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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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9日,上海弄堂口的邻居们。图/视觉中国

  “ 师太说,师太明朝,要去断命的‘红房子’吃中饭……先要领到断命的就餐券……小毛说,师太要吃西餐,让我先排队。师太说,是呀,乖囡。小毛说,我先跟姆妈讲。张师傅嚓嚓嚓剪头发说,讲什呢讲,做人,就要活络。师太说,可以覅讲,就覅讲……”这是金宇澄2012年出版的小说《繁花》中,身居沪西一处弄堂里的小毛最初出场时的场景。《繁花》通篇以多为三至七言的短句、极具上海韵味和节奏的话本体,铺陈开一幅横跨近四十年、展现市井和世俗百态的沪上“清明上河图”。
  满纸沪语是《繁花》最为引人关注的特色。金宇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选择方言和话本体叙事,是他为了应对国内长期以来泛滥的译文腔所作的实验,运用方言更能生动展现人的丰富性,表现地域特色。
  方言源于古汉语,是在人口由北向南、由东至西屡次迁徙、聚居,行政区划等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变体。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维系着不同人群的情感寄托和身份标识,是每种地方文化的独有代言和特别载体,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流变。
  中国有着北方官话、晋语、吴语、闽语、赣语、粤语等十大汉语方言,包含97 个方言片,共101 个方言小片。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推广普通话等多种因素,方言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大不如前,如今,包括吴语、闽语、粤语在内的多种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生存危机。

方言是一条流动的小溪


  写《繁花》时,金宇澄历经了一段从普通话思维到上海话思维的转变。自1988年进入《上海文学》做编辑来,到《繁花》创作之前,他已有20年左右没有写小说,《繁花》更是首次尝试沪语写作。但适应之后,他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用“家乡话”写作的自由。从最初写两三个人物间的对话,到小说快终了时,他可以驾驭梅瑞组织的饭局上三十多人的喧哗。
  金宇澄将话本体兼具方言叙事的写作称为上帝给他的礼物。在他看来,语言是作品最要紧的要素,方言能赋予作者的创作以独特性。除了阴差阳错用起沪语的偶然性,他同时希望借由沪语写作,给读者展示一个不仅有着“十里洋场”“旗袍”等标签的上海。
2014年1月18日, “学说上海话”活动在上海市中信泰富广场举行,吸引了众多家长带领子女一同参与。图/新华

  《繁花》借由数十位普通人的闲话,描绘出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上海的时局变迁及市场大潮下的物欲横流、活色生香。小说中遍布上海人的常用语,比如,表示闷声不吭的“不响”出现达1500余次。听到邻居蓓蒂、阿婆要变成金鱼时,阿宝“不响”;“文革”期间,阿宝好吃懒做的大伯来蹭饭时,大家“不响”;梅瑞和康总约会时,康总不知如何作答“不响” ……为了让非沪语读者读懂《繁花》,金宇澄还将不通文的地方加以修改,并保留彰显上海話独特韵味的表达和词汇,例如,阿宝大伯饥一顿饱一顿,到阿宝家吃饭时狼吞虎咽,阿宝小姨称其为“叫化子吃死蟹,只只鲜”;上海人将“事情”叫做“事体”,将“时候”称为“辰光”,“打毛衣”叫“结绒线”“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事情”称作“乱话三千”,“呆头呆脑、言行不符合常理”叫“十三点”。非沪语读者能在其方言叙事进入那独特的时空,上海本地读者在读了小说几句后也会自然而然用沪语读起来。
  今年75岁的钱乃荣是上海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知名吴方言研究者、沪语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方言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描摹事物时有更精准、细致、丰富的表达。例如上海话“穿马路”用“穿”,“穿衣服”用“着”,“船靠岸”用“靠”,“靠着墙”则用“隑(gāi)”,表示“站”用“立”这个字。
  在金宇澄看来,方言就像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演变,生动向前流淌,同时为文学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给养。在金宇澄之前,也不乏用方言叙事获得空前成功的例子,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也有不少吴方言。
  方言的魅力在各类戏曲、民俗文化间有着更立体的体现。在上海,有着原本被称为“滩簧”的沪剧;在苏州,有评弹、昆曲;绍兴有被誉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像沪剧《雷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等作品,都能通过方言更丰富展现人物个性、地域特色,也为研究者分析不同时代方言发音、词汇变化提供了样本。更根本的,方言是这些剧种能得以传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喜剧艺术形式中,方言更具不可替代之功,上海滑稽戏《广东上海话》里,因售货员操一口广东口音的上海话,使得“先生”听起来像“猩猩”,“物事”被听成“木梳”,“触霉头”被听作“吃馒头”,闹出不少笑话。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戏剧与方言》中,对不同方言的不同特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在小品等艺术形式中,方言对于迅速刻画人物,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地域特色,从另一个角度说,方言也是记录、表现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特征的标尺,反映着一个城市的精神特质。方言的强势与否与一地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方言是人口迁徙、聚居的产物,以沪语为例,老派的上海话源于南宋时期一个名叫“上海”的聚落形成之时,当时,上海地区方言以松江话为基础。到了清代,由于苏州府的繁荣,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整个吴语区受到苏州话的影响;而现代意义的上海话则起源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因此,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可谓“三易其主”。

  钱乃荣说,1843年后,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口超过80%,其中包括不少江浙一带的移民。此后,苏州话、宁波话等各地方言中的独到表达充实到沪语中。比如说,苏州话的“标致”“一只顶(一级棒)”,苏北话中的“乖乖隆地冬(非常了不起、了不得)”进入了上海话,如今在上海话中最具标志性,代替了“我伲”的“阿拉(我们)”则来自宁波话。而之所以外地方言没有对上海话造成“颠覆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地人口分批来到上海,五湖四海之间语言的影响相互抵消。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交融也使得大量外来事物进入沪语,例如“电车”“轮船”“火车”“沙发” “马路”“花露水”“黑板”“自来水”“自来火(火柴)”等,这些词汇都是在上海话中首先被创造出来进而吸收进普通话中,并沿用至今。
  开埠一百多年来,随着上海的日渐繁盛,上海方言逐步成为和北京话、广州话并列的三大方言之一。改革开放后,上海方言再度迎来快速发展。诞生于股市中的“套牢”“绩优股”“原始股”等词汇最先诞生在上海话中。到1980年代末,上海方言在吴语区保持着着强大的辐射力,在沪宁铁路上,经常可以听到苏州人、无锡人、常州人用上海话交谈。
2011年8月20日,在浙江瑞安市陶山镇横塘村,温州鼓词艺人陈德华为听众表演古代神话小说《封神榜》。图/新华
2019年11月20日,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志愿者故事员钟红梅在塘栖镇丁河村文化礼堂给村民们用方言讲诚信守法的故事。图/新华
2015年1月2日,江苏南京市,南京白局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玲玲的徒弟张自卫(男)、陈溪(女)在甘熙故居茶馆给市民演出南京白局《王瞎子算命》。图/ 视觉中国

  隶属于吴方言的上海方言还保留着上古汉语中的一些古音、古词、语法。如上古汉语中的“正偏式”构词,在如今的上海话中依然有所体现,如“棒冰”“饼干”“肉松”,上海话中还有古吴语的特征词,如“洗”称为“汏(dà)”“藏”称为“囥(kang)”。

方言连接远古与现实


  另一种被称为古汉语活化石的方言是闽南语。和其他几大方言一样,闽南方言同样是不同时代北方中原汉人因避战乱、逃荒等原因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后逐渐形成,因为在相对闭塞的山川阻隔中偏居一隅,闽南话得以保留了较多古代语言特色。关于閩南话何时形成,业内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大抵在南北朝时期。到宋朝时,闽南人大举南下,将人口输出到潮汕地区,闽南人的迁徙路线还呈现出鲜明的沿着海岸线特色,从粤东沿海的海陆丰、粤西的茂名、湛江等地,到海南岛的东海岸,再到踏上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岛。清朝时,“迁界禁海”政策又使得闽南人进入温州平阳、苍南,台州等地。在福建,比起分布在福州等地的闽东方言、闽北方言,分布在厦门、泉州等地的闽南话更为强势。
  生于1954年的王建设是泉州人,曾担任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古代汉语与闽南方言,1970年代初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泉州幼师当老师。1980年,在去北京参加教育部举办的首届中央普通话进修班时,王建设接触到方言相关课程,产生了兴趣。1985年,考上厦门大学古代汉语学硕士后,著名语言学家、导师黄典诚对他说,《世说新语》中的“许”可表示远的指代词“那”,与今泉州话用法相同,建议他研究该书词汇。
  在《世说新语》中,王建设发现一片闽南语独有的、连接古远与现实的天地:书中的人称代词“我”“汝”“伊”在闽南话沿用至今,“阿瓜”“阿龙”“阿兄”这样盛行于汉魏六朝的称呼语在闽南语中仍在通行,和上海话一样,闽南语中还保留着“鸡母(母鸡)”“人客(客人)”“历日(日历)”这样在古汉语中常见的构词形式,“未”和“无”与古汉语的用法也很接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台湾曾风靡一时的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名字《酒干倘卖无》就是一句闽南语,“无”放在句末,表示询问语气,意为“有酒瓶子可卖吗?”通过对《世说新语》的研究,王建设最终完成了1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世说新语泉州话证》。
  除了保留古词,闽南语还留存着上古、中古时期的古音。王建设解释说,闽南话存在着大量文白异读的现象,即闽南话中一个字既有口语读音,又有作为书面语时的发音,这就类似北京话中的“剥”既可以读“剥(bāo)皮”,又读“剥(bō)削”。闽南话中白读音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先秦,象征着古老, 而文读音有着晋唐遗响,听起来文雅。
  在闽南语中,“陈”字既有文读音(dín),又有白读音(dán),读“陈皮”时,要用文读音,当读“陈圆圆”这个名字时,姓要用白读,名要用文读,读作[dán uán uán](音似“dán完完”),如果“圆圆”用白读,则读作[in](似“银”的发音),则有表示这个人圆滚滚的意味。黄典诚还曾写过一篇《晋唐古语在泉州》的文章,文中称,如果依照文读音,当今的泉州人可以和李白、杜甫这样的古之圣贤一起吟诗作对。闽南文化中的南音、梨园戏能让人感受到源于唐宋时期的唱腔曲调。   方言的一大特征是随着人口迁徙,得以形成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口音并保留不同历史阶段的古音。比如说,南宋时大量移民进入岭南,形成了粤语区,并在之后因与中原阻隔,很少遭受战乱影响,因而粤语保留了一些中古汉语的遗音,而在读一些押入声韵的诗词时,粤语的韵脚几乎完美。像上海话一样,闽南语和粤语也都有向外来语借词的传统,比如说“锦(game,量词,局)”“斐叟(whistle,哨子)”“巴士”“老公”“老婆”等。

方言能力缺失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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