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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新敖乡定居点
2016年秋天，我第二次来到内蒙古根河，喜欢纪录片《敖鲁古雅》的人可能不会马上明白，让他们为之感动的影像后来居然被这部片子真正的导演否定了。这位有着一副道士习气的导演周宇，在2006年看完了200小时关于使鹿鄂温克部落的纪录片素材，一心决定把这些素材剪辑成一部能够召唤灵魂的佳作。在我启程之前，周宇请我喝了顿酒，说托付我看看敖乡的芭姨、何协、柳霞和维加。《敖鲁古雅》在中国国内算是一部成功的纪录片，但周宇却感到无地自容。他告诉我：当你在那里看见这部片子中的那些主人公时，你做片子的心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所以《敖鲁古雅》这部片子，表达的只是个人情趣，并没有真正的把敖鲁古雅展现出来。
今天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坐落在根河市郊西部的三车间，距离301国道不远，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方式重大变革的使鹿部鄂温克人的第三个定居点。这一群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被称作“雅库特（使鹿部）”，讲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语敖鲁古雅方言，是的，这种古老的语言仅仅是名字就很复杂。他们自古信仰萨满教，是我国鄂温克民族中非常独特的一支猎民族群。他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2000年便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东北部尼布楚河上游的温多森林苔原高地。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逐驯鹿而居”的一支鄂温克人跟随着野生驯鹿来到了贝加尔湖喜北列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一带。18世纪，他们又沿着石勒喀河来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兴安”，一说为锡伯语“金阿林”音译，意为“白色的山”；一说为满语“丘陵”之意，又说为满语“金山”之意；再说为汉语“兴边安邦”之意—— 从语言上回溯历史，就能看到这片森林过去多样住民的影子：从旧石器晚期的肃慎人到建立北魏的鲜卑族，从鄂伦春族的祖先室韦人到反抗沙俄的满族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兴安岭开发计划”后大量内陆移民定居，这片白色的森林一直是为数不多的北方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广袤家园。
历史上，所有的鄂温克人都管自己叫“鄂温克”，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并没有像今天一样以“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来区分。所以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300年前从俄罗斯迁徙到大兴安岭的使鹿部鄂温克部落，今天会主动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距离现代城市如此之近、被水泥路面和砖混房屋包围的相对固定的时空里。他们对待自然世界的手段本应该是超然且带有想象的。在对自然资源贯彻以“保护、利用”为使命的当今社会科学面前，在“原始社会”需要尽快迈入“现代社会”的规划性意识形态面前，鄂温克人那些接近出世的思维很容易被看作是充满幻想的无稽之谈。随着大兴安岭过度开采导致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2003年，大部分使鹿鄂温克人迁出了位于满归北部的敖鲁古雅乡，搬进了根河市郊新定居点，随之而来的是枪支的上缴和猎民意识形态的改变及身份认同的动摇。不可否认，新敖乡是政府真正花了心思才修建好的，早年红白相间的鲜亮小屋与整修后芬蘭设计师别出心裁的设计、和谐化的行政管理和被理性复制的鄂温克风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和朋友与其他游客最大的不同只是在于没有四处寻求合影和自拍罢了。这里天气很冷，入冬后有零下四十多度。我们中秋过后过来，已经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凛冽寒意。从海拉尔开车三个半小时先到达根河市区，我们决定先在这里的一家涮肉馆小酌几杯，再去敖乡拜访鄂温克手工艺传承人宋仕华老师。
用鹿皮画讲鄂温克故事的汉人
我对宋老师并不了解，她的工作室在敖乡芬兰式联排别墅靠前的一栋，门口挂着“讷克勒斯艺术工作坊”的木匾。她应该是个感情经历丰富的过来人，如今在鄂温克定居点制作鄂温克传统艺术品并开办自己的艺术培训班。通常，这些鄂温克部落手工艺的再现，事实上也是政府在鄂温克“生态移民”工程后希望他们发展多样化经济的另一种方式。但宋老师的因缘或许并不单纯在这些纯手工的工艺品方面。我们过去时，她正在和另一位跟她学习鄂温克民间手艺的孙冬老师一起制作“撮罗子”。这种由桦树皮制成的尖顶型简易帐篷是鄂温克部落传统制造“住”（鄂温克语：房子、住处、房间）的技艺。即使今天，鄂温克猎民也鲜少有人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以最传统的方式去建造一个“撮罗子”。宋老师要赶在国庆长假之前为根河市文化局复制一个原汁原味的“撮罗子”，正忙得不可开交。从处理剥制煮过的桦树皮，到揉捻细密柔韧的鹿筋线，缝制和搭建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当然也缺少不了娴熟的技艺和对这项工作的热爱。
宋老师是汉族人，父亲是抗美援朝后来到根河支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的新住民，她是地道的林业第二代。不知道受什么影响，她很早之前就喜欢剪纸，后来用桦树皮作画，直到2003年从一幅照片上见到了柳芭的皮毛画，从此对这个民族艺术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早年，她决心去体验鄂温克猎民的生活以真正感受狩猎文化的核心美学时，鄂温克人并不怎么欢迎她。在年轻一代使鹿鄂温克人已经决定脱离大山和森林时，其他一走一过的汉族人更不被鄂温克老人放在眼里。十几年来，宋老师还是经常跑各个猎民点，和族人待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心态才逐渐放开。
宋老师自创的毛剪画手艺不凡，每幅作品都供不应求。她严格遵循制作程序，从挑选驯鹿皮到构思再到用剪刀作画，制作周期很长。但最初触动她灵魂并让她走入了使鹿鄂温克人群中的皮毛画，宋老师却不舍得出售。在工作坊二楼拐角的墙上，挂着鄂温克传统皮毛画《迁徙》，讲的是使鹿鄂温克民族从山中一个猎民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点的故事：迁徙途中，怎么熄灭原来的火堆，怎么整理搬家的东西，怎么把孩子放在篓子里……据说有人出价30万元购买，宋老师却跟我们一再强调这是非卖品。她有自己的想法，定下了自己的小目标。她给我们展示了进行中的另一幅皮毛画《萨满》，第三幅《狩猎》还在构思中。“我想把这个传统留下来。在我有限的几十年内，先把这些事儿做了；这些都是前人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艺术再来了解这些东西。虽然其间我也有机会挣钱，但是我离不了这片林子和土地，还是要先把这个事情做完。” 唯一能够制作皮毛画的鄂温克女艺术家芭姨的女儿柳芭过世后，这项传承被宋老师捡起来了。制作它们是与使鹿鄂温克人结下的深厚渊源，她的手艺被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所推崇，成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之一。在世界驯鹿民族大会上，她的皮毛画让北极圈内其他驯鹿民族的人赞叹不已。在有着新鲜“粘团子”（兴安岭黄牛肝菌）拌洋葱、土豆炖牛肉和海拉尔啤酒的晚餐时刻，宋老师借着微微的酒意跟我们聊起了“讷克勒斯”这个名字的来历。“当年在山上时，芭姨（芭拉杰依·柯拉丹木）给我起了名字。最早有人说叫伊莲娜吧，芭姨说不好听，说叫‘讷克勒斯’吧——这几个字怎么写我都记下来了。”后来在别的猎民点上，她才听到别的老人说，芭姨的妈妈那一辈有个女孩子就叫讷克勒斯，那个女孩子手很巧。
活着的和陈列着的鄂温克文化
宋老师醉心于鄂温克传统技艺的世界，推广这些传统手工艺活动成为了她生活工作的焦点。在展示各种鄂温克传统艺术品的同时，还答应让我们见见秋冬季下山住在定居点的芭姨。
芭拉杰依·柯拉丹木被大家尊称为芭姨，据说老太太脾气很怪，秉性难以琢磨。她是《敖鲁古雅》中主人公维加和柳霞的母亲，是在世为数不多的血统纯正的使鹿鄂温克人，也是中国使鹿鄂温克最后的萨满妞拉的女儿。宋老师的工作坊距离芭姨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路程。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在休息，斜倚在暖和的房间里看着电视，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老太太，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最近老人身体欠佳，虽然和大多数上了年纪的鄂温克人一样热爱山中的生活，但秋冬苦寒，她不得不搬到山下休养，等来年开春驯鹿产仔时再回猎民点。自从纪录片《敖鲁古雅》获得白玉兰奖后，前来拜访她的人络绎不绝。一拨一拨人来得多了，芭姨根本不以为然。这种被关注本身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芭姨心里明白得很，来人了只是继续把着电视遥控器并对着屏幕呵呵一笑。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是这个民族剧烈变动的见证者之一，在历史的进程中摸爬滚打，目睹本民族最后神使的消失，品尝了亲人提前离世的痛苦，她冷淡直接的神情中散发出灵魂被生活撞击和打磨后折不断的刚毅。很难想象，大部分亲人和生人都咋舌“厉害”的老太太在新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驯鹿角上的彩带》中，竟以极为清丽细腻的文字将一位森林女儿的直爽与温柔演绎得丰饶多情。刚听说她的癌症基本没有大碍了，这必是她善良的心相所然。
敖乡还有个鄂温克部落的博物馆，我最感兴趣的是里面陈列的几把猎枪，小口径，英七七，五六半。我在读大学时曾看过一张鄂温克人在森林中持枪的照片，感到一种人、枪、环境和谐并合一的感觉。对于到敖乡旅游的人来说，可能鄂温克禁猎后的生态移民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生活：政府扶持鄂温克人驯养驯鹿，他们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在森林中辛苦地迁徙，不再到处打猎，驯鹿不再是搬运工，鹿茸和鹿皮已经变成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对于那些根生于森林中的老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至少被撕裂了一半。以前他们是山岭的主人，“撮罗子”只是居住场所，真正意义上的家是整片森林。如今，禁猎让“猎民”这一称谓名存实亡，山中失去了森林中生活的臂膀，山下又无法传承和创造真正带有生机的民族文化，使鹿鄂温克文化的再现，更多只能在敖乡的民俗博物館中过往种种遗迹的陈列中展现。
阿龙山猎民点上的柳霞
过去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中，饲养驯鹿只是为了像吉普赛人迁徙那样，作为一种协助人力的搬运工具。比起猎枪，驯鹿是当下保留使鹿鄂温克传统再好不过的素材。21世纪鄂温克生态移民之初，曾设想圈养驯鹿。但这种高贵的生物偏执地热爱纯净的山泉和清冷的苔藓、石蕊、鲜蘑，圈养注定了驯鹿的生病、瘦骨嶙峋和死亡。驯鹿下不了山，而老的使鹿鄂温克人离不了驯鹿，所以大兴安岭的森林中还散布着好几个猎民点。即使不打猎，他们也不愿意下山生活，这是最后的狩猎族群中一部分坚定的秉性所致。
小时候，我曾认为大兴安岭中生活着老虎，森林中大树繁茂，我无比向往，但长大后才知道这里没有了老虎，而多有棕熊出没。在新中国过去若干年林业开发的浪潮中，各地森林大都遭遇了“剃头运动”，大兴安岭以其看似取之不竭的丰富资源更是被大肆挥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于木材的需求日益增加，林业砍伐工以人拉肩扛的形式挺进了大兴安岭，从此几十年的时光中，这里唤起过中国林业的黄金时代。那时砍伐工砍倒一棵树需要一个小时，他们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6点准时上班， 在森林里工作一整天。阿龙山就是老一辈砍伐工在林区深处建设开发的城镇之一。阿龙山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部，距离根河不远，历史上只是一个林业采伐站。如今根河前往阿龙山的301国道两旁的森林已经很难看见大树，多是直径碗口粗细的落叶松和樟木。虽然看不到壮观的大树，但禁伐禁猎多年总是有所成效，穿梭在大兴安岭中，国道两旁不但色彩宜人，傍晚和夜间也不时会有兔子和猫头鹰出现在公路上，偶尔跟车前行。
晚上8点到达阿龙山镇，这里只有一条主要的十字街道，饭店、菜站、超市、宾馆和政府机构大都在这条十字街上，几十年前的建筑上还有褪色的老标语“毛主席万岁”。阿龙山的夜晚很冷，刚刚9月的晚上就要零下了。街上早点铺开得很早，我们在早点铺约了森林公安孙树文见面，说一会儿要到阿龙山腹地的猎民点去看看芭姨的女儿柳霞。孙树文痛快地答应了，但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带酒上山。
在此之前，柳霞的弟弟维加因过量喝酒而受了重伤，孙树文当时正在猎民点上，第一时间连夜将维加送到了医院，柳霞因此允诺戒酒，据说已经一个月了。我确实在《敖鲁古雅》片中见过他们喝完酒后，柳霞把弟弟维加打得头破血流的场面，这是继续留守在森林中鄂温克人非理性色彩比较浓重的特点。维加年轻时专门学过画画，很多人想买他的画，但他往往喝了酒才画，画一张烧一张，他说他的画是画给萨满看的。柳霞的原配丈夫死于车祸，儿子雨果年幼时被送去无锡读书，她说大兴安岭是她的家，除了这里哪也不想去，但如今的森林与生活已经今非昔比，只能依赖酒精找回本属于她的情感依托。正值维加在哈尔滨住院，猎民点上只有柳霞和她的现任丈夫老翟，正是他们最忙碌的季节。 驯鹿只能在森林里自由奔跑才能长得好，以前，使鹿鄂温克猎民在森林中的猎民点是基于氏族的“乌力楞”，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族长，各部落和氏族成员再选举出共同的酋长。而随着林中生活在整个族群中的淡化，“乌力楞”也逐渐瓦解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猎民点，每家饲养几十头驯鹿。9月正值驯鹿发情期，雄性驯鹿的脾气稍有些暴躁，经常会与其他个体发生争执，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鄂温克人每天都要给驯鹿“倒班”，用松树或桦树围栏圈住驯鹿，分批次让它们自由活动和采食；此外还需要为驯鹿过冬采集大量的苔藓。
柳霞他们所居住的猎民点在县级公路的旁边进去林子中约20公里，交通还算方便。政府免费为猎民点的鄂温克人提供一间可移动的木屋（类似房车车厢），里面配备了电视，冬天也可以烧暖气。但柳霞除了上去看看电视，平时还是喜欢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待着，只要一个火炉、一根蜡烛、一瓶酒就足够了。我一下车，就被柳霞的两只憨厚的大狗團团围住，这是雪獒的后代卡其（鄂温克语：小姑娘）和蒙古獒犬大黑，它们看上去异常高兴的样子。老翟是吉林人，第一时间出来迎接，他和我们打了招呼，告诉我们柳霞昨晚电视剧看得太晚，所以正在帐篷里睡觉。正巧有一头公鹿脚受了伤，老翟让孙树文帮忙给一头中年驯鹿治疗前蹄的外伤，并告知我们现在不要过分接近个头大的雄鹿。
治疗接近尾声，驯鹿圈不足20米远的帐篷外，出现了一个面部通红身形臃肿的矮个子女人，她眼睛直勾勾地瞧了孙树文一眼，并没有理会，盛了一碗粥径直进了帐篷。孙树文感觉自己被骗了，急匆匆追上去气冲冲地问道：“是不是又喝酒了！”这恰恰是柳霞喝过酒的样子，她只是顶了孙树文一句说道：“大兴安岭是我的家，你管得着吗！”柳霞自原配丈夫死后就经常酗酒，有一阵子她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多数人都会与这个森林中性格怪异、嗜酒如命的女人保持距离。孙树文坐在帐篷里唠叨了她几句，警告她不能再藏酒喝，就下山去了。柳霞注意到来了新客人，便回自己居住的帐篷，拿出了她在山里摘的两大瓶红果送给我们。当地人管红果叫“雅格达”，和都柿（蓝莓）同一科属。气候变化让红果生存的加泰林逐渐退化，而外来采摘者使用的刮拨工具更对它们的生长造成了严重损害。柳霞说这是自己亲手一颗颗摘下来的，并没有让森林里的动物没得吃。她一边和老翟拌嘴一边打探我们有没有带酒，很像一头胆小的母鹿在打探陌生人的样子。
猎民点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单调，时间可以任意安排，柳霞趁着酒劲刚清醒一些赶紧给驯鹿倒班。她对鹿很温柔，就算公鹿跟她耍点脾气她也是咧开嘴呵呵地笑两声。她悄悄塞了一把豆粕给我们，鼓励我们去牵引一些性格温顺的鹿，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希望外人和自己的孩子多一些互动，了解它们是多么可爱。驯鹿即将过冬，有些鹿有外伤，必须增加营养和口粮，老翟要去山里采集苔藓，足足把10个化肥袋装满再分批运回来。我们决定一起去帮他打打下手。驯鹿吃的这种白色苔藓生长在环境良好的寒温带原始森林的地表，主要位于大兴安岭的西北坡。早上山林中露水含在苔藓中，是驯鹿很钟爱的食物。午间太阳起来，苔藓逐渐变得干燥，细细观察，它们就和驯鹿角一样呈现出美丽的分枝来。苔藓娇嫩生长缓慢，一片林子里苔藓被驯鹿吃光后，猎民们就要踏上迁徙之路，带领群鹿寻找另外一片苔藓丰富的地区。
柳霞清醒后变得沉默寡言，出奇地腼腆。她喜欢每一只驯鹿，喜欢这片森林，她很想念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她还说萨满告诉她，现在森林里的“狼”太多了。只有不被理性绑架，你才看得出来柳霞的温柔与鲜活。晚饭前，我给她和一只驯鹿拍摄了照片，她想让我们在猎民点住上一天，还反复强调着大兴安岭永远是她的家。
消失的鄂温克旧乡：奇乾与满归
我们并没有在猎民点上住宿，让我觉得愧对柳霞认真的邀约。从阿龙山开车继续往北，我们赶往莫尔道嘎、奇乾。我的印象里曾听大人说过一场关于大兴安岭的火灾，那是1987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秋季进入风大干燥的季节，护林防火是这里工作的重中之重。自驾车必须在莫尔道嘎的森林消防总队登记，办理防火证才能在原始森林里穿行。莫尔道嘎到奇乾的路况很好，沿途经过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和白鹿岛，风光相当秀美，拍拍停停要开上一天。
奇乾原来叫做乌启罗夫，是一座位于额尔古纳河畔的小村。由于靠近中俄边境，最早又居住着许多白俄罗斯人，这里成了鄂温克猎人早年与他们进行商贾贸易的集散地，也是20世纪50年代末使鹿鄂温克族最早的定居点。那时他们有叫做“木刻楞”的短暂居住点，还可以长时间自由地在森林中狩猎与生活。
从奇乾通往满归的森林如今被当地人称为“北三区”，包括奇乾、乌玛和永安山，由于当年某些原因未被开发，这里如今被称为“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景观（IFL）”，也是老猎民们所怀念的从前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常常讲起山上的野花、野兽、万物皆有灵性。我后来还看过日本的《百鬼夜行》，无论是鄂温克的萨满还是日本的山妖，我们的古人没有手电、没有测绘、没有卫星，他们认知的丛林基于来自本源的第一感觉。这些从人类的知觉和感性所诞生的东西和今天的理性科学比起来，并没有高下之别。当猎人在森林中见到自然更替，根据鸟叫辨别山火、根据云彩预测天气；林区人在夜深后听到林中怪异的声音，在白天看到被不知名野兽袭击和失踪的家禽，想必那一刻人们才真正“体验”过森林。现在我们通过分类学手段把土地碎片化之后，森林流于概念，也就失去了灵性。
到达奇乾大约晚上7点，我们在二黑家落脚。二黑的媳妇正热火朝天地炒菜做饭，招呼一个来自湖南的旅行团。9月奇乾的晚上特别冷，光是坐下等着上菜就打心眼里发慌，全身往外返寒气，据说这里冬天要零下50多度。来到奇乾的游客多数只为在这里过个夜，第二天早上眺望一眼河对岸的俄罗斯，然后留一组自拍照片走人。而我之前听阿龙山采蘑菇的人聊起奇乾这边有很美的原始森林，所以希望看看那些未经人类过多侵扰的森林是什么样子。天气好的时候，奇乾有极美的星空，银河在头顶的正上方闪耀，让人有伸手摘星的冲动。我们去时正值阴霾天，不仅让这座不通电的边陲小村的太阳能电板失去了作用，也无法见到靠近北极的穹顶了。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小雨，哪都湿漉漉的寒气逼人。我们再次一头扎进了四通八达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新修的道路上阴雨连绵，一百多公里的公路上只有我们一台车在行驶，森林深处手机又没有一点信号。雨下个不停，雾气也越来越大，秋雨绵绵带着寒冷的寸劲，森林已见不到浓密的绿叶，但挺拔的松树和桦树层层叠叠，枝蔓氤氲交错。途经着过火的林子，黑色高耸的枯枝呈现出桀骜的姿态，贴地的草丛和新生的小树在秋意萧瑟中透着深浅的黄色，准备迎接第一场冬雪的到来。中午到达满归镇，当年也是以林业建镇，是内蒙古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之一。除了鄂温克人，镇区的其他居民几乎都是林业职工。这里也是使鹿鄂温克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定居的地方。中苏关系恶化后，边境形势紧张，一起“吉米德事件”促成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的第二次搬迁。1965年，鄂温克猎民们搬到了满归北部17.5公里处的老敖鲁古雅乡。
我们特意去了一趟已经荒废的老敖乡。从满歸往北，公路边上有一座影壁一般的雕塑，绕过它便是一条小路。路中间有一只巨大的叼着烟斗的老鼠雕像，身上写着“严禁烟火”。它背后的尽头是老敖乡的大门，门前一条清澈的小河叮咚作响。通往敖乡的吊桥有一把大锁，桥对岸的大门上装饰着驯鹿角的纹饰，进去之后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如今野草丛生，远处的木屋有修葺的痕迹，秋风吹过，波浪一般的草丛中露出鄂温克人驾驭驯鹿和野猪飞奔的铜像。这荒凉的美被一阵狗吠刺破，远处来了一位看守的人。他说，这里被来自大庆的老板包下了要做生态旅游项目，闲杂人等不要擅自进入。想要去找鄂温克人，距离这里不远处就有一个猎民点。
多妮娅·布猎民点的大门上缠着铁丝网，进去可以看到一幅“鄂温克部落接待点—— 根河市旅游局”的牌子。这里生活着多妮娅夫妇，多妮娅是鄂温克人，她的丈夫是汉族人。本该已经搬迁到冬季猎民点的他们还没有开始收拾家什，大儿子石头住在根河市里，二儿子觉勒去了韩国留学，现在在北京通州开了自己的美容医院。我们去的时候，觉勒刚从帐篷里起身，他说回来帮家里干活的前几天被锯子弄伤了腿，要等伤势好了再搬迁。男主人提起偷猎者下套子导致驯鹿死亡，却被媳妇小心地阻止了。给驯鹿倒班时，多妮娅老太太将鹿一个个揪进了圈里，嘴里念叨个不停，好像是几世的冤家。帐篷外面的狗冲我们狂叫个不停，这场景让我没有更多耐心再待下去了。我心里明显知道，他们的精神，距那些把森林当家、驯鹿当孩子的鄂温克人已经很远了。
龙山月夜
“这里开车直接回阿龙山很近，我们买上酒回去找柳霞吧。”满归的“鄂温克风情”差点惹恼了我，幸亏朋友突然想出了个不错的主意。这几天大家其实都十分想念阿龙山的柳霞。从多妮娅·布部落往南，我们再次回到了柳霞的家。两只獒犬依然发挥了听声迎人的本事，老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拿出了搪瓷杯子，给我们倒上了炉子上热腾腾的草药茶。柳霞还在追问我们，“前几天你们到底晚上在这里住了没有？我听老翟说你们第二天很早就走了，没见人……”
天色有点灰蒙蒙，老翟说是哪里林子着火了。我们跟他说俄罗斯那边森林大火烧了好几天，霾都吹到了大兴安岭这里。夫妻俩帮驯鹿倒完了班，开始张罗着准备晚餐。柳霞搬开压在陶土缸上的石头，捞出一些腌制的粘团子。已经过了采集新鲜蘑菇的季节，鄂温克人就把采来的蘑菇存放在陶罐陶缸里过冬。
天色将暗时我们倒上了一盅酒，就着炒蒜薹和凉拌粘团子，在卡其、大黑的陪伴下吃上了此行最美好的晚餐。柳霞回忆起过去的生活：那时真好啊，我们鄂温克的姑娘，最喜欢毛主席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皮肤很细嫩的小姑娘就用最细的绣花针穿上最细的鹿筋线轻轻地挑起手上最薄的那层透明的皮肤，绣上“毛主席万岁”的字样；老翟轻轻地念叨，一日夫妻百日恩，那千日夫妻又会怎样？我们指着储水的大缸逗柳霞说这样一缸酒你能喝吗？她大笑着说那不能啊这不喝死了。节能灯泡微弱的光影把生活留在他们脸上的沟壑勾勒得更深刻了一些，微笑的老翟转头对我们说：“平日里我们在山里一句话也没有，也就喝了一点酒之后我爱逗逗她。”
其时月胧星淡，山风猎猎，都静止在这方寸之间。林间生活的全部便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敞开与发自内心的全然感受，唯独不太需要理智的言语。酒后兴起偶然一说，也不过是让森林偷听一两句人类真情流露时的小玩笑罢了。这便是猎人和萨满后代才心领神会的与森林相处的方式。
陆上行舟 林海一粟
几天前在阿龙山稍作逗留时，我们去了趟奥克里堆山。“奥克里堆”鄂伦春语意为“雪石岩峰”，海拔1523米，是内蒙古境内海拔最高的山之一。山脚下是另一个鄂温克猎民点，我们去的时候男主人侯二正忙着为移动木屋的落脚处再铺上一层木板，让冬天的屋子再舒适些。
午饭后天气转晴， 我们登上了奥克里堆山顶，当地人把这座死火山也称做“秃顶子山”，从针阔混交林过渡到山峰顶部的乱石堆，步行不过一个小时。山顶上常年刮着六七级以上的大风，只有一片片红果“雅格达”顽强地匍匐在火山岩碎石堆的缝隙中。山顶上有一座林业管护站和一座敖包。去之前，宋仕华老师便电话嘱咐我们一定要带上几小瓶二锅头登顶拜祭一下，敖包里供奉着一条黑色的龙。山顶上俯瞰大兴安岭，层层叠叠的五花山峦和夕阳余晖下蜿蜒闪耀的贝尔茨河恍若无际大海。
1982年，赫尔佐格在《陆上行舟》里让菲兹卡拉多拖着纯白色大船“玛丽号”翻过了南美热带雨林的山头。当理性趋于极致一跃成为狄奥尼索斯式的疯狂时，与雨林土著对话的时刻来临，还没失去神话的自然之子愿以生命相助。2016年，我们开着SUV穿行在大兴安岭中，好似另一种“陆上行舟”，希望触碰到那些能够真正与自然和森林交谈的人们，窥视那些能够自由来往于天地间的灵魂。
在赫尔佐格的影片中，菲兹卡拉多以超越意志的强力实现了疯狂的梦想。然后，他收起了理性的狂妄回归平静：对发生的一切他只能说“我看见了”；在这个秋日茫茫山岭的树影婆娑间，我们遇到了散落在大兴安岭森林各处的鄂温克人和围绕他们身周的萨满之光—— 有些已然泯灭、有些还在微弱地闪耀着—— 在历史的车轮和自然的变迁中成为浮游的林海一粟，对于这些倔强的灵魂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也只能说：“我看见了。”
2016年秋天，我第二次来到内蒙古根河，喜欢纪录片《敖鲁古雅》的人可能不会马上明白，让他们为之感动的影像后来居然被这部片子真正的导演否定了。这位有着一副道士习气的导演周宇，在2006年看完了200小时关于使鹿鄂温克部落的纪录片素材，一心决定把这些素材剪辑成一部能够召唤灵魂的佳作。在我启程之前，周宇请我喝了顿酒，说托付我看看敖乡的芭姨、何协、柳霞和维加。《敖鲁古雅》在中国国内算是一部成功的纪录片，但周宇却感到无地自容。他告诉我：当你在那里看见这部片子中的那些主人公时，你做片子的心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所以《敖鲁古雅》这部片子，表达的只是个人情趣，并没有真正的把敖鲁古雅展现出来。
今天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俗乡，坐落在根河市郊西部的三车间，距离301国道不远，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方式重大变革的使鹿部鄂温克人的第三个定居点。这一群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在历史上被称作“雅库特（使鹿部）”，讲满—通古斯语族的鄂温克语敖鲁古雅方言，是的，这种古老的语言仅仅是名字就很复杂。他们自古信仰萨满教，是我国鄂温克民族中非常独特的一支猎民族群。他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2000年便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东北部尼布楚河上游的温多森林苔原高地。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逐驯鹿而居”的一支鄂温克人跟随着野生驯鹿来到了贝加尔湖喜北列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一带。18世纪，他们又沿着石勒喀河来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大兴安岭——“兴安”，一说为锡伯语“金阿林”音译，意为“白色的山”；一说为满语“丘陵”之意，又说为满语“金山”之意；再说为汉语“兴边安邦”之意—— 从语言上回溯历史，就能看到这片森林过去多样住民的影子：从旧石器晚期的肃慎人到建立北魏的鲜卑族，从鄂伦春族的祖先室韦人到反抗沙俄的满族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大兴安岭开发计划”后大量内陆移民定居，这片白色的森林一直是为数不多的北方少数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广袤家园。
历史上，所有的鄂温克人都管自己叫“鄂温克”，译成汉语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并没有像今天一样以“索伦”“通古斯”“雅库特”来区分。所以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宗教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300年前从俄罗斯迁徙到大兴安岭的使鹿部鄂温克部落，今天会主动选择生活在这样一个距离现代城市如此之近、被水泥路面和砖混房屋包围的相对固定的时空里。他们对待自然世界的手段本应该是超然且带有想象的。在对自然资源贯彻以“保护、利用”为使命的当今社会科学面前，在“原始社会”需要尽快迈入“现代社会”的规划性意识形态面前，鄂温克人那些接近出世的思维很容易被看作是充满幻想的无稽之谈。随着大兴安岭过度开采导致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2003年，大部分使鹿鄂温克人迁出了位于满归北部的敖鲁古雅乡，搬进了根河市郊新定居点，随之而来的是枪支的上缴和猎民意识形态的改变及身份认同的动摇。不可否认，新敖乡是政府真正花了心思才修建好的，早年红白相间的鲜亮小屋与整修后芬蘭设计师别出心裁的设计、和谐化的行政管理和被理性复制的鄂温克风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和朋友与其他游客最大的不同只是在于没有四处寻求合影和自拍罢了。这里天气很冷，入冬后有零下四十多度。我们中秋过后过来，已经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凛冽寒意。从海拉尔开车三个半小时先到达根河市区，我们决定先在这里的一家涮肉馆小酌几杯，再去敖乡拜访鄂温克手工艺传承人宋仕华老师。
用鹿皮画讲鄂温克故事的汉人
我对宋老师并不了解，她的工作室在敖乡芬兰式联排别墅靠前的一栋，门口挂着“讷克勒斯艺术工作坊”的木匾。她应该是个感情经历丰富的过来人，如今在鄂温克定居点制作鄂温克传统艺术品并开办自己的艺术培训班。通常，这些鄂温克部落手工艺的再现，事实上也是政府在鄂温克“生态移民”工程后希望他们发展多样化经济的另一种方式。但宋老师的因缘或许并不单纯在这些纯手工的工艺品方面。我们过去时，她正在和另一位跟她学习鄂温克民间手艺的孙冬老师一起制作“撮罗子”。这种由桦树皮制成的尖顶型简易帐篷是鄂温克部落传统制造“住”（鄂温克语：房子、住处、房间）的技艺。即使今天，鄂温克猎民也鲜少有人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以最传统的方式去建造一个“撮罗子”。宋老师要赶在国庆长假之前为根河市文化局复制一个原汁原味的“撮罗子”，正忙得不可开交。从处理剥制煮过的桦树皮，到揉捻细密柔韧的鹿筋线，缝制和搭建都是实打实的力气活，当然也缺少不了娴熟的技艺和对这项工作的热爱。
宋老师是汉族人，父亲是抗美援朝后来到根河支援大兴安岭林区开发的新住民，她是地道的林业第二代。不知道受什么影响，她很早之前就喜欢剪纸，后来用桦树皮作画，直到2003年从一幅照片上见到了柳芭的皮毛画，从此对这个民族艺术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早年，她决心去体验鄂温克猎民的生活以真正感受狩猎文化的核心美学时，鄂温克人并不怎么欢迎她。在年轻一代使鹿鄂温克人已经决定脱离大山和森林时，其他一走一过的汉族人更不被鄂温克老人放在眼里。十几年来，宋老师还是经常跑各个猎民点，和族人待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心态才逐渐放开。
宋老师自创的毛剪画手艺不凡，每幅作品都供不应求。她严格遵循制作程序，从挑选驯鹿皮到构思再到用剪刀作画，制作周期很长。但最初触动她灵魂并让她走入了使鹿鄂温克人群中的皮毛画，宋老师却不舍得出售。在工作坊二楼拐角的墙上，挂着鄂温克传统皮毛画《迁徙》，讲的是使鹿鄂温克民族从山中一个猎民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点的故事：迁徙途中，怎么熄灭原来的火堆，怎么整理搬家的东西，怎么把孩子放在篓子里……据说有人出价30万元购买，宋老师却跟我们一再强调这是非卖品。她有自己的想法，定下了自己的小目标。她给我们展示了进行中的另一幅皮毛画《萨满》，第三幅《狩猎》还在构思中。“我想把这个传统留下来。在我有限的几十年内，先把这些事儿做了；这些都是前人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艺术再来了解这些东西。虽然其间我也有机会挣钱，但是我离不了这片林子和土地，还是要先把这个事情做完。” 唯一能够制作皮毛画的鄂温克女艺术家芭姨的女儿柳芭过世后，这项传承被宋老师捡起来了。制作它们是与使鹿鄂温克人结下的深厚渊源，她的手艺被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所推崇，成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之一。在世界驯鹿民族大会上，她的皮毛画让北极圈内其他驯鹿民族的人赞叹不已。在有着新鲜“粘团子”（兴安岭黄牛肝菌）拌洋葱、土豆炖牛肉和海拉尔啤酒的晚餐时刻，宋老师借着微微的酒意跟我们聊起了“讷克勒斯”这个名字的来历。“当年在山上时，芭姨（芭拉杰依·柯拉丹木）给我起了名字。最早有人说叫伊莲娜吧，芭姨说不好听，说叫‘讷克勒斯’吧——这几个字怎么写我都记下来了。”后来在别的猎民点上，她才听到别的老人说，芭姨的妈妈那一辈有个女孩子就叫讷克勒斯，那个女孩子手很巧。
活着的和陈列着的鄂温克文化
宋老师醉心于鄂温克传统技艺的世界，推广这些传统手工艺活动成为了她生活工作的焦点。在展示各种鄂温克传统艺术品的同时，还答应让我们见见秋冬季下山住在定居点的芭姨。
芭拉杰依·柯拉丹木被大家尊称为芭姨，据说老太太脾气很怪，秉性难以琢磨。她是《敖鲁古雅》中主人公维加和柳霞的母亲，是在世为数不多的血统纯正的使鹿鄂温克人，也是中国使鹿鄂温克最后的萨满妞拉的女儿。宋老师的工作坊距离芭姨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路程。我们去的时候她正在休息，斜倚在暖和的房间里看着电视，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老太太，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最近老人身体欠佳，虽然和大多数上了年纪的鄂温克人一样热爱山中的生活，但秋冬苦寒，她不得不搬到山下休养，等来年开春驯鹿产仔时再回猎民点。自从纪录片《敖鲁古雅》获得白玉兰奖后，前来拜访她的人络绎不绝。一拨一拨人来得多了，芭姨根本不以为然。这种被关注本身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芭姨心里明白得很，来人了只是继续把着电视遥控器并对着屏幕呵呵一笑。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是这个民族剧烈变动的见证者之一，在历史的进程中摸爬滚打，目睹本民族最后神使的消失，品尝了亲人提前离世的痛苦，她冷淡直接的神情中散发出灵魂被生活撞击和打磨后折不断的刚毅。很难想象，大部分亲人和生人都咋舌“厉害”的老太太在新近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驯鹿角上的彩带》中，竟以极为清丽细腻的文字将一位森林女儿的直爽与温柔演绎得丰饶多情。刚听说她的癌症基本没有大碍了，这必是她善良的心相所然。
敖乡还有个鄂温克部落的博物馆，我最感兴趣的是里面陈列的几把猎枪，小口径，英七七，五六半。我在读大学时曾看过一张鄂温克人在森林中持枪的照片，感到一种人、枪、环境和谐并合一的感觉。对于到敖乡旅游的人来说，可能鄂温克禁猎后的生态移民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生活：政府扶持鄂温克人驯养驯鹿，他们不必再像过去一样在森林中辛苦地迁徙，不再到处打猎，驯鹿不再是搬运工，鹿茸和鹿皮已经变成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对于那些根生于森林中的老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至少被撕裂了一半。以前他们是山岭的主人，“撮罗子”只是居住场所，真正意义上的家是整片森林。如今，禁猎让“猎民”这一称谓名存实亡，山中失去了森林中生活的臂膀，山下又无法传承和创造真正带有生机的民族文化，使鹿鄂温克文化的再现，更多只能在敖乡的民俗博物館中过往种种遗迹的陈列中展现。
阿龙山猎民点上的柳霞
过去使鹿鄂温克人的生活中，饲养驯鹿只是为了像吉普赛人迁徙那样，作为一种协助人力的搬运工具。比起猎枪，驯鹿是当下保留使鹿鄂温克传统再好不过的素材。21世纪鄂温克生态移民之初，曾设想圈养驯鹿。但这种高贵的生物偏执地热爱纯净的山泉和清冷的苔藓、石蕊、鲜蘑，圈养注定了驯鹿的生病、瘦骨嶙峋和死亡。驯鹿下不了山，而老的使鹿鄂温克人离不了驯鹿，所以大兴安岭的森林中还散布着好几个猎民点。即使不打猎，他们也不愿意下山生活，这是最后的狩猎族群中一部分坚定的秉性所致。
小时候，我曾认为大兴安岭中生活着老虎，森林中大树繁茂，我无比向往，但长大后才知道这里没有了老虎，而多有棕熊出没。在新中国过去若干年林业开发的浪潮中，各地森林大都遭遇了“剃头运动”，大兴安岭以其看似取之不竭的丰富资源更是被大肆挥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于木材的需求日益增加，林业砍伐工以人拉肩扛的形式挺进了大兴安岭，从此几十年的时光中，这里唤起过中国林业的黄金时代。那时砍伐工砍倒一棵树需要一个小时，他们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6点准时上班， 在森林里工作一整天。阿龙山就是老一辈砍伐工在林区深处建设开发的城镇之一。阿龙山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部，距离根河不远，历史上只是一个林业采伐站。如今根河前往阿龙山的301国道两旁的森林已经很难看见大树，多是直径碗口粗细的落叶松和樟木。虽然看不到壮观的大树，但禁伐禁猎多年总是有所成效，穿梭在大兴安岭中，国道两旁不但色彩宜人，傍晚和夜间也不时会有兔子和猫头鹰出现在公路上，偶尔跟车前行。
晚上8点到达阿龙山镇，这里只有一条主要的十字街道，饭店、菜站、超市、宾馆和政府机构大都在这条十字街上，几十年前的建筑上还有褪色的老标语“毛主席万岁”。阿龙山的夜晚很冷，刚刚9月的晚上就要零下了。街上早点铺开得很早，我们在早点铺约了森林公安孙树文见面，说一会儿要到阿龙山腹地的猎民点去看看芭姨的女儿柳霞。孙树文痛快地答应了，但嘱咐我们千万不要带酒上山。
在此之前，柳霞的弟弟维加因过量喝酒而受了重伤，孙树文当时正在猎民点上，第一时间连夜将维加送到了医院，柳霞因此允诺戒酒，据说已经一个月了。我确实在《敖鲁古雅》片中见过他们喝完酒后，柳霞把弟弟维加打得头破血流的场面，这是继续留守在森林中鄂温克人非理性色彩比较浓重的特点。维加年轻时专门学过画画，很多人想买他的画，但他往往喝了酒才画，画一张烧一张，他说他的画是画给萨满看的。柳霞的原配丈夫死于车祸，儿子雨果年幼时被送去无锡读书，她说大兴安岭是她的家，除了这里哪也不想去，但如今的森林与生活已经今非昔比，只能依赖酒精找回本属于她的情感依托。正值维加在哈尔滨住院，猎民点上只有柳霞和她的现任丈夫老翟，正是他们最忙碌的季节。 驯鹿只能在森林里自由奔跑才能长得好，以前，使鹿鄂温克猎民在森林中的猎民点是基于氏族的“乌力楞”，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族长，各部落和氏族成员再选举出共同的酋长。而随着林中生活在整个族群中的淡化，“乌力楞”也逐渐瓦解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猎民点，每家饲养几十头驯鹿。9月正值驯鹿发情期，雄性驯鹿的脾气稍有些暴躁，经常会与其他个体发生争执，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鄂温克人每天都要给驯鹿“倒班”，用松树或桦树围栏圈住驯鹿，分批次让它们自由活动和采食；此外还需要为驯鹿过冬采集大量的苔藓。
柳霞他们所居住的猎民点在县级公路的旁边进去林子中约20公里，交通还算方便。政府免费为猎民点的鄂温克人提供一间可移动的木屋（类似房车车厢），里面配备了电视，冬天也可以烧暖气。但柳霞除了上去看看电视，平时还是喜欢在自己搭建的帐篷里待着，只要一个火炉、一根蜡烛、一瓶酒就足够了。我一下车，就被柳霞的两只憨厚的大狗團团围住，这是雪獒的后代卡其（鄂温克语：小姑娘）和蒙古獒犬大黑，它们看上去异常高兴的样子。老翟是吉林人，第一时间出来迎接，他和我们打了招呼，告诉我们柳霞昨晚电视剧看得太晚，所以正在帐篷里睡觉。正巧有一头公鹿脚受了伤，老翟让孙树文帮忙给一头中年驯鹿治疗前蹄的外伤，并告知我们现在不要过分接近个头大的雄鹿。
治疗接近尾声，驯鹿圈不足20米远的帐篷外，出现了一个面部通红身形臃肿的矮个子女人，她眼睛直勾勾地瞧了孙树文一眼，并没有理会，盛了一碗粥径直进了帐篷。孙树文感觉自己被骗了，急匆匆追上去气冲冲地问道：“是不是又喝酒了！”这恰恰是柳霞喝过酒的样子，她只是顶了孙树文一句说道：“大兴安岭是我的家，你管得着吗！”柳霞自原配丈夫死后就经常酗酒，有一阵子她看谁不顺眼就打谁，多数人都会与这个森林中性格怪异、嗜酒如命的女人保持距离。孙树文坐在帐篷里唠叨了她几句，警告她不能再藏酒喝，就下山去了。柳霞注意到来了新客人，便回自己居住的帐篷，拿出了她在山里摘的两大瓶红果送给我们。当地人管红果叫“雅格达”，和都柿（蓝莓）同一科属。气候变化让红果生存的加泰林逐渐退化，而外来采摘者使用的刮拨工具更对它们的生长造成了严重损害。柳霞说这是自己亲手一颗颗摘下来的，并没有让森林里的动物没得吃。她一边和老翟拌嘴一边打探我们有没有带酒，很像一头胆小的母鹿在打探陌生人的样子。
猎民点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单调，时间可以任意安排，柳霞趁着酒劲刚清醒一些赶紧给驯鹿倒班。她对鹿很温柔，就算公鹿跟她耍点脾气她也是咧开嘴呵呵地笑两声。她悄悄塞了一把豆粕给我们，鼓励我们去牵引一些性格温顺的鹿，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希望外人和自己的孩子多一些互动，了解它们是多么可爱。驯鹿即将过冬，有些鹿有外伤，必须增加营养和口粮，老翟要去山里采集苔藓，足足把10个化肥袋装满再分批运回来。我们决定一起去帮他打打下手。驯鹿吃的这种白色苔藓生长在环境良好的寒温带原始森林的地表，主要位于大兴安岭的西北坡。早上山林中露水含在苔藓中，是驯鹿很钟爱的食物。午间太阳起来，苔藓逐渐变得干燥，细细观察，它们就和驯鹿角一样呈现出美丽的分枝来。苔藓娇嫩生长缓慢，一片林子里苔藓被驯鹿吃光后，猎民们就要踏上迁徙之路，带领群鹿寻找另外一片苔藓丰富的地区。
柳霞清醒后变得沉默寡言，出奇地腼腆。她喜欢每一只驯鹿，喜欢这片森林，她很想念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她还说萨满告诉她，现在森林里的“狼”太多了。只有不被理性绑架，你才看得出来柳霞的温柔与鲜活。晚饭前，我给她和一只驯鹿拍摄了照片，她想让我们在猎民点住上一天，还反复强调着大兴安岭永远是她的家。
消失的鄂温克旧乡：奇乾与满归
我们并没有在猎民点上住宿，让我觉得愧对柳霞认真的邀约。从阿龙山开车继续往北，我们赶往莫尔道嘎、奇乾。我的印象里曾听大人说过一场关于大兴安岭的火灾，那是1987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秋季进入风大干燥的季节，护林防火是这里工作的重中之重。自驾车必须在莫尔道嘎的森林消防总队登记，办理防火证才能在原始森林里穿行。莫尔道嘎到奇乾的路况很好，沿途经过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和白鹿岛，风光相当秀美，拍拍停停要开上一天。
奇乾原来叫做乌启罗夫，是一座位于额尔古纳河畔的小村。由于靠近中俄边境，最早又居住着许多白俄罗斯人，这里成了鄂温克猎人早年与他们进行商贾贸易的集散地，也是20世纪50年代末使鹿鄂温克族最早的定居点。那时他们有叫做“木刻楞”的短暂居住点，还可以长时间自由地在森林中狩猎与生活。
从奇乾通往满归的森林如今被当地人称为“北三区”，包括奇乾、乌玛和永安山，由于当年某些原因未被开发，这里如今被称为“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景观（IFL）”，也是老猎民们所怀念的从前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常常讲起山上的野花、野兽、万物皆有灵性。我后来还看过日本的《百鬼夜行》，无论是鄂温克的萨满还是日本的山妖，我们的古人没有手电、没有测绘、没有卫星，他们认知的丛林基于来自本源的第一感觉。这些从人类的知觉和感性所诞生的东西和今天的理性科学比起来，并没有高下之别。当猎人在森林中见到自然更替，根据鸟叫辨别山火、根据云彩预测天气；林区人在夜深后听到林中怪异的声音，在白天看到被不知名野兽袭击和失踪的家禽，想必那一刻人们才真正“体验”过森林。现在我们通过分类学手段把土地碎片化之后，森林流于概念，也就失去了灵性。
到达奇乾大约晚上7点，我们在二黑家落脚。二黑的媳妇正热火朝天地炒菜做饭，招呼一个来自湖南的旅行团。9月奇乾的晚上特别冷，光是坐下等着上菜就打心眼里发慌，全身往外返寒气，据说这里冬天要零下50多度。来到奇乾的游客多数只为在这里过个夜，第二天早上眺望一眼河对岸的俄罗斯，然后留一组自拍照片走人。而我之前听阿龙山采蘑菇的人聊起奇乾这边有很美的原始森林，所以希望看看那些未经人类过多侵扰的森林是什么样子。天气好的时候，奇乾有极美的星空，银河在头顶的正上方闪耀，让人有伸手摘星的冲动。我们去时正值阴霾天，不仅让这座不通电的边陲小村的太阳能电板失去了作用，也无法见到靠近北极的穹顶了。 第二天早上，天空下起了小雨，哪都湿漉漉的寒气逼人。我们再次一头扎进了四通八达的大兴安岭森林中。新修的道路上阴雨连绵，一百多公里的公路上只有我们一台车在行驶，森林深处手机又没有一点信号。雨下个不停，雾气也越来越大，秋雨绵绵带着寒冷的寸劲，森林已见不到浓密的绿叶，但挺拔的松树和桦树层层叠叠，枝蔓氤氲交错。途经着过火的林子，黑色高耸的枯枝呈现出桀骜的姿态，贴地的草丛和新生的小树在秋意萧瑟中透着深浅的黄色，准备迎接第一场冬雪的到来。中午到达满归镇，当年也是以林业建镇，是内蒙古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之一。除了鄂温克人，镇区的其他居民几乎都是林业职工。这里也是使鹿鄂温克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定居的地方。中苏关系恶化后，边境形势紧张，一起“吉米德事件”促成了奇乾鄂温克民族乡的第二次搬迁。1965年，鄂温克猎民们搬到了满归北部17.5公里处的老敖鲁古雅乡。
我们特意去了一趟已经荒废的老敖乡。从满歸往北，公路边上有一座影壁一般的雕塑，绕过它便是一条小路。路中间有一只巨大的叼着烟斗的老鼠雕像，身上写着“严禁烟火”。它背后的尽头是老敖乡的大门，门前一条清澈的小河叮咚作响。通往敖乡的吊桥有一把大锁，桥对岸的大门上装饰着驯鹿角的纹饰，进去之后是一片开阔的平地，如今野草丛生，远处的木屋有修葺的痕迹，秋风吹过，波浪一般的草丛中露出鄂温克人驾驭驯鹿和野猪飞奔的铜像。这荒凉的美被一阵狗吠刺破，远处来了一位看守的人。他说，这里被来自大庆的老板包下了要做生态旅游项目，闲杂人等不要擅自进入。想要去找鄂温克人，距离这里不远处就有一个猎民点。
多妮娅·布猎民点的大门上缠着铁丝网，进去可以看到一幅“鄂温克部落接待点—— 根河市旅游局”的牌子。这里生活着多妮娅夫妇，多妮娅是鄂温克人，她的丈夫是汉族人。本该已经搬迁到冬季猎民点的他们还没有开始收拾家什，大儿子石头住在根河市里，二儿子觉勒去了韩国留学，现在在北京通州开了自己的美容医院。我们去的时候，觉勒刚从帐篷里起身，他说回来帮家里干活的前几天被锯子弄伤了腿，要等伤势好了再搬迁。男主人提起偷猎者下套子导致驯鹿死亡，却被媳妇小心地阻止了。给驯鹿倒班时，多妮娅老太太将鹿一个个揪进了圈里，嘴里念叨个不停，好像是几世的冤家。帐篷外面的狗冲我们狂叫个不停，这场景让我没有更多耐心再待下去了。我心里明显知道，他们的精神，距那些把森林当家、驯鹿当孩子的鄂温克人已经很远了。
龙山月夜
“这里开车直接回阿龙山很近，我们买上酒回去找柳霞吧。”满归的“鄂温克风情”差点惹恼了我，幸亏朋友突然想出了个不错的主意。这几天大家其实都十分想念阿龙山的柳霞。从多妮娅·布部落往南，我们再次回到了柳霞的家。两只獒犬依然发挥了听声迎人的本事，老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拿出了搪瓷杯子，给我们倒上了炉子上热腾腾的草药茶。柳霞还在追问我们，“前几天你们到底晚上在这里住了没有？我听老翟说你们第二天很早就走了，没见人……”
天色有点灰蒙蒙，老翟说是哪里林子着火了。我们跟他说俄罗斯那边森林大火烧了好几天，霾都吹到了大兴安岭这里。夫妻俩帮驯鹿倒完了班，开始张罗着准备晚餐。柳霞搬开压在陶土缸上的石头，捞出一些腌制的粘团子。已经过了采集新鲜蘑菇的季节，鄂温克人就把采来的蘑菇存放在陶罐陶缸里过冬。
天色将暗时我们倒上了一盅酒，就着炒蒜薹和凉拌粘团子，在卡其、大黑的陪伴下吃上了此行最美好的晚餐。柳霞回忆起过去的生活：那时真好啊，我们鄂温克的姑娘，最喜欢毛主席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皮肤很细嫩的小姑娘就用最细的绣花针穿上最细的鹿筋线轻轻地挑起手上最薄的那层透明的皮肤，绣上“毛主席万岁”的字样；老翟轻轻地念叨，一日夫妻百日恩，那千日夫妻又会怎样？我们指着储水的大缸逗柳霞说这样一缸酒你能喝吗？她大笑着说那不能啊这不喝死了。节能灯泡微弱的光影把生活留在他们脸上的沟壑勾勒得更深刻了一些，微笑的老翟转头对我们说：“平日里我们在山里一句话也没有，也就喝了一点酒之后我爱逗逗她。”
其时月胧星淡，山风猎猎，都静止在这方寸之间。林间生活的全部便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敞开与发自内心的全然感受，唯独不太需要理智的言语。酒后兴起偶然一说，也不过是让森林偷听一两句人类真情流露时的小玩笑罢了。这便是猎人和萨满后代才心领神会的与森林相处的方式。
陆上行舟 林海一粟
几天前在阿龙山稍作逗留时，我们去了趟奥克里堆山。“奥克里堆”鄂伦春语意为“雪石岩峰”，海拔1523米，是内蒙古境内海拔最高的山之一。山脚下是另一个鄂温克猎民点，我们去的时候男主人侯二正忙着为移动木屋的落脚处再铺上一层木板，让冬天的屋子再舒适些。
午饭后天气转晴， 我们登上了奥克里堆山顶，当地人把这座死火山也称做“秃顶子山”，从针阔混交林过渡到山峰顶部的乱石堆，步行不过一个小时。山顶上常年刮着六七级以上的大风，只有一片片红果“雅格达”顽强地匍匐在火山岩碎石堆的缝隙中。山顶上有一座林业管护站和一座敖包。去之前，宋仕华老师便电话嘱咐我们一定要带上几小瓶二锅头登顶拜祭一下，敖包里供奉着一条黑色的龙。山顶上俯瞰大兴安岭，层层叠叠的五花山峦和夕阳余晖下蜿蜒闪耀的贝尔茨河恍若无际大海。
1982年，赫尔佐格在《陆上行舟》里让菲兹卡拉多拖着纯白色大船“玛丽号”翻过了南美热带雨林的山头。当理性趋于极致一跃成为狄奥尼索斯式的疯狂时，与雨林土著对话的时刻来临，还没失去神话的自然之子愿以生命相助。2016年，我们开着SUV穿行在大兴安岭中，好似另一种“陆上行舟”，希望触碰到那些能够真正与自然和森林交谈的人们，窥视那些能够自由来往于天地间的灵魂。
在赫尔佐格的影片中，菲兹卡拉多以超越意志的强力实现了疯狂的梦想。然后，他收起了理性的狂妄回归平静：对发生的一切他只能说“我看见了”；在这个秋日茫茫山岭的树影婆娑间，我们遇到了散落在大兴安岭森林各处的鄂温克人和围绕他们身周的萨满之光—— 有些已然泯灭、有些还在微弱地闪耀着—— 在历史的车轮和自然的变迁中成为浮游的林海一粟，对于这些倔强的灵魂和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也只能说：“我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