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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 李比希 生态MEGA2 斋藤幸平
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之间的关系，是发掘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重要线索。以建构马克思生态思想著称的约翰·福斯特教授，在其代表作《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就指出，“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特意研究了李比希，他在科学笔记中大量地摘录李比希的著作——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①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并没有包括马克思留下的所有文本，所以在探讨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发展的关系上，只能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式的解读。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在德国的陆续刊行，特别是第1V部分首度面世的马克思的摘录和读书笔记，为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崭新的文本资料。MEGA2编委、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的外国专家C.一E.福尔格拉夫曾撰文指出，发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需要重视“在MEGA2中发表了所有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尚不为人所知的著作”，而对这些新文本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也是不可放弃的工作，而且是非常值得的。”这方面最为前沿的学术成果就是，由MEGA2的日本编辑斋藤幸平（KoheiSaito）依据MEGA2新资料发掘马克思生态思想而形成的《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该书荣获Deutscher Memorial学术奖。在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关系上，斋藤幸平则是依据马克思在1851年、1863年和1865-1866年三次对李比希相关著作进行的摘录或评注，以及1868年对李比希的学术对手弗腊斯专著的摘录，结合马克思的书信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梳理并呈现出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从无生态内容到有生态内容的生成，以及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在批判资本主义农业和构想社会主义农业上的丰富内容。
从马克思在1861年10月25日发表于《新闻报》的《北美内战》一文中可以发现，粗放型农业会导致土壤肥力枯竭是马克思对农业的看法。因为马克思指出，北美的粗放型农业“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却会造成土地肥力枯竭的后果，例如“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作为应对之策，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农业“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了理论化的表达。首先，马克思指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造就粗放型农业，引发土地肥力枯竭。由于地主对土地拥有私有权，他们据此以地租的形式攫取土地生产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进而导致农业资本投入额的减少，农业发展无法依赖大量资本的投入，只能维系在粗放型农业的耕作方式上，故而“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禀赋耗尽”。其次，马克思强调若农业资本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将会扭转土地肥力枯竭的窘境。粗放型农业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加以利用”。这里的“其他社会关系”就是土地所有权的扭转，即土地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到农业资本家手里。在马克思看來，土地所有权的扭转意味着，原来作为地租的超额利润被用于农业生产，从而确保了农业发展的资本投入额，进而使资本主义农业解决土壤肥力枯竭的问题。最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能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原因。随着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场主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起来的资本经营”，大量的农业资本投入推动先进农业科学的实际应用，“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就在农业实践中被充分发展，土地产量提高的同时，还能避免土壤肥力的枯竭。可见，直到1863年底，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仍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上。
为什么马克思会如此青睐资本主义农业呢？斋藤幸平认为，李比希对马克思的影响十分关键，特别是马克思在1851年和1863年两次摘录李比希农业化学的相关专著，接受了李比希对矿物化肥能维持乃至提高土壤肥力的论断，导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
马克思在1863年6月对李比希《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摘录，在内容上直接对应《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农业能够推动先进农业科学的应用。马克思的摘录内容有：“这对于农业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矿物化肥完全能够补偿因种植粮食而损耗掉的土壤肥力，特别是对土壤肥力起关键性作用的矿物元素。传统的农家肥将被废弃，休耕和轮作也将被废止……只要施用矿物化肥就会取得长期的高产，无论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都可以进行不问断的单一农作物种植，而且不用担心土壤肥力会下降，使得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种植三叶草、小麦还是其他作物。”从李比希对其申请专利保护的矿物化肥推崇备至来看，农业的长期高产可以通过矿物化肥来实现，从而对于当时出现的土壤肥力趋于枯竭来说，无异是一剂救命良方。马克思对此内容的摘录，正对应同时期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坚信的农业生产力提高依赖自然科学的应用，特别是作为农业基础科学的化学之应用，加上只有在农业资本家掌握土地所有权，从而将地租转变为足够的农业资本后，才能在资本主义农业下实现化肥的大规模科学使用，由此可见，李比希对矿物化肥的推崇，主导了马克思形成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
而马克思在1861年发表的《北美内战》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同样受益于李比希。因为早在“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就在1851年对李比希第4版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以下简称《农业化学》）进行了评注。从马克思的评注内容看，“农业经营旨在以最佳方式提高粮食作物某个部分的产量和质量。现在，只要我们能知晓这些作物特定部分生长所需的化学元素，就可以通过增施含有特定元素的肥料来实现高质量增产。”这表明，马克思在阅读李比希的著作后，认可土地产量与土壤中所含的化学元素有关，即接受李比希对土壤肥力的化学分析方法。而从马克思评注的，“土壤肥力的损耗是必然的，但只要我们能够补偿土壤中损耗掉的各种化学元素含量，就可以维持甚至提高土壤肥力。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施肥。”可以推知，马克思同意李比希所得出的观点，即粮食生长需要消耗土壤中所含的化学元素，而补偿损耗掉的化学元素是维持土壤肥力和提高粮食产量的必然选择。对于李比希推荐的矿物化肥，马克思也评注道这种化肥对传统肥料的替代性，“粪肥和其他常见肥料，都可以用含有同样化学元素的东西来替换”，以及该化肥的高效性和便利性，“至于耕地到底是增施粪肥、草木灰还是骨粉更有效，已经不用再操心了。因为化肥时代将要到来，只要从化肥制造工厂里买来硅酸钾肥、草木灰肥和磷酸盐肥料，按顺序在自己的田地里播撒一遍，就可以确保土地更加肥沃和高产了。”基于马克思对李比希农业化学观点的评注，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接纳了土壤肥力的化学分析，而且也看好矿物化肥在提高土地产量上的效果。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接纳了李比希的土壤科学知识和观点，而该内容直到1861年发表的《北美内战》中，才在比较粗放型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之问的优劣时得到应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一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转而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农业使得“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但是农业科学的大规模应用并不能取得预想的丰收，因为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土壤肥力的补偿机制，致使化肥的功效微弱，甚至于施用化肥反倒会加剧土壤肥力的枯竭。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城乡二元对立，导致农村的土壤肥力出现净流失，且土壤肥力的缺口很大。马克思详细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随着大批粮食和经济作物被运往千里之外的城市，构成土壤肥力的化学元素也会随之被带到城市里，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消费者没有将排泄物和废弃物再运回遥远的农田，从而导致土壤肥力处于净流失的状态。其二，面对城乡对立出现的土壤肥力补偿危机，资本主义农业依靠农业科学的应用，人为地进行土壤肥力补偿，但却加速了土壤肥力的枯竭。马克思先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应对土壤肥力缺口过大的对策，即“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继而批判资本主义农业试图维系土壤肥力补偿的反生态性，因为这种“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非但没有达到补偿土壤肥力缺口的初衷，反而因产量的短期提高激发了农业资本家的逐利性，盲目扩大农业生产而进一步加大了土壤肥力的缺口，使农业进步成为“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农业的这种反生态性在北美最为典型，以至于马克思给出典型案例时说：“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可见，对于先进农业科学的应用，马克思不再偏信，而是以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为新的着眼点，基于土壤肥力补偿定律展开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
从1863年完成《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出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态度从青睐转为批判。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马克思的农业思想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答案就是马克思对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的阅读。其一，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批判时，以北美合众国为典型案例，而对这个案例的脚注正是李比希1862年第7版的《农业化学》一书。而且在该脚注中还特别指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其二，马克思在1866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突出强调了李比希新农业化学的重要性。从时间上看，1866年马克思正处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态度转变期内，应该可以作为研究马克思农业思想变化的文本参考。从内容上看，信中指出《资本论》第1卷“12月底已经完成”，且强调“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从《资本论》第1卷的完成时间可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态度的转变，必然是发生于1863年至1865年底之间。从马克思在这里强调李比希农业化学的“新”，可推断马克思在近期阅读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作品，并取得不同于前两次的阅读效果。再加上马克思确实在1865年开始阅读李比希第7版的《农业化学》。以上線索的聚焦点都是李比希第7版的《农业化学》，因此可以基本判定马克思转向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也要归功于李比希。
斋藤幸平梳理了马克思在1865年开始对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结果发现所摘录的内容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批判的内容基本对应，从而进一步证实李比希主导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批判的推断。相较于第4版的《农业化学》和《农业理论与实践》，李比希在第7版的《农业化学》中，不再将矿物化肥视为解决土壤肥力衰退问题的制胜法宝，而是开始批判现代农业因违反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而呈现出的掠夺性。特别是在这一版的序言和长篇绪论部分，集中体现了李比希的态度转换，且成为马克思摘录的主要对象。其一，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拉大，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状态，这点对应的摘录内容有：“在英国大部分城市实行抽水马桶，以致不能回收粪便。肥料的损失很大，本来这批肥料可以再生产出350万人口生活所必需的营养品。”以及“一个国家长期出口农产品，而同时又让那些堆积在城市里的供物质交换的产品随便浪费，那么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贫穷下去。由城市里所浪费的谷物或其谷类作物所含的土壤成分所造成的损失，正等于向其他国家出口这么多数量的谷物所造成的损失一样。”其二，应用农业科学强制地建立起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却在资本主义农业商品化的背景下加速土壤枯竭，马克思列举的北美土地枯竭的案例，在内容上对应的摘录有：“进行土壤耕作，包括排水和施肥来提高产量，也不可能是长期有效的。提高产量不是一种使土壤营养物质丰富的情况，而是人为地、加速土壤中营养物质的贫瘠化。”以及“北美农业的历史，从时问上来说，是比较短的，但也以无数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初期，土地不需要什么休息，也不要施肥就能生产粮食和工艺作物。可是过了几代以后，从400年来储藏的土壤养分消耗完了以后，这个土壤，如果不施肥，就得不到收成，甚至抵偿不到耕翻土壤所耗费的费用。在华盛顿国会下议院中，议员摩里费尔蒙特根据一系列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康内提克特、马塞诸塞、罗德一依斯兰德、纽格门西尔曼和佛蒙特州，从1840到1850年的10年中，小麦产量减低了一半，土豆产量减低三分之一;而在享利斯堪图基、郭尔基、亚拉巴马的小麦产量也是一样;在纽约州，这一段时间中，小麦产量比过去也减低一半。”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第一，土壤肥力补偿定律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这样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从马克思的论断可知，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科学并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合理的农业”之标准。那么，只能从资本主义农业为何“不合理”，来推出马克思认为的“合理的农业”的根本原则。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中可知，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以土壤肥力补偿定律为内核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因而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能否落实，才是农业合理与否的关键所在。第二，为子孙后代留福祉的可持续开发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伦理。马克思在批判土地私有制的时候写道，“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土地为人类提供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料，土壤肥力维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能否永续。鉴于以实现短期利润为宗旨的资本主义农业毫不顾忌土壤肥力枯竭，马克思提出以实现子孙后代的长期利益为宗旨的土地可持续开发，就成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伦理要求。对照马克思对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李比希也指出过“那些正在转化的物质是属于现在这一代人的，也是为他们准备的;但是，土壤中所含的那些不可给状态的营养物质，不是现在这一代人的财富，而是属于下一代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无论在根本原则还是伦理要求上，都受到李比希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农业的践行方面，马克思也进行了理论探索，特別是将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定律的效率高低，确定为社会主义农业生态化程度的考量标准。马克思曾宏观地设想了“合理的农业”的内容，即“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和符合劳动者“人类本性”，应该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两个具体要求。符合劳动者的人类本性，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因素就消失了，之前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随即重获人类本性。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则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在生态维度上的要求，即最高效地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定律。也就是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农业管理越是能高效地进行土壤肥力补偿，那么其社会主义属性就越明显。
在如何高效地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定律上，李比希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导向性影响。马克思曾指出过，“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可见，两种农业运行方式都能够实现土壤肥力的有效补偿，因而都带有社会主义农业的特征。那么，哪一种更为高效呢？这里，李比希再次发挥了导引的作用。第一，马克思将李比希的对策，视为“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的具体案例。马克思曾对李比希在第7版《农业化学》中的对策进行过摘录，即“保持国家的财富，社会的繁荣，文化进步和文明，都有赖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建筑城市的厕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推翻后，解脱束缚的农业劳动工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而这些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农业劳动者，可以选择恢复粪肥返田这种传统农业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比希在补偿土壤肥力方面所建议的建造城市厕所，以收集人类排泄物后返田，才是可行的。第二，马克思将弗腊斯的对策，视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的具体案例。弗腊斯是作为李比希在农业化学理论上的对手，进入马克思视野的。马克思在1868年1月3日给恩格斯的去信中，想请恩格斯询问化学家肖莱马，“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击土论吗？”随即，马克思阅读并摘录了弗腊斯的《农业危机及其对策》和《农业的本质》等专著，掌握了弗腊斯所代表的农业物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相对于李比希强调矿物肥料的工厂生产，弗腊斯指出“自然界本身就能进行土壤肥力的补偿，通过岩石风化、水流冲击、河水漫灌以及雨雪风雷等作用，都可以提供各种肥料中所含的矿物元素”。弗腊斯的对策是利用自然力进行土壤肥力的补偿，即通过人工地建造冲击平原，利用水流冲击力将河床的岩层击碎，再利用河水漫灌将河水中的矿物元素带到周边的农田里。显然，弗腊斯的对策比李比希的对策更节省成本而且长期有效，能够更高效地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因此，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去信中，高度赞扬了弗腊斯的人造冲击平原的对策，指出这种方法有意识地利用了自然力，“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弗腊斯的对策是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果，而不似李比希的对策依赖传统经验;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需要群策群力，而传统经验只需要有传承即可。鉴于弗腊斯的对策更为高效，马克思倾向于选择这种“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典型。马克思的这种选择也反映在《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一个篇章的论述中，在排除了“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的对策后，他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在李比希农业化学观点及其变化的影响下，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从无生态内容到有生态内容，从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的反生态到构想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内容，进而呈现出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丰富。第一，经过1851年对第4版《农业化学》的评注和1863年对《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摘录，马克思接纳了李比希所持的矿物化肥能够无限提高土壤肥力的观点，促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第二，经过1865-1866年对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马克思吸收了李比希对现代农业因破坏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而带有掠夺性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第三，经过1868年对李比希的学术对手弗腊斯的《农业危机及其对策》和《农业的本质》的摘录，马克思比较了李比希收集城市粪便后返田的对策和弗腊斯的人为建造冲击平原的对策，推动马克思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社会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构想。
总的来看，斋藤幸平在《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生成与演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拓宽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一，在方法上开启了考据式解读的新范式。相较于福斯特的建构式解读，斋藤幸平以MEGA2新披露的马克思文本为基础来进行解读，因而在其解读中考据的色彩明显。鉴于MEGA2第IV部分并没有出齐且问世的卷次只是全部文本的一小部分，随着MEGA2新卷次的陆续出版，斋藤幸平开启的考据式解读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二，在内容上拓宽了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视域。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对李比希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只局限于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之间的关系。而沿着李比希和马克思之间学术关系这条线索，斋藤幸平借助MEGA2新资料，往前拓展出马克思受李比希影响而对资本主义农业倍加青睐，往后拓宽到马克思受李比希及其学术对手弗腊斯的影响而对社会主义农业进行生态构想，从而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
作者单位：王常冉，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研究马克思与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之间的关系，是发掘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重要线索。以建构马克思生态思想著称的约翰·福斯特教授，在其代表作《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就指出，“在李比希的影响下——马克思特意研究了李比希，他在科学笔记中大量地摘录李比希的著作——马克思开始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对土地的‘剥削”’。①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并没有包括马克思留下的所有文本，所以在探讨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发展的关系上，只能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式的解读。而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在德国的陆续刊行，特别是第1V部分首度面世的马克思的摘录和读书笔记，为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崭新的文本资料。MEGA2编委、党史与文献研究院的外国专家C.一E.福尔格拉夫曾撰文指出，发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需要重视“在MEGA2中发表了所有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撰写的尚不为人所知的著作”，而对这些新文本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也是不可放弃的工作，而且是非常值得的。”这方面最为前沿的学术成果就是，由MEGA2的日本编辑斋藤幸平（KoheiSaito）依据MEGA2新资料发掘马克思生态思想而形成的《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该书荣获Deutscher Memorial学术奖。在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关系上，斋藤幸平则是依据马克思在1851年、1863年和1865-1866年三次对李比希相关著作进行的摘录或评注，以及1868年对李比希的学术对手弗腊斯专著的摘录，结合马克思的书信和《资本论》及其手稿，梳理并呈现出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从无生态内容到有生态内容的生成，以及马克思生态农业思想在批判资本主义农业和构想社会主义农业上的丰富内容。
一、李比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
从马克思在1861年10月25日发表于《新闻报》的《北美内战》一文中可以发现，粗放型农业会导致土壤肥力枯竭是马克思对农业的看法。因为马克思指出，北美的粗放型农业“仅需简单劳动的天然肥沃的广大土地上大规模使用大批奴隶来经营”，却会造成土地肥力枯竭的后果，例如“在奴隶占总人口七分之四的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地力耗尽，植棉业几年来几乎完全停滞不前”，作为应对之策，马克思强调了资本主义农业“主要不靠土地的肥沃性而靠投资、工作者的知识和积极性而种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了理论化的表达。首先，马克思指出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造就粗放型农业，引发土地肥力枯竭。由于地主对土地拥有私有权，他们据此以地租的形式攫取土地生产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进而导致农业资本投入额的减少，农业发展无法依赖大量资本的投入，只能维系在粗放型农业的耕作方式上，故而“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禀赋耗尽”。其次，马克思强调若农业资本家拥有土地所有权，将会扭转土地肥力枯竭的窘境。粗放型农业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加以利用”。这里的“其他社会关系”就是土地所有权的扭转，即土地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到农业资本家手里。在马克思看來，土地所有权的扭转意味着，原来作为地租的超额利润被用于农业生产，从而确保了农业发展的资本投入额，进而使资本主义农业解决土壤肥力枯竭的问题。最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能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原因。随着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场主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起来的资本经营”，大量的农业资本投入推动先进农业科学的实际应用，“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就在农业实践中被充分发展，土地产量提高的同时，还能避免土壤肥力的枯竭。可见，直到1863年底，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仍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上。
为什么马克思会如此青睐资本主义农业呢？斋藤幸平认为，李比希对马克思的影响十分关键，特别是马克思在1851年和1863年两次摘录李比希农业化学的相关专著，接受了李比希对矿物化肥能维持乃至提高土壤肥力的论断，导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
马克思在1863年6月对李比希《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摘录，在内容上直接对应《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农业能够推动先进农业科学的应用。马克思的摘录内容有：“这对于农业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革命。矿物化肥完全能够补偿因种植粮食而损耗掉的土壤肥力，特别是对土壤肥力起关键性作用的矿物元素。传统的农家肥将被废弃，休耕和轮作也将被废止……只要施用矿物化肥就会取得长期的高产，无论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都可以进行不问断的单一农作物种植，而且不用担心土壤肥力会下降，使得农民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种植三叶草、小麦还是其他作物。”从李比希对其申请专利保护的矿物化肥推崇备至来看，农业的长期高产可以通过矿物化肥来实现，从而对于当时出现的土壤肥力趋于枯竭来说，无异是一剂救命良方。马克思对此内容的摘录，正对应同时期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坚信的农业生产力提高依赖自然科学的应用，特别是作为农业基础科学的化学之应用，加上只有在农业资本家掌握土地所有权，从而将地租转变为足够的农业资本后，才能在资本主义农业下实现化肥的大规模科学使用，由此可见，李比希对矿物化肥的推崇，主导了马克思形成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
而马克思在1861年发表的《北美内战》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同样受益于李比希。因为早在“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就在1851年对李比希第4版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以下简称《农业化学》）进行了评注。从马克思的评注内容看，“农业经营旨在以最佳方式提高粮食作物某个部分的产量和质量。现在，只要我们能知晓这些作物特定部分生长所需的化学元素，就可以通过增施含有特定元素的肥料来实现高质量增产。”这表明，马克思在阅读李比希的著作后，认可土地产量与土壤中所含的化学元素有关，即接受李比希对土壤肥力的化学分析方法。而从马克思评注的，“土壤肥力的损耗是必然的，但只要我们能够补偿土壤中损耗掉的各种化学元素含量，就可以维持甚至提高土壤肥力。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施肥。”可以推知，马克思同意李比希所得出的观点，即粮食生长需要消耗土壤中所含的化学元素，而补偿损耗掉的化学元素是维持土壤肥力和提高粮食产量的必然选择。对于李比希推荐的矿物化肥，马克思也评注道这种化肥对传统肥料的替代性，“粪肥和其他常见肥料，都可以用含有同样化学元素的东西来替换”，以及该化肥的高效性和便利性，“至于耕地到底是增施粪肥、草木灰还是骨粉更有效，已经不用再操心了。因为化肥时代将要到来，只要从化肥制造工厂里买来硅酸钾肥、草木灰肥和磷酸盐肥料，按顺序在自己的田地里播撒一遍，就可以确保土地更加肥沃和高产了。”基于马克思对李比希农业化学观点的评注，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接纳了土壤肥力的化学分析，而且也看好矿物化肥在提高土地产量上的效果。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就接纳了李比希的土壤科学知识和观点，而该内容直到1861年发表的《北美内战》中，才在比较粗放型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之问的优劣时得到应用。
二、李比希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马克思一改《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转而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的反生态性。马克思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农业使得“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但是农业科学的大规模应用并不能取得预想的丰收，因为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土壤肥力的补偿机制，致使化肥的功效微弱，甚至于施用化肥反倒会加剧土壤肥力的枯竭。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城乡二元对立，导致农村的土壤肥力出现净流失，且土壤肥力的缺口很大。马克思详细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随着大批粮食和经济作物被运往千里之外的城市，构成土壤肥力的化学元素也会随之被带到城市里，但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消费者没有将排泄物和废弃物再运回遥远的农田，从而导致土壤肥力处于净流失的状态。其二，面对城乡对立出现的土壤肥力补偿危机，资本主义农业依靠农业科学的应用，人为地进行土壤肥力补偿，但却加速了土壤肥力的枯竭。马克思先指出资本主义农业应对土壤肥力缺口过大的对策，即“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继而批判资本主义农业试图维系土壤肥力补偿的反生态性，因为这种“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非但没有达到补偿土壤肥力缺口的初衷，反而因产量的短期提高激发了农业资本家的逐利性，盲目扩大农业生产而进一步加大了土壤肥力的缺口，使农业进步成为“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资本主义农业的这种反生态性在北美最为典型，以至于马克思给出典型案例时说：“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可见，对于先进农业科学的应用，马克思不再偏信，而是以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为新的着眼点，基于土壤肥力补偿定律展开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
从1863年完成《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1867年《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出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态度从青睐转为批判。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马克思的农业思想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答案就是马克思对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的阅读。其一，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批判时，以北美合众国为典型案例，而对这个案例的脚注正是李比希1862年第7版的《农业化学》一书。而且在该脚注中还特别指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其二，马克思在1866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突出强调了李比希新农业化学的重要性。从时间上看，1866年马克思正处在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态度转变期内，应该可以作为研究马克思农业思想变化的文本参考。从内容上看，信中指出《资本论》第1卷“12月底已经完成”，且强调“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从《资本论》第1卷的完成时间可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态度的转变，必然是发生于1863年至1865年底之间。从马克思在这里强调李比希农业化学的“新”，可推断马克思在近期阅读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作品，并取得不同于前两次的阅读效果。再加上马克思确实在1865年开始阅读李比希第7版的《农业化学》。以上線索的聚焦点都是李比希第7版的《农业化学》，因此可以基本判定马克思转向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也要归功于李比希。
斋藤幸平梳理了马克思在1865年开始对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结果发现所摘录的内容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批判的内容基本对应，从而进一步证实李比希主导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生态批判的推断。相较于第4版的《农业化学》和《农业理论与实践》，李比希在第7版的《农业化学》中，不再将矿物化肥视为解决土壤肥力衰退问题的制胜法宝，而是开始批判现代农业因违反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而呈现出的掠夺性。特别是在这一版的序言和长篇绪论部分，集中体现了李比希的态度转换，且成为马克思摘录的主要对象。其一，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拉大，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状态，这点对应的摘录内容有：“在英国大部分城市实行抽水马桶，以致不能回收粪便。肥料的损失很大，本来这批肥料可以再生产出350万人口生活所必需的营养品。”以及“一个国家长期出口农产品，而同时又让那些堆积在城市里的供物质交换的产品随便浪费，那么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要贫穷下去。由城市里所浪费的谷物或其谷类作物所含的土壤成分所造成的损失，正等于向其他国家出口这么多数量的谷物所造成的损失一样。”其二，应用农业科学强制地建立起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却在资本主义农业商品化的背景下加速土壤枯竭，马克思列举的北美土地枯竭的案例，在内容上对应的摘录有：“进行土壤耕作，包括排水和施肥来提高产量，也不可能是长期有效的。提高产量不是一种使土壤营养物质丰富的情况，而是人为地、加速土壤中营养物质的贫瘠化。”以及“北美农业的历史，从时问上来说，是比较短的，但也以无数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初期，土地不需要什么休息，也不要施肥就能生产粮食和工艺作物。可是过了几代以后，从400年来储藏的土壤养分消耗完了以后，这个土壤，如果不施肥，就得不到收成，甚至抵偿不到耕翻土壤所耗费的费用。在华盛顿国会下议院中，议员摩里费尔蒙特根据一系列的统计资料指出在康内提克特、马塞诸塞、罗德一依斯兰德、纽格门西尔曼和佛蒙特州，从1840到1850年的10年中，小麦产量减低了一半，土豆产量减低三分之一;而在享利斯堪图基、郭尔基、亚拉巴马的小麦产量也是一样;在纽约州，这一段时间中，小麦产量比过去也减低一半。”
三、李比希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第一，土壤肥力补偿定律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原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这样写道，“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从马克思的论断可知，大规模应用先进农业科学并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合理的农业”之标准。那么，只能从资本主义农业为何“不合理”，来推出马克思认为的“合理的农业”的根本原则。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中可知，资本主义农业破坏了以土壤肥力补偿定律为内核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因而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能否落实，才是农业合理与否的关键所在。第二，为子孙后代留福祉的可持续开发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伦理。马克思在批判土地私有制的时候写道，“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土地为人类提供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料，土壤肥力维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能否永续。鉴于以实现短期利润为宗旨的资本主义农业毫不顾忌土壤肥力枯竭，马克思提出以实现子孙后代的长期利益为宗旨的土地可持续开发，就成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伦理要求。对照马克思对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李比希也指出过“那些正在转化的物质是属于现在这一代人的，也是为他们准备的;但是，土壤中所含的那些不可给状态的营养物质，不是现在这一代人的财富，而是属于下一代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无论在根本原则还是伦理要求上，都受到李比希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农业的践行方面，马克思也进行了理论探索，特別是将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定律的效率高低，确定为社会主义农业生态化程度的考量标准。马克思曾宏观地设想了“合理的农业”的内容，即“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和符合劳动者“人类本性”，应该是社会主义农业的两个具体要求。符合劳动者的人类本性，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因素就消失了，之前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随即重获人类本性。而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则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在生态维度上的要求，即最高效地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定律。也就是说，在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农业管理越是能高效地进行土壤肥力补偿，那么其社会主义属性就越明显。
在如何高效地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定律上，李比希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导向性影响。马克思曾指出过，“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可见，两种农业运行方式都能够实现土壤肥力的有效补偿，因而都带有社会主义农业的特征。那么，哪一种更为高效呢？这里，李比希再次发挥了导引的作用。第一，马克思将李比希的对策，视为“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的具体案例。马克思曾对李比希在第7版《农业化学》中的对策进行过摘录，即“保持国家的财富，社会的繁荣，文化进步和文明，都有赖于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建筑城市的厕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推翻后，解脱束缚的农业劳动工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而这些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农业劳动者，可以选择恢复粪肥返田这种传统农业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比希在补偿土壤肥力方面所建议的建造城市厕所，以收集人类排泄物后返田，才是可行的。第二，马克思将弗腊斯的对策，视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的具体案例。弗腊斯是作为李比希在农业化学理论上的对手，进入马克思视野的。马克思在1868年1月3日给恩格斯的去信中，想请恩格斯询问化学家肖莱马，“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击土论吗？”随即，马克思阅读并摘录了弗腊斯的《农业危机及其对策》和《农业的本质》等专著，掌握了弗腊斯所代表的农业物理学派的主要观点。相对于李比希强调矿物肥料的工厂生产，弗腊斯指出“自然界本身就能进行土壤肥力的补偿，通过岩石风化、水流冲击、河水漫灌以及雨雪风雷等作用，都可以提供各种肥料中所含的矿物元素”。弗腊斯的对策是利用自然力进行土壤肥力的补偿，即通过人工地建造冲击平原，利用水流冲击力将河床的岩层击碎，再利用河水漫灌将河水中的矿物元素带到周边的农田里。显然，弗腊斯的对策比李比希的对策更节省成本而且长期有效，能够更高效地实现土壤肥力补偿。因此，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去信中，高度赞扬了弗腊斯的人造冲击平原的对策，指出这种方法有意识地利用了自然力，“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弗腊斯的对策是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果，而不似李比希的对策依赖传统经验;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需要群策群力，而传统经验只需要有传承即可。鉴于弗腊斯的对策更为高效，马克思倾向于选择这种“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构想典型。马克思的这种选择也反映在《资本论》第3卷的最后一个篇章的论述中，在排除了“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的对策后，他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四、简短的结语
在李比希农业化学观点及其变化的影响下，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从无生态内容到有生态内容，从批判资本主义农业的反生态到构想社会主义农业的生态内容，进而呈现出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丰富。第一，经过1851年对第4版《农业化学》的评注和1863年对《农业理论与实践》的摘录，马克思接纳了李比希所持的矿物化肥能够无限提高土壤肥力的观点，促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青睐。第二，经过1865-1866年对第7版《农业化学》的摘录，马克思吸收了李比希对现代农业因破坏土壤肥力补偿定律而带有掠夺性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第三，经过1868年对李比希的学术对手弗腊斯的《农业危机及其对策》和《农业的本质》的摘录，马克思比较了李比希收集城市粪便后返田的对策和弗腊斯的人为建造冲击平原的对策，推动马克思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社会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构想。
总的来看，斋藤幸平在《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对李比希与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生成与演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范式，拓宽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其一，在方法上开启了考据式解读的新范式。相较于福斯特的建构式解读，斋藤幸平以MEGA2新披露的马克思文本为基础来进行解读，因而在其解读中考据的色彩明显。鉴于MEGA2第IV部分并没有出齐且问世的卷次只是全部文本的一小部分，随着MEGA2新卷次的陆续出版，斋藤幸平开启的考据式解读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二，在内容上拓宽了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视域。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对李比希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只局限于李比希第7版《农业化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对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批判之间的关系。而沿着李比希和马克思之间学术关系这条线索，斋藤幸平借助MEGA2新资料，往前拓展出马克思受李比希影响而对资本主义农业倍加青睐，往后拓宽到马克思受李比希及其学术对手弗腊斯的影响而对社会主义农业进行生态构想，从而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研究视域。
作者单位：王常冉，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韩璞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