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市区的房价也是高不可攀，不只百姓买不起房，名人在这方面也很有压力。比如鲁迅当时每月收入200大洋，但要买下他所租住的老式石库门得花五万大洋，另外还须缴纳印花税、消防特捐、地保盖戳费等五花八门的零钱。如此算下来，鲁迅一家不吃不喝地攒上二十多年也不能實现“房产自由”。
　　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始终买不起房的夫妻在当时很常见，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沈从文和张兆和……这些“神仙眷侣”都是在蜗居中狂撒狗粮的。
　　那么，买不起房咋办？别急，民国政府也推行过“廉租房政策”。不过当时不叫廉租房，而是叫“贫民住所”“劳工住宅”或“善救新村”。
　　1927年，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后，为践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在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建了一批“贫民住所”，供没有房产的贫苦市民租住。后来有人提出“贫民”二字涉嫌阶层歧视，这才改叫“平民住所”。
　　早在北伐胜利前的南北割据时期，国民党就在其治下的广州搞过廉租房试点，“劳工住宅”的称呼就诞生于此。
　　“善救新村”则是抗战胜利后才出现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收复失地，发现一些城市损毁严重导致房屋短缺，于是大建“善救新村”，以低于市价的租金标准供返乡难民人住。
　　这些廉租房倒是名副其实，它们均由政府开发，只租不卖，且租金标准远远低于市价。以青岛市政府开发的东镇平民住所为例，每间月租只要一元法币，而附近由私人搭建的茅屋每月要花两元法币才能勉强租下一间。
　　虽说廉租房分外便宜，但入住规矩还是很多的。比如广州市政府开发的劳工新村，每户限租一间，而每间房的可使用面积不足20平方米，只有一个卧室，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而且所有住户不能养宠物，不能打麻将，不能在夜间大声谈笑。
　　更麻烦的是，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搞到廉租房并没那么容易。比如1947年建成的长沙市第二“善救新村”，总共只有86间房，符合入住条件的百姓却有二百多家。为公平起见，长沙市政府只好让大伙去抽签，抽中的就入住，否则只能排队等下一波房源，整个流程堪比如今的摇号。抽签现场有参议会坐镇监督，抽签结果要在报纸上公布，所有没抽中的百姓都是义务监督员，只要能指证某个抽中者是公务员或有房户，当地法院将立刻严惩作弊者，而举报者就能取而代之，住进梦寐以求的“善救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