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贝（含天然的海贝，人工制造的铜贝、金贝等）被公认是我国最早的钱。也就是说，“金”与“铜”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被用来铸造钱贝了。那么，仅次于“金”的“银”为什么没有堂而皇之的成为钱币？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他引用《汉书·食货志》说：“秦币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旧唐书》载：“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六月，诏日：‘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这表明中唐以后，朝廷虽严禁开采银矿，惟岭南不禁，任其自然，不加干预。这是为什么？唐代史学家杜佑《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奏状说：“五岭买卖一以银。”唐诗人元稹也上奏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岭已外，以盐帛为交易。”这说明广东沿海一带在1000年前的唐朝已用银元交易，是延续南北朝时梁人的习俗。
　　其实，这是路上丝绸之路被堵、水上丝绸之路开通后的必然结果。“夫银……藏畜不蚀，炼铄不减，藏之约而齐之也易，人习于便利。”这好理解，以物交换不现实，拿铜钱交易太过笨重、不便携带；而用金交易，安全风险过高，于是银子派上了用场。从史料记载看，隋唐时期，广州的商业非常繁荣，已成中外交往特别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谓：“南海（今广东、海南一带）、交趾（今越南），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到唐中期，广州已发展成为中国商贸大都市了。唐代文学家于邵《送刘协律序》曰：“南海，有國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舟宗连毂击，会合于其间者，日千百焉。”不仅日中为市，且出现了夜市。张籍《送郑权尚书南海》云：“蛮声喧夜市，海色润朝台。”到唐末，银元就已诞生。《旧唐书·哀帝纪》曰：“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到了宋代，福建沿海的海上贸易也呈蓬勃之势，交易也用上银元。《宋史》载：“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广东、广西）易以银，江东以帛。”清屈大均在《广州新语》卷十五分析道：“用银始于闽、粤……而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
　　而与顾炎武齐名的清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揭示推动“银元”交易和通用的另外一个原因颇具玩味，也有很启示：“钱较粟帛而赍之轻矣，藏之约矣，银较钱而更轻更约矣；吏之贪墨者，暮夜之投，归装之载，珠宝非易致之物，则银其最便也。民之为盗也，不能负石粟、持百缣，即以钱而力尽于十缗矣，穴而入，银则十余人而可挟万金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