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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书·王莽传》的编纂特点，是把刻画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结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双层作用，这是班固在歷史编纂学上出色创造性的又一成功例证。新朝虽然短祚，但显然不能将它在历史上抹掉。班固在篇中恰当地记载新朝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各项大事，才使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且保证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关键词：《汉书》；王莽篡汉；因“慕古法”而改制；新朝暴亡；历史编纂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陈其泰，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9AZS001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39-09
编纂次序在《元后传》之后的《王莽传》，是《汉书》列传中又一篇应予特别关注的篇章。《王莽传》的篇幅分别超过《高帝纪》一倍、《武帝纪》两倍，《汉书》向以文字简要为史家所称道，独此篇如此纵横驰骋，可见其别具匠心。尤其是，《王莽传》的编纂特点，是把刻画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结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这双层作用，这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上出色创造性的又一成功例证。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王莽传》的重要史学价值，以下从四个方面做简要分析。
一、刻画了一个阴谋家的典型
王莽字巨君，父亲王曼是王政君诸多兄弟之一，因为早死没有受封。王莽长大时，他的叔伯们一个个都被封为大官，身居高位，被称为“九侯”“将军”“大司马”，相比之下，王莽则是没有官职的飘零子弟。王莽的堂兄弟们都是侯门将军之子，生活奢侈放纵，挥金如土，斗鸡走狗，无所不为。王莽手里没有钱，却有的是心计。班固首先刻画他处处伪装恭俭有礼、用功读书、奉行孝道的虚假面目。请看班固笔下生动叙述的王莽如何为自己规划了一条施用诡计往上爬的人生道路：“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尤其是对王氏集团的关键人物王凤，他更是百般讨好。王凤生病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于是大得王凤欢心，临死前将王莽托付王太后及成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于是王莽成为京城中特殊军队的军官，靠施展手段获得了進身之始。王莽就是这样实现了他梦寐以求向上爬的第一步。
王莽的伪善和权术无不步步奏效。此后，他的叔父王商向成帝上书，表示愿意分出一部分土地、户口给王莽。还有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成帝永始元年（前16），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后又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待中，既是负责骑兵的军官，握有军权，又在宫中掌管顾问、应对，是皇帝的侍从。班固写此时的王莽更加恭谨效力，慷慨施舍家财，广泛收买人心：“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于是，王莽获得的名声超过了他的叔伯们：“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班固又揭示出王莽行为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在公开场合演戏，编造弥天大谎而毫不羞惭：“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譬如，他的侄儿王光，没了父亲，王莽就送他到京城太学跟博士老师学习。“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王光年纪小于王莽之子王宇，王莽让他们二人同日娶亲，大摆酒席，遍请宾客。酒席刚刚开始，仆人报告说王莽母亲感到不适需要服药，王莽登时向众人道失陪，忙去为母亲找药。刚归座，过一会儿又离席回去看候，酒席未散，王莽已是起身数次，宾客们人人夸他尽孝。班固又叙述一事说明王莽如何“匿情求名”、工于心计掩饰自己：“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知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1
王莽在攫取大权路上的又一关键事件，是使用计谋，除掉潜在的对手淳于长。淳于长是王太后外甥，先前尽力对王凤巴结邀宠，因此王凤为他向王太后及成帝说情，任淳于长为水衡都尉侍中，后再升为卫尉，为九卿之一。这时的淳于长位居王莽之上，很得成帝倚重，“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亦累巨万”。当权的曲阳侯、大司马王根已经年老有病，如果退休，成帝可能让淳于长接班。淳于长在宫中出入，同寡居的许皇后的姐姐许孊相勾搭。许孊原是龙雒思侯的夫人，与淳于长私通后，成了他的小妻。许皇后被废后，幽居在长定宫，她通过许孊贿赂淳于长，求他打通关节，让皇帝重新封她为婕妤。淳于长接受了许皇后的金钱财宝衣物达千余万钱，诓骗她说，一定禀告成帝，立她为左皇后。许孊每次到长定宫见许皇后，淳于长便让带书信，任意侮辱许皇后，这样前后秘密勾连，有几年之久。
王莽早将淳于长视为死敌，正好他打听到淳于长在宫中接受贿赂，写信侮辱许皇后的丑行，便决心使出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这个对手。于是王莽去侍奉有病的王根，找机会挑起王根对淳于长的仇恨。“莽待曲阳侯疾，因言‘（淳于）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王莽立即求见王太后，告发淳于长骄纵蛮横、私通许孊、接受许贵人（许皇后被废降为贵人）贿赂等罪。“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长官，遣就国。”淳于长眼见灾难降临，要被遣返回封地，绝望中他找了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请其向成帝说情。由此反而引起汉成帝怀疑，“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红阳侯立就国。将军卿大夫郡守坐长免罢者数十人。莽遂代根为大司马”。[1]（卷九十三《佞幸传·淳于长传》）王莽这一计谋，是采取替王根禀报的方式，一石三鸟，除掉了咄咄逼人的对手淳于长，剪灭其党羽，又去掉资格比他老的叔父王立，本人如愿当了大司马，并且获得了正直名声，陡然增加了政治资本。 此年是成帝绥和元年（前8），王莽刚三十八岁，就已成为掌握朝廷大权的权威人物了。但是比起王莽的野心来，这还只是个开头而已，他还有许多计划。班固具体写出王莽如何骗取更大声誉的手段：“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次年，成帝卒，无子嗣，迎立定陶王之子刘欣为帝，是为汉哀帝。哀帝当年十九岁，登位之后颇想有一番作为，下诏令限田，又对外戚势力给予打击，王根、王况因罪被遣回封地或免为庶人。王莽一时判断不出局势会怎样变化，便实行屈伸之术，上书告退。哀帝下诏王莽仍是新都侯，遣回封地居住，赐给许多财宝。然而王莽的势力已成，他的党羽亲信纷纷为他鸣冤摆功：“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王莽回京城一年多，哀帝卒，无子嗣。“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任命他指挥军队，掌握宫门宿卫、百官奏事等一切大权。王莽手段更毒辣，他借口汉哀帝任用的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报告王太后，令董贤交出印绶，逼其即日自杀。这时，急需任命一位大司马掌大权，王太后下诏让大臣们推荐。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揣透王太后旨意，立即推崇王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则互相推荐对方。太后下旨，拜王莽为大司马，还让他参与立皇帝大事。王莽又举荐堂兄弟王舜为车骑将军，从此王舜便成为王莽的心腹爪牙。王莽与太后密谋，立了九岁的小孩子刘衎为平帝，“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汉平帝在位的五年（元始元年至五年，公元1—5年），是王莽独揽朝廷大权的时期，也是他代汉而立的前奏。王莽重任大司马之后采取的步骤是，立即无情地摧垮异己势力，逐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他把孔光作为利用的工具，因为孔光有名儒声誉，成帝以后又历任丞相，在群臣中拥有威信，王太皇太后也敬重他。王莽恭维孔光，封孔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车都尉，出入皇宫。对于哀帝的外戚及大臣中准备排挤掉的人，王莽先造出罪名，写好奏章，让甄邯拿去给孔光。孔光一向胆小，害怕王莽的威权和手段，只好顺从地以丞相名义向王莽禀报，再由王莽上报王太皇太后，只要她点头，便立即踢开异己的官员，真像演戏一般。何武、公孙禄二人因互相推任大司马而没有推荐王莽，便被安上罪名，免去职务。哀帝外戚及原来皇后的同族亲戚都革职流徙远方。王立虽已免职，王莽还要将他赶出京城，因为他是太后的弟弟，自己的叔叔，总觉得留在京城碍手碍脚，更担心他去亲近太后，对自己不利，便决心要赶走他。王莽就指使孔光上奏，舉发王立曾受淳于长的贿赂，要求遣回封地。这下要王太后同意撵走自己的兄弟，她不肯答应。王莽立时用威胁的口气说：“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班固画龙点睛加以评论：“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王莽为了达到其阴险的目的，耍弄诡计，用的都是这套对下对上要挟利用的狠毒手段，王立被逐就是一件典型的事例。
这样一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名义上的西汉朝廷只不过一个虚假的外壳，实际上已经成为王莽的一统天下了。经过他的长期纠集和苦心经营，形成了一个严密而可怕的权力巨网，死死地控制住西汉的一切朝政。“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1王莽想干一切坏事，只要稍稍暗示一下，就有人立即变成自下而上的奏书，把王莽的真意明白无误地讲出来，这时王莽一表态，事情就毫不费力办成了，而他总是伪善地表示谦让。这一套高明的权术和手腕，不仅把群臣骗得迷里迷糊，就是他的老姑母也被他玩在手掌之中。
二、写出周围人物的不同态度和命运
清代学者方苞是一位文章高手，他极欣赏《汉书·王莽传》的高明历史叙事手法，曾做过精当的评论，称此篇“钩抉幽隐，雕绘众形，信可肩随子长”[2]（卷二《书王莽传后》）。他认为此篇在揭示王莽内心世界和表现周围人物的不同态度上，做到了洞察深微、描写生动，同司马迁的名篇同样成功。其见解至为精当，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一是王莽加上“安汉公”尊号。王莽要这个尊号，是向天下表明，汉家天下已经危殆，需要王莽来挽救、维持。在王莽的授意下，益州的地方官让少数民族献上白雉，因这是祥瑞，于是就有了特殊的借口。群臣立即上奏王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又歌颂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增加封户，以“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王莽不直接受封，而是先假谦让一番，摆他的心腹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的功劳，要求王太后对四人封赏。大家还以为王莽只是求封这四人，可是四人受封赏之后，王莽仍然伏在地上不肯起来，这时心腹们才知道他的真意是要求王太后加封其高贵的称号，于是群臣肯求说：“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至此，王太后也才摸到王莽的真意，便下诏封他为“安汉公”，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王莽得到他早已垂涎的封号之后，照例耍一套伪善手段，表示出惶恐不得已受封，将封赐转赠给功臣子孙和官员，增加礼乐，又一次收买了人心。
当了“安汉公”的王莽，想马上搬掉王太后这个太上皇的掣肘，便示意心腹上奏：皇太后年纪大了，“不宜亲省小事”。王莽的党羽对皇太后施行了这番压力之后，王太后也由他摆布了，决定朝廷政事全由安汉公和四个大臣平决，一切官员的任命，都由安汉公决定。班固评论说：“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这时王莽的权力已经同皇帝没有两样！ 二是立王莽之女为汉平帝皇后，“以固其权”。到这一年，汉平帝即位已三年，刚十二岁。王莽欲立其女为皇后，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培植其权力，但他不好直接提出将女儿送进宫中，便先假意提出，让长安所有列侯广选嫡女儿入宫，以实行古礼的规定。不料，光王氏这一大宗族就有好多女子列名应选，王莽生怕自己的女儿比不过她们，便另换策略，假意称：“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王太后这时也被王莽弄蒙了，便下诏所有王氏女子退出，不选入宫。消息一传出，王莽的心腹及众多受愚弄者一齐鼓噪为王莽力争：“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昭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就在这群情沸腾的节骨眼上，王莽又假意分派官员到各部门“劝说”，结果“上书者愈甚”，“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贰正统。’”王莽在幕后一步步操纵，遂造成他越谦让，皇后非其女莫属的局面！于是顺利地达到将其女立为皇后的目的。此时又有信乡侯王佟上书言，王莽既是皇后之父，封地太小，不称古制。于是群臣禀奏太后之后商议，“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而他又假意辞让。王莽耍弄阴谋和权术，处处得心应手。史家班固以传神之笔留下这些“钩抉幽隐，雕绘众形”的记载，给后人揭示了一个阴谋家的典型性格和心理，作为识别骗子手和野心家的镜子。
三是王莽当“摄皇帝”，改年号为“居摄元年”。“安汉公”尊号到手之后，王莽进而企图实现其当皇帝的更大野心，他策划的每一步阴谋，都得到其心腹爪牙的紧密配合，大行其道。王莽不仅是新都侯、“安汉公”，同时又顶着“宰衡、太傅、大司马”的头衔，但他一心要抬高规格，于是借口当宰衡而无金印，“名实不副”，遂上书太后，要求刻个“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既得手，立即规定了一大套新礼仪：“宰衡出，从大车前后各十乘，直事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三公称‘敢言之’”。四傅、三公到他府第求见，都必须使用符传。新建明堂、辟雍、灵台，讓士民联想到新皇朝的开始，又抬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征召天下有通逸《礼》、古文《书》、《毛诗》、《周官》者，“皆诣公车”，为其制造舆论。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还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上书言：“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又伪称太平景象，“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著令。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饑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又有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得到群臣一致赞同。
元始五年十二月，年纪刚到十五岁的汉平帝突然病死。此时汉元帝子孙都已死绝，汉宣帝的曾孙子有当王、当侯的共五十三人。王莽不愿从中选出嗣君，借口“兄弟不得相为后”，便从玄孙中选了最幼小的子婴立为继位，“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
王莽离登上帝位只差一步，他变换花招，不惜利用谶纬，掀起一场新的造谣声浪。就在此月，王莽的亲信谢嚣上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一白石，上圆下方，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字，王莽让群臣立即上奏太后。王太后一听，这明明是造谣惑众，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对太后半是威胁、半是诱骗，说：“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王莽一伙便“共令太后下诏”。曰：“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王莽于是改元“居摄元年”，又以群臣上奏的名义，完全按照皇帝的标准规定了一套新礼制：“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至此，汉朝完全只剩下一个虚名，王莽只需将头上的“摄”字去掉，他改朝换代的野心即可全部实现了。
居摄三年（8）春，发生地震，这又为王莽提供了制造谶纬妖言的机会。传说这一年，东方的齐、西南的巴郡、京师附近的扶风，都发现了符命。广饶侯刘京报告，齐都临淄有一亭长夜里做梦，梦中有一人自称天公使者，说：“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百尺。还有巴郡发现石牛，雍州扶风发现石文，都已运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上奏太后：“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最后用威胁的口气说：“臣莽敢不承用！”要求从今以后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直接称“皇帝”，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班固评论说：王莽长期策划的阴谋至此暴露无遗，“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议别奏，以视即真之渐矣！”
王莽认为还需要有直接出现在京师的符命，这时果然有个无赖报告他有更神奇的发现。这人即成都来的哀章，惯于招摇撞骗，他见今年先后已有三处报告符命，报告者都受封当官，心里早已按捺不住，便大着胆子，事先准备好两个铜匮，一个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个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赤帝指刘邦，黄帝指王莽，显示王莽当皇帝是天命，太后不能不执行天命。他又画了图，有王莽八个大臣，加上杜撰的姓名王兴、王盛，和他自己的化名王章，共十一人，都写上官衔，任王莽的辅佐。这天夜里，哀章趁天黑，穿着黄衣，带着铜匮和图去高庙交给那里的官员。官员立即报告。王莽得到铜匮，欣喜若狂，立即设神坛拜受铜匮。然后他戴上皇冠，先拜见王太后，再回到未央宫，坐在殿上，正式下诏称帝，诏书说：“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1]（卷九十九《王莽传》上） 王莽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篡位野心，戴上皇冠，坐上未央宫正殿的宝座，宣布“新朝”开始。汉朝至此正式灭亡。王莽封王舜为太师，平晏为太傅，刘歆为国师，哀章为国将。四人都称公，是为四辅。王兴、王盛本是哀章瞎编出来的名字，王莽要用图谶骗人，就派人在长安城中找出与这同名的十几个人，结果其中两人的长相跟算卦所说的相像，一个是以前守城门的小吏王兴，任命他当卫将军；一个是卖饼的王盛，任命他为前将军。大胆的骗子制造妖言为王莽立了大功，王兴、王盛因符命上有名，他们一齐做了王莽“新”朝的显赫大官。
三、因“慕古法”而“改制” 造成社會大混乱
“新”朝短祚，总共只有14年。从王莽称自“假皇帝”、改年号居摄元年起，《王莽传》明显采用了“本纪”的记事方式。除记载军政大事、王莽本人的活动等项之外，还记重要天象。如：居摄元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三年春，地震。四年，赤气出东南，竟天。五年，“十一月，彗星出，二十余日，不见”。始建国元年，“冬，桐华”。二年，“冬十二月，雷”。三年，“濒河郡蝗生”。四年，“夏，赤气出东南竟天”。
前人有的因不理解《王莽传》这一特点而有误解，如东汉张衡“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3]（卷五十九《张衡列传》）。按此说法，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行不通。张衡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却对班固在历史编纂上的精心创造反加批评，说明我们对此确须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简言之，精心设置《王莽传》的理由有三。其一，元帝之后，成帝、哀帝相继在位三十二年，只有设置《成帝纪》《哀帝纪》来提挈大事，方为合适。其二，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虽然短祚，但显然不能将它在历史上抹掉。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王莽传》作为综述新朝大事的总纲，其记载的重点在于：王莽如何以复古思想为指导实行“改制”，变乱官制和全国政制；王莽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倒行逆施，造成全国农工失业、食货俱废；王莽对少数民族肆意歧视，对匈奴、西域发动不义战争，造成长期纷扰和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关系。班固在《王莽传》中恰恰将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大事有条不紊地记载下来，才使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王莽以复古思想为指导，一上台便实行“改制”，变乱各种制度。他变换朝廷和地方官的称号：“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由此造成混乱局面，不到两年，又下令改行汉法，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
西汉晚期豪强势力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造成社会日益陷入危机之中。王莽是个聪明人，他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要采取“改制”的措施。但他却一心模仿“古制”，并且过分夸饰他自己的功业，等到他规定的办法在实际上行不通时，又随意更改，这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始建国元年（9），他下令“改制”，要推行《周礼》中所载“井田”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一律不准买卖，实行限田，无田者当受田。改制令说：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如今豪强兼并严重，造成有钱人占田以千数计，而贫民无立锥之地的情况，西汉朝廷规定三十而税一，实际上贫民租种地主豪强的田地，则要交出一半的收成，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食厌了，而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结果富人横行霸道，穷人则铤而走险，富人和穷人都触犯刑律，造成罪犯愈来愈多。还有穷人被卖为奴婢，街市上就有买卖奴婢的圈子，像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的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可以对奴婢任意杀死，违反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所以应有改变的办法。因此规定：“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可是王莽以为改变名称即等于改变实质的想法，真是异想天开。汉代的豪强地主称霸一方，为非作歹，对他们不采取有力打击的措施，只靠这一纸空文来改变兼并的恶性发展，无疑是隔靴搔痒。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土地买卖是无法阻止的，王莽想采用判罪的办法禁止，不但行不通，而且引起了混乱。王莽其實也没有真正的决心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他本身就是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规定一遭到反对，便立即宣布收回成命，过了三年，又规定王田可以买卖，庶人可以卖为奴婢，都不算犯法，不能治罪。“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王莽还实行两种引起更大混乱的措施。一是改变钱币。他在十几年间，一再改变钱币法令，旋颁旋废。先是规定增加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分别等于五千钱、五百钱、五十钱，与原来汉代长期使用的五铢钱并行。不几年，他又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废掉。“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可是到次年，又改为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共六种货币，各种货币又有大小不同的面值，总共加起来多达二十八种，混乱不堪。老百姓根本不相信王莽铸造的新钱，私下里仍然使用汉代长期使用的五铢钱。王莽为强迫人民用新币，就规定凡出门的，除了必须带符传这个通行证以外，还必须带新规定的钱币，否则扣留。王莽每改一次币制，都引起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成为经济生活领域的严重灾难：“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1当时私铸严重，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也有罪，男女被送到长安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所以当时民众说：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还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这样，逼得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别的出路。王莽宣布禁止田宅奴婢买卖，本已“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废除五铢钱，乱发新钱，“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4]（P94） 二是，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市场物价贵时，由市场官卖出。六筦，是规定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山泽物产征税、五均这些重要经济事业，有关五均、六筦的规定，按照王莽的诏令所说，是为了减少商人在中间盘剥。但实际上是负责这些事务的大商贾从中搞鬼，利用权力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并与郡县官员互相勾结，进行蒙混欺骗，使老百姓更加痛苦不堪。
班固中肯地指出王莽“改制”、施政失败的原因：“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啬。”[1]（卷九十九《王莽传》下）“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尤其对于王莽因阴谋篡政，故防备臣下效法，对下属猜忌防范，以及政令烦多，造成行政系统严重壅塞、案件连年堆积、民众痛苦无告的灾难，深刻地做了剖析：“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1]（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当代学者很重视班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王莽代表贵族地主的阶级本质和侈功狂妄、志大才疏的个性：“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5]（P373）
王莽的侈大狂还表现在肆意侮辱边疆少数民族，恶意进行挑衅，屡屡发动不义战争。王莽以侮辱和征服边境民族，显示他的功德和强大。始建国元年（9），王莽派使者到边境诸国，收回汉朝所颁发的印绶，将他们的国王贬低为侯。“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西汉宣帝以来，与匈奴长期保持着和好关系，史载，数十年间，边境安静，人物殷富，一片令人欣喜的景象。至此，王莽对边疆民族一再挑衅，造成民族关系的逆转！次年，“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王莽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故意侮辱。派将军苗、王况、陈钦、王巡等，分六路大军，从五原、云中、代郡、西河、渔阳、张掖攻打匈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所征发大军留在边境，须等一齐出动，吏士放纵侵害百姓，而内地各郡愁于征发，民众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在西南，因句町王被贬为侯，激起句町起兵反抗。在东北，因征发高句丽攻打匈奴，高句丽民众不服从，“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王莽派兵攻打，秽貉遂反。始建国四年（12），王莽又将高句丽更名下句丽，布告天下。“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天凤六年（19），王莽又大募天下丁勇、死罪囚、奴隶攻打匈奴。
王莽还挑起对西域的战争。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原与西域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的联系。王莽却把西域诸国王改为侯，还无故侵侮各国。始建国五年（13），“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天凤三年（16）王莽派遣王骏、李崇出击西域，遭焉耆伏击，杀骏等，“西域自此绝”1。从新朝建立起，王莽对边境民族发动的不义战争接连不断，直到农民起义大爆发，不义战争才被迫停止。
四、两条记述主线交织活画出王莽的末日景象
《王莽传》的记载章法分明，将新朝必然迅速倾覆和王莽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两条主线巧妙地相结合，使叙述历史演进趋势与描绘人物性格心理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王莽改制的失败和连年在边境挑起战争，造成社會动荡，百姓没有活路，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天凤元年（14），因王莽用兵，不顾民众死活，“三边尽反”。次年，受难百姓“起为盗贼”。天凤四年（17），吕母起义于山东，“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王莽派使者前去宣布赦令，使者返来如实报告情况，说：“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一听大怒，将他罢职。有人顺从王莽旨意，说“民骄黠当诛”，或说“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心中高兴，立即给他升官。
次年，赤眉军起于山东，“众皆万数”，王莽派军镇压，不能取胜。天凤六年（19）春，王莽见起义军众多，于是玩弄起“符命制胜”的把戏，下令改元，布告天下，以应符命。又将宁始将军改称更始将军，“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遭到百姓的耻笑。地皇四年（23）正月，起义的绿林军声势更壮，由王常带领，杀伤官军几万人，乘胜围宛城。三月，绿林军将领王常、朱鲔等共同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拜置百官。王莽得知消息，极为恐惧。但他假装镇定，染了须发，立所选淑女史氏为皇后，举行迎亲大典。“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同时又指挥进剿起义军。分派隗嚣等七十二人分赴各地宣布赦令，妄图引诱起义军投降。“嚣等既出，因逃亡矣。”同年四月，绿林军由刘秀、王常率领，在河南颍州一带发动攻势，夺取了昆阳、郾、定陵三城。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等从洛阳出发，进攻起义军，号称四十二万大军。王邑等率领的大军包围昆阳起义军，“围城数十重”。刘秀急忙带领郾、定陵起义军数千人前来救援，王邑、王寻骄傲轻敌，“自将万余人行陈”。刘秀兵英勇作战，锐不可当，以一当百，大破敌军，杀死王寻。这时，昆阳城中起义军出攻，合力夹击。会大风雨，莽军大败，王邑逃走，关中因之震恐。 《王莽傳》生动具体地写出王莽此时走投无路的情景。统治集团眼见王莽行将败亡，感到大难临头，因而陷于分崩离析，出现了其亲信密谋劫持王莽的事件。卫将军王涉听信道士西门君惠所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遂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密谋，欲劫持王莽至南阳投降起义军更始皇帝。董忠又与握有兵权的孙伋商议。“伋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于是孙伋、陈邯向王莽告发，董忠遂遭杀害。刘歆、王涉自杀，“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
此时的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班固详细地描写王莽在农民起义风暴面前是如何的心惊胆战：“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寐，不复就枕矣。”他耍弄平日喜好的迷信小伎俩，以求“厌胜”，“遣使坏渭陵（元帝陵）、延陵（成帝陵）园门罘罳（按，罘罳为门外之屏），曰：‘毋使民复思也。’”“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将诸生小民中能日夜哀哭、能诵策文者授为郎官，至五千余人。起义军由邓晔带领，从武关攻进关中，“所过迎降”。起义军迅速壮大，皆号称汉将。王莽赦免监狱中囚犯，分发兵器，“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刚过渭桥，这群乌合之众便全部散走。“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京都大乱。十月初一，起义军攻进长安城，至日暮，各官府邸第人员奔走一空。初二，长安城少年朱弟、张鱼等配合农民军聚众起事，大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大火燃烧，“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王莽带着玺印，手持虞帝匕首，气息奄奄，口念：“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三日清晨，王莽由群臣扶着逃到渐台，想借渐台周围池水阻挡一下起义军。王莽手中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随从尚有千余人跟随。“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双方用弓箭对射，起义军攻到台上，将王莽斩首。短命的“新朝”最后灭亡。
班固在《王莽传》末具体写出王莽如何葬身于起义军的烈火之中是很有意义的，它昭示：这正是靠阴谋上台、不顾百姓死活的暴君的必然下场！所写宫中美人出房为起义军指引王莽躲藏处所这一细节，寓含的正是与民众作对的独夫民贼最后必定众叛亲离这一深刻道理。全传结尾又郑重书写：“（更始三年）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以此作为全篇的结束，更是运用了历史编纂的巧妙手法，凸显本篇既是记载王莽一生经历的人物传记，同时它具有“本纪”的作用，构成记述新朝历史的总纲，上继西汉一朝，下启东汉光武帝纪事。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刊本.
[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秦汉时期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character of Hanshu·Biography of WANG Mang is to depict how WANG Mang， a schemer， steals right evilly and hypocritically with grea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event in a new dynasty closely. Regarding the compilation requirement， a historical record of a new dynasty is needed， but due to the stealing fact of WANG Mang believed in Early East Han Dynasty， it can not be recorded formally. This biography actually plays two roles of biography and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 which is a successful proof of BAN Gu i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 Although the new dynasty is short-lived， it can not be removed from history. BAN Gu records clearly every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national event， which makes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wo Han Dynasties and the succession of historical record.
Key words： Hanshu， WANG Mang stealing right from Han Dynasty， reform by imitating past history， sudden death of new dynasty， creativeness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
关键词：《汉书》；王莽篡汉；因“慕古法”而改制；新朝暴亡；历史编纂的创造性
作者简介：陈其泰，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与当代价值”，项目编号：09AZS001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139-09
编纂次序在《元后传》之后的《王莽传》，是《汉书》列传中又一篇应予特别关注的篇章。《王莽传》的篇幅分别超过《高帝纪》一倍、《武帝纪》两倍，《汉书》向以文字简要为史家所称道，独此篇如此纵横驰骋，可见其别具匠心。尤其是，《王莽传》的编纂特点，是把刻画一个阴谋家如何窃取大权的种种恶劣做法和伪善面孔与总结王莽新朝一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大事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从纪传体史书的要求说，新朝也应该有“本纪”记载大的事件，可是在东汉初，王莽被认为是“篡窃”，不可能立本纪。所以这篇《王莽传》，实则起到人物传记和记载大事的本纪这双层作用，这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上出色创造性的又一成功例证。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王莽传》的重要史学价值，以下从四个方面做简要分析。
一、刻画了一个阴谋家的典型
王莽字巨君，父亲王曼是王政君诸多兄弟之一，因为早死没有受封。王莽长大时，他的叔伯们一个个都被封为大官，身居高位，被称为“九侯”“将军”“大司马”，相比之下，王莽则是没有官职的飘零子弟。王莽的堂兄弟们都是侯门将军之子，生活奢侈放纵，挥金如土，斗鸡走狗，无所不为。王莽手里没有钱，却有的是心计。班固首先刻画他处处伪装恭俭有礼、用功读书、奉行孝道的虚假面目。请看班固笔下生动叙述的王莽如何为自己规划了一条施用诡计往上爬的人生道路：“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尤其是对王氏集团的关键人物王凤，他更是百般讨好。王凤生病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于是大得王凤欢心，临死前将王莽托付王太后及成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于是王莽成为京城中特殊军队的军官，靠施展手段获得了進身之始。王莽就是这样实现了他梦寐以求向上爬的第一步。
王莽的伪善和权术无不步步奏效。此后，他的叔父王商向成帝上书，表示愿意分出一部分土地、户口给王莽。还有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成帝永始元年（前16），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后又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待中，既是负责骑兵的军官，握有军权，又在宫中掌管顾问、应对，是皇帝的侍从。班固写此时的王莽更加恭谨效力，慷慨施舍家财，广泛收买人心：“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于是，王莽获得的名声超过了他的叔伯们：“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班固又揭示出王莽行为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在公开场合演戏，编造弥天大谎而毫不羞惭：“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譬如，他的侄儿王光，没了父亲，王莽就送他到京城太学跟博士老师学习。“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王光年纪小于王莽之子王宇，王莽让他们二人同日娶亲，大摆酒席，遍请宾客。酒席刚刚开始，仆人报告说王莽母亲感到不适需要服药，王莽登时向众人道失陪，忙去为母亲找药。刚归座，过一会儿又离席回去看候，酒席未散，王莽已是起身数次，宾客们人人夸他尽孝。班固又叙述一事说明王莽如何“匿情求名”、工于心计掩饰自己：“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无子，莽闻知此儿种宜子，为买之。’即日以婢奉子元。”1
王莽在攫取大权路上的又一关键事件，是使用计谋，除掉潜在的对手淳于长。淳于长是王太后外甥，先前尽力对王凤巴结邀宠，因此王凤为他向王太后及成帝说情，任淳于长为水衡都尉侍中，后再升为卫尉，为九卿之一。这时的淳于长位居王莽之上，很得成帝倚重，“封为定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遗赏赐亦累巨万”。当权的曲阳侯、大司马王根已经年老有病，如果退休，成帝可能让淳于长接班。淳于长在宫中出入，同寡居的许皇后的姐姐许孊相勾搭。许孊原是龙雒思侯的夫人，与淳于长私通后，成了他的小妻。许皇后被废后，幽居在长定宫，她通过许孊贿赂淳于长，求他打通关节，让皇帝重新封她为婕妤。淳于长接受了许皇后的金钱财宝衣物达千余万钱，诓骗她说，一定禀告成帝，立她为左皇后。许孊每次到长定宫见许皇后，淳于长便让带书信，任意侮辱许皇后，这样前后秘密勾连，有几年之久。
王莽早将淳于长视为死敌，正好他打听到淳于长在宫中接受贿赂，写信侮辱许皇后的丑行，便决心使出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这个对手。于是王莽去侍奉有病的王根，找机会挑起王根对淳于长的仇恨。“莽待曲阳侯疾，因言‘（淳于）长见将军久病，意喜，自以当代辅政，至对衣冠议语署置。’具言其罪过。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将军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东宫。’”王莽立即求见王太后，告发淳于长骄纵蛮横、私通许孊、接受许贵人（许皇后被废降为贵人）贿赂等罪。“太后亦怒曰：‘儿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长官，遣就国。”淳于长眼见灾难降临，要被遣返回封地，绝望中他找了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请其向成帝说情。由此反而引起汉成帝怀疑，“遂逮长系洛阳诏狱穷治。长具服戏侮长定宫，谋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狱中”，“红阳侯立就国。将军卿大夫郡守坐长免罢者数十人。莽遂代根为大司马”。[1]（卷九十三《佞幸传·淳于长传》）王莽这一计谋，是采取替王根禀报的方式，一石三鸟，除掉了咄咄逼人的对手淳于长，剪灭其党羽，又去掉资格比他老的叔父王立，本人如愿当了大司马，并且获得了正直名声，陡然增加了政治资本。 此年是成帝绥和元年（前8），王莽刚三十八岁，就已成为掌握朝廷大权的权威人物了。但是比起王莽的野心来，这还只是个开头而已，他还有许多计划。班固具体写出王莽如何骗取更大声誉的手段：“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次年，成帝卒，无子嗣，迎立定陶王之子刘欣为帝，是为汉哀帝。哀帝当年十九岁，登位之后颇想有一番作为，下诏令限田，又对外戚势力给予打击，王根、王况因罪被遣回封地或免为庶人。王莽一时判断不出局势会怎样变化，便实行屈伸之术，上书告退。哀帝下诏王莽仍是新都侯，遣回封地居住，赐给许多财宝。然而王莽的势力已成，他的党羽亲信纷纷为他鸣冤摆功：“在国三岁，吏上书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对策深颂莽功德，上于是征莽。”
王莽回京城一年多，哀帝卒，无子嗣。“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任命他指挥军队，掌握宫门宿卫、百官奏事等一切大权。王莽手段更毒辣，他借口汉哀帝任用的大司马高安侯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报告王太后，令董贤交出印绶，逼其即日自杀。这时，急需任命一位大司马掌大权，王太后下诏让大臣们推荐。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揣透王太后旨意，立即推崇王莽，前将军何武、后将军公孙禄则互相推荐对方。太后下旨，拜王莽为大司马，还让他参与立皇帝大事。王莽又举荐堂兄弟王舜为车骑将军，从此王舜便成为王莽的心腹爪牙。王莽与太后密谋，立了九岁的小孩子刘衎为平帝，“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汉平帝在位的五年（元始元年至五年，公元1—5年），是王莽独揽朝廷大权的时期，也是他代汉而立的前奏。王莽重任大司马之后采取的步骤是，立即无情地摧垮异己势力，逐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他把孔光作为利用的工具，因为孔光有名儒声誉，成帝以后又历任丞相，在群臣中拥有威信，王太皇太后也敬重他。王莽恭维孔光，封孔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车都尉，出入皇宫。对于哀帝的外戚及大臣中准备排挤掉的人，王莽先造出罪名，写好奏章，让甄邯拿去给孔光。孔光一向胆小，害怕王莽的威权和手段，只好顺从地以丞相名义向王莽禀报，再由王莽上报王太皇太后，只要她点头，便立即踢开异己的官员，真像演戏一般。何武、公孙禄二人因互相推任大司马而没有推荐王莽，便被安上罪名，免去职务。哀帝外戚及原来皇后的同族亲戚都革职流徙远方。王立虽已免职，王莽还要将他赶出京城，因为他是太后的弟弟，自己的叔叔，总觉得留在京城碍手碍脚，更担心他去亲近太后，对自己不利，便决心要赶走他。王莽就指使孔光上奏，舉发王立曾受淳于长的贿赂，要求遣回封地。这下要王太后同意撵走自己的兄弟，她不肯答应。王莽立时用威胁的口气说：“今汉家衰，比世无嗣，太后独代幼主统政，诚可畏惧，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从，今以私恩逆大臣议如此，群下倾邪，乱从此起！宜可且遣就国，安后复征召之。”班固画龙点睛加以评论：“莽之所以胁持上下，皆此类也。”王莽为了达到其阴险的目的，耍弄诡计，用的都是这套对下对上要挟利用的狠毒手段，王立被逐就是一件典型的事例。
这样一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名义上的西汉朝廷只不过一个虚假的外壳，实际上已经成为王莽的一统天下了。经过他的长期纠集和苦心经营，形成了一个严密而可怕的权力巨网，死死地控制住西汉的一切朝政。“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丰子寻、歆子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皆以材能幸于莽。莽色厉而言方，欲有所为，微见风采，党与承其指意而显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让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众庶。”1王莽想干一切坏事，只要稍稍暗示一下，就有人立即变成自下而上的奏书，把王莽的真意明白无误地讲出来，这时王莽一表态，事情就毫不费力办成了，而他总是伪善地表示谦让。这一套高明的权术和手腕，不仅把群臣骗得迷里迷糊，就是他的老姑母也被他玩在手掌之中。
二、写出周围人物的不同态度和命运
清代学者方苞是一位文章高手，他极欣赏《汉书·王莽传》的高明历史叙事手法，曾做过精当的评论，称此篇“钩抉幽隐，雕绘众形，信可肩随子长”[2]（卷二《书王莽传后》）。他认为此篇在揭示王莽内心世界和表现周围人物的不同态度上，做到了洞察深微、描写生动，同司马迁的名篇同样成功。其见解至为精当，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一是王莽加上“安汉公”尊号。王莽要这个尊号，是向天下表明，汉家天下已经危殆，需要王莽来挽救、维持。在王莽的授意下，益州的地方官让少数民族献上白雉，因这是祥瑞，于是就有了特殊的借口。群臣立即上奏王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庙”。又歌颂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增加封户，以“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王莽不直接受封，而是先假谦让一番，摆他的心腹孔光、王舜、甄丰、甄邯的功劳，要求王太后对四人封赏。大家还以为王莽只是求封这四人，可是四人受封赏之后，王莽仍然伏在地上不肯起来，这时心腹们才知道他的真意是要求王太后加封其高贵的称号，于是群臣肯求说：“莽虽克让，朝所宜章，以时加赏，明重元功，无使百僚元元失望。”至此，王太后也才摸到王莽的真意，便下诏封他为“安汉公”，并“以召陵、新息二县户二万八千益封莽”。王莽得到他早已垂涎的封号之后，照例耍一套伪善手段，表示出惶恐不得已受封，将封赐转赠给功臣子孙和官员，增加礼乐，又一次收买了人心。
当了“安汉公”的王莽，想马上搬掉王太后这个太上皇的掣肘，便示意心腹上奏：皇太后年纪大了，“不宜亲省小事”。王莽的党羽对皇太后施行了这番压力之后，王太后也由他摆布了，决定朝廷政事全由安汉公和四个大臣平决，一切官员的任命，都由安汉公决定。班固评论说：“于是莽人人延问，致密恩意，厚加赠送，其不合指，显奏免之，权与人主侔矣。”这时王莽的权力已经同皇帝没有两样！ 二是立王莽之女为汉平帝皇后，“以固其权”。到这一年，汉平帝即位已三年，刚十二岁。王莽欲立其女为皇后，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培植其权力，但他不好直接提出将女儿送进宫中，便先假意提出，让长安所有列侯广选嫡女儿入宫，以实行古礼的规定。不料，光王氏这一大宗族就有好多女子列名应选，王莽生怕自己的女儿比不过她们，便另换策略，假意称：“身亡德，子材下，不宜与众女并采。”王太后这时也被王莽弄蒙了，便下诏所有王氏女子退出，不选入宫。消息一传出，王莽的心腹及众多受愚弄者一齐鼓噪为王莽力争：“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公卿大夫或诣廷中，或伏省户下，咸言：‘明昭圣德巍巍如彼，安汉公盛勋堂堂若此，今当立后，独奈何废公女？天下安所归命！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就在这群情沸腾的节骨眼上，王莽又假意分派官员到各部门“劝说”，结果“上书者愈甚”，“公卿争曰：‘不宜采诸女以贰正统。’”王莽在幕后一步步操纵，遂造成他越谦让，皇后非其女莫属的局面！于是顺利地达到将其女立为皇后的目的。此时又有信乡侯王佟上书言，王莽既是皇后之父，封地太小，不称古制。于是群臣禀奏太后之后商议，“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满百里”，而他又假意辞让。王莽耍弄阴谋和权术，处处得心应手。史家班固以传神之笔留下这些“钩抉幽隐，雕绘众形”的记载，给后人揭示了一个阴谋家的典型性格和心理，作为识别骗子手和野心家的镜子。
三是王莽当“摄皇帝”，改年号为“居摄元年”。“安汉公”尊号到手之后，王莽进而企图实现其当皇帝的更大野心，他策划的每一步阴谋，都得到其心腹爪牙的紧密配合，大行其道。王莽不仅是新都侯、“安汉公”，同时又顶着“宰衡、太傅、大司马”的头衔，但他一心要抬高规格，于是借口当宰衡而无金印，“名实不副”，遂上书太后，要求刻个“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既得手，立即规定了一大套新礼仪：“宰衡出，从大车前后各十乘，直事尚书郎、侍御史、谒者、中黄门、期门羽林”，“三公称‘敢言之’”。四傅、三公到他府第求见，都必须使用符传。新建明堂、辟雍、灵台，讓士民联想到新皇朝的开始，又抬高古文经学的地位，征召天下有通逸《礼》、古文《书》、《毛诗》、《周官》者，“皆诣公车”，为其制造舆论。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还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上书言：“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又伪称太平景象，“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莽奏定著令。又奏为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饑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之制”。又有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得到群臣一致赞同。
元始五年十二月，年纪刚到十五岁的汉平帝突然病死。此时汉元帝子孙都已死绝，汉宣帝的曾孙子有当王、当侯的共五十三人。王莽不愿从中选出嗣君，借口“兄弟不得相为后”，便从玄孙中选了最幼小的子婴立为继位，“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
王莽离登上帝位只差一步，他变换花招，不惜利用谶纬，掀起一场新的造谣声浪。就在此月，王莽的亲信谢嚣上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一白石，上圆下方，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字，王莽让群臣立即上奏太后。王太后一听，这明明是造谣惑众，说：“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对太后半是威胁、半是诱骗，说：“事已如此，无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称摄以重其权，填服天下耳。”王莽一伙便“共令太后下诏”。曰：“玄孙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王莽于是改元“居摄元年”，又以群臣上奏的名义，完全按照皇帝的标准规定了一套新礼制：“安汉公居摄践祚，服天子韨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跸，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至此，汉朝完全只剩下一个虚名，王莽只需将头上的“摄”字去掉，他改朝换代的野心即可全部实现了。
居摄三年（8）春，发生地震，这又为王莽提供了制造谶纬妖言的机会。传说这一年，东方的齐、西南的巴郡、京师附近的扶风，都发现了符命。广饶侯刘京报告，齐都临淄有一亭长夜里做梦，梦中有一人自称天公使者，说：“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百尺。还有巴郡发现石牛，雍州扶风发现石文，都已运到未央宫前殿。王莽上奏太后：“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天风起，尘冥，风止，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最后用威胁的口气说：“臣莽敢不承用！”要求从今以后号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摄”，直接称“皇帝”，居摄三年改为“初始元年”。班固评论说：王莽长期策划的阴谋至此暴露无遗，“众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群臣博议别奏，以视即真之渐矣！”
王莽认为还需要有直接出现在京师的符命，这时果然有个无赖报告他有更神奇的发现。这人即成都来的哀章，惯于招摇撞骗，他见今年先后已有三处报告符命，报告者都受封当官，心里早已按捺不住，便大着胆子，事先准备好两个铜匮，一个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一个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赤帝指刘邦，黄帝指王莽，显示王莽当皇帝是天命，太后不能不执行天命。他又画了图，有王莽八个大臣，加上杜撰的姓名王兴、王盛，和他自己的化名王章，共十一人，都写上官衔，任王莽的辅佐。这天夜里，哀章趁天黑，穿着黄衣，带着铜匮和图去高庙交给那里的官员。官员立即报告。王莽得到铜匮，欣喜若狂，立即设神坛拜受铜匮。然后他戴上皇冠，先拜见王太后，再回到未央宫，坐在殿上，正式下诏称帝，诏书说：“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1]（卷九十九《王莽传》上） 王莽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篡位野心，戴上皇冠，坐上未央宫正殿的宝座，宣布“新朝”开始。汉朝至此正式灭亡。王莽封王舜为太师，平晏为太傅，刘歆为国师，哀章为国将。四人都称公，是为四辅。王兴、王盛本是哀章瞎编出来的名字，王莽要用图谶骗人，就派人在长安城中找出与这同名的十几个人，结果其中两人的长相跟算卦所说的相像，一个是以前守城门的小吏王兴，任命他当卫将军；一个是卖饼的王盛，任命他为前将军。大胆的骗子制造妖言为王莽立了大功，王兴、王盛因符命上有名，他们一齐做了王莽“新”朝的显赫大官。
三、因“慕古法”而“改制” 造成社會大混乱
“新”朝短祚，总共只有14年。从王莽称自“假皇帝”、改年号居摄元年起，《王莽传》明显采用了“本纪”的记事方式。除记载军政大事、王莽本人的活动等项之外，还记重要天象。如：居摄元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三年春，地震。四年，赤气出东南，竟天。五年，“十一月，彗星出，二十余日，不见”。始建国元年，“冬，桐华”。二年，“冬十二月，雷”。三年，“濒河郡蝗生”。四年，“夏，赤气出东南竟天”。
前人有的因不理解《王莽传》这一特点而有误解，如东汉张衡“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3]（卷五十九《张衡列传》）。按此说法，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行不通。张衡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却对班固在历史编纂上的精心创造反加批评，说明我们对此确须独具慧眼，发前人之所未发。简言之，精心设置《王莽传》的理由有三。其一，元帝之后，成帝、哀帝相继在位三十二年，只有设置《成帝纪》《哀帝纪》来提挈大事，方为合适。其二，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虽然短祚，但显然不能将它在历史上抹掉。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王莽传》作为综述新朝大事的总纲，其记载的重点在于：王莽如何以复古思想为指导实行“改制”，变乱官制和全国政制；王莽在经济领域实行的倒行逆施，造成全国农工失业、食货俱废；王莽对少数民族肆意歧视，对匈奴、西域发动不义战争，造成长期纷扰和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中原与边疆民族的关系。班固在《王莽传》中恰恰将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大事有条不紊地记载下来，才使两汉之际的历史变局清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王莽以复古思想为指导，一上台便实行“改制”，变乱各种制度。他变换朝廷和地方官的称号：“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与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诸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太仆曰太御，卫尉曰太卫，执金吾曰奋武，中尉曰军正。”由此造成混乱局面，不到两年，又下令改行汉法，称：“百官改更，职事分移，律令仪法，未及悉定，且因汉律令仪法以从事。”
西汉晚期豪强势力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造成社会日益陷入危机之中。王莽是个聪明人，他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要采取“改制”的措施。但他却一心模仿“古制”，并且过分夸饰他自己的功业，等到他规定的办法在实际上行不通时，又随意更改，这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始建国元年（9），他下令“改制”，要推行《周礼》中所载“井田”制，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一律不准买卖，实行限田，无田者当受田。改制令说：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如今豪强兼并严重，造成有钱人占田以千数计，而贫民无立锥之地的情况，西汉朝廷规定三十而税一，实际上贫民租种地主豪强的田地，则要交出一半的收成，富家的狗马连米豆都食厌了，而穷人连糟糠都吃不饱，结果富人横行霸道，穷人则铤而走险，富人和穷人都触犯刑律，造成罪犯愈来愈多。还有穷人被卖为奴婢，街市上就有买卖奴婢的圈子，像买卖牛马一样。这些奴婢很多是被凶恶的人用暴力抢掠来的，主人可以对奴婢任意杀死，违反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训，所以应有改变的办法。因此规定：“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可是王莽以为改变名称即等于改变实质的想法，真是异想天开。汉代的豪强地主称霸一方，为非作歹，对他们不采取有力打击的措施，只靠这一纸空文来改变兼并的恶性发展，无疑是隔靴搔痒。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土地买卖是无法阻止的，王莽想采用判罪的办法禁止，不但行不通，而且引起了混乱。王莽其實也没有真正的决心解决土地兼并和奴婢问题，他本身就是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规定一遭到反对，便立即宣布收回成命，过了三年，又规定王田可以买卖，庶人可以卖为奴婢，都不算犯法，不能治罪。“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王莽还实行两种引起更大混乱的措施。一是改变钱币。他在十几年间，一再改变钱币法令，旋颁旋废。先是规定增加错刀、契刀、大钱等三种钱币，分别等于五千钱、五百钱、五十钱，与原来汉代长期使用的五铢钱并行。不几年，他又将错刀、契刀和五铢钱废掉。“乃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前‘大钱五十’者为二品，并行。”可是到次年，又改为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共六种货币，各种货币又有大小不同的面值，总共加起来多达二十八种，混乱不堪。老百姓根本不相信王莽铸造的新钱，私下里仍然使用汉代长期使用的五铢钱。王莽为强迫人民用新币，就规定凡出门的，除了必须带符传这个通行证以外，还必须带新规定的钱币，否则扣留。王莽每改一次币制，都引起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成为经济生活领域的严重灾难：“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1当时私铸严重，王莽用重法严禁，一家藏有铜、炭，就被官吏指为铸钱，邻近五家也有罪，男女被送到长安当官奴婢，人数在十万以上，所以当时民众说：出门去生产，所得还不够纳税；闭门来守家，横祸还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这样，逼得农民除了起义没有别的出路。王莽宣布禁止田宅奴婢买卖，本已“加速爆发了社会大混乱”，废除五铢钱，乱发新钱，“使大混乱上再添一个大混乱”。[4]（P94） 二是，王莽下诏实行“五均、六筦”。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市场物价贵时，由市场官卖出。六筦，是规定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山泽物产征税、五均这些重要经济事业，有关五均、六筦的规定，按照王莽的诏令所说，是为了减少商人在中间盘剥。但实际上是负责这些事务的大商贾从中搞鬼，利用权力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并与郡县官员互相勾结，进行蒙混欺骗，使老百姓更加痛苦不堪。
班固中肯地指出王莽“改制”、施政失败的原因：“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啬。”[1]（卷九十九《王莽传》下）“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尤其对于王莽因阴谋篡政，故防备臣下效法，对下属猜忌防范，以及政令烦多，造成行政系统严重壅塞、案件连年堆积、民众痛苦无告的灾难，深刻地做了剖析：“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奉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渫。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劝农桑，班时令，案诸章，冠盖相望，交错道路，召会吏民，逮捕证左，郡县赋敛，递相赇赂，白黑纷然，守阙告诉者多。”[1]（卷九十九《王莽传》中）当代学者很重视班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王莽代表贵族地主的阶级本质和侈功狂妄、志大才疏的个性：“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这些，都与王莽本质上是个贵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书生性格分不开。他了解一些时弊，也想解决社会矛盾，但真正做起来，并不从根本上触动本阶级的利益，并不精明干练，而显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丧的丑态。如此王莽，改制岂有不败之理！”[5]（P373）
王莽的侈大狂还表现在肆意侮辱边疆少数民族，恶意进行挑衅，屡屡发动不义战争。王莽以侮辱和征服边境民族，显示他的功德和强大。始建国元年（9），王莽派使者到边境诸国，收回汉朝所颁发的印绶，将他们的国王贬低为侯。“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单于欲求故印，陈饶椎破之……单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后卒以此皆畔。”西汉宣帝以来，与匈奴长期保持着和好关系，史载，数十年间，边境安静，人物殷富，一片令人欣喜的景象。至此，王莽对边疆民族一再挑衅，造成民族关系的逆转！次年，“匈奴单于求故玺，莽不与，遂寇边郡，杀略吏民”。王莽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故意侮辱。派将军苗、王况、陈钦、王巡等，分六路大军，从五原、云中、代郡、西河、渔阳、张掖攻打匈奴。“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所征发大军留在边境，须等一齐出动，吏士放纵侵害百姓，而内地各郡愁于征发，民众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在西南，因句町王被贬为侯，激起句町起兵反抗。在东北，因征发高句丽攻打匈奴，高句丽民众不服从，“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王莽派兵攻打，秽貉遂反。始建国四年（12），王莽又将高句丽更名下句丽，布告天下。“于是貉人愈犯边，东北与西南夷皆乱。”天凤六年（19），王莽又大募天下丁勇、死罪囚、奴隶攻打匈奴。
王莽还挑起对西域的战争。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原与西域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的联系。王莽却把西域诸国王改为侯，还无故侵侮各国。始建国五年（13），“西域诸国以莽积失恩信，焉耆先畔，杀都护但钦”。天凤三年（16）王莽派遣王骏、李崇出击西域，遭焉耆伏击，杀骏等，“西域自此绝”1。从新朝建立起，王莽对边境民族发动的不义战争接连不断，直到农民起义大爆发，不义战争才被迫停止。
四、两条记述主线交织活画出王莽的末日景象
《王莽传》的记载章法分明，将新朝必然迅速倾覆和王莽陷于内外交困的处境两条主线巧妙地相结合，使叙述历史演进趋势与描绘人物性格心理的发展二者相得益彰。王莽改制的失败和连年在边境挑起战争，造成社會动荡，百姓没有活路，农民起义接连爆发。天凤元年（14），因王莽用兵，不顾民众死活，“三边尽反”。次年，受难百姓“起为盗贼”。天凤四年（17），吕母起义于山东，“引兵入海，其众浸多，后皆万数”。王莽派使者前去宣布赦令，使者返来如实报告情况，说：“盗贼解，辄复合。问其故，皆曰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王莽一听大怒，将他罢职。有人顺从王莽旨意，说“民骄黠当诛”，或说“时运适然，且灭不久”，王莽心中高兴，立即给他升官。
次年，赤眉军起于山东，“众皆万数”，王莽派军镇压，不能取胜。天凤六年（19）春，王莽见起义军众多，于是玩弄起“符命制胜”的把戏，下令改元，布告天下，以应符命。又将宁始将军改称更始将军，“欲以诳耀百姓，销解盗贼”，遭到百姓的耻笑。地皇四年（23）正月，起义的绿林军声势更壮，由王常带领，杀伤官军几万人，乘胜围宛城。三月，绿林军将领王常、朱鲔等共同拥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改年号为更始，拜置百官。王莽得知消息，极为恐惧。但他假装镇定，染了须发，立所选淑女史氏为皇后，举行迎亲大典。“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同时又指挥进剿起义军。分派隗嚣等七十二人分赴各地宣布赦令，妄图引诱起义军投降。“嚣等既出，因逃亡矣。”同年四月，绿林军由刘秀、王常率领，在河南颍州一带发动攻势，夺取了昆阳、郾、定陵三城。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等从洛阳出发，进攻起义军，号称四十二万大军。王邑等率领的大军包围昆阳起义军，“围城数十重”。刘秀急忙带领郾、定陵起义军数千人前来救援，王邑、王寻骄傲轻敌，“自将万余人行陈”。刘秀兵英勇作战，锐不可当，以一当百，大破敌军，杀死王寻。这时，昆阳城中起义军出攻，合力夹击。会大风雨，莽军大败，王邑逃走，关中因之震恐。 《王莽傳》生动具体地写出王莽此时走投无路的情景。统治集团眼见王莽行将败亡，感到大难临头，因而陷于分崩离析，出现了其亲信密谋劫持王莽的事件。卫将军王涉听信道士西门君惠所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遂与大司马董忠、国师公刘歆密谋，欲劫持王莽至南阳投降起义军更始皇帝。董忠又与握有兵权的孙伋商议。“伋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于是孙伋、陈邯向王莽告发，董忠遂遭杀害。刘歆、王涉自杀，“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
此时的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畔，左右亡所信”。班固详细地描写王莽在农民起义风暴面前是如何的心惊胆战：“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寐，不复就枕矣。”他耍弄平日喜好的迷信小伎俩，以求“厌胜”，“遣使坏渭陵（元帝陵）、延陵（成帝陵）园门罘罳（按，罘罳为门外之屏），曰：‘毋使民复思也。’”“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将诸生小民中能日夜哀哭、能诵策文者授为郎官，至五千余人。起义军由邓晔带领，从武关攻进关中，“所过迎降”。起义军迅速壮大，皆号称汉将。王莽赦免监狱中囚犯，分发兵器，“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刚过渭桥，这群乌合之众便全部散走。“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京都大乱。十月初一，起义军攻进长安城，至日暮，各官府邸第人员奔走一空。初二，长安城少年朱弟、张鱼等配合农民军聚众起事，大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大火燃烧，“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王莽带着玺印，手持虞帝匕首，气息奄奄，口念：“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三日清晨，王莽由群臣扶着逃到渐台，想借渐台周围池水阻挡一下起义军。王莽手中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随从尚有千余人跟随。“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双方用弓箭对射，起义军攻到台上，将王莽斩首。短命的“新朝”最后灭亡。
班固在《王莽传》末具体写出王莽如何葬身于起义军的烈火之中是很有意义的，它昭示：这正是靠阴谋上台、不顾百姓死活的暴君的必然下场！所写宫中美人出房为起义军指引王莽躲藏处所这一细节，寓含的正是与民众作对的独夫民贼最后必定众叛亲离这一深刻道理。全传结尾又郑重书写：“（更始三年）六月，世祖即位，然后宗庙社稷复立，天下艾安。”（以上引文，均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以此作为全篇的结束，更是运用了历史编纂的巧妙手法，凸显本篇既是记载王莽一生经历的人物传记，同时它具有“本纪”的作用，构成记述新朝历史的总纲，上继西汉一朝，下启东汉光武帝纪事。
参 考 文 献
[1]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刊本.
[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5]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四卷《秦汉时期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character of Hanshu·Biography of WANG Mang is to depict how WANG Mang， a schemer， steals right evilly and hypocritically with grea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event in a new dynasty closely. Regarding the compilation requirement， a historical record of a new dynasty is needed， but due to the stealing fact of WANG Mang believed in Early East Han Dynasty， it can not be recorded formally. This biography actually plays two roles of biography and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 which is a successful proof of BAN Gu i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 Although the new dynasty is short-lived， it can not be removed from history. BAN Gu records clearly every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national event， which makes complete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two Han Dynasties and the succession of historical record.
Key words： Hanshu， WANG Mang stealing right from Han Dynasty， reform by imitating past history， sudden death of new dynasty， creativeness of historical compi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