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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上午，第86届奥斯卡颁奖礼落幕，45岁的澳洲女星凯特·布兰切特凭借在电影《蓝色茉莉》中的精湛演技获最佳女主角殊荣。
从《伊丽莎白》中的女王到《飞行家》里演活了凯瑟琳·赫本再到指环王中的精灵女王，饰演各种名利傍身、精神脆弱、焦虑迷惘的女性是布兰切特的强项。布兰切特惟妙惟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恰好是提供给我们最准确的女性视角切口：女人的自我和觉醒始终未完成。
奥斯卡影后“养成记”：
我的名字叫欲望
香奈儿的套装、爱马仕的腰带、限量的铂金包、四个LV行李箱……破产的茉莉坐着头等舱投奔平民区的妹妹。丈夫不但背叛她，还犯下严重金融罪，导致家产尽失，儿子离家出走，最后在监狱自杀——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斯嘉丽·约翰森在《午夜巴塞罗那》里说的，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交际、购物、到法国度假、饮葡萄酒的奢侈生活令人难忘，人过中年的茉莉落败之后彻底精神崩溃。每天依赖烈酒和药物，试图工作和学习电脑却屡屡失败……“她不想学电脑，因为太难；她不想接受她的牙医雇主的调情，因为他太贱；她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因为他太粗俗。生活仿佛只有惹人厌的地方，而没有值得追求的理想。”凯特·布兰切特说。
最后茉莉靠着姿色和得体优雅的名媛习性重新物色到了外交官男友，包装出来的谎言和身份却被拆穿，只得流浪到了街头……伍迪·艾伦号街车载着布兰切特扮演的茉莉驶向奥斯卡，毫无悬念地拿下影后大奖。
这是电影《蓝色茉莉》的桥段。与其说伍迪·艾伦拍摄了一部女性片，不若说是一部女性恐怖片，布兰切特在一百多分钟里惟妙惟肖的演绎出了当代女性的恐惧和惶惑：虚荣却简单，依赖物质却毫无个人能力，靠奢侈的物质装裱出个人生活，婚姻情感一片动乱，情欲的网罗、物质的沼泽，最终无一人可以幸免的在世界和个人、精神和现实面前平衡……
布兰切特接到《蓝色茉莉》的剧本，里面附着一封导演伍迪·艾伦的亲笔信：如果你不想演，把剧本原样封好退回来就行。此前他们全无交集，艾伦的工作方式是：“他没兴趣听演员的想法。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想要的东西，然后，你想方设法办到就是了。”
接受指令、完成指令，这个过程太被动。在拍茉莉濒临崩溃的那场戏时，剧本里，茉莉只是给自己调了杯酒；拍摄中，布兰切特鬼使神差般开始脱衣服，并朝镜头外走了。
“她着魔了么？”这是艾伦以及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的第一反应。“你要去哪儿？”导演喊住她。布兰切特建议，茉莉该失魂落魄地去洗澡，就这样消失在浴室的水汽里。
拍摄中断了，艾伦不发一言地想了很久，整个拍摄团队在等。男人们纷纷抽起烟，或者聊天，而布兰切特在一边安静地等，直到艾伦说，这个场景会按她的建议重新设计。
布兰切特声称，她不认为演员这个职业适合她，因为她受不了被动，受不了等待——等待指令、等待被安排、等待未知……而《蓝色茉莉》这个电影中的茉莉就是布兰切特的天地。
“这个电影不需要演技，对物质、身份、地位的雄心早就构成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女人。这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女人，所有的欲望。中产阶级的消费、打扮、做派、失意，依赖爱情、毫无一技之长，失去一切之后不敢重新面对生活的落魄，我信手拈来，我自己就是这个角色。”
挣脱名媛的假面具：
没兴趣做“赫本”
在一定程度上，布兰切特在警惕着“影后”这个身份带来的标签局限。多年来，她是好莱坞公认最会穿衣服的女星，是公众眼里的红毯女神；但事实上，她痛恨被当成时尚偶像，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劈头一句，别和我谈衣服。
她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女王，1999年才过30的她凭着《伊丽莎白》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但她为挣脱“女王”的假面，签了六年长约专心演舞台剧。2005年，在《飞行家》里演活了凯瑟琳·赫本，没有悬念地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那时她在好莱坞的事业正酝酿着新一轮的上升期，片约排得密密麻麻，这位澳大利亚女子幽默自嘲：“奥斯卡？哦，那堆破事儿。”这次颁奖，她再次吐槽：“影后？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哦，我到顶了，接着是下坡路么？”
“好莱坞对超级巨星的要求‘只要外壳、假面就可以了’，我不是赫本。”布兰切特说。2003年6月，布兰切特到《飞行家》剧组报到的那天，凯瑟琳·赫本去世了。死亡让赫本的传奇再度清晰地重回人们的视野，她在片场看到报纸头版的讣闻，要面对的是在汹涌的追忆风潮里扮演这位前辈。有评论说，这是在不合适的时机接了不合适的角色。
质疑声里，布兰切特反复地观看赫本入行后的前15部电影。她逐渐明了，她要演的是传奇被揭开以后的赫本，一个面对制片厂的强大干预仍试图捍卫“私人生活”的女演员，她强势霸气的银幕假面后，深藏着不易察觉的动摇。她上马术课，学打高尔夫球，戴着红色短发发套，找了口语老师，带着点男人腔，夹着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发音学口音。
《飞行家》公映后，《纽约时报》的长篇评论以“布兰切特以次要角色贡献了一流的表演”为题，把她抬到和她扮演的赫本同等的地位。
有关表演这桩事，按照布兰切特本人的概括，是让观众相信你就是你演的那个人，这无关热爱。布兰切特信赖并遵循的演绎方法，是奥斯卡学院派视为正统的方法派表演，一路可以上溯到伊利亚·卡赞和李·斯特拉斯伯格在纽约办的表演工作坊。
耐人寻味的是，1960年代凯瑟琳·赫本一度去工作坊上过几节课，她觉得那一套完全不适合自己，还是回好莱坞做明星吧。布兰切特准备演赫本时，后者的传记作者提醒她：“凯瑟琳的表演风格是很夸张的，她的公众形象也是夸张的、带漫画色彩的，那是制片厂为她经营的形象，是个假面。”
与自己为敌：
女人，离悲剧更近更成功
离开《飞行家》剧组后，布兰切特曾在2004年接下落差极大的《毒家新闻》。尽心尽力的演出也没能挽回口碑。有英国记者问她：不觉得这个角色更适合朱丽娅·罗伯茨么？ 她很尖锐地反问：“什么是适合？或者，你认为自己真的了解朱丽娅·罗伯茨？她究竟是谁？”布兰切特始终抗拒被束缚在单一的角色和身份里。
会走上表演这条路，带着些历险的色彩。1989年，在墨尔本大学主修艺术史的布兰切特原本计划在英国给自己一个gap year，但是因为签证问题，不得不仓促离开。没有任何计划和目的，她取道埃及，稀里糊涂成了一部拳击电影的群众演员。这段虎头蛇尾的经历让她在做出一个决定：放弃艺术史，去考澳大利亚国家戏剧学院。
十几年后，当她得了奥斯卡奖项、跻身好莱坞新贵，她说，能留在这个行业是因为觉得表演是份让她感兴趣的工作。“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像拼图缺了几片，而表演能让我找回我生命里缺失的碎片。”
在《指环王》里她是有一张神秘莫测的面孔的精灵女王，能在一张洁白飘渺的脸上逐一演绎真诚，坦率，恐惧，贪婪与阴暗，这些表情顷刻更换；在《丑闻笔记》里，凯特与英国戏影界老戏骨朱迪·丹奇飚戏，饰演了一位因为被女老教师抓住了把柄，而不得不与她暧昧周旋的年轻女老师希芭，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好意起源于控制欲和占有欲，不要把优待和厚遇视为理所当然。
导演明格拉在《卫报》上写过他在《天才瑞普利》里给布兰切特加戏的故事。第一次见她时，她在伦敦拍《伊丽莎白》，是英国电影圈的新面孔。明格拉准备找她出演自己新片中一个没几句台词的美国富家继承人。
会面时，她顶着为演伊丽莎白漂出的一头红发，仿佛大病初愈的苍白脸色带着强烈的穿越感，坐在他对面滔滔不绝地讲对《天才瑞普利》的感受和理解。明格拉很担心是不是经纪人带错了话，让这位漂亮的澳洲姑娘误会自己要演主角。于是婉转地问，你知道我们预定的主角是谁吗？”“知道。马特·达蒙、裘德·洛和格温妮丝·帕特洛。”她继续激情飞扬地谈论角色。
那天回家的路上，明格拉决定给这个走过场的女继承人加些戏码。之后，他每次修改剧本都要给布兰切特的角色添上几笔，直到电影里那位美国名媛比原作还要丰富的多。
布兰切特对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清晰洞明的认识。她两度演绎伊丽莎白一世，第一次，“她是充满抵抗意识的少女，她在青春期经历一场痛苦的成人礼，从拥有七情六欲的少女变成国家的女王，她亲手消灭了自己的青春、感情和一切私人的隐秘的柔软与脆弱，以铁娘子的面目走向大庭广众。”第二次，“这是一个重新学会接受的女人，接受自己的局限，接受年华老去，接受生老病死的规律。”
“我不愿意活在一个身份里，做演员就是与自己为敌，不停的活在别人的生命里。这种虚构和分裂是一种悲剧，但越悲剧的女人其实生命越完整。”布兰切特说。
从《伊丽莎白》中的女王到《飞行家》里演活了凯瑟琳·赫本再到指环王中的精灵女王，饰演各种名利傍身、精神脆弱、焦虑迷惘的女性是布兰切特的强项。布兰切特惟妙惟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恰好是提供给我们最准确的女性视角切口：女人的自我和觉醒始终未完成。
奥斯卡影后“养成记”：
我的名字叫欲望
香奈儿的套装、爱马仕的腰带、限量的铂金包、四个LV行李箱……破产的茉莉坐着头等舱投奔平民区的妹妹。丈夫不但背叛她，还犯下严重金融罪，导致家产尽失，儿子离家出走，最后在监狱自杀——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就像斯嘉丽·约翰森在《午夜巴塞罗那》里说的，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
交际、购物、到法国度假、饮葡萄酒的奢侈生活令人难忘，人过中年的茉莉落败之后彻底精神崩溃。每天依赖烈酒和药物，试图工作和学习电脑却屡屡失败……“她不想学电脑，因为太难；她不想接受她的牙医雇主的调情，因为他太贱；她不喜欢妹妹的男朋友，因为他太粗俗。生活仿佛只有惹人厌的地方，而没有值得追求的理想。”凯特·布兰切特说。
最后茉莉靠着姿色和得体优雅的名媛习性重新物色到了外交官男友，包装出来的谎言和身份却被拆穿，只得流浪到了街头……伍迪·艾伦号街车载着布兰切特扮演的茉莉驶向奥斯卡，毫无悬念地拿下影后大奖。
这是电影《蓝色茉莉》的桥段。与其说伍迪·艾伦拍摄了一部女性片，不若说是一部女性恐怖片，布兰切特在一百多分钟里惟妙惟肖的演绎出了当代女性的恐惧和惶惑：虚荣却简单，依赖物质却毫无个人能力，靠奢侈的物质装裱出个人生活，婚姻情感一片动乱，情欲的网罗、物质的沼泽，最终无一人可以幸免的在世界和个人、精神和现实面前平衡……
布兰切特接到《蓝色茉莉》的剧本，里面附着一封导演伍迪·艾伦的亲笔信：如果你不想演，把剧本原样封好退回来就行。此前他们全无交集，艾伦的工作方式是：“他没兴趣听演员的想法。他会直截了当地说出他想要的东西，然后，你想方设法办到就是了。”
接受指令、完成指令，这个过程太被动。在拍茉莉濒临崩溃的那场戏时，剧本里，茉莉只是给自己调了杯酒；拍摄中，布兰切特鬼使神差般开始脱衣服，并朝镜头外走了。
“她着魔了么？”这是艾伦以及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演员的第一反应。“你要去哪儿？”导演喊住她。布兰切特建议，茉莉该失魂落魄地去洗澡，就这样消失在浴室的水汽里。
拍摄中断了，艾伦不发一言地想了很久，整个拍摄团队在等。男人们纷纷抽起烟，或者聊天，而布兰切特在一边安静地等，直到艾伦说，这个场景会按她的建议重新设计。
布兰切特声称，她不认为演员这个职业适合她，因为她受不了被动，受不了等待——等待指令、等待被安排、等待未知……而《蓝色茉莉》这个电影中的茉莉就是布兰切特的天地。
“这个电影不需要演技，对物质、身份、地位的雄心早就构成了我们时代所有的女人。这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女人，所有的欲望。中产阶级的消费、打扮、做派、失意，依赖爱情、毫无一技之长，失去一切之后不敢重新面对生活的落魄，我信手拈来，我自己就是这个角色。”
挣脱名媛的假面具：
没兴趣做“赫本”
在一定程度上，布兰切特在警惕着“影后”这个身份带来的标签局限。多年来，她是好莱坞公认最会穿衣服的女星，是公众眼里的红毯女神；但事实上，她痛恨被当成时尚偶像，接受《纽约时报》访谈时劈头一句，别和我谈衣服。
她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女王，1999年才过30的她凭着《伊丽莎白》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但她为挣脱“女王”的假面，签了六年长约专心演舞台剧。2005年，在《飞行家》里演活了凯瑟琳·赫本，没有悬念地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
那时她在好莱坞的事业正酝酿着新一轮的上升期，片约排得密密麻麻，这位澳大利亚女子幽默自嘲：“奥斯卡？哦，那堆破事儿。”这次颁奖，她再次吐槽：“影后？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哦，我到顶了，接着是下坡路么？”
“好莱坞对超级巨星的要求‘只要外壳、假面就可以了’，我不是赫本。”布兰切特说。2003年6月，布兰切特到《飞行家》剧组报到的那天，凯瑟琳·赫本去世了。死亡让赫本的传奇再度清晰地重回人们的视野，她在片场看到报纸头版的讣闻，要面对的是在汹涌的追忆风潮里扮演这位前辈。有评论说，这是在不合适的时机接了不合适的角色。
质疑声里，布兰切特反复地观看赫本入行后的前15部电影。她逐渐明了，她要演的是传奇被揭开以后的赫本，一个面对制片厂的强大干预仍试图捍卫“私人生活”的女演员，她强势霸气的银幕假面后，深藏着不易察觉的动摇。她上马术课，学打高尔夫球，戴着红色短发发套，找了口语老师，带着点男人腔，夹着新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发音学口音。
《飞行家》公映后，《纽约时报》的长篇评论以“布兰切特以次要角色贡献了一流的表演”为题，把她抬到和她扮演的赫本同等的地位。
有关表演这桩事，按照布兰切特本人的概括，是让观众相信你就是你演的那个人，这无关热爱。布兰切特信赖并遵循的演绎方法，是奥斯卡学院派视为正统的方法派表演，一路可以上溯到伊利亚·卡赞和李·斯特拉斯伯格在纽约办的表演工作坊。
耐人寻味的是，1960年代凯瑟琳·赫本一度去工作坊上过几节课，她觉得那一套完全不适合自己，还是回好莱坞做明星吧。布兰切特准备演赫本时，后者的传记作者提醒她：“凯瑟琳的表演风格是很夸张的，她的公众形象也是夸张的、带漫画色彩的，那是制片厂为她经营的形象，是个假面。”
与自己为敌：
女人，离悲剧更近更成功
离开《飞行家》剧组后，布兰切特曾在2004年接下落差极大的《毒家新闻》。尽心尽力的演出也没能挽回口碑。有英国记者问她：不觉得这个角色更适合朱丽娅·罗伯茨么？ 她很尖锐地反问：“什么是适合？或者，你认为自己真的了解朱丽娅·罗伯茨？她究竟是谁？”布兰切特始终抗拒被束缚在单一的角色和身份里。
会走上表演这条路，带着些历险的色彩。1989年，在墨尔本大学主修艺术史的布兰切特原本计划在英国给自己一个gap year，但是因为签证问题，不得不仓促离开。没有任何计划和目的，她取道埃及，稀里糊涂成了一部拳击电影的群众演员。这段虎头蛇尾的经历让她在做出一个决定：放弃艺术史，去考澳大利亚国家戏剧学院。
十几年后，当她得了奥斯卡奖项、跻身好莱坞新贵，她说，能留在这个行业是因为觉得表演是份让她感兴趣的工作。“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像拼图缺了几片，而表演能让我找回我生命里缺失的碎片。”
在《指环王》里她是有一张神秘莫测的面孔的精灵女王，能在一张洁白飘渺的脸上逐一演绎真诚，坦率，恐惧，贪婪与阴暗，这些表情顷刻更换；在《丑闻笔记》里，凯特与英国戏影界老戏骨朱迪·丹奇飚戏，饰演了一位因为被女老教师抓住了把柄，而不得不与她暧昧周旋的年轻女老师希芭，它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好意起源于控制欲和占有欲，不要把优待和厚遇视为理所当然。
导演明格拉在《卫报》上写过他在《天才瑞普利》里给布兰切特加戏的故事。第一次见她时，她在伦敦拍《伊丽莎白》，是英国电影圈的新面孔。明格拉准备找她出演自己新片中一个没几句台词的美国富家继承人。
会面时，她顶着为演伊丽莎白漂出的一头红发，仿佛大病初愈的苍白脸色带着强烈的穿越感，坐在他对面滔滔不绝地讲对《天才瑞普利》的感受和理解。明格拉很担心是不是经纪人带错了话，让这位漂亮的澳洲姑娘误会自己要演主角。于是婉转地问，你知道我们预定的主角是谁吗？”“知道。马特·达蒙、裘德·洛和格温妮丝·帕特洛。”她继续激情飞扬地谈论角色。
那天回家的路上，明格拉决定给这个走过场的女继承人加些戏码。之后，他每次修改剧本都要给布兰切特的角色添上几笔，直到电影里那位美国名媛比原作还要丰富的多。
布兰切特对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着清晰洞明的认识。她两度演绎伊丽莎白一世，第一次，“她是充满抵抗意识的少女，她在青春期经历一场痛苦的成人礼，从拥有七情六欲的少女变成国家的女王，她亲手消灭了自己的青春、感情和一切私人的隐秘的柔软与脆弱，以铁娘子的面目走向大庭广众。”第二次，“这是一个重新学会接受的女人，接受自己的局限，接受年华老去，接受生老病死的规律。”
“我不愿意活在一个身份里，做演员就是与自己为敌，不停的活在别人的生命里。这种虚构和分裂是一种悲剧，但越悲剧的女人其实生命越完整。”布兰切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