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喜欢那些最终会消失的东西；不要教你的孩子去热爱野生生活；在世界奇观被人群毁坏之前，去参观一下吧；搬到一个有决策力的国家；鼓励你的孩子学习中文；在政治上，同意人人都能公平获得有限的资源比言论自由更重要……”这番听起来有些逆耳的话，是未来学家和全球系统研究者乔根·兰德斯对迎接未来40年的人们给出的建议。
　　未来40年的中国和世界什么样？乔根·兰德斯在他的《2052》中给出了新的图景，这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增长的极限》一书后，又一次大胆预测下一个40年。
　　40年前，未来学研究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研讨全球问题的全球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第一次发布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报告对未来40年保持地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零增長”对策。1970年，兰德斯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
　　在此之前，生活在人类最富裕的国度——挪威，兰德斯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几乎与世界的发展完全隔绝，将自己禁锢在固态物理这座神秘的象牙塔中”。
　　这一年，25岁的兰德斯在波士顿参加了一场音乐会。走出音乐厅时，他看到台阶上到处都是年老的乞丐，“他们是美国社会里的失败者。”那一刻，兰德斯意识到，他并没有理解这个增长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挪威那样一个从来见不到乞丐和病弱者的社会，“我清晰地决定要为创造一个强大的政府努力，只有高税收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个有保障的环境。”
　　在撰写《增长的极限》的短短几个月中，越来越多的模型和数据分析让他对世界未来的忧虑与日俱增。“我第一次意识到这70年来人口增长这么快，社会将面临一种怎样的挑战。之前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与此同时，兰德斯看到美国的高速公路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像立交桥那样四层交叠，通向各个方向，高速路上到处是车子。“1970年以前我从未看到这些，我被震撼了。”
　　1980年代，兰德斯还曾作为专家团成员考察中国的环境状况。他发现中国沿河的工厂严重污染河水——造纸厂排放污水。专家团给中国政府提出建议：如果能把这些小型造纸厂全部推倒，用大型造纸厂代替，可以在将来极大地减少污染。但代价是，大多数工人失业，小型工厂主失去工厂。“这只是建议而已。再过几年当我回到这些城市，发现中国政府确实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小型造纸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造纸厂。”这成为兰德斯对中国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抱有希望的例证。
　　“增长首先会来自中国，中国会成为此后40年的真正赢家……中国人均在2050年的富裕程度将是现在的5倍，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大过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人会比欧洲人的平均值稍微少一点。中国的GDP、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扩张，自然会带来废气排放和污染，但国家资本主义系统的优势在于可以时不时地通过权力集中做出决定。”兰德斯最近接受日本富士电视台专访时如此预测。
　　在《增长的极限》发布后的40年间，兰德斯的1/3时间在经商，1/3花在了学术上，其余1/3在政界和NGO。从参与商业决策，到学术数据收集，到通过NGO组织推动政治决策，他都一一尝试，他自信“相比别人而言，我更了解整个社会或者说全球发生的情况”。
　　他为劝说人们改变短视的耗能行为工作了40年，“但我失败了。今天的世界仍然比40年前越来越不可持续，我们努力地清洁空气，但气温仍在不断上升。”
　　居住在挪威富人区，拥有大片空地和大别墅，兰德斯依然酷爱野外生活。他怀念1950年代，“在我年轻的时候，只要走出家门就是大自然。现在我必须乘飞机到俄罗斯才能发现纯粹的自然。我所珍爱的东西正被不断摧毁。”这也是66岁的他依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研究的“不灭动力”。

“计划生育是个好政策”

　　人物周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在哪里？
　　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以下简称JR）：可持续问题，一个是贫困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因为个人喜好，我选择了从环境问题着手。2005年，挪威政府下达了一个研究计划，要求学者们想办法在2050年将挪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当时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政府将这个计划提交给议会，但议会否决了提议。为什么？因为人们不愿意。这个计划让人们将他们收入的1%，每年每人300美元，贡献出来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部分。当地居民不愿意这么做，因此议项被取消了。这一代人不愿意为下一代或几代人付出每人每年仅仅300美元的代价。他们宁愿把钱放在口袋里也不愿意拿出来为将来某一个不确定的事情做投资。
　　人物周刊：你书中的观点看起来倾向于共产主义，在地球资源配置上你觉得共产主义的配置方式更有效吗？
　　JR：这是事实。但我是社会民主党派，我更愿意这么称呼。因为我还是很在意个人收益的，并不希望所有东西都收集起来平摊给所有人。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我希望每个人的收入中有一半能拿出来用于另外3处：第一是生产；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公共教育、公共保险，用于资助穷困人口；第三是政府对将来的公共投资，包括节能减排在内……所以我非常支持高税收，人们至少需要拿出自己一半的收入贡献给整个社会的发展。
　　人物周刊：你对世界是悲观的，对中国是乐观的。但中国同样存在着土地和矿产的过度开发，水和空气遭受污染，食品安全没有保障等问题。你为什么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如此乐观？
　　JR：我做了一个访问，问了3000名中国人，“你是否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比过去的5年好”，就是幸福感测试。问他们在将来的5年是否觉得会比现在更好，有65%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过去5年要好得多。作为比较研究，同样的问卷在挪威也做了。这5年挪威社会发展非常好，但只有25%的人说现在比过去5年更好，而中国有65%。 　　还有一点很乐观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包括腐败、环境污染、过度开采，而且正在采取措施。更重要的是，政府完全有能力改变环境、去除腐败，只要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主政，并愿意去做。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反思了自由市场，反思了民主政治。你也讲到幸福感，你是否认为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也是幸福的要义？
　　JR：我当然支持，如果人能够有完全的自由那是最好的，但如果这个国家同时面临着贫困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时候，如果要在贫困、环境污染和完全自由中选取，我觉得限制一定的自由，不要那么大的开放自由度，从而转移一部分到保护环境和减少贫困人口上面，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你可以选择足够的自由，但如你所见，作为替换，你终止了10%的人生活好起来，使得环境完全被破坏，那我宁愿失去部分自由。
　　人物周刊：我们探讨的可持续可能更多是物质世界，会不会为了实现物质世界的可持續，而忽略了精神世界？
　　JR：这是个有趣的新问题。但首先你怎么能知道人的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差别？惟一的办法是去问他们。所以我主观地提出了很重要的幸福感问题。你知道我主要指的是社会政策，问人们是否满意，看他们对未来发展的满意度。所以至少要能发现，是否人们觉得我变得富裕的同时，我的精神需求被牺牲了。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非常肯定中国的计划生育，而这一政策一直饱受争议。
　　JR：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这听起来并不难，但事实并非如此。80年代邓小平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时，他一定考虑过如果不推行这一政策，任由人口发展，那么中国事实上在2013年就将超过它的承载力，社会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为此只能坚持一胎政策，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有限的环境资源下，让更多人有自己的空间和资源。计划生育对于想要多个孩子的母亲来说是伤害，但坚持这个政策，到2030年，中国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选择短期牺牲——只生一个孩子，使得社会在未来30-60年内能够获得人口红利。
　　我也完全接受多数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在过去40年已经生了很多孩子，也许长此下去也能控制，因为现在全球人口已经开始减少，但如果在1980年选择了多孩政策，人口将增长更迅猛，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将更难以解决。事实上是当初那些母亲们，牺牲了自己短期的利益从而达到大家长期目标的实现。
　　人物周刊：你有个观点是越富有就越不愿意生小孩，计划生育却是在贫穷的前提下控制生育。
　　JR：将计划生育更广泛地应用，将是利大于弊的。我们知道它的利，当然也知道弊端，两者都很明显。我的判断是哪个更大一点。在那个时间点上的中国，生态需求更强烈。那些对父母的情感伤害是很重要，但与它所产生的优势来说就小很多。当然，其他人并不同意这一点。
　　所以计划生育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如你所言，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城市人口中已经开始出现不愿生小孩的趋势。这与意大利很像，意大利和德国都是非常富裕的国家，意大利的妇女生育率是1.3，而德国是1.4。人们愿意要更少的孩子，是因为女性更愿意去工作，而不愿花时间在家照顾孩子。照顾孩子的成本在一个现代发达国家中是天价。成本过高，导致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人们不愿意生更多的小孩，不愿困扰于小孩进幼儿园、上小学之类的事情。
　　我完全接受说计划生育是巨大的伤害，为了短期人口控制实施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其他国家没能做到，即使他们希望做到。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牺牲人们的短期利益，为他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强大政府值得期待”

　　人物周刊：在资源的公平配置和保持环境可持续性这个问题上，你对政府决策寄予了厚望，不知你对民间力量是不是也看好？
　　JR：在我工作的40年中，有6年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做二把手，这是世界最大的自然保护组织，拥有500万成员，是个很大的力量。我也希望这些组织能够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奋战，比如自然保护和保护贫弱者权益等方面。但显然很难。我花了40年时间，和非政府力量的民主党派一起为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奋斗。事实证明，95%的有钱人不愿在环境上多花一分钱，也不愿为贫穷的人们多花一分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更愿意获得眼前利益的增长，听起来令人伤心也很嘲讽，但这是事实。
　　我更寄望于政府决策。政府中有95%的人不同意我，这也是事实，绿色能源党派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只占到5%-10%。那意味着90%-95%的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不感兴趣，对这方面的高税收也不感兴趣。当有这么多人不同意我时，我该怎么办？只有放弃，停止奋斗。我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我相信愚蠢的大多数人才是决策者。我已经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我仍然在为5%的人奋斗，但我更希望政府站在我这一边。
　　人物周刊：新书中你提出了人们将“逃往城市”的预测，但在中国，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已经出现了很多超级城市的环境危机，比如洪水、空气污染。人们真的还会去往超级城市吗？
　　JR：你问很多人，他们愿意住在哪里，他们都会说城市。70年代，我从人口稀少的挪威来到美国，在挪威每个人都想住在森林里，我很难相信有人愿意住在像纽约、波士顿那样的城市，但现在我看到人们都涌向城市。当我问人们为何愿意住在城市，答案是：能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有更多的夜生活和博物馆……后果是更拥挤的人群、糟糕的交通、肮脏的空气……但是人们依然更愿意住在北京、上海，而不是边疆。
　　超级城市的问题美国早就遇到，70年代的环境学家也觉得曼哈顿这样不可持续的。40年后的曼哈顿，更多的人到来，摩天大楼更高了，环境可持续问题也更严重了，但曼哈顿仍然在那里，人们也依然更愿意居住在曼哈顿。很少有人愿意住到中西部去，尽管那里天空很高很蓝，有鸟儿歌唱。人们不愿意住在没人的地方。 　　你認为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不可持续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却拥有很多地方没有的东西，有充足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有充足的人口……因此即便城市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大家仍然蜂拥而至。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人们居住在一起时，每个人的能源消耗比他们独立存在时要小得多，带来的温室效应也要低一些。在大城市人们不需要开车去买东西，人们可以分担社会消耗，同时可以享受因人多而造成的共同福利。曼哈顿发生过一次海水倒灌的灾难，是大型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灾难。但每个人多出一点钱，就可以造一个更高的大坝，可以抵挡海啸和海水倒灌。所以只要人们团结得更紧密一些，就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受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大城市。这也是我认为人们应该居住在城市的理由，尽管我个人不喜欢住在城市里。
　　人物周刊：你对互联网社会表示担忧，认为大多数网民的目光都非常短浅，这种短浅的目光对决策的控制力会超出现有水平，你这么认为的依据何在？
　　JR：我认为大多数人、尤其是网络中的贫穷者目光短浅，是因为他们更在乎收入的分配，收入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利益，他们更在乎短期利益。那些基本不再受困于短期生活保障的人，富有阶层和决策者，会有更长的时间、经历、金钱来考虑更长远的利益，而不像其他人考虑眼前利益。对于几千年文化的中国来说，领导者一直想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不像个人只是考虑自己有没有钱，统治者要考虑整个国家，因此他们会有更长远的目标。
　　人物周刊：你讲到大政府时，提到了很典型的新加坡。你认为大政府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能有多大作用，而腐败问题的副作用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JR：早期的欧洲和美国社会，事实上是由一批精英分子、集权者和君王统治的。之后可以看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发展，他们有一个大政府。在这个大政府的带领下，制定了一个超越国家的目标、方针政策以后，带着整个社会往上走，事实上中国也是这样，只不过才走了一半。

　　至于腐败问题在这过程中的影响，如果中国没有战胜腐败，没有战胜环境污染，中国可能走不了这条复制日本和韩国的路，但我相信中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
　　我不认为强大的政府永远是对的，但我认为一个强大政府比民主政府能更快作出决策。我同意强大的政府也会犯错。如果政府明智的话，就要考虑非常多的意见，包括选举、调查，还有很多其他信息，甚至决策之后还要反馈信息以确定自己的决策没有错。很多西方人认为民主的政府是有缺点的，但他们认为是更好的，需要有一个讨论博弈的过程，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强权政府在决策的过程中会犯错，但仍有能力解决这些错误。
　　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贫穷国家的人民短视，富裕国家也是这样，绝大多数人只关心明天能赚多少钱。德国是一个富裕国家，绿色环境运动也很兴盛，但只有10%的人支持这一运动，剩下90%的人还是只关心赚钱，他们不关心60年后自己的投资获得什么回报。
　　在中国互联网上，我相信只有5%的人是有长远目光的，还有95%的人要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所以尽管我也不喜欢这种现状，但就我在西方推行40年的这种少数人观点的现状，现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