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是现在越来越受关注和欢迎的一个杂文、散文作家。她的一本新书叫《乱来》，光看这个书名就知道是很逗趣的一个书。毛尖的散文，一向被人认为是才气洋溢，而且是有一种很聪明、很皎洁的一种智慧在里面。特别是当她在“损”一些人物的时候，这种效果更强烈。有人误以为“毛尖”是笔名，因为此茶太出名，毛尖说：“是真名，我姐姐叫李枫，跟我父亲姓。我随母亲姓，我外公生了两女儿，想要一个跟他姓的孙辈，因此我这名字在我出生前就起好了，主要因为我外公爱喝茶。”
　　毛尖的随笔感受直接，臧否褒贬也少了许多遮遮掩掩。她说田壮壮的《小城之春》，“搞得壮了点”；说上海不是一个幽默的城市，“连小偷也没有想象力”；她说正当壮年的第六代导演个个都做大师状，“动不动就要和我们普罗的理解力赛跑”，“溜达谁呢”？其实“人民不稀罕”，有本事“给点真的肉吃吃”。说“80后”现象到底是“正在发育”的声音，被“市场一油炸，哪里还有什么童年可言？”的悲哀。全都是批判，却又不见丝毫上纲上限的大批判言语，也不是王朔那种无知者无畏的“痞子”腔。在我看来她的随笔多多少少继承和发扬了上海批评界的遗风。那种可感的语言，尖刻的批评，那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姿态，读来犹觉亲切、熟悉。
　　这或许也与“专栏”写作有关，因为一般来说专栏作家个个都是“快枪手”，引经据典的“学院派”显然用不上，而斯斯文文、软软绵绵的语言也不足以在当下众声喧哗的時代里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话
　　记者：你的最新文集《一寸灰》将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书名“一寸灰”该如何理解？
　　毛尖：《一寸灰》是文集中的一篇文章，当时应《小说界》主编乔晓华老师约请，写一篇跟爱情有关的文章，这样就把与爱情为主题的四五部小说写在了一起，就想说明一句话：one inch of love is an inch of ashes，也就是李商隐的名句“一寸相思一寸灰”的英译。这句英译还是Perry Anderson先生告诉我的。前年秋天他到北京讲学，在上海住了几天，有天下午王晓明老师开车带我们去崇明，路上聊起中国诗词，安德森先生说他喜欢李商隐，我说杜甫，我当时几乎是蛮不讲理地批评了李商隐，安德森先生不屑与我理论，好脾气地吟出“one inch of love is an inch of ashes”。成语般的“一寸相思一寸灰”，突然以陌生的方式被打开，车窗外是黄昏落日慢慢入海，我被这个几乎是硬译的句子打动，李商隐也因此焕然一新来到眼前，后来就借机会写了一篇文章来重新理解这个“一寸灰”。
　　记者：袁筱一在《一寸灰》序言中称：“‘痛快’是毛尖独有的魅力，也是她文字的魅力。”对这个评价你怎么看？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文字风格？
　　毛尖：请人写序，当然是赤裸裸求表扬。袁老师多年朋友，又是一个学校同事，而且这些年寒暑假我们经常约了一起出门睡宾馆，我当然知道她会恶狠狠表扬我，所以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很喜欢她的序，平衡了这些年我被不少人拉黑和打击。至于我自己的文字风格，你一定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好处是比较平民直白，坏处也是平民直白，搞得要在学院里混高深，很不容易。
　　记者：你以写专栏闻名，你介意“专栏作家”这个称呼吗？最初是怎么开始专栏创作的？
　　毛尖：刚出来混江湖的时候，被人介绍专栏作家，心里总归有些不喜，好像文化侧室，不过现在完全无所谓。一方面作家这个称呼已经通货膨胀，一方面当代专栏也显示出强劲的一线作战能力。所以，专栏作家这个身份，在今天多少有了点“战斗机”的意思，我自己觉得还蛮符合我的人设。有规律、半职业化地写专栏，是在2000年。当时，《万象》掌门陆灏应香港信报老板林行止先生之约，在《信报》上开一个“上海通信”专栏，陆灏邀我一起写，当时年轻，浑身热血，立马答应，不久发现光有力气有理想并不足以支撑岁月一样悠长的专栏。不过我写作，主要就是陆灏带出道，包括之前在《万象》写文章，也是他教的。
　　记者：你自己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建立的？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阅读史吗？
　　毛尖：很惭愧，我的知识最没有体系。目前而言，我算是个杂食阅读者，很少真正区分专业书和闲书。不过，这个也可能是我的专业决定的，受周围师友影响，像我师兄罗岗他们就经常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切入分析文化现象和小说电影，因此即便是坊间的低俗小说、烂片烂剧，我也常认真去看卖力去评。当然，不同阶段对书籍的选择和偏爱还是会变化，读研究生之前一直是文艺青年，回头算算，重要的文艺经典，基本在二十五六岁之前读过，那时有大文化癖，看不起通俗小说看不起电视剧，虽然目光短浅，但是保证了把所有时间投入到经典阅读中，为了耍酷，甚至狼吞虎咽了《追忆似水年华》，现在想想不可思议，但当时真是一力攀登文化高原，蛮力追逐也相当可歌可泣。没有手机的年代，我们常常串门，听到哪位高人说：“没看过《白鲸》怎么理解美国文化？”第二天，图书馆的麦尔维尔就被借空了。真是很怀念那个一切需要花力气去得到的年代。现在什么都太容易了，阅读的选择太多以后，很多人反而放弃了阅读。我自己也在微信上花了太多时间，手机离身，马上魂不守舍，好像全世界都在找你。所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现在只有阅读微信的习惯。这里应该有个哭泣的表情包。不过好在我还需要上课，需要面对学生，羞耻心也会让我不断阅读各种文本免得成为老油条教授。
　　记者：重读次数最多的作家作品？最近在读什么书？
　　毛尖：那一定是莎士比亚、奥斯丁、霍桑、惠特曼这些教科书作家，我自己再喜欢的作品，像《红楼梦》，像《天龙八部》，也不太会每年去看一遍，但像爱伦·坡，每年要给学生上课，课前得重新读一下。不过为了让自己有点新鲜感，一般情况下，虽然是同一个作家，也会换不同文本讲，比如这一年讲《泄密的心》，下一年就讲《人群中的人》。最近在看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本来是查一句引言，看着看着又进去了，罗兰·巴特真是太丰饶。同时，也在看李陀老师的新小说《无名指》，这部《无名指》，我最初看的时候，一直不能进入，一直纳闷李陀老师怎么用如此笨拙的语法写作，后来被他的抱负吓呆了，他试图重新发明小说，试图重新培养读者，试图重新在当代植入十九世纪。 　　记者：对你影响深远的电影作品/导演？
　　毛尖：最怕这种最高级问题，实在是搞不清楚。相对而言，最重要的导演还比较清晰，小津安二郎、费里尼和希区柯克。小津安二郎把日常生活仪式化，以似乎是反电影的方式抵达了电影的极致；费里尼电影中的人物常常尺寸失调，但是妙不可言，比如《阿玛柯德》中的大乳房女人，一生一世难忘。他的电影特别人间又特别超现实，全世界就他做到了。希区柯克是类型片大师，一人一手成熟了一个类型，每次看到网络争论“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我就想希区柯克会冷笑，他真是高级，至今银幕上的惊悚语法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比如他电影中的母亲就会有特别令人惊悚的感受，《美人计》中亚力克斯的妈，什么都不用做，就令人凉气倒吸，太消暑了。这三个导演，是我理解电影的原点，构建了我的电影坐标。
　　记者：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品质？喜欢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毛尖：我对朋发要求不高，我自己也不是自律的人。喜欢和有情有义有趣的人交往，敬佩在这个时代有坚持有作为的师友。
　　记者：你18岁离开家乡宁波到上海读书，后来又去香港读了博士，现在任教于上海。你对宁波、上海、香港有怎样的情结？这三座城市分别带给你怎样的影响？
　　毛尖：虽然18岁离开宁波到上海，但上海一直是生活中的巨大存在，因为爷爷住上海，小时候寒暑假会到上海来看爷爷奶奶。小时候的上海，是部青春片，因为爷爷会带我去看最豪华的上海，一切都是靓丽奢华的，就像现在的国产青春片。后来自己到上海读大学，在上海结婚生子，实打实地和这个城市肉身相拼，就变成了写实剧。在上海的心情常常很矛盾，一边享受着这个城市的声色犬马，一边也痛恨为这些声色犬马所付出的普通人生代价。像我妈，就完全不喜欢上海，她觉得宁波的生活质量远远高过上海，海鲜是当天的，不用任何手法直接蒸了吃就是天赐美味，不像上海，大多数东西都是从冰柜里拿出来，她喜欢从鱼老板手里接过鱼虾，不喜欢从冰柜里买鱼肉。至于香港，香港三年基本是部怀旧片，因为是在我离开后才感受到香港的好，当时读书时期其实很寂寞，经常一天在图书馆看五六部电影，后来我毕业回上海前，还特别去跟音像资料室的管理员告别，他扎着一束小辫子，说了句动感情的话：“你是我们这边接待了最多次数的学生。”
　　记者：令你印象深刻的童年经历？
　　毛尖：说起来很伤心，是我十五岁那年，我表弟的溺亡。他就比我小三个月，我们从出生到他离开，一直一起生活在外婆家。现在我还会梦见他，他还是十四岁夏天，离家时候的样子。
　　记者：儿子的出生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你是一个慈母还是严母？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哪些让你难忘的瞬间？
　　毛尖：太多的改变。我人生的时刻表改变了，度量衡改变了，重心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改变了。比起其他母亲，我肯定是慈母，不过跟他爹比，我又是严母。从小到大，王为松基本只负责歌颂。王子乔考砸了回家，他自己还有点羞愧感，王为松会说，哎呀这么难的题目，爸爸都做不出来，王子乔马上就被安慰了。这个时候，只有我出面青面獠牙地喝止一下，还有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只要我出门，王为松就讨好儿子，各種娱乐，讨论一些不三不四的话题，我现在还记得，王子乔幼儿园时候，我出差回家，他冲上来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爸爸认为海清比奥特曼好看。”
　　记者：你现在于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你觉得现在这一代大学生对经典阅读的态度和你求学时有怎样的不同？在学生眼里你是怎样的一位老师？
　　毛尖：当然非常不同了，因为文学和经典同时经历了一个低气压，我们那时为了面子，也会说看过海明威，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用“鸟”经典。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也不算坏事，至少他们获得了对视经典的气概。比如，我上美国文学课，期末出一个题目，请学生比较海明威和任一作家，学生思路之辽阔，在我们那一代不可能发生，但现在年轻人没有包袱，他们各种比，和张爱玲比，也和痞子蔡比，和鲁迅比，也和“魔兽”“昆仑”等网络大神比，虽然乍一看我有点啼笑皆非，但仔细想，却很开阔视野，所以到今天，我还是挺喜欢出这种比较类题目，常常能在冗长枯燥的期末改卷过程中，收获意想不到的乐趣。我不确切知道学生怎么看我，据说有些学生叫我“后妈’，不过后妈也是妈吧。
　　记者：你如何定义“知识分子”？你最欣赏的知识分子是谁？
　　毛尖：这么严肃的问题。原则上，我同意萨义德的说法，知识分子应该是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压迫的权威，但是，我们基本都做不到，所以，退一步，那就像萨义德所描述的，保持知识分子的形象吧：耿直、雄辩、勇敢及愤怒。当然，这个也很难做到。我最欣赏的知识分子，就是鲁迅，没有之一。看看他的身体就知道，为了反抗，他付出了多少血肉。
　　记者：你认为评价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有哪些？你比较偏爱哪些类型的电影？
　　毛尖：评价电影的标准，这个太难说了。比如我现在看国产电影，我会下意识地关注两点，原创性和统一性。我们有很多电影是套路电影，有些电影则前后明显割裂，这种现象在电视剧中更明显，男女主人公在第一集中显得足智多谋，过了两集成了脑残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警匪、谍战和武侠类电影，基本上，看到这种类型宣传，我就有生理反应。
　　再比如近期看的“药神”，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棒，总算我们的银幕，也有非青春片了，在铺天盖地的青春剧场里，怎么称赞它都不算过誉。我尤其喜欢徐峥的表演，终于上海男人有了去习语的银幕表达。
　　记者：继2017年《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热映后、2018年《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起跑线》《厕所英雄》等印度电影在中国接连上映，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与票房，你怎么看近来印度电影的“中国热”现象？
　　毛尖：这个印度电影热，背后应该是有政策的推动吧。当然，我个人觉得像《摔跤吧，爸爸》这种电影对我们还是很有示范效应的，一样是套路，印度电影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燃；一样进军国际市场，印度电影为什么交出了本土的答卷。
　　记者：通常如何排解负能量？喜欢的运动方式？
　　毛尖：排解负能量，购物看剧骂儿子，不过这样的时刻很少，我是个容易被打击也容易修复的人。我没有任何运动，一分钟都没有。最近感觉要运动了，因为很多朋友开始第一时间就残酷地向我指出：胖了。
　　记者：如果可以“生活在别处”，你希望生活在什么时代的什么地区？
　　毛尖：既想在大观园里待几天，也想去桃花岛上住几天。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不是我的最爱，但是杨过召集各路草莽祝小郭襄生日快乐的场景，印象非常深，江湖有情天，能在那个时代生死结交那么一帮朋友，够了。
　　记者：最理想的一天会怎样度过？
　　毛尖：网上有人替我们想过了：枯藤老树昏鸦，空调WIFI西瓜，葛优同款沙发，夕阳西下，我就往那一趴，没人喊我妈妈。好吧，说回正经，其实，上完一堂得意的课，买回家的菜被阿姨夸一声，电话回家老爸老妈精神都好没有争吵，晚上再看两集《权力的游戏》，就非常非常完美了。
　　记者：最近比较关注什么社会话题？
　　毛尖：关心中美贸易战。关心疫苗后续。关心METOO。关心王安忆编剧许鞍华导演马上要开拍的《第一炉香》，作为张迷王迷许迷，实在太期待了，我想这也是今天的中国观众能期待的最强阵容，《第一炉香》会是什么样子呢？
　　记者：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未来三到五年的工作与生活规划？
　　毛尖：我自己还挺满意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就像我自己在《一寸灰》后记中写的那样，终于从一个标准文艺青年变成中年妇女，我现在是完全接受现状并且热爱现状。套用我特别喜欢的叶芝的诗歌，“阳光下抖掉枝叶和花朵，”现在我终于可以理解真理。我在大学教书，未来还会继续教书，继续写作。我现在更喜欢用婚姻的态度对待我的工作，我和工作谈情说爱哀哀怨怨的阶段过去了，我们彼此接受彼此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