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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在即，人口问题，尤其是老龄化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在今年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明确指出，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
但显然，老龄产业这一朝阳产业尚未能释放出全部活力。特别是在机构养老方面——尽管发展态势蓬勃，但在个人与“养老院自由”之间，仍横亘着诸多现实难题。
供需不对等
毗邻北京市三甲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交通畅达、商超便利，20多平方米的房间全部经适老化改造，提供一日三餐和丰富的活动……一位70多岁、完全自理的老人想要入住这所由国有企业运营的老年公寓，每个月至少需要准备床位费、餐费和护理费共10600元。随着年龄的增加，或出现失能、失智等情况，老人每月需要支付的费用也将成倍增长。
相较于企业承办的、有着黄金地理位置的养老机构而言，北京的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非企业的养老机构，以及较偏远地区的养老机构，费用则会低一些——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于201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排除一些特殊和极端情况外，生活能够自理且在事业法人机构的花费最低，合计为2528元/月;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且在企业法人机构的老年人花费最高，为9884元/月。
而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多家养老机构还需要1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押金，洗衣费也要另算，每次至少5元。种种杂费叠加，在北京完全自理的老人想要住进养老机构，同时不考虑地点和住宿等条件，每月平均至少也要花费3000元。
2009年，北京市提出推广“9064”养老服务新模式，即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对于失能失智老人，养老机构或许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上述报告显示，至2016年底，只有1.3%的户籍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
价格成为限制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床位空置率攀高。记者随机致电北京10所养老服务机构，除去西城区一家公办民营的养老机构需要排队，其余均表示，不论是自理老人还是失智、半失智老人，都有床位可用，部分养老院的入住率甚至不足50%。但矛盾的是，从整体来看，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庞大。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0.5张，远低于“十三五”时期要达到的“每千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数35～40张”的目标。
中端数量不足、照护人员流失
什么原因造成了实际需求与社会供给不对等？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民生福祉系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教研室主任王文焕看来，主要原因是符合中等收入人群需求的、性价比高的中端养老院过少。想要更好的照护条件，就只能接受更高的价格。
但价格的制定并非随意而为。王文焕告诉《中国报道》记者，养老机构属于“重资产”，大部分难以盈利，这也是限制高性价比养老机构发展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开办养老机构需要大量优质的辅具等设备设施，需要足够大的场地、足够专业和数量的照护人才;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受众的消费能力，这让养老机构可灵活调整的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内蒙古通辽帮统佳和老年公寓的负责人张淑君算了一笔账，即便场地是自己的，设备和扩建也要投入65万元，每年冬天至少要烧20～30吨煤，还有伙食费、人工费……“前3年一分钱不赚，还要赔钱。”她告诉记者。
财政补贴是缓解养老机构成本、降低消费者费用压力的重要力量。今年3月，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表示，今后我国对民办养老机构的建设补贴、经营补贴等政策都要向护理型床位倾斜。除了财政的直接扶持，政府还为养老机构提供了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政策性优惠。但从力度来看，似乎也没能解决养老机构的燃眉之急。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国爱老年人服务中心负责人孟广海就曾在采访中表示，多年来，各级政府对国爱的投入和补贴约有500万元，但远不抵7000多万元的投资。
养老机构难以盈利，后果之一就是专业的照护人员虽然工作强度大，但工资低、待遇差，人才流失严重，照护水平受到影响。
北京市一家高端养老机构的照护人员告诉记者，他每天需要工作12小时，每个月基础工资加分成在扣除五险一金后也不足4000元，虽然可以住在宿舍节省房租费用，但也感觉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另一家高端养老机构的照护人员也表示，工作地是在北京，但社保却在其他城市缴纳。
与其他行业不同，照护者不仅要关照老年人的身体，更要呵护他们的精神世界。2019年，19岁的杨昆朋进入远洋椿萱茂（北京·北苑）老年公寓工作，现在已是生活照料组组长，当时觉得最难的事是帮长辈处理大小便等，到后来才发现这都是小事儿。相比之下，看到老人从神志清楚到离世，失智老人上一秒还有说有笑下一秒却突然扇自己一巴掌，或者大声对听力下降的老人讲话却被家属误以为态度差……都需要他慢慢消化。像他一样的“老”员工还算能待得住，而更年轻的实习生则“来得快走得也快”。
真正面向有需要的老年人
在从事养老行业的人看来，2013年是“养老元年”。这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通过完善扶持政策，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培育和扶持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发展。一直到2015年，促进养老机构收费市场化等相关政策陆续发布，我国养老市场化体系逐渐清晰。
王文焕认为，现在整个产业处在逐步成熟和融合的阶段，会思考老人真正需要什么，比如养老机构还会辐射周边的居家和社区，也不盲目扩张、办大机构、买高端设备了，而是服务更人性化、环境适老化、多应用辅具，减轻照护人员的负担。
在照护人才缺口方面，王文焕认为养老机构“不要只盯着年轻人了，发动社会力量、鼓励‘40、50’人员从事老年照护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积极老龄化的体现”。从生活经验、与老人的交流和体力等方面来看，“40、50”人员更有优势，年轻人则“更适合做一些技术难度高的、偏医疗护理的工作，也可以对‘40、50’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在政策方面，除去补贴，还要规划从业者继续教育制度，不断提升从业者的综合能力。
针对市场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乔晓春认为政府应该从后台走到前台。中国目前解决养老问题的思路采取的是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的原则。政府需要把支持和扶持的重点从机构转向老年人，特别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且又没有钱的老年人——这些人不是市场服务的對象，而应该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对象。
他提议，政府应当构建针对所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制定系统的养老政策、制度和标准;针对普惠和特惠人群，制定不同的项目，通过财政支持和购买服务，由社会组织和企业通过竞争来获得项目，提供专业化服务，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来监督和评估项目执行情况，保证老年人能够获得满意和高质量的服务。这时，大量的需求才会被释放出来，社会组织和企业才会有大量的服务性工作要做，养老产业才能真正兴旺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