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话语体系下的高频词语对比（2008-2012）

　　在中国特殊的媒体和意识形态情势下，网络流行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化景观。从2005年至今，呈现出具有功能差异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2005年作为开端，这一年中国网民的数量开始过亿。2005到2007年是孕育阶段，而从2007到2011年，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成为民意和舆情的主要来源，甚至呈现为民间表述和主流媒体相对应的格局。
　　透过网络流行语，社会生态和民间情绪得到了怎样的表述？近两年网络流行语的娱乐倾向是否已经冲击了秩序和伦理的底线，预示着的究竟是危机还是转机？笔者就这些方面与资深时事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进行了对话。

体制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分化

　　李明洁：网络流行语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趋势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同时发现，两种媒体，主流媒体和民间媒体，完全是不重合的。如果把后者叫做民间表述，把前者叫做主流表述的话，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您作为一个媒体人，怎样看待这样一种两种话语的并存局面呢？
　　梁文道：首先，光从表面看，两块最大的分别就是主流媒体里面常用的一些词语，都是一些对于事实的命名或描述，尽量回避一些价值判断。比方说，即便有一些涉及危机的东西，也倾向于避免把它表述为危机，比如它就叫“食品安全”，不会叫“食品安全危机”。但民间的表述这方面，则几乎全跟一些价值相关，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民间自发的创造，而是对主流或官方话语的借用。譬如像“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反正信了”、“很黄很暴力”、“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很稳定”……这些几乎全是官方语言，民间直接取用，然后在取用的过程里面改变了它的意涵跟价值意义。
　　我自己做媒体，我们常常是夹在中间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我们并不是那么直接地参与所谓的民间表述的创造，我们往往是在报道和习用民间表述，因为做媒体节目我们要有市场有观众，就要用他们的语言。但另一方面，中国媒体的现实是，哪怕是凤凰卫视，也是受到体制的制约和监管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体制语言，夹在中间。
　　李明洁：也就是说，您觉得体制语言和民间语言之间还没有对接，很多民间表述都成了流行语，在网上搜索量都超过一年千万次，但说体制语言的人没有考虑到民间表述所涉及的感情和诉求。在这一过程中，就慢慢形成了中国民间的流行文化，会形成一种以模仿为基础的话语行为方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称之为“地方性的知识”（local knowledge）。流行语代表的生活经验可能就形成了民众的中国想象、社会想象，也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常识和对当下中国的一种观念。您认为流行语经过大众的模仿，会不会变成我们的一种常识？
　　梁文道：我觉得是会的，但最有趣的地方是，其实有两套常识。一般来讲常识，应该是一个我们生活在本地的某种行为规则，它背后有一些知识上的储备来支撑这样的规则，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常识，体制有体制的常识，这两套常识是有割裂的。我们报纸上所讲的东西，学校教的东西是一种常识，但民间运作是另一套，就比方在学校里面，老师教学生看到有人跌倒要帮他，但在日常生活中，父母会说看到有人跌倒千万别过去帮忙，有人会怎么样，如彭宇案。我们是断裂的两套常识同时在运作，那么当然会消解掉学校教的或体制讲的那一套常识的权威，因为那是一套不能用的常识。当你的常识失去效用，不能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常识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状况比较像这个，那也跟流行语或许有某种对应关系。
　　李明洁：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志，它在流行语里面反复被公众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
　　梁文道：是，而流行语里的价值观是一再被割裂，跟这个体制里面所强调的互不相干。体制的那一套表述，或者它背后的价值观，似乎有一个自己运作的逻辑。它像一部汽车，不用去回应路面的状况，就自顾自地开。它考虑的是自己里面的那个机械的东西，那种机制。它甚至在这几年失去了对现实命名的能力了。
　　李明洁：这是个很形象的比喻。其实这种撕裂还体现在民众信息来源的差异上。那是不是由于体制话语真的失去了对现实命名的能力呢？或者能不能说反倒是民间表述具备这样的能力呢？
　　梁文道：起码民间语言有这个欲望。当然，任何一套语言系统都不可能百分百地映照现实，但是它起码有种很充沛的能量，想要表述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体制那套呢，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现实应该如此。体制的表述，更多的是讲它认为现实应该怎样，整体上不太在乎民间表述。

民间语文的狂欢

　　李明洁：如果我们不以搜索数据化的方法来看流行语现象，它还可以是一个非常娱乐化的民间活动。我做了一个观察，2007年到2011年，流行语呈井喷状态，且清晰呈现了三个主题。一个就是抗议公权腐败，比方说“跨省追捕”、“钓鱼执法”、“强拆”、“被自杀”、“反正我信了”、“爱国贼”。第二个主题就是对道德滑坡的批判，比如说“山寨”、“地沟油”、“唐骏学历门”、“小悦悦”、“郭美美”、“开房找我”。第三种就是对民生艰辛的慨叹，这个比较多，像“屌丝”、“蜗居”、“拼爹”、“我爸是李刚”、“二代”、“伤不起”、“忐忑”、“hold不住”、“神马都是浮云”等等。流行语尽管很多，而且表述方法各异，但是都很清晰地归纳到三个主题里面去了。
　　因此2007到2011年的民间表述，有社会价值凸显的一面，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有一个反讽的意义，讽喻、监督的功能都有所发挥。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流行语是反讽的、批评的，但是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民众的感受，又是比较正面的。您如何看待这样非正面的民间的现实批评的方式，它的性质，它的功能？ 　　梁文道：民间表述有个引导的作用。假如说这几亿微博用户能够呈现出今天社会的某种状态的话，流行语则是把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到某个面向上面，像一个导管，或者一个透镜，正在对焦。假如把看微博的过程看成是像哪个镜头要拍摄今天的中国社会，流行语就是在对一个一个焦点，然后聚焦引导往一个方向。那些方向就像您讲的，有时候是直接透过一个事件，但更多时候是透过事件呈现出大家对现实的一种感知。比如说“我爸是李刚”，它谈的其实远远不止是李刚的儿子那件事，而带有某种社会的感受在里面。
　　李明洁：这几年，民间语文狂欢的性质有一点变化。2010年的中国舆情分析报告里面提到，就是在2010年左右出现“词媒体”现象，就是我们透过一个词来看一个现象，所以词就变成一个媒体。所以我们只要讲“被自杀”，我就知道你谈什么；我讲“地沟油”，你也可以知道是讲什么。但是这两年呢，特别是2012年到2013年，词媒体的现象减弱了。笑话、段子，还有顺口溜等恶搞作品越来越明显，形式多样化了，有点像是一种私人的时评，还有是创作行为艺术，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仿拟。语言手段各异，艺术手段也各异。在这里比较典型有两种，一个就是“私人时评”，一个是“众人戏说”。您如何看待这种私人时评的流传和这样戏说的盛行呢？
　　梁文道：我觉得并不是说“词媒体”真的消失掉，其实段子一直都有，只是现在越来越多了。每一个微博上的用户，每一个网民，都有一种创作欲，那个创作欲是针对一个现象，要发表一个意见，就像时评。我要想办法把它说成好玩的段子，传播才会广。因为流行词语还是用一个人家做过的东西来说话，你的传播不会很广的。如果你能很有趣、很个性地、很刺激地创作一个崭新的东西，你的满足感会更大，那这种发表欲会更强。

娱乐的力量

　　李明洁：那这里面有没有娱乐化的危险呢？
　　梁文道：它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娱乐化，因为你在抢眼球嘛！娱乐化呢，其实对体制语言来讲，或者对于体制的状态，不一定不危险，甚至可以是更危险。回顾2008年的流行词，当时有很多是直接用了某些官方说法，像“反正我是信了”，讽刺是直接的。到了现在，比如说直接编写段子来讽刺，大家都是越来越娱乐。在我看来，它的过度娱乐也会带来另一种力量。
　　李明洁：当下网上涉及官员、名人的八卦新闻、黄色段子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梁文道：有位很有名的做启蒙运动史的学者，叫罗伯特·达恩顿，他有一本书谈大革命前期法国人在读什么书。原来他们读的是一些黄色书刊跟小报，而主题呢，全部谈的是教会、贵族、宫廷里面的淫乱，等等。这些东西是非常娱乐化的，非常搞笑的。这种娱乐化彻底瓦解掉了法国大革命前原来掌权阶级的道德基础。这些主要的掌权阶级有几块：教会、贵族、王室。他们三者的道德基础就被瓦解掉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当后来有人说要推法国皇帝上断头台，大家不会那么不舍得，会觉得这人无非跟你我一样都是个人嘛。
　　李明洁：比方说，你看“校长开房”这个事情被搞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是女性，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被搞怪，所以我有一点担忧：娱乐化会不会冲破底线，我们再也没有严肃的底线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笑谈、笑话或者谈资。
　　这两年民间表述的情况出现了抖小机灵、自我麻痹的倾向，还有一种就是娱乐太深，就是他想去抓眼球，就拼命地娱乐。这是在精神文化生活层面上的担心，但是我觉得会有一些更大的担心：这两年的媒体变成这样，和前面2007到2011年间的情形，有它逻辑的自洽性。就是这样一个很汹涌的民意，主流媒体没有严肃直面，没有解决甚至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动车事件，到底死多少人，到底怎样赔偿，没有很正面的回应。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民众的娱乐化了，那既然没有严肃地处理，那我们就搞怪，就来玩这个事件。
　　梁文道：这种娱乐化，像你讲，“校长开房找我”，这个原来叶海燕他们是有比较严肃的考虑的，但是后来被娱乐掉了。我发现，凡是涉及性，都容易被娱乐化。常常有一种感觉很让我不舒服，就是我们的网络里面浮泛着某种男性的霸权。比如说夏俊峰案，大家会觉得是大是大非，牵涉人的生命，那不能拿来开玩笑。那为什么女孩被强奸，你们觉得可以拿来开玩笑呢？这就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把这种伤害看成一个很大的伤害，于是可以消费人家的伤害。在网络的玩笑里面，那种性别之间的尊卑，对女性的暴力是很鲜明的。这反映一种国民性。第二，就是这种过度的娱乐化，会带来一个土壤，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没办法建立任何一种象征秩序了。象征秩序的建立需要我们对价值观有某些肯定。

过度娱乐与道德真空

　　李明洁：这是否表明，全社会要有基本的共识和认同？
　　梁文道：但它不会再具备了，因为一切都被娱乐掉，消解掉。我常常开玩笑讲，今天的中国像一个没有权威的国家，包括道德权威、学术权威、信仰权威，什么都没有。那整个象征秩序就瓦解掉了。
　　李明洁：今天我们坐的南京路这个位置，有几座大楼顶上民国时期据说是竖过4个大牌子的，就是“礼义廉耻”。那相当于就是个秩序，就是不管你是官员也好，宗教人士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都要讲礼义廉耻。那是基本秩序。但现在好像我们，至少在网络这个状态里面看不到这个秩序。
　　梁文道：对官方来讲，消失掉了象征秩序会致使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对民间来讲，也会出现另一个疑问，因为你如果想改变这个社会，也必须因为你要相信一个东西，才会有行动的能量的。
　　李明洁：你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缺乏变革的动力？
　　梁文道：我觉得是。大家都会对很多事情不满，或许我们会期待改变，但是不太寄以希望，因为反正我说什么都不太管用。
　　李明洁：为什么我说这两年有一个变化，就是在2007到2011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这种动力和需要，但这两年就没有了，它的正面价值好像被娱乐消解掉了。大家努力过，没有成功，就懈怠了。
　　不论是从官方来讲，还是普通平民或知识分子，我们都看到一种迷失的状态。就是一方面是强压，一方面是恶搞。民意的表达，看上去很顽强，但是又非常扭曲。
　　梁文道：是的。我觉得这种语言表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可以拿来笑，什么都可以拿来玩，但它会产生另一种后果，就是由于道德秩序真空掉了，没有了，因此到最后剩下的就只是实利的交换问题而已，就是权力和利益。那你对社会有什么不满，就拿来笑，笑完了就可以了。我比较担心这个情况。
　　李明洁：只要有GDP就可以，没有最低的道德操守，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是很可怕的。
　　但是您的表述里面其实也有矛盾和对立，一方面你觉得这种娱乐化可能会导致对于权威的消解，另一方面，您又担心政府随同底层一起放弃底线，这个民族可能会走向虚空化、虚无化，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或者道德虚无主义。
　　梁文道：所以我们就要比较一下，要比较法国的状态有什么，它还有样东西。它一方面是对现存的秩序感觉非常虚幻，觉得他们都很可笑，但另一方面，因为启蒙时代之后，他们兴起了一套新的观念，有了新的信仰。比如说，权力应该来自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天赋人权。那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我们没有什么新观念，我们有的就是娱乐，所以我们这个东西会消解掉权威，但是有没有另一套东西出来，至少我们现在还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