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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斌从酒店的房间走出来，接受这一天的最后一家媒体专访。从早到晚的采访车轮战把他折腾得够呛，每一次轱辘碾过，都得回屋缓几分钟，再出来继续说话。
在两架摄影灯的包夹下坐定，陈建斌神色如常，没有兴奋，也没有倦色。桌上一盘马卡龙，黄白粉绿，码得齐整，一点儿没动。不同的采访提纲散落各处，从五号宋体到初号黑体，各种大小型号。
51岁这一年，陈建斌带来了自己的第二部导演作品《第十一回》。电影拍摄于2018年，经历了忐忑不安的等待和删改，终于开始了兵荒马乱的宣传期。
此前，他说起选档期时“很受侮辱”：“我问这个档期行不行？他们说不行，这是暑期档，会有这些电影。我又问那个点行不行？人家说也不行，那个点是那种电影……就感觉365天，每一天都不适合。”
电影拍摄成本5000多万，收回成本，票房差不多要两个亿。他做了不少突破自己“从业底线”的事，比如穿上袍子拍抖音，但为了电影，还是豁出去了。
上映第四天，《第十一回》豆瓣7.5分，票房4015万——一个不低的分数、一个不太理想的收益，陈建斌站在很多新锐导演都曾置身的十字路口，在个人审美与观众口味之间，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在对票房的随缘与焦灼之间。
他在微博写了一首诗：“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像个诗人/这是一种耻辱/还是一种光荣/一百万朵玫瑰/佩戴胸前/一个受伤的苹果/握在手中……”
难产的艺术
或许是巧合，《第十一回》讲的也是一件艺术作品艰难的诞生。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大鹏饰）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改编自一桩陈年旧案——30年前，马家沟村的一对男女，大白天在拖拉机下脱了裤子;女人的丈夫撞见后，一怒之下，用拖拉机轧死了两人。
每一次，演员们在舞台上排演得激情澎湃，就会有闯入者将他们打断。先是“杀人犯”马福礼（陈建斌饰），说自己没杀人，认罪是为了保住“男人的面子”;再是死者的弟弟，拍下20万要求改戏，说哥哥是受害者，一切只是女人意乱情迷的勾引;再是市领导，说“男女乱搞”的戏码，价值导向有问题。资本、权力相继登场后，胡昆汀又因为出轨女演员贾梅怡（春夏饰）惨遭封杀……剧本不断被修正，艺术越来越跑偏，直至沦为闹剧。
艺术荒诞，现实也如此。真相如《罗生门》一样难以抵达。马福礼如“男版秋菊”，在不断“要个说法”的过程中，被不同人做着定义。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神棍”屁哥劝他做个“四大皆空的修行人”。
陈建斌由此搭建起他挚爱的两个世界。一边是中国老百姓的现实主义，那里有马福礼、金财玲（周迅饰）和金多多（窦靖童饰）一家，守着自家的早点摊，把鸡飞狗跳的日子，过得坚韧粗粝、生气淋漓。
一边是戏剧营造的幻梦光影。话剧团里的各号人物，名字都是“谐音梗”：贾梅怡是“梅姨”梅丽尔·斯特里普，胡昆汀是昆汀·塔伦蒂诺，团长傅库司致敬的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保卫科苟也武对照的是北野武。这些人，都是陈建斌爱的，如同电影里嵌入的那些经典戏剧台词，来自他熟记于心的莎士比亚、契诃夫、阿瑟·米勒。
這是陈建斌的私心。“我从20岁到32岁，一直在中戏。我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剧场和舞台。”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你可以把《第十一回》理解为一部戏剧。”
他抱着“永无止境”的心态来导这出戏，从开拍到杀青，几乎每一天都在改剧本。原本的片名叫《如是我闻》，到后期快定剪时，又忽发奇想，要做一版“章回体”，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召唤好友史航来家里，起了10个章回的回目。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电影改名叫《第十一回》。
“这个电影只有十回，就像一场戏剧的序幕。当序幕结束，灯光打亮，每个观众走出影院的时候，属于他（她）的第十一回，才真正开演。”陈建斌说。
新疆与少年
这也是他最初为电影击中的地方。
1982年，陈建斌在乌鲁木齐八中开始了初中生活。从家到学校，经过3家电影院，他经常背着书包去上学，路上直接拐进影院，看上一天。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文艺时代正在展开，陈建斌被香港的武打片，磁带里的费翔、张蔷和同学家订的《中篇小说选刊》彻底分了心。
1988年，高考落榜的陈建斌当起了待业青年。那一年，他看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与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散场时，天是亮的，他特别惆怅：“故事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如果能变成电影里的人多好？”
那一年，陈建斌第一次来到北京。亲戚在王府井逛街，他独自一人从南往北走到了北京人艺，走到了美术馆，在那里买了一套《新浪潮诗集》。
回去后，陈建斌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剧本《蓝灰黑》，三个故事三种颜色，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红白蓝》还早四五年。他联系了两个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借了一个碘钨灯和一个M7摄像机，又找来一个朋友做演员。“开机仪式”在新疆大学的一间教室举行，几天后，因为没钱，剧组散伙。
他和朋友商量，要先积累资金。陈建斌从外婆家拿了一个铁油桶，改造成烤炉，卖烤红薯。生意很不错，照这个势头，能开一个饭馆，挣了钱再拍片。直到他们的烤炉被城管拉走，理想再一次破灭。
待业第二年，中央戏剧学院来新疆招生。三试过后，陈建斌焦急地等待放榜结果，给来招生的何炳珠老师写了一封长信。“我今年就20岁了，我清醒地明白，我的一生不能没有艺术，不能没有表演，不能没有这个唯一让我狂热，让我不能自已，让我沉醉，让我觉得生活还有乐趣，让我为它激扬奋发、斗志不渝的东西……”信的结尾，一连点了15个感叹号。
1990年，陈建斌、王学兵、李亚鹏、曹卫宇等17个新疆孩子，登上了开往北京的T70次绿皮火车，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下车时，所有人腿都肿了。
大一假期，陈建斌和王学兵得到在琼瑶剧《梅花烙》里跑龙套的机会，两人演一对侍卫，报酬70块。拿到钱后，他们到学校对面的小饭馆美美吃了一顿宫保鸡丁配炒疙瘩。
大二那年，中戏导演系硕士毕业的孟京辉排练《等待戈多》，主演是胡军和郭涛。陈建斌看着师哥们表演，发现根本看不懂，只隐约感觉，这个戏很革命、很前卫。在“导演的话”中，孟京辉写下那句著名的“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这部戏，还有这句出自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诗，猛烈地冲击了陈建斌，回响悠长。
1994年，新疆班迎来毕业大戏《第十二夜》。演出很轰动。陈建斌演的角色叫马伏里奥，念快一点，就是《第十一回》里的马福礼。
编剧汪海林发现了这个巧合，陈建斌回他：“英雄怕见老街坊。”
瘋子与帝王
四年一梦，新疆班是定向培养，毕业后必须回去，和新疆话剧团签10年合同。
13天后，看着失魂落魄的孩子们，剧团领导松了口。其他人纷纷跑回了北京，继续拍戏，当“北漂”，只剩下陈建斌一个人。
一年多后，何炳珠老师让他回来考研。陈建斌求之不得，给老师回信：“目前我的生活非常单纯，每天两件事，学英语和锻炼身体，英语看累了就看一段斯坦尼，每次都让我特别地思念舞台，掐指一算，已经有550多天没演过戏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不要放弃。”
靠着绝佳运气，英语选择题只会蒙B和C的陈建斌重回北京。同学的名字渐渐出现在电视剧演员表的时候，他坐在图书馆里读契诃夫的剧本。
1997年的一个晚上，陈建斌在操场溜达，被迎面走来的孟京辉叫住，加入了他的《爱情蚂蚁》剧组。排戏的时候，陈建斌、周迅、陶虹和孟京辉四个人搭伙吃饭，大家轮流付钱。
那一年，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孟京辉把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改编成话剧，在一起发生于1969年米兰火车站的爆炸案中，嵌入21世纪中国社会现实的浮世绘。
这成为中国先锋戏剧的高光时刻，首演场场爆满，舆论轰动。陈建斌饰演疯子，拿一根棒球棍去砸圆白菜。大量的台词，夹杂着质疑抨击，从他口中喷吐而出，包括针对他们正在进行的先锋戏剧：“我一直看不上那帮先锋派，舞台上摆十个八个电视、一堆破纸盒子，如今还有砌水池子的，都哪儿跟哪儿啊，根本就是现实主义功力不够，上这儿来哗—众—取—宠！”
那是1998年，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同年问世的，还有著名的《恋爱的犀牛》。先锋开始回撤，孟京辉开启了他的商业时代。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恋爱的犀牛》里，编剧廖一梅写下这段著名的开篇台词，灵感来自近视的陈建斌。那一年，他研究生毕业，在地安门的一个筒子楼租了房，房租800块，没有暖气。演“无政府”的那个冬天，陈建斌一直在不停地感冒，最后买了一个很小的电暖气，放在床垫子旁，先把自己右边烤热了，再翻过身烤左边。
孟京辉找他来演《恋爱的犀牛》，陈建斌拒绝了——他已经弹尽粮绝，准备去拍电视剧了。
那一年，同学李亚鹏和王学兵到上海拍《爱相随》，导演是戏文系87级的师哥张一白。快杀青时，张一白对片名不满意，在剧组悬赏征名。陈建斌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建议，“叫‘将爱情进行到底’呗”。于是，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部青春偶像剧。
中国电视剧市场，由此开启了长达10年的黄金时代。陈建斌凭借《结婚十年》、《乔家大院》和《甄嬛传》，进阶“明星”行列。
各个剧组都流传着他加台词、改动作的故事。《新三国》里，陈建斌演曹操，加了3场小解的戏。“31年的过程中撒3泡尿难道不应该吗？”他看古今帝王的传记，他们做很多重大抉择，是在洗澡的时候、在卫生间里，“难道他想上个厕所、想放个屁还得憋着？”他最津津乐道的发挥是曹操临终那场戏：恍惚间，曹操看到酒樽里的圆月，伸手去捞，一无所有。他使出最后一丝力气，两指一弹，酒滴飞溅，一代枭雄长逝。
曹操后，陈建斌演了另一位帝王——《甄嬛传》里的雍正。导演郑晓龙照着《末代皇帝》的标准，把这部言情网文改造成了颇具“正剧范儿”的清宫剧。
老派的诗意
《甄嬛传》后，陈建斌也陷入了雍正式的“不耐烦”，突然失去了表演的热情，什么戏都不想接。2013年，台湾导演钮承泽邀请陈建斌演《军中乐园》。他先是婉拒，看了一遍劇本，还是想演。
钮承泽的父亲是国民党老军官，壮年时就被诊断为渐冻人，最后20年躺在病床上，始终没能回大陆。陈建斌演一个老兵，有一场戏是在金门北山断崖上，对着海那边狂吼，“娘，俺想你！”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滑下。钮承泽在机器后面，一下哭了。
在金门，陈建斌用手指在iPad上写完了《一个勺子》的剧本，改编自河北作家胡学文的小说《奔跑的月光》。他将故事背景搬到了甘肃农村，将主角农民改成了放羊倌，名字也换作“拉条子”。
“拉条子”是他喜欢的吃食，“勺子”也是纯正的西北说法，意思是骂一个人傻。这让他感觉自己住进了角色的身体里：“我不用做准备，我就是他。”
2014年，电影开拍。陈建斌碰到了所有“处女导演能碰上的问题”。投资方撤资、原班底解散，朋友介绍了刚和张艺谋拍完《归来》的摄影团队，给了个友情打包价，但只能用30天。
陈建斌只用了20天，中间还放了一天假。他厌恶“假模假式”，追求“此时此刻”，屋子和羊圈是当地现成的，衣服是找农民买的，街市、城镇的几个长镜头，是棉帽子里藏摄影机，混迹到人群里偷拍的。
2014年11月，第五十一届台湾金马奖，陈建斌连中三元，先是凭《军中乐园》斩获最佳男配角，又凭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勺子》，获得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主角。颁奖礼上，当年从孟京辉那里听来的布勒东的诗被他说了两遍：“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
直至今天，他仍认为自己最好的表演献给了戏剧。“无政府”里的亢奋、癫狂和青春，再难以复制。2012年，他主演的电影《人山人海》上映，陈建斌写了一首《契诃夫来到我身边》，歌词这样写道：“诗篇总写在苦难的心灵中，契诃夫来到我身边。”
9年后的《第十一回》里，他终于让契诃夫，还有莎士比亚、阿瑟·米勒等等，来到身边。结尾处，马福礼站在舞台上，漫天血雨落下，遮天蔽日。那是陈建斌曾经历过的奇观，是“双M时代”（以牟森、孟京辉为代表的实验戏剧创作）那些电焊林立、果肉横飞、满地碎纸屑与碎玻璃的惊世骇俗。
他始终有一种老派文青的诗意。不久前，他送给妻子蒋勤勤一本《建斌诗集》，都是写给她的诗，从彼此认识到结婚15年。在一篇《生日颂歌》里，他写道：“古人今人，台上台下，去得太痴迷，人生如戏，不知哪个捉笔？”
他还为《一个勺子》写了一首推广曲，起名《给那个谁的第一首诗》：“二环路上明月光/照在钟鼓楼上就像是霜/抬头望着被人踩过的月亮/低头想起我的小村庄/叮叮当当铁匠房/我舅爷在钉马掌/蝴蝶穿过啤酒花停留在/我爷纳凉的窗……”
这是陈建斌写给故乡的情书。那个小村庄，是乌鲁木齐的八家户村。6岁之前，他与外公外婆住在那里，现在回忆起来，最难忘的童年场景，是夏日的水渠。
“黄昏的时候，水从渠的沟壑流下，冰凉、清甜，比矿泉水还好喝。村里人围在两边，还有人力车、驴车，大人们拿着盆和桶，等着打水，小孩们就在一旁玩。”
陈建斌用手比划形容着，“我觉得特别美好”。
那两分钟，他展现出难得的轻松和舒展，就像走进了自己的“第十一回”。
陈建斌
1970年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在《乔家大院》《新三国》《甄嬛传》等电视剧中塑造了乔致庸、曹操、雍正等经典角色。2014年，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勺子》，获得第五十一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2021年4月2日，最新电影《第十一回》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