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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锭收藏作为传统钱币收藏的一个特殊门类，近年来被迅速放大，其市场价值也随之迅速攀升，了解、关注和学术研究也日益多了起来。
在清代银锭中，海关银锭少之又少，诸如：江海关、粤海关、东海关、江汉关、浙海关、闽海关等，其中江海关、东海关、江汉关多为五十两大锭，更是寥如星凤、难得一见;而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九江新关多为十两小锭，也都极为精美，虽有一定数量，但在市场尚未火爆前，真正了解并能得以收藏的并不多。
清代海关银锭的收藏和研究能展现晚清时期历史背景、海关发展、关税征缴以及官银铸造、流通等文化特征，作为文物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可以使人们清晰认识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状况。罕见精美的特征，也使其有极佳的博物馆陈展效果，收藏清代海关银锭最多的博物馆有中国钱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广东鸦片战争博物馆等（图1）。
近年来，清代海关银锭在钱币市场中表现突出，跟其铸造规范、留存较少、美品形态、吉祥寓意及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拍卖市场中表现突出的有：2011年北京瀚海秋拍拍出的江汉关五十两成交价为517500元;2012年西泠印社秋拍拍出的东海关五十两成交价为126500元;2013年北京诚轩秋拍粤海关十两砝码锭成交价为43700元。
清代海关银锭的基本状态和遗存特征
清代海关银锭之所以与普通银锭不同，主要在于其官铸的身份。其形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铸造外形规范、敦实，表面光洁，含银量略高，比及地方锭、商锭更加硬挺、棱角分明。如上海开埠前的江海关银锭被称作“二七宝银”，是指其含银量高于纹银，每一个重漕平五十两的锭子可以升水二两七钱;2、其上戳记或楷体端庄，或方直谨严，一般表现为“门”字形三排，呈现出中正、对称的形态，绝不随意。相对于商锭来讲，海关锭上的公估戳记较少，磨损、磕碰也少，包浆浑厚统一（图2）;3、其上缠丝匀称，水线细而自然，下边蜂窝一般都口小洞大、内闪烁有五彩毫光，包括其他铸痕均都表现出细腻制作的状态，除追求美观与个性之外，更多体现出官做的规矩。
这儿需要解释一下官炉和私炉的区别，所谓官炉，大多在早期身份比较单纯，比如江海关成立之初设置的海关道官银炉，只为铸造“海关道元宝”所设，与钱庄联合设置并有道台批准的银炉以及后来由外国租界势力所扶持的“夷新场”银炉不同。
私炉也有为官家所用的，但更多倾向于商业，从其炉名上可见一斑，如：“敦和、德生祥、义聚号、大隆、永兴楼”等;也有私人私炉铸造的，戳记上一般有其姓名或府第名号。在官炉的戳记上，显示出的名称相对更官方，比如“江海关、闽海关、厘金局、牙厘总局、海防捐局、潼关厘局”等，当然也要加上“陈恒升、鲁协中”等匠名，以备查验。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26家领有户部执照的炉房共同申请组织公议局，这26家炉房遂定名为官炉房。故公私炉房虽然不同，但彼此之间是有很多联系的。银锭的铭文在清雍正以后基本不再用錾刻的方式，改为印压戳记。又因为清中期以后允许各省各地自铸银锭，故而形态多样，铭文也各有景致。戳记铭文体现出铸锭的年份、产地、炉名或匠名，对于收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海关银锭的收藏亦以铭文为先，铭文承载信息越多、越清晰，越能为研究提供更多关于铸造用途、流通过程、赋税体制等历史背景的考证依据，反之，则价值大打折扣。铭文比较多的，例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所载上海关五十两，重1862.8克，上有“咸丰七年 上海关 杨同泰 匠唐立”。上海博物馆所藏江海关五十两，上有“咸丰柒年 江海关 朱源裕 匠唐立”（图3）。
鸦片战争后，清代货币体制呈现出明显的放任政策，称量货币与计数货币、代用纸币等通行，在外国洋银大量流入和自铸银元流行的时候，近代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推动着市场变革的发展。表现为银钱平行的银两制度，制钱一千文可以换准银一两，而其时的一两在34克到38克之间，也就是说海关银锭的重量五十两的在1700—1900克之间、十两的在340—380克之间，精确数量不等。
银锭比及银元，铸制可谓粗陋，又因各地铸制标准不一，所以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但关平银和库平银比较其他都稍重一些，这也是为了保证官钱的信誉。
清代海关银锭与收藏之间的关系
清代海关银锭铸造至今也不过一百几十年，说它和收藏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在说钱币的近代收藏。作为近代历史的一个见证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汤国彦的《中国历史银锭》有所提及。该书亦对银锭的出现、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介述，分析了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必不可少的色、平、兑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其他还有李晓萍的《金银流霞》，其中也对历代金银货币作了解释和探讨;以及戴建兵的《中国近代银两史》等，都是值得重视研究的。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4月6日，民国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其时银两在西安地区首先退出一般市场。跟其他文物历史不一样，海关银锭命运多舛，大概从初生就戴着屈辱的帽子，大多数存于库房，流通的较少，后来又因为这样那样的社会变迁不断地被熔化掉、或者被回收，直至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为普通收藏圈了解或重视。但银锭毕竟是银子，是有价值的硬通货，虽然在之前文物收藏的意义少一些，但只要有，亦是被所有者牢牢攥在手里的。海关银锭在除了文博机构的收藏之外，民间所见的数量也可谓屈指可数，保存至今确属珍罕，美丽的外表更多了沧桑的意义（图4）。
银锭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传统文化中吉祥、美好、富裕的概念，以及“元宝”、“宝银”的美誉，所以在古代社会，除了作为货币流通外，还有求福求财、祭祀祖先、镇宅聚宝的功能，普遍为人喜爱。所以早在光绪、民国时期就出现有仿制的伪品，大多在重量及成色上有差异，在铭文和其他外在特征上也不能与原件相比较。至于一些现代的臆造品，粗制滥造居多，看文字就能一目了然。关于鉴定的方法，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经验，不再多说。 文博机构的收藏，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揭示并展出历史，给予观众更直观的历史知识。在现代国家战略放眼海洋之时，清代海关文物包括银锭在内的相关实物收藏是必要的。清代海关银锭的博物馆展示，可与其他相关历史文物诸如护照、外销艺术品等并置，效果更佳。其意义主要在于：1、深入研究海关早期变迁史，了解清代海关如何从自我掌控到逐步沦为欧洲列强的赚钱工具;2、结合洋务运动及鸦片战争史实，考证晚清时期国内外贸易及经济发展的差异背景;3、了解其作为货币的发展过程、功用特征、设计美感等。
清代各海关之发展比较
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海关”这个名称取代“市舶司”，以一种更现代而特别的概念凸现出来，是因为中国海外贸易从顺差到逆差像过山车一样，经历着高峰与低谷。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粤海关，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设关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口通商，主要贸易项首先是瓷器，其次是工艺品，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粤海关以及十三行以瓷器、茶叶、工艺品等出口换回了大量的白银，如：1745年（乾隆十年）粤海关一年的海外贸易总额就达到了三千六百万两白银，不知不觉中，奠定了自己“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美名，是当时大清海关的代名词。广州自唐开元年间（713—740）设市舶司始，就一直为政府及地方提供着丰厚的外贸财政收入，所以说，它的成就也来自于对外贸易得天独厚的位置以及良好的历史积累。
清代海关在设立之初，设海关监督一职，全称“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级别与巡抚相同，任职者多来自内务府。虽说有严格的管理隶属，但粤海关的主要业务如报关纳税、购销买卖都由“洋货十三行”承办，而海防防范、贸易交涉等还是以两广总督为中心的，所以粤海关监督就剩下了收钱、送礼、上缴国库的这些事儿，可谓肥差。
同时，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越来越享有特权，形成了潘家、伍家等洋商豪门，发展到巅峰时期可谓富可敌国，“不说国内的资产，伍家在美国投资的资产仅利息每年就高达二十万两白银，并且伍家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被誉为全球最富有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这时候，私家商锭的铸造也开始流行（图5）。
以粤海关为代表的清代早期海关，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海关贸易征收特征。而这一时期的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虽有海关的各项建制，但地位和重要性上比及粤海关相差甚远。在十八世纪初，江海关的各项税收总量仅为粤海关的十分之一，闽海关相比浙海关、江海关稍强，大概是粤海关的不到一半。从这一点上看来，越靠近南方的沿海港口对外贸易越繁荣。
随着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通商开埠，旋之贸易兴旺、航运发达，上海港口逐渐成为漕粮转运枢纽和贸易中心。江海关在这一时期也声名远播，收入量大幅增高。据1864年（同治三年）统计数字显示，其地位已超越粤海关，贸易总额居全国第一位，占总量的65%（图6）。大宗贸易对银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私炉设置也逐渐增多，其铸造的锭子比及开埠前变化较大，造型变得柔顺。
闽海关所在的福州港在1854年（咸丰四年）开放了茶叶贸易，因为茶叶是该区域的主要产业，这种生意做起来得心应手，故而在短时间内就超越了粤海关，茶叶贸易占到全国贸易总额的一成还多。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美为首的欧洲列强对早就垂涎三尺的海关控制权有了机会。重新设立的各海关，除粤海关仍由内务府管理、闽海关由福州将军管理外，其余海关由海关道台管理。以1851年（咸丰元年）英国人尼古拉斯·贝利斯被任命为上海江海关港务长为突破口，到1854年（咸丰四年）6月，以“兹因关监督深知难得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执行约章关章上一切事务，唯有加入洋员，以资襄助”为理由，在层层不断的威逼利诱下，江海关的管理权被英美全面剥夺;几乎同时，1859年（咸丰九年），粤海关的主权也完全被外国人控制。
在《海关征税规则》等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签订后，由英国驻上海领事李国泰掌控的清政府税务司直接变成外籍税务司机关，其他各海关也无一例外变成“洋关”，扩大进口免税，“值百抽五”，收集情报、插手清政府内政，将中国财政收入、白银或各种资源掠夺一空。
变成“洋关”后的各海关，英国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复杂而严格。以粤海关为例，自1859年（咸丰九年）被英国人控制后，海关直接管理各项税收事务，十三行彻底丧失特许垄断，戳记“粤海关”的银锭被自由买卖，开始广泛流通（图7）。而浙海关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沦为“洋关”，闽海关总税务司也在同年由英国驻福州领事的儿子担任。各海关沦陷也直接标志着税收、贸易的低谷及银钱大量流失，虽然后来清政府设立由户部和总理衙门共管的税务处以求夺回海关控制权，但基本回天无力了。
随着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火爆，清代海关银锭在拍卖市场表现突出，并且在市场回落时依然坚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稀缺。收藏银锭的美，在于其优雅的形态、吉祥的寓意，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真正的收藏家与市场投机者不同，收藏家藏的是历史和美，投机者的目标是钱，虽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拍卖场上，终不能同日而语。
在清代银锭中，海关银锭少之又少，诸如：江海关、粤海关、东海关、江汉关、浙海关、闽海关等，其中江海关、东海关、江汉关多为五十两大锭，更是寥如星凤、难得一见;而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九江新关多为十两小锭，也都极为精美，虽有一定数量，但在市场尚未火爆前，真正了解并能得以收藏的并不多。
清代海关银锭的收藏和研究能展现晚清时期历史背景、海关发展、关税征缴以及官银铸造、流通等文化特征，作为文物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可以使人们清晰认识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控制中国经济的历史状况。罕见精美的特征，也使其有极佳的博物馆陈展效果，收藏清代海关银锭最多的博物馆有中国钱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航海博物馆、广东鸦片战争博物馆等（图1）。
近年来，清代海关银锭在钱币市场中表现突出，跟其铸造规范、留存较少、美品形态、吉祥寓意及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拍卖市场中表现突出的有：2011年北京瀚海秋拍拍出的江汉关五十两成交价为517500元;2012年西泠印社秋拍拍出的东海关五十两成交价为126500元;2013年北京诚轩秋拍粤海关十两砝码锭成交价为43700元。
清代海关银锭的基本状态和遗存特征
清代海关银锭之所以与普通银锭不同，主要在于其官铸的身份。其形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铸造外形规范、敦实，表面光洁，含银量略高，比及地方锭、商锭更加硬挺、棱角分明。如上海开埠前的江海关银锭被称作“二七宝银”，是指其含银量高于纹银，每一个重漕平五十两的锭子可以升水二两七钱;2、其上戳记或楷体端庄，或方直谨严，一般表现为“门”字形三排，呈现出中正、对称的形态，绝不随意。相对于商锭来讲，海关锭上的公估戳记较少，磨损、磕碰也少，包浆浑厚统一（图2）;3、其上缠丝匀称，水线细而自然，下边蜂窝一般都口小洞大、内闪烁有五彩毫光，包括其他铸痕均都表现出细腻制作的状态，除追求美观与个性之外，更多体现出官做的规矩。
这儿需要解释一下官炉和私炉的区别，所谓官炉，大多在早期身份比较单纯，比如江海关成立之初设置的海关道官银炉，只为铸造“海关道元宝”所设，与钱庄联合设置并有道台批准的银炉以及后来由外国租界势力所扶持的“夷新场”银炉不同。
私炉也有为官家所用的，但更多倾向于商业，从其炉名上可见一斑，如：“敦和、德生祥、义聚号、大隆、永兴楼”等;也有私人私炉铸造的，戳记上一般有其姓名或府第名号。在官炉的戳记上，显示出的名称相对更官方，比如“江海关、闽海关、厘金局、牙厘总局、海防捐局、潼关厘局”等，当然也要加上“陈恒升、鲁协中”等匠名，以备查验。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26家领有户部执照的炉房共同申请组织公议局，这26家炉房遂定名为官炉房。故公私炉房虽然不同，但彼此之间是有很多联系的。银锭的铭文在清雍正以后基本不再用錾刻的方式，改为印压戳记。又因为清中期以后允许各省各地自铸银锭，故而形态多样，铭文也各有景致。戳记铭文体现出铸锭的年份、产地、炉名或匠名，对于收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海关银锭的收藏亦以铭文为先，铭文承载信息越多、越清晰，越能为研究提供更多关于铸造用途、流通过程、赋税体制等历史背景的考证依据，反之，则价值大打折扣。铭文比较多的，例如：《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所载上海关五十两，重1862.8克，上有“咸丰七年 上海关 杨同泰 匠唐立”。上海博物馆所藏江海关五十两，上有“咸丰柒年 江海关 朱源裕 匠唐立”（图3）。
鸦片战争后，清代货币体制呈现出明显的放任政策，称量货币与计数货币、代用纸币等通行，在外国洋银大量流入和自铸银元流行的时候，近代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推动着市场变革的发展。表现为银钱平行的银两制度，制钱一千文可以换准银一两，而其时的一两在34克到38克之间，也就是说海关银锭的重量五十两的在1700—1900克之间、十两的在340—380克之间，精确数量不等。
银锭比及银元，铸制可谓粗陋，又因各地铸制标准不一，所以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但关平银和库平银比较其他都稍重一些，这也是为了保证官钱的信誉。
清代海关银锭与收藏之间的关系
清代海关银锭铸造至今也不过一百几十年，说它和收藏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在说钱币的近代收藏。作为近代历史的一个见证物，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在汤国彦的《中国历史银锭》有所提及。该书亦对银锭的出现、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详细介述，分析了银锭作为称量货币必不可少的色、平、兑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其他还有李晓萍的《金银流霞》，其中也对历代金银货币作了解释和探讨;以及戴建兵的《中国近代银两史》等，都是值得重视研究的。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4月6日，民国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其时银两在西安地区首先退出一般市场。跟其他文物历史不一样，海关银锭命运多舛，大概从初生就戴着屈辱的帽子，大多数存于库房，流通的较少，后来又因为这样那样的社会变迁不断地被熔化掉、或者被回收，直至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为普通收藏圈了解或重视。但银锭毕竟是银子，是有价值的硬通货，虽然在之前文物收藏的意义少一些，但只要有，亦是被所有者牢牢攥在手里的。海关银锭在除了文博机构的收藏之外，民间所见的数量也可谓屈指可数，保存至今确属珍罕，美丽的外表更多了沧桑的意义（图4）。
银锭虽然形态各异，但有着传统文化中吉祥、美好、富裕的概念，以及“元宝”、“宝银”的美誉，所以在古代社会，除了作为货币流通外，还有求福求财、祭祀祖先、镇宅聚宝的功能，普遍为人喜爱。所以早在光绪、民国时期就出现有仿制的伪品，大多在重量及成色上有差异，在铭文和其他外在特征上也不能与原件相比较。至于一些现代的臆造品，粗制滥造居多，看文字就能一目了然。关于鉴定的方法，网络上已经有很多经验，不再多说。 文博机构的收藏，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揭示并展出历史，给予观众更直观的历史知识。在现代国家战略放眼海洋之时，清代海关文物包括银锭在内的相关实物收藏是必要的。清代海关银锭的博物馆展示，可与其他相关历史文物诸如护照、外销艺术品等并置，效果更佳。其意义主要在于：1、深入研究海关早期变迁史，了解清代海关如何从自我掌控到逐步沦为欧洲列强的赚钱工具;2、结合洋务运动及鸦片战争史实，考证晚清时期国内外贸易及经济发展的差异背景;3、了解其作为货币的发展过程、功用特征、设计美感等。
清代各海关之发展比较
从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海关”这个名称取代“市舶司”，以一种更现代而特别的概念凸现出来，是因为中国海外贸易从顺差到逆差像过山车一样，经历着高峰与低谷。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粤海关，自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设关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口通商，主要贸易项首先是瓷器，其次是工艺品，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粤海关以及十三行以瓷器、茶叶、工艺品等出口换回了大量的白银，如：1745年（乾隆十年）粤海关一年的海外贸易总额就达到了三千六百万两白银，不知不觉中，奠定了自己“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美名，是当时大清海关的代名词。广州自唐开元年间（713—740）设市舶司始，就一直为政府及地方提供着丰厚的外贸财政收入，所以说，它的成就也来自于对外贸易得天独厚的位置以及良好的历史积累。
清代海关在设立之初，设海关监督一职，全称“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级别与巡抚相同，任职者多来自内务府。虽说有严格的管理隶属，但粤海关的主要业务如报关纳税、购销买卖都由“洋货十三行”承办，而海防防范、贸易交涉等还是以两广总督为中心的，所以粤海关监督就剩下了收钱、送礼、上缴国库的这些事儿，可谓肥差。
同时，垄断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越来越享有特权，形成了潘家、伍家等洋商豪门，发展到巅峰时期可谓富可敌国，“不说国内的资产，伍家在美国投资的资产仅利息每年就高达二十万两白银，并且伍家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被誉为全球最富有的人，是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这时候，私家商锭的铸造也开始流行（图5）。
以粤海关为代表的清代早期海关，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海关贸易征收特征。而这一时期的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虽有海关的各项建制，但地位和重要性上比及粤海关相差甚远。在十八世纪初，江海关的各项税收总量仅为粤海关的十分之一，闽海关相比浙海关、江海关稍强，大概是粤海关的不到一半。从这一点上看来，越靠近南方的沿海港口对外贸易越繁荣。
随着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上海通商开埠，旋之贸易兴旺、航运发达，上海港口逐渐成为漕粮转运枢纽和贸易中心。江海关在这一时期也声名远播，收入量大幅增高。据1864年（同治三年）统计数字显示，其地位已超越粤海关，贸易总额居全国第一位，占总量的65%（图6）。大宗贸易对银锭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私炉设置也逐渐增多，其铸造的锭子比及开埠前变化较大，造型变得柔顺。
闽海关所在的福州港在1854年（咸丰四年）开放了茶叶贸易，因为茶叶是该区域的主要产业，这种生意做起来得心应手，故而在短时间内就超越了粤海关，茶叶贸易占到全国贸易总额的一成还多。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美为首的欧洲列强对早就垂涎三尺的海关控制权有了机会。重新设立的各海关，除粤海关仍由内务府管理、闽海关由福州将军管理外，其余海关由海关道台管理。以1851年（咸丰元年）英国人尼古拉斯·贝利斯被任命为上海江海关港务长为突破口，到1854年（咸丰四年）6月，以“兹因关监督深知难得诚敏干练熟悉外国语言之人员，执行约章关章上一切事务，唯有加入洋员，以资襄助”为理由，在层层不断的威逼利诱下，江海关的管理权被英美全面剥夺;几乎同时，1859年（咸丰九年），粤海关的主权也完全被外国人控制。
在《海关征税规则》等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签订后，由英国驻上海领事李国泰掌控的清政府税务司直接变成外籍税务司机关，其他各海关也无一例外变成“洋关”，扩大进口免税，“值百抽五”，收集情报、插手清政府内政，将中国财政收入、白银或各种资源掠夺一空。
变成“洋关”后的各海关，英国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复杂而严格。以粤海关为例，自1859年（咸丰九年）被英国人控制后，海关直接管理各项税收事务，十三行彻底丧失特许垄断，戳记“粤海关”的银锭被自由买卖，开始广泛流通（图7）。而浙海关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沦为“洋关”，闽海关总税务司也在同年由英国驻福州领事的儿子担任。各海关沦陷也直接标志着税收、贸易的低谷及银钱大量流失，虽然后来清政府设立由户部和总理衙门共管的税务处以求夺回海关控制权，但基本回天无力了。
随着艺术品收藏市场的火爆，清代海关银锭在拍卖市场表现突出，并且在市场回落时依然坚挺，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稀缺。收藏银锭的美，在于其优雅的形态、吉祥的寓意，更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真正的收藏家与市场投机者不同，收藏家藏的是历史和美，投机者的目标是钱，虽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拍卖场上，终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