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那个清明节，我梦见了父亲。他生着病，躺在一个巨大的山洞中。那山洞就像一个战时的临时病院，嘈杂而混乱，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病床，还有不断穿梭其中的医护人员。我七拐八绕地寻找着他，明明知道他就在那里，却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尽管如此，梦中的我有着巨大的欣喜，因为我知道，父亲还活着。
　　此后每年，我都会做这样的梦。这恐怕是父亲离去30多年后，我一直盼望实现的一个梦。
　　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开始频繁地去看望爷爷奶奶，听他们讲父亲的事情。
　　爷爷会整天跟我念叨父亲：“那个时候我在煤厂上班，他每天放学都来找我。那么小的孩子，帮我推着那么大、那么沉的煤车。”而全家人都知道，因为是小康家庭的独生子，爷爷从小被娇宠得全然不知他人疾苦。当父亲住院时，他一边陪床一边一个人优哉游哉地嗑瓜子聊闲天，全然无视病床上的儿子正在努力忍耐的痛苦。“我真是后悔。”爷爷说着，带着凄凉的笑。
　　奶奶说父亲说得最多：“我这几个孩子里，数他最乖巧，我也最疼他，谁知他竟走得最早……”
　　姑姑翻箱倒柜找出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白皙、纤细的少年，清秀而文静，站在久远的年月里，青涩地冲着我们笑。
　　这样的父亲，与我印象中的截然不同，竟有点陌生的感觉。我印象中的父亲，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个温文尔雅的男人，抱我在膝上，为我的童年世界拨开一片清明。
　　父亲走的时候，只有37岁，急性肾功能衰竭，从住院到离世，仅仅98天。1981年的中国，连血液透析都少见，更不要说换肾。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在痛苦中忍过了那98天，只知道他后来似乎是并发了高钾血症，两只手都在颤抖，母亲只有用力牢牢地握住，才能使输液的针头不滑出来。当时的我只有6岁，对这些毫无印象，因为母亲说，自入院以后，父亲便不让我再去看他，怕医院浑浊的空气对儿童不利。我不知道心思细腻的他，彼时是否也不忍我看到他病骨支离、苍白羸弱的样子，担心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生活的阴影。所以当他拼命抑制着对女儿的想念时，我还在自己的童年里肆意玩耍，是父亲保全了我的这份快乐。因为有父亲，我的童年只剩下快乐的记忆，上学后写作文，最爱写《幸福的童年》。
　　但我和父亲却从此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再未见面。
　　时至今天，我在感激父亲的同时，竟也有丝丝的怨恨。不曾经历过生离死别，让我成了一个简直没心没肺的孩子，也让我对父亲本来就少的记忆，又缺失了一块，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块。因为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在父亲追悼会开始的前夕，将皮筋拴在校园的大树上，蹦蹦跳跳地就要开始，却被二姨一把扯过来，连拉带拽地进了礼堂。耳边似乎有人说：“你这个孩子，还在玩，知不知道你爸爸已经死了。”可是“死”究竟是什么？我以为父亲只是在我的生活中短暂地消失了，我很忙，忙着玩耍，还来不及去思考这件事情。
　　追悼会的礼堂里站满了教师和学生，我又一次见到了父亲的面容，黑白照片里的他依旧和蔼可亲，只是嘴唇里再没有吐出逗我玩的风趣幽默的话语，也没有笑眯眯地对我说：“过来，我帮你擦干头发。”似乎有哀乐响起来，突然世界又变得静默，在这静默之中，隐隐夹杂着越来越大的哭泣声。我知道有很多学生热爱着我的父亲，因为他是那所中学里最好的两位老师之一。
　　母亲说父亲是个对所有人都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不管是亲人、朋友，还是学生。他去看望爷爷奶奶，放下手里的东西，第一件事就是将家里从里到外擦拭得一尘不染；他善待兄弟姐妹，所以叔叔肯在他重病时千里迢迢地赶回来衣不解带地陪侍；他对待母亲和我疼爱有加，洗衣做饭都帮母亲分担，对我的要求从不拒绝；他对学生尽职尽责，连续几年带的班都是升学率最高的，直到住院的前夕——那时他恐怕已经很不舒服了，但仍兢兢业业，舍不得放弃。长大以后我曾碰到很多他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不曾忘记，那个总是笑意盈盈、讲课时喜欢不时用手扶一扶眼镜的“张老师”。
　　我所能回报父亲的，只有思念，随着岁月的流逝，却浓郁得越来越化不开的绵长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