝色也是穆斯林文化的主色调。
因宋末元初外族入侵，大量的中原陶工逃到了景德镇，工匠的涌入和制陶技术的传播带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加之其得天独厚的优越制瓷条件，景德镇在元代时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瓷都。这种大型瓷器的烧造，与景德镇瓷窑对瓷器原料的改进有密切的关系。元代景德镇发明了瓷石掺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这就有效减少了瓷胎在高温烧造下变形的概率，保证了大件瓷器的烧造。此类大盘也是受益于这一技术的改进。
元青花牡丹凤纹菱花口盘
盘直径41.3厘米（图三）。主题纹饰为双凤穿牡丹花纹，辅以缠枝花卉、锦地纹和变体莲瓣纹。凤穿花卉的纹样在宋代已经开始流行。凤纹、牡丹纹以及缠枝花卉纹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缠枝花卉纹因其结构连绵不断，寓有“生生不息”之意，又称为“万寿藤”，常与花卉、鸟兽、人物组合成装饰纹样，寓意吉祥。飞凤以牡丹花相拥，伴以祥云萦绕，寓意吉庆祥瑞。
盘为元青花瓷的典型形制，口沿有菱花形口与圆口之分，且形制大小不一。这件十六瓣菱花式折沿盘，形制较大而端庄规整，体现了元代成熟的制瓷技术。
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分为两类。一类青花以国产料绘画，其纹样流畅奔放，构图布局疏朗，画笔草率，以各种花卉纹饰为多见，器型多为小件器；一类是以选用进口波斯钴料“苏泥勃青”绘制纹饰，青花浓艳，构图满密、层次丰富、绘画工整。大盘纹样多由三至五层满密的图案组成，瓶、罐多层次绘画装饰，多的达九至十二层，称为“满画”。纹样主题突出、繁而有序、层次清晰，绘画潇洒自如，‘笔线有力，洒脱飘逸，给人以华丽浑厚、赏心悦目之感。画工利用青花的渲染涂抹和留白的手法，表现出花纹的阴阳向背，既富有装饰意味又显得自然生动，这种表现花卉的技法在元代非常流行。
元青花串枝花卉纹葫芦瓶（残）
葫芦瓶残高33.8厘米（图四），腹径33.2厘米。瓶呈八棱形，绘有青花四季串枝花卉纹，辅以卷草纹、变体莲瓣纹，纹饰洒脱奔放。
“苏泥渤青”青料含锰低而含铁高，呈现出秾艳的青翠色，颇似蓝宝石的质感。进口青料多用于绘制这类大件瓷器之上。多棱器成型时需将坯泥制成片状粘接而成，制作工艺较圆器复杂，而烧造时更易疵裂变形，烧成极难。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有“盖窑器圆者，镟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者皆置之无用”。这件器型规整，反映了元代瓷器成型工艺的高超。八棱瓶是元代少见的器形，八棱葫芦瓶更是凤毛麟角。虽为残器，仍是元青花不可多得的珍品。 明永乐青花荔枝纹抱月瓶
瓶高25厘米（图五）。明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生产达到顶峰，器物造型丰富，纹饰多样，青料为“苏勃泥青”，以发色浓艳而著称。这种器型源于14世纪中亚地区的铜器，小口，管状长颈，扁圆腹，椭圆形平底，瓶颈附有对称的如意式双耳，圆圆的腹部似满月之形，称为“抱月瓶”，也称为“宝月瓶”。
胎质细润洁白，釉色滋润腴厚。器形虽然是受外来文化影响，但是装饰图案上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主体图案为瑞果——荔枝纹，使人观之欣欣可喜，颇有玩赏的乐趣。瑞果图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之一，荔枝象征着多子，因此这件抱月瓶也体现了“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
明代青花瓷的装饰技法一改元青花布局满实的特点，注重中国画中的“留白”。器物纹饰疏朗典雅，笔法灵动有生趣，生动传达出自然的趣味，展现了较高的绘画技术。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
瓶高43.7厘米（图六）。撇口，长颈，丰肩，圆腹。造型仿自西亚阿拉伯铜器的形制，状若天球故名。天球瓶是永乐年问创烧的器型，多为青花器，常饰有海水龙纹和花卉纹。清代仿古之风盛行，天球瓶多宗明初之器，为雍正、乾隆两朝典型器物之一，烧制品种较多，有青花、釉里红、粉彩、斗彩及各色釉瓷等。
器形卓然大气，青花发色臻其精妙，绘制工细，笔意酣畅，洒脱自然。瓶身主体绘制缠枝四季花卉纹，花头饱满，枝叶疏朗，结构连绵不断，寓意吉祥。纹饰图案颇具流动变化的美感，充分展现出永乐青花瓷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韵。
明宣德青花龙柄凤首流执壶
壶高19厘米（图七）。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年间的瓷器有“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之说，其艺术成就被称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明代王世懋《广志绎》载“本朝以宣（宣德）成（成化）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
该器形别致新颖，翔龙为柄，鸣凤作流，龙凤呈祥。将模印贴塑与绘画相结合，各臻其妙。为宣德时期的精品。
明天顺青花人物故事图罐
罐高35.6厘米（图八），腹径39.4厘米。罐上青花环饰人物故事图，均为文人雅士生活图景。为天顺时期的制品。
所绘人物故事图，分别为名士知音图、月下漫步图、对弈图，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趣。正统天顺年间，由于社会的混乱，动荡不安的现实，使人们愈发向往超凡脱俗的生活，追求理想的世外桃源，这三个场景正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平和生活的追求。人物描绘得惟妙惟肖，纹饰粗犷，绘制洒脱道劲。画面笔触不甚清爽，所绘云纹，粗重豪放，呈灵芝状，时代特征鲜明。画面云雾缭绕，似天上仙境，意境深邃。人物生动传神，飘然若仙。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评论明代瓷绘有“明代绘事，人物虽不甚精细，而古趣横溢，俨有武梁画像遗意”。明代早期景德镇青花器所饰出行图与宣德年间刊印的《剪灯余话》插图类同，反映了明代瓷器绘画与同时期版画之间的相互联系。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史书记载在不足三十年内屡次对瓷器的生产有禁烧、减烧的戒令，《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曾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景德镇瓷业严重萎缩。正统至天顺的瓷器发展情况面貌不清，随着陶瓷考古及器物类型学、纹饰比较研究，渐趋明朗。正统至天顺的瓷器多为民窑产品，以青花多见，青料多为国产料，色泽蓝中偏灰。
明嘉靖青花婴戏纹盖罐
盖罐高46厘米（图九）。主题纹饰为婴戏图。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后，希望能够永延自己一系的帝祚。而他的长子和次子在册立为储君后均夭折。嘉靖帝不愿大权旁落，更令他对人丁子嗣问题心急如焚。《明史》记载，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望子心切，在京师御花园设立了“祈嗣醮”，祈求早得龙子。还敕令景德镇御窑限期烧制“婴戏图”题材的瓷器进呈大内，满足了皇帝的视觉需求和心理愿望。
婴戏图早在唐代的瓷器上已经出现，宋元颇为流行，但是孩童的人数不多，而且多是与莲花绘制一起，表达“连生贵子”的含义。明清瓷器上婴戏图中孩童的数量大大增加，后来甚至有百子图。明代各朝所绘的孩童具有不同的特征，嘉靖时期所绘的孩童比例失调，有头重脚轻之感，多是后脑略外凸，时代特征明显。
此类盖罐盖多佚失，该器保存完美，十分难得。
明嘉靖青花仙人图葫芦瓶
瓶高55厘米（图十）。瓷质葫芦瓶在唐代已出现，宋、元、明、清均有生产。葫芦瓶是明代嘉靖时期烧造的典型器物之一。瓶形体硕大，青花器使用“回青料”绘制，色泽浓重艳丽。明代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有：“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其发色蓝中泛紫，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浏《陶雅》品评有：“嘉靖尚浓，回青之色幽菁可爱”。
画面所绘为仙云缭绕场景中的道教神仙。他们利用各自的仙术造福百姓，铲除危害一方的妖魔鬼怪，解救黎民于疾苦之中，深受百姓的爱戴。“神仙图”是嘉靖时期瓷器所常用的装饰题材。青色又称为玄色，为道教所崇尚之彩。从绘制笔法上来看，虽然嘉靖时期的图案绘画不如明早、中期精细，但古拙的线条别有一番审美趣味。构图饱满，纹饰繁缛，景致错落有致，人物形神皆备，出神入化，笔法酣畅，体现出嘉靖青花瓷自由豪放的艺术特色。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熄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希望通过崇信道教能保佑自己健康长寿，甚至得道成仙，永远摆脱生老病死的困扰。嘉靖皇帝执政45年，溺信道教，崇尚虚无，终日设斋打醮，祈神求福。上有所好，下必盛之，皇帝本人对道教的尊崇正是这一时期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数量庞大的原因。嘉靖时期瓷器造型、纹饰多具有道教色彩，时代特征鲜明。葫芦瓶为嘉靖时期的典型器，烧造较多，且形制多样。明嘉靖青花葡萄牙盾形徽章纹执壶 壶高33.5厘米（图十一），宽23厘米。壶器身呈梨形，后置手柄，前设长流，壶器身青花绘葡萄牙盾形徽章纹，外底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为明嘉靖时期制品。据学者考证此器是葡萄牙航海家及商人安东尼奥·贝秀多委托烧制的。明嘉靖年间，安东尼奥·贝秀多与伙伴安东尼奥·达·莫塔和弗朗西斯科·支莫特乘商船来到中国，将绘制自己徽章的瓷器订单交给中国陶工而制作的。
16世纪时，葡萄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中国瓷器作为压舱货物，运往欧洲，成为王公贵族们争相抢购的对象。当时的欧洲贵族以能使用中国瓷器为高雅的时尚，很多描绘贵族生活的画作中都有中国瓷器。中国瓷器除了珍贵，又笼罩在神秘的东方印象之中。当时的欧洲贵族希望将自己家族的族徽作为瓷器纹样，让精美的中国瓷器成为自己家族象征的载体。于是，葡萄牙商船携带贵族们的家族徽章的纹样来到中国，辗转将瓷器图案的样本交给景德镇窑场，绘制烧制完成，再由葡萄牙商人带回欧洲。
这件青花执壶是目前最早带有欧洲徽章装饰的中国外销定烧瓷器，对于研究中欧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明天启青花《三国演义》
故事图簋式炉
炉高12厘米（图十二），直径17厘米。造型仿自青铜器中簋的形制，青花装饰《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赵云单骑救主》。外底青花书“天启五年吴名冬香”款，为天启铭款青花的罕见之作。采用的是明末初创用的皴染法描绘，称为“山石皴染分水法”。这种绘画技法以致影响到清初的绘画风格，孕育了康熙时期的“青花分五色”技法。
明朝末代天启崇祯年间，正处晚明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安，国势衰颓，内忧外患频繁，景德镇御窑生产至崇祯时期官窑停产，故天启窑器传世品十分少见。这件铭有确切“天启五年”纪年，是断代研究的标准器。
明代自世宗嘉靖皇帝崇道迷仙，耽于道教，新建兴修了许多庙坛寺观。万历天启时期，宗教祭祀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于是大量与祭祀相关的用器被烧造出来，香炉亦是常见的祭祀用器。
香炉胎体洁白致密，采用石子青钴料，色泽清丽明快，纹饰构图疏密得体，景物错落有致，笔触自然灵活。青花纹饰画风豪放简练，渲染皴擦，改变了万历时期纹饰繁满的布局，形成了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图棒槌瓶
瓶高75厘米（图十三），直径22.4厘米。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为青花瓷生产的巅峰时期。康熙时期不仅官窑器工艺精湛，民窑瓷器生产也达到顶峰。康熙民窑瓷器烧造品种繁多，尤以青花为最，不仅数量大，而且制作精工，胎质坚细洁白，青花色泽鲜艳，装饰题材丰富，纹饰描绘层次分明。这件瓶就是康熙民窑少见的佳作。
康熙年间烧造瓷器造型丰富多样，多源于日常生活用器。棒槌瓶长颈，腹部呈圆柱形，形似洗涤衣物棒槌而得名，为康熙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棒槌瓶以连环画的形式生动地绘出《西厢记》的主要剧情，24幅故事画面再现了张生和崔莺莺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康熙时期民窑生产的瓷器装饰丰富多彩，题材广泛，除有花鸟、草虫、走兽、鱼藻、山水图外，大量采用以戏曲和古典小说为题材的人物故事图案，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这与明代以来带有版画的戏曲剧本的流行有关。
康熙青花使用云南的“珠明料”，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艳而不俗，青花以浓淡各色分染，达到绘画中“墨分五色”，产生明暗浓淡不同的色调效果，素有“青花五彩”之誉。此瓶器形制高大，较为罕见，古朴浑厚，气魄雄伟，青花清丽明朗，画功苍劲有力，笔力遒劲，豪放生动，风格朴实，层次分明，展现出康熙民窑青花瓷洒脱豪放的艺术风韵。
清乾隆青花
唐英款题记烛台（一对）
烛台高65.5厘米（图十四），足径23厘米。清代康雍乾年间，瓷器的生产状况已从清初顺治的恢复阶段转变为高度发展时期。帝王本人的爱好和关注，使制瓷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废除了降籍编役制，采取督陶官制度，对刺激制瓷技术进步和创新新品种有重大影响，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发展。康熙时期的“臧窑”“郎窑”，雍正时期的“熊窑”“年窑”，乾隆时期的“唐窑”，代表了康雍乾时期的制瓷业水平。此件青花烛台为“唐窑”的代表作。
烛台造型以覆钵形底座竖立一柱，柱分多节，鼓突和内收交替变化，上承以一盘，中立烛插。通体绘青花纹饰，有缠枝莲、蕉叶纹、莲瓣纹、仰莲纹、如意云头纹。器身开光内楷书“养心殿总监造，饮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塥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据铭文而知，为唐英在乾隆六年（1741年），监烧敬献佛殿案前的供器。
唐英（1682-1756）在乾隆五年（1740年）、六年（1741年）为北京几处佛、道寺庙敬献的数套五供瓷器。器物形制、装饰纹样、铭款等，烧制技术、艺术风格上相近，青花发色浓丽，装饰繁缛，显示出共同的时代风格。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三国时期有青瓷卧羊形烛台，西晋流行卧狮形烛台。隋唐时期烛台有白釉、三彩制品。宋代以后烛台多见。明代烛台造型丰富，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窑烧制有八角形烛台。正德青花烛台为一管状圆柱承以高盘，清代以后的烛台形制基本承袭此式。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烛台之制，宋时已有之，至明万历有云龙、人物、香草莲瓣诸花彩。清制形式不一。”烛台也是佛前五件供器之一，五供又称五具足。由一个香炉、一对花瓶、一对烛台组成。五供的形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大小均有。成套瓷质五供烧造在明清时期。明代有嘉靖万历的制品。清代以乾隆时期烧制的五供器最盛，有青花、粉彩、红彩器等，装饰云龙纹或缠枝莲花托八宝图案。这对烛台有绝对纪年铭款，是乾隆早期的标准器，为“唐窑”青花瓷中的珍品。器物成对，十分罕见。
（责任编辑：阮富春）
展出的中国古代瓷器包括宋代汝、定、钧窑，元代青花瓷，明清时期釉里红、青花、粉彩、珐琅彩瓷等瓷中珍品，其中青花瓷数量较多。青花瓷器烧制始于唐代，至元代至正年间臻于成熟。明清时期青花瓷是瓷器生产的主要品种之一。青花瓷器蓝色的花纹与洁白的胎釉交相映衬，素雅高洁，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情趣。由于各时期使用钴料的不同，青花呈色各异。在造型纹饰图案上，也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今特选此次展览中14件精美的青花瓷器，以飨读者。
元青花《西厢记》故事图梅瓶
瓶高35.6厘米（图一），腹径22厘米。通体青花纹饰，腹部主题纹饰绘《西厢记》的拷红图，并辅以缠枝花卉、钱纹、变体莲瓣纹等纹饰。进口青料绘制，青花色泽浓艳。器造型优美，纹饰精细，为元青花瓷器中的翘楚。
元代青花瓷绘画深受元曲、元杂剧、小说和版画的影响，绘有人物故事图，使瓷器纹饰题材上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梅瓶的主题纹饰就取材于当时元杂剧中流行的剧目《西厢记》。元代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故事源出唐代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结构比较简单，最终以莺莺遭遗弃作为结尾，《西厢记》中则成全了二人的爱情。王实甫塑造了丰富生动的人物性格，描绘了曲折迭宕的情节，并以才子佳人情投意合大团圆的喜剧收尾。这部杂剧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瓷器饰以《西厢记》故事为题材，通常描绘“惊艳”“听琴”“拷红”“佳期”“错别”等场景，生动再现张生和崔莺莺传奇般的爱情故事。这件梅瓶描绘的是“拷红”和“焚香拜月”图。“拷红”图描绘崔夫人手中持杖责问侍女红娘的场景，红娘掩面而泣。“焚香拜月”图绘有一几案上设香炉，莺莺躬身祭拜的画面。绘画从杂剧版画插图中汲取灵感，将人物描绘得丰富细腻，生动传神。
瓷器装饰人物故事图在金代已经出现，元代尤为盛行。元青花人物故事图有蒙恬将军、周亚夫屯军细柳营、萧何月下追韩信、鬼谷出山图、韩信赠金、文姬归汉、昭君出塞、桃园结义、三顾茅庐、尉迟恭单鞭救主、四爱（林如靖爱梅、王羲之爱鹅、周茂叔爱莲、陶渊明爱菊）图、百花亭、薛仁贵、吕洞宾、锦香亭、西厢记等。人物故事图的衬景多为典型的江南庭院景象，所绘人物形象多高大而清秀，绘画艺术风格洒脱飘逸。人物故事图多绘于形制较大的器物上，诸如盖罐、梅瓶、玉壶春瓶、大盘等。绘人物故事图的元青花瓷器，存世稀少，故弥足珍贵。
元青花鱼藻纹菱花口盘
盘直径47厘米（图二）。主题图案为鱼藻纹，一尾鳜鱼悠然自得游弋于水草之间，水草轻轻摇曳的姿态展现了溪水的流动，鱼水情深，颇富江南气息。
鱼纹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装饰图案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中就应用了鱼纹装饰。宋元之后，盛行以游鱼纹作为陶瓷器的装饰纹饰，装饰方式多为刻划和绘制两种。这件所绘是肥美的鳜鱼形象，不由使人联想到唐代诗人张志和《渔歌子》，中的名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画面笔法自然流畅，布局满实而不显繁杂。元青花中的“鱼藻图”从宋元绘画中汲取养分，重视写实，笔触细致严谨，形象准确，又流露出细腻清新的自然感。元代多见此类尺寸较大的花口盘，是供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席地而坐、一同用餐时使用的大型饮食器皿。不仅器物适用于穆斯林生活方式，蓝色也是穆斯林文化的主色调。
因宋末元初外族入侵，大量的中原陶工逃到了景德镇，工匠的涌入和制陶技术的传播带动了景德镇制瓷业的发展，加之其得天独厚的优越制瓷条件，景德镇在元代时成为了闻名遐迩的瓷都。这种大型瓷器的烧造，与景德镇瓷窑对瓷器原料的改进有密切的关系。元代景德镇发明了瓷石掺和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含量，这就有效减少了瓷胎在高温烧造下变形的概率，保证了大件瓷器的烧造。此类大盘也是受益于这一技术的改进。
元青花牡丹凤纹菱花口盘
盘直径41.3厘米（图三）。主题纹饰为双凤穿牡丹花纹，辅以缠枝花卉、锦地纹和变体莲瓣纹。凤穿花卉的纹样在宋代已经开始流行。凤纹、牡丹纹以及缠枝花卉纹是瓷器装饰的典型纹样，缠枝花卉纹因其结构连绵不断，寓有“生生不息”之意，又称为“万寿藤”，常与花卉、鸟兽、人物组合成装饰纹样，寓意吉祥。飞凤以牡丹花相拥，伴以祥云萦绕，寓意吉庆祥瑞。
盘为元青花瓷的典型形制，口沿有菱花形口与圆口之分，且形制大小不一。这件十六瓣菱花式折沿盘，形制较大而端庄规整，体现了元代成熟的制瓷技术。
元代青花瓷器的纹饰分为两类。一类青花以国产料绘画，其纹样流畅奔放，构图布局疏朗，画笔草率，以各种花卉纹饰为多见，器型多为小件器；一类是以选用进口波斯钴料“苏泥勃青”绘制纹饰，青花浓艳，构图满密、层次丰富、绘画工整。大盘纹样多由三至五层满密的图案组成，瓶、罐多层次绘画装饰，多的达九至十二层，称为“满画”。纹样主题突出、繁而有序、层次清晰，绘画潇洒自如，‘笔线有力，洒脱飘逸，给人以华丽浑厚、赏心悦目之感。画工利用青花的渲染涂抹和留白的手法，表现出花纹的阴阳向背，既富有装饰意味又显得自然生动，这种表现花卉的技法在元代非常流行。
元青花串枝花卉纹葫芦瓶（残）
葫芦瓶残高33.8厘米（图四），腹径33.2厘米。瓶呈八棱形，绘有青花四季串枝花卉纹，辅以卷草纹、变体莲瓣纹，纹饰洒脱奔放。
“苏泥渤青”青料含锰低而含铁高，呈现出秾艳的青翠色，颇似蓝宝石的质感。进口青料多用于绘制这类大件瓷器之上。多棱器成型时需将坯泥制成片状粘接而成，制作工艺较圆器复杂，而烧造时更易疵裂变形，烧成极难。明人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有“盖窑器圆者，镟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者皆置之无用”。这件器型规整，反映了元代瓷器成型工艺的高超。八棱瓶是元代少见的器形，八棱葫芦瓶更是凤毛麟角。虽为残器，仍是元青花不可多得的珍品。 明永乐青花荔枝纹抱月瓶
瓶高25厘米（图五）。明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生产达到顶峰，器物造型丰富，纹饰多样，青料为“苏勃泥青”，以发色浓艳而著称。这种器型源于14世纪中亚地区的铜器，小口，管状长颈，扁圆腹，椭圆形平底，瓶颈附有对称的如意式双耳，圆圆的腹部似满月之形，称为“抱月瓶”，也称为“宝月瓶”。
胎质细润洁白，釉色滋润腴厚。器形虽然是受外来文化影响，但是装饰图案上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主体图案为瑞果——荔枝纹，使人观之欣欣可喜，颇有玩赏的乐趣。瑞果图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之一，荔枝象征着多子，因此这件抱月瓶也体现了“多子多福”的美好祝愿。
明代青花瓷的装饰技法一改元青花布局满实的特点，注重中国画中的“留白”。器物纹饰疏朗典雅，笔法灵动有生趣，生动传达出自然的趣味，展现了较高的绘画技术。
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天球瓶
瓶高43.7厘米（图六）。撇口，长颈，丰肩，圆腹。造型仿自西亚阿拉伯铜器的形制，状若天球故名。天球瓶是永乐年问创烧的器型，多为青花器，常饰有海水龙纹和花卉纹。清代仿古之风盛行，天球瓶多宗明初之器，为雍正、乾隆两朝典型器物之一，烧制品种较多，有青花、釉里红、粉彩、斗彩及各色釉瓷等。
器形卓然大气，青花发色臻其精妙，绘制工细，笔意酣畅，洒脱自然。瓶身主体绘制缠枝四季花卉纹，花头饱满，枝叶疏朗，结构连绵不断，寓意吉祥。纹饰图案颇具流动变化的美感，充分展现出永乐青花瓷典雅秀美的艺术风韵。
明宣德青花龙柄凤首流执壶
壶高19厘米（图七）。宣德时期是青花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评价宣德年间的瓷器有“诸料悉精，青花最贵”之说，其艺术成就被称为“开一代未有之奇。”明代王世懋《广志绎》载“本朝以宣（宣德）成（成化）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
该器形别致新颖，翔龙为柄，鸣凤作流，龙凤呈祥。将模印贴塑与绘画相结合，各臻其妙。为宣德时期的精品。
明天顺青花人物故事图罐
罐高35.6厘米（图八），腹径39.4厘米。罐上青花环饰人物故事图，均为文人雅士生活图景。为天顺时期的制品。
所绘人物故事图，分别为名士知音图、月下漫步图、对弈图，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趣。正统天顺年间，由于社会的混乱，动荡不安的现实，使人们愈发向往超凡脱俗的生活，追求理想的世外桃源，这三个场景正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平和生活的追求。人物描绘得惟妙惟肖，纹饰粗犷，绘制洒脱道劲。画面笔触不甚清爽，所绘云纹，粗重豪放，呈灵芝状，时代特征鲜明。画面云雾缭绕，似天上仙境，意境深邃。人物生动传神，飘然若仙。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评论明代瓷绘有“明代绘事，人物虽不甚精细，而古趣横溢，俨有武梁画像遗意”。明代早期景德镇青花器所饰出行图与宣德年间刊印的《剪灯余话》插图类同，反映了明代瓷器绘画与同时期版画之间的相互联系。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多事之秋，史书记载在不足三十年内屡次对瓷器的生产有禁烧、减烧的戒令，《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一记载，正统十一年（1446年）曾下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告者，连坐。”景德镇瓷业严重萎缩。正统至天顺的瓷器发展情况面貌不清，随着陶瓷考古及器物类型学、纹饰比较研究，渐趋明朗。正统至天顺的瓷器多为民窑产品，以青花多见，青料多为国产料，色泽蓝中偏灰。
明嘉靖青花婴戏纹盖罐
盖罐高46厘米（图九）。主题纹饰为婴戏图。明世宗嘉靖皇帝登基后，希望能够永延自己一系的帝祚。而他的长子和次子在册立为储君后均夭折。嘉靖帝不愿大权旁落，更令他对人丁子嗣问题心急如焚。《明史》记载，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望子心切，在京师御花园设立了“祈嗣醮”，祈求早得龙子。还敕令景德镇御窑限期烧制“婴戏图”题材的瓷器进呈大内，满足了皇帝的视觉需求和心理愿望。
婴戏图早在唐代的瓷器上已经出现，宋元颇为流行，但是孩童的人数不多，而且多是与莲花绘制一起，表达“连生贵子”的含义。明清瓷器上婴戏图中孩童的数量大大增加，后来甚至有百子图。明代各朝所绘的孩童具有不同的特征，嘉靖时期所绘的孩童比例失调，有头重脚轻之感，多是后脑略外凸，时代特征明显。
此类盖罐盖多佚失，该器保存完美，十分难得。
明嘉靖青花仙人图葫芦瓶
瓶高55厘米（图十）。瓷质葫芦瓶在唐代已出现，宋、元、明、清均有生产。葫芦瓶是明代嘉靖时期烧造的典型器物之一。瓶形体硕大，青花器使用“回青料”绘制，色泽浓重艳丽。明代王世懋《窥天外乘》记有：“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其发色蓝中泛紫，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浏《陶雅》品评有：“嘉靖尚浓，回青之色幽菁可爱”。
画面所绘为仙云缭绕场景中的道教神仙。他们利用各自的仙术造福百姓，铲除危害一方的妖魔鬼怪，解救黎民于疾苦之中，深受百姓的爱戴。“神仙图”是嘉靖时期瓷器所常用的装饰题材。青色又称为玄色，为道教所崇尚之彩。从绘制笔法上来看，虽然嘉靖时期的图案绘画不如明早、中期精细，但古拙的线条别有一番审美趣味。构图饱满，纹饰繁缛，景致错落有致，人物形神皆备，出神入化，笔法酣畅，体现出嘉靖青花瓷自由豪放的艺术特色。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熄从小体弱多病，所以希望通过崇信道教能保佑自己健康长寿，甚至得道成仙，永远摆脱生老病死的困扰。嘉靖皇帝执政45年，溺信道教，崇尚虚无，终日设斋打醮，祈神求福。上有所好，下必盛之，皇帝本人对道教的尊崇正是这一时期具有道教色彩的瓷器数量庞大的原因。嘉靖时期瓷器造型、纹饰多具有道教色彩，时代特征鲜明。葫芦瓶为嘉靖时期的典型器，烧造较多，且形制多样。明嘉靖青花葡萄牙盾形徽章纹执壶 壶高33.5厘米（图十一），宽23厘米。壶器身呈梨形，后置手柄，前设长流，壶器身青花绘葡萄牙盾形徽章纹，外底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为明嘉靖时期制品。据学者考证此器是葡萄牙航海家及商人安东尼奥·贝秀多委托烧制的。明嘉靖年间，安东尼奥·贝秀多与伙伴安东尼奥·达·莫塔和弗朗西斯科·支莫特乘商船来到中国，将绘制自己徽章的瓷器订单交给中国陶工而制作的。
16世纪时，葡萄牙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欧洲国家。中国瓷器作为压舱货物，运往欧洲，成为王公贵族们争相抢购的对象。当时的欧洲贵族以能使用中国瓷器为高雅的时尚，很多描绘贵族生活的画作中都有中国瓷器。中国瓷器除了珍贵，又笼罩在神秘的东方印象之中。当时的欧洲贵族希望将自己家族的族徽作为瓷器纹样，让精美的中国瓷器成为自己家族象征的载体。于是，葡萄牙商船携带贵族们的家族徽章的纹样来到中国，辗转将瓷器图案的样本交给景德镇窑场，绘制烧制完成，再由葡萄牙商人带回欧洲。
这件青花执壶是目前最早带有欧洲徽章装饰的中国外销定烧瓷器，对于研究中欧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
明天启青花《三国演义》
故事图簋式炉
炉高12厘米（图十二），直径17厘米。造型仿自青铜器中簋的形制，青花装饰《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赵云单骑救主》。外底青花书“天启五年吴名冬香”款，为天启铭款青花的罕见之作。采用的是明末初创用的皴染法描绘，称为“山石皴染分水法”。这种绘画技法以致影响到清初的绘画风格，孕育了康熙时期的“青花分五色”技法。
明朝末代天启崇祯年间，正处晚明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安，国势衰颓，内忧外患频繁，景德镇御窑生产至崇祯时期官窑停产，故天启窑器传世品十分少见。这件铭有确切“天启五年”纪年，是断代研究的标准器。
明代自世宗嘉靖皇帝崇道迷仙，耽于道教，新建兴修了许多庙坛寺观。万历天启时期，宗教祭祀活动仍然十分活跃，于是大量与祭祀相关的用器被烧造出来，香炉亦是常见的祭祀用器。
香炉胎体洁白致密，采用石子青钴料，色泽清丽明快，纹饰构图疏密得体，景物错落有致，笔触自然灵活。青花纹饰画风豪放简练，渲染皴擦，改变了万历时期纹饰繁满的布局，形成了格调清新的艺术风格。
清康熙青花《西厢记》图棒槌瓶
瓶高75厘米（图十三），直径22.4厘米。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为青花瓷生产的巅峰时期。康熙时期不仅官窑器工艺精湛，民窑瓷器生产也达到顶峰。康熙民窑瓷器烧造品种繁多，尤以青花为最，不仅数量大，而且制作精工，胎质坚细洁白，青花色泽鲜艳，装饰题材丰富，纹饰描绘层次分明。这件瓶就是康熙民窑少见的佳作。
康熙年间烧造瓷器造型丰富多样，多源于日常生活用器。棒槌瓶长颈，腹部呈圆柱形，形似洗涤衣物棒槌而得名，为康熙时期的代表性器物。棒槌瓶以连环画的形式生动地绘出《西厢记》的主要剧情，24幅故事画面再现了张生和崔莺莺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康熙时期民窑生产的瓷器装饰丰富多彩，题材广泛，除有花鸟、草虫、走兽、鱼藻、山水图外，大量采用以戏曲和古典小说为题材的人物故事图案，如《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这与明代以来带有版画的戏曲剧本的流行有关。
康熙青花使用云南的“珠明料”，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艳而不俗，青花以浓淡各色分染，达到绘画中“墨分五色”，产生明暗浓淡不同的色调效果，素有“青花五彩”之誉。此瓶器形制高大，较为罕见，古朴浑厚，气魄雄伟，青花清丽明朗，画功苍劲有力，笔力遒劲，豪放生动，风格朴实，层次分明，展现出康熙民窑青花瓷洒脱豪放的艺术风韵。
清乾隆青花
唐英款题记烛台（一对）
烛台高65.5厘米（图十四），足径23厘米。清代康雍乾年间，瓷器的生产状况已从清初顺治的恢复阶段转变为高度发展时期。帝王本人的爱好和关注，使制瓷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清代废除了降籍编役制，采取督陶官制度，对刺激制瓷技术进步和创新新品种有重大影响，促进了瓷业的繁荣发展。康熙时期的“臧窑”“郎窑”，雍正时期的“熊窑”“年窑”，乾隆时期的“唐窑”，代表了康雍乾时期的制瓷业水平。此件青花烛台为“唐窑”的代表作。
烛台造型以覆钵形底座竖立一柱，柱分多节，鼓突和内收交替变化，上承以一盘，中立烛插。通体绘青花纹饰，有缠枝莲、蕉叶纹、莲瓣纹、仰莲纹、如意云头纹。器身开光内楷书“养心殿总监造，饮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级，沈阳唐英敬制献东塥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据铭文而知，为唐英在乾隆六年（1741年），监烧敬献佛殿案前的供器。
唐英（1682-1756）在乾隆五年（1740年）、六年（1741年）为北京几处佛、道寺庙敬献的数套五供瓷器。器物形制、装饰纹样、铭款等，烧制技术、艺术风格上相近，青花发色浓丽，装饰繁缛，显示出共同的时代风格。
烛台的使用早见于春秋时代，战国时已有各式精制的铜烛台，至三国、两晋时，青瓷烛台便已出现，造型颇多。三国时期有青瓷卧羊形烛台，西晋流行卧狮形烛台。隋唐时期烛台有白釉、三彩制品。宋代以后烛台多见。明代烛台造型丰富，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窑烧制有八角形烛台。正德青花烛台为一管状圆柱承以高盘，清代以后的烛台形制基本承袭此式。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记有：“烛台之制，宋时已有之，至明万历有云龙、人物、香草莲瓣诸花彩。清制形式不一。”烛台也是佛前五件供器之一，五供又称五具足。由一个香炉、一对花瓶、一对烛台组成。五供的形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大小均有。成套瓷质五供烧造在明清时期。明代有嘉靖万历的制品。清代以乾隆时期烧制的五供器最盛，有青花、粉彩、红彩器等，装饰云龙纹或缠枝莲花托八宝图案。这对烛台有绝对纪年铭款，是乾隆早期的标准器，为“唐窑”青花瓷中的珍品。器物成对，十分罕见。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