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3日夜晚，苏培成先生发来电子邮件，报告王均先生病逝的噩耗。顿时，脑子像计算机一样，自动点击“王均先生”这个文件名，调出存储在我脑海里一个又一个先生的形象。
　　知道“王均”的大名应该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跟《普通语音学纲要》这本书有关。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先生的“均”字最早是下面有“金”部件的。当时只知道先生是一位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专家。
　　见到先生本人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了。1981年7月，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在哈尔滨市召开规模盛大的成立大会。应倪海曙先生的邀请，王均先生出席并在大会上发言。他那鲜明的观点和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1984年，国务院调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班子，先生被任命为副主任，还分管杂志社。我当时是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于是，先生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先生虽然做了官员，但给我的印象还是书生本色、学者风度。他无论对谁都谦和有礼，笑容可掬，工作中也是以鼓励为主。他曾多次表扬我：“老费，《语文建设40年》这个选题抓得好！”先生在任内为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作出许多贡献，但凭心而论，我始终认为先生不会因而也不宜做官。后来听说，在一个非常时期，先生做了一件有良心的学者应该做而有心机的官员决不肯去做的事情，招致仕途中止。
　　先生接过前辈的火炬，为我国语文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是先生一手创建并长期领导了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北京朝内南小街国家语委后院的家属楼里住着学会的几位中坚，如周有光、王均、尹斌庸、冯志伟等。在我心目中，那里曾是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一个“指挥部”。
　　2002年以后，我长期住在上海。听说先生中风后，曾三次乘回京开会之便去探望先生。
　　第一次是在邮电医院。那天到医院已是傍晚。我捧着鲜花刚在病房现身，先生就大声喊道：“老费！”我十分惊讶他反应的灵敏。由于语言功能障碍，他说话用大声，并努力咬准字音，显得很费力。他告诉我，中风后，腿脚不利落，要重新学习走路；说话不利落，要重新学习说话。他万般无奈地摇着头说：“我是搞语言研究的，现在却要学说话。”尽管要有护工扶着学步，尽管说话显得吃力且含糊，但先生的那股精神头依旧不减当年。
　　第二次是在他家中。他高兴地告诉我，说话能力有进步了。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我主编的一本书和前不久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还是以鼓励为主，说《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纪事》编得很好，但是有两点建议：一是要编索引，二是要附这一时段的大事记。我告诉他，原稿有索引的初稿，但有关方面急着出版，就被删节了。先生说，以后重印一定要补上去，否则读者用起来不方便。他告诉我，《汉字规范的换位思考》这篇文章读了，他赞成我提出的观点和看法。我非常感动。一位足不出户的中风病人，居然还在关心和思考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问题，居然还在读专业书籍，看学术杂志，信息这么灵通，思路那么敏捷。
　　第三次是2006年4月初。我到北京参加纪念《汉字简化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50周年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我和厦门大学的许长安先生一起去看望王先生。他和夫人正准备吃晚饭。保姆在布菜盛饭，两位重病染身的老夫妇一边一个相对坐在饭桌前。看着这情景，有感于先生晚年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我心里酸酸的。因为研讨会的会场离先生的寓所很近，不少代表都来拜望先生。我和许长安没坐一会儿，又有客人来了，只能匆匆告辞。没想到这是我见先生的最后一面。
　　王均先生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个一个闪现着。我将把走路不方便、说话不利落的王均先生从文件中删去，而永远保存那个书生意气、谦和有礼、思路敏捷、生气勃勃的学者形象。
　　（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