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
　　肖心诚，武汉市民。夫妻俩都被感染了。目前都康复了。
　　在这场疫情袭来之前，我曾设想过我的2020年：挣多点钱，孝敬老人，和爱人浪漫出游……但从1月19日那天起，一切美好戛然而止，我的愿望清单上只剩下两个字：活着。

做了最坏的打算，交代了身后事

　　1984年出生的我，是一名普通武汉市民，肖心诚是我的社交用名，因为我相信“诚实如金”。2015年，我和爱人詹新相识结婚，在市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也是同年，我决定从银行辞职，和师兄创立了一家IT供应链管理公司。作为合伙人，我日夜奔波，谈客户做项目，5年来，生意总算有了起色，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还算殷实。
　　1月18日，武汉的天气凉意甚浓，我像往常一样饭后出门消食，出门前翻了下日历，还有7天就要过年了，摸了摸渐长的头发，决定先去熟悉的理发店剪个板寸。理发师很娴熟，很快剪好了。我挥手道了别，又在外面散步了一个小时，当时武汉的街头几乎没有人戴口罩，大家都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
　　晚上9点，回到家后感觉浑身发冷，还伴着少许咳嗽，爱人询问是不是着凉了，量了下体温正常，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吃了感冒药。第二天一早，额头开始发烫，一量38℃，发烧了。因为爱人在一家医疗流通企业工作，经常给金银潭医院和儿童医院送检测试剂，多少知道些情况，她非常警觉地说：“你赶紧戴上口罩，我带你去社区打一针。”

　　打完针后，第二天我的体温转为了低烧37.5℃，这天正好是我们公司的年会，因为当时钟南山院士还没有说有人传人的症状，纠结再三我决定戴着口罩参加。在年会上，我全程戴着口罩没摘，中间没有吃一口饭，遇到敬酒的同事，我也会侧着身子喝。同事们都调侃我说：“老大，你这也太过了吧。”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都觉得没事。
　　我自己也想，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但考虑到女儿和照顾孩子的岳母的健康，我还是自行在房间里隔离了。吃饭他们送到门口，到点了去社区打针，然而，事情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22日，爱人也开始发烧了，因为社区诊所24日春节放假，加上定点医院交叉感染风险大，我们决定到就近的一家二甲医院——湖北省荣军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荣军医院距离我家只有1.1公里，设有定点发热门诊。到了医院，看病的人排了大长队，但肯定没有定点收治医院的人多。我和爱人一上午就排到了，抽血、做CT、等结果，很快片子出来了，结果显示：我双肺严重感染，爱人单肺感染。拿着检查单，我俩蒙了。
　　当天，我们被认定为疑似病人收治了进去，刚开始医院比较慌乱，并没有太大心理准备，专门隔离病房也没有，后来，医院开会临时统筹将一个病区改造成了新冠肺炎隔离病房，我和爱人算是比较幸运的，是第8个和第9个收治进去的。
　　进来安顿好后，我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告诉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可能是新冠肺炎，请大家注意，如果有感冒发热的，赶紧就诊。”坦白讲，入院后，我的情绪波动很大，人都有面对未知的恐惧，说不怕死那是开玩笑的。岳母带着女儿在家也很焦急，一直给我爱人打电话，说着说着两人就哭得泣不成声，聊的话题多半是“万一治不好了，怎么办”，“孩子成孤儿怎么办？”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劝自己不能倒下，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那就把自己放心地交给医生，相信医生。只要我和爱人有一个能活下去，我5岁女儿就不会成为孤儿。想通了以后，我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把家里的财产盘了盘，交代了身后事，还有，写了遗书。事实上，当你开始平静地接受死亡，心态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第二天，我告知岳母和亲朋，如果没有不好的消息，不要打电话，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我和爱人开始互相鼓励，专心对抗病魔。一天输液10个小时，打的多了，手上布满了针眼，有时候针走动了，整个手都是肿的。而且当时医院还没有配饭服务，家人每天把饭菜送到医院电梯口，护士再去取。
　　面对新的病毒，医生也是試着来的。入院前五天，医生按照抗菌和抗病毒的治疗方案，打了头孢等抗生素。治疗2天，我的体温从37.7℃的低烧，上升到38℃甚至接近39℃的高烧，因为之前生物学得还不错，知道一旦输液，肯定是一个免疫力被破坏的过程，所以根本没有去想：“为什么越来越厉害了。”
　　住院第5天，核酸检测结果才出来，我俩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我是弱阳性，爱人是阳性。由于荣军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爱人被转到了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以下简称：武汉三院光谷院区），我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虽然我不让家人和她联系，但我每天都发微信给她，说的都是鼓励的话。爱人告诉我，武汉三院光谷院区的治疗方案不同，没有打针，就是吃药。医生叮嘱吃盐酸阿维多尔片和连花清瘟胶囊，然后多吃饭，增加营养。

把自己放心地交给医生，打倒病魔指日可待

　　幸运的是，从第五天开始，我开始退烧了，每天用毛巾擦出很多汗。爱人给我发来微信说：“你一定要先治愈，我才有希望。”吃饭问题医院也解决了，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护士每天一天三顿送饭，菜谱也很丰富，每天至少两个鸡蛋，半只鸡，有鱼肉、青菜等等。医生再三叮嘱说，就算再没胃口，也要多吃蛋白质，提高免疫力。
　　话是这么说，但任谁遇到这种事，保持好心态都太难了。爱人转院后，旁边病床上转来一个50多岁的大叔，是在家庭聚餐时感染的，现在一家8口人全部住进医院了。大叔很忧心，一天要量无数次体温，总担心自己的身体。“体温怎么上来了，又到38℃了”“为什么又给我上呼吸机了，我病情重了吗？”“我没病，为什么要打那么多吊瓶啊？”
　　我算是个“过来者”，知道退烧肯定有个反复的过程，大叔年龄大点负面情绪多，也很正常，我就试着帮他排解。从1月22日住进来，医护人员的辛苦我是感受最深的。因为病人多，床头的呼叫铃一天都没停过，此起彼伏。全院的医生、护士十几天没回家了，每天抢救病人、输液都用跑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
　　主管我們床位的护士说，她一个防护服穿了六天，晚上戴口罩睡觉，为的就是能不浪费物资就不浪费。有一次，她扎针扎错了，紧张得不得了，还连忙道歉，我就特别体谅她。作为患者，应该理解配合医护人员，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负担，能自己解决的自己解决。其实，他们和患者一样，都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次，全国派了许多医疗队驰援武汉，我爱人住的武汉三院光谷院区，就有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康复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生。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1月30日，爱人已经退烧。
　　2月1日，入院第9天，我的体温已经70多个小时保持正常，气色恢复得也很好，起床从开始的撑着起来，到现在很自然地坐起来。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如果没什么异常，说不定就可以出院了。我很开心，听着外面的鸟叫声，心里的阴霾一下子吹散了。最后三天，我每天按时抽血，照CT，等结果，乖乖吃饭。2月3日上午11点，医生正式宣布我康复出院。
　　我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大家都很振奋。我又把这个消息报备给社区和物业，值班司机说不敢来接，我表示理解，因为在社区管辖的几十栋楼里，有四十多例确认和疑似病例，其中有2名物业也感染了。下午办理完出院手续，叮嘱我好好休息，最后是我自己走回了家。那天，我走在武汉的街头，阳光格外地好。
　　2月8日，元宵节，爱人也出院了，武汉三院光谷院区还搞了一个欢送仪式，新闻图片上穿黑色羽绒服的就是我爱人，和爱人同批次出院的还有另外6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当天，主管床位的同济大学附属康复医院主管护师沈艳梅写下了这段话：“今天我们病区有3位病人治愈，包括我负责的39床詹妹妹，这是我来武汉后，治愈的第一批病人，十多天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
　　在医院待了整整12天，我们特别感谢医生、护士，也特别感谢社区和物业，相比较那些仍在隔离的重症患者，我和爱人是幸运儿。更加幸运的是，我的女儿和岳母隔离了17天，目前健健康康;我的同事和朋友居家隔离观察，也都健健康康。我平时不爱发朋友圈，也从不爱拿自己的故事来讲，这次之所以愿意分享，是想告诉那些正处在“黑暗”中的朋友们，不要只看到悲伤，不要只往坏处想，把自己放心地交给医生，打倒病魔，指日可待。
　　回到熟悉的小家，我和家人团聚了。接下来居家隔离的14天，我给自己和爱人布置了一份特殊的功课：每天房间内步行5000步以上，练拳10分钟，每天鸡蛋三枚，蔬菜若干，时刻戴口罩。入院12天，我发现客厅桌上的两条金鱼一直没喂食，依然生龙活虎。生命顽强，人一定比鱼更顽强。
　　（文中肖心诚、詹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