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调节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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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随着系统科学方法向现代科学知识诸领域的渗透,这种方法当然不会置伦理学于不顾。系统科学方法的独特功能在于,借助它可以对至今无法列入逻辑范围的大量经验材料加以整理和分类。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把系统科学的原理同人文思维方式的标准与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会有可能促使人们发现伦理学研究的新层次。近年来某些把道德问题作为系统来研究的尝试就是这方面的说明。不过,人们至今尚未把道德作为某种完整的调节系统加以研究,尚未揭示出发生在各个层次中的道德过程是怎样同个人自身及其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伦理学的迫切任务应当是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道德,即“活动中的道德”加以研究。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将根据对道德过程的结构与功能的多视角的系统分析,并吸收文化学、社会学、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试图填补一下这方面的空白。
其他文献
<正>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方法在美国理论界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虽然摩根索等人企图依据人类本性的某些特质得出有关人类行动的结论,但他们并未能说明人们把争夺权力看得比其他愿望更加重要的原因,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权势欲现在和将来都必然是人类其他行为的决定因素;他们既没有论证权力是目的还是手段,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也没有为预测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任何基础。因此,应该把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盛行于西欧的结构主义,甚至行为主义和进化论
本文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哲学系系主任泰德·杭德里奇(Ted Honderich)教授在纪念联合国国际和平日第十一周年的国际讨论会《二十一世纪的民主与世界新秩序:希望与问题》上提交的论文的修改稿。该国际讨论会由韩国庆熙大学和平研究院主持,于1992年9月中旬在汉城举行,高铦同志出席了该次会议。本文由“普通概念”到“多元论概念”到“等级制概念”,对西方自由派民主作了层层深入的剖析,指出自由派民主的实质是等级制民主;最后把自由派民主与人民民主作了一些对比。杭德
<正> 在艾耶尔对哲学的许多富有影响的贡献中,包括了在其哲学发展不同阶段上所作的关于形而上学本质的论述。其早期观点是维也纳学派(更一般地说,是逻辑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观点的明显翻版,而其后期观点,正如他通常强调的那样,在某些决定性方面则受惠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和雷姆塞对理论的结构的分析。本文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重新考察艾耶尔后期的形而上学观;二是通过揭示常识、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来维护我自己关于形而上学本质的论述,并证明其有用性。
<正> 澳洲中国学研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曾一度低落,但到了1991年又呈现出逐步恢复的势头。在这一年,许多大学第一学年语言课程的注册人数大大增加,尽管还没有达到1989年年初顶峰时期的水平。为了适应变化的需要,澳洲中国学研究计划的制订者们还致力于新学科的增设工作,特别是在语言
<正> 最近几年来,世界发生了激烈的动荡,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混乱和充满机会的时期,这种局面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新世界秩序”是怎样的?它会以什么形式(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强权政治、宗教原教旨主义、生态保护
<正> 西方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源于18世纪末。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危机的出现,这种思潮自60年代末再度兴盛起来。这一思潮已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外交和教育诸方面,在现代西方颇有势力,并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英和北欧一些国家
<正> 当今新技术革命时代的迅猛发展,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激烈竞争,引发了国际性的教育改革热潮,而在这场教育改革的大潮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师范教育。尽管各国的国情不同,师范教育的体制有别,但为了适应其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育质量,它们都优先致力于师范教育的改革。通过下列几个方面,我们可以透视出国外师范教育的改革趋势。一、改革师范教育体制,提高对师范教育质量的要求进入新技术革命时代,许多发达国家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人口学历结构不断提高,这对各国现行的师范教育体制和质量提
<正> 8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一场新的教育改革热潮。这场教育改革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以中等教育为重点展开的。经济的全球化和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劳动力的素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因此如何改革学校教育,使之能培养出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劳动力,成了发达国家在制订各种发展战略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已经走在前面,美国和英国等也不甘落后。这些国家的文化背景、教育传统各不相同,所采
<正> 在上个世纪,就历史专业与公共事务领域之间关系而言,虽有争论,但并未提出特别怀疑。学者大军一代接一代地主张,历史学家应当集中精力,为当代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的确,历史应当满足于当前需要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本学会的最初时期,当时以第一批学会负责人的意见为代表,其中包括安德鲁·怀特和查尔斯·亚当。但半个多世纪以前,罗伯特·斯舒
<正> 最近,甚至可从政治家和某些学者口中经常听到,我们再也不需要任何抽象的推论,不需要揭示规律或确定单个范畴。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实际的政治过程才是主要的,而理论要稍后从对经验实践的理解中才会产生出来。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思想是行为的发端。理论至少与现实的发展同时产生。只按照健康思想确立政治战略并不是很有效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即使是最鲜明和最有情感的政论作品也决不能代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