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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一个最好的时代，一个最坏的时代”。互联网的拥趸们会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一切变成可能，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终于实现了交互；互联网的反对者们会说互联网让世界变得更加丑恶，小小的谣言以病毒爆发般的速度迅速蔓延，个人隐私变得不堪一击。事实上，互联网就在那里，善治者让互联网的正外部性无限放大，滥用者让互联网的负外部性无限放大，如何高效治理互联网，最大限度发挥其正能量才是关键所在。
我国互联网从1994年开始正式起步，在20载的岁月中，中国凭借其庞大的网民数据，让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正在逐步形成。因此，与其说是对互联网的治理，不如说是对虚拟网络空间的治理。互联网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作为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这就对治理提出了几大新要求：
更为远大的目标
就治理目标来看，“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新目标。2014年11月在中国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此为主题，倡导打破国别、领域、行业界限，推动互联网设施互联互通；全球共享互联网红利，促进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加强互联网技术合作共享，共同应对网络危机和治理互联网，实现互联网安全保障有力，实现互联网世界的共融。
让公众参与治理
就治理主体来看，以往的互联网治理通常由政府主导，“自查自纠、责令查处、群众举报”三种形式组合而成的监管模式，并日渐成为我国网络管理的常态模式之一。但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公民意识”的崛起，政府对公众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的鼓励，“公众治理”模式未来将在互联网治理中大有作为。“公众治理”在本质上与当前互联网上所流行的“众筹”、“众包”相似，核心在于鼓励公众参与治理过程、监督治理效果。2009年12月我国发布的《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就是鼓励互联网公众治理的典型代表。
数据成为治理重点
就治理内容来看，以往的互联网治理更多集中于硬件基础、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内容四个主要方面的管理，新时期的治理内容要兼具系统性和精细化，不仅要致力于改善互联网发展环境，打造互联网发展良性生态圈，更要针对互联网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和不同专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如公安部门要针对互联网诈骗、工商部门要针对互联网虚假广告、教育部门要针对互联网在线教育、医疗卫生部门要针对网络医疗信息环境等不同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同时，互联网治理将由以往较为宏观的内容向更加基础、细微的方向转变，未来作为互联网基本单位的“数据”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的基础和重点。随着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社交网络等的发展，网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成为“数据源”，随之而来的交易数据、行为数据等可以全方位展现人的数据印迹，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管理可以实现对人类交易行为、社交行为等的监管。
对象覆盖“互联网+”
就治理对象来看，互联网只有与应用相结合，并切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才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互联网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连接”特性，使得其可以切入到各行各业并带来颠覆性影响，互联网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和越来越精细化，“互联网+”效应不断显现。未来，不能狭窄地将互联网治理仅仅限定在“互联网”本身，而是要将治理范围扩展到互联网场景应用及其衍生产品中来。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营销、互联网定制化生产等作为未来互联网主要应用场景，与之相伴而来的将是更多的互联网产品，如互联网金融的各种“宝宝们”、互联网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它们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纳入到互联网治理范畴内，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的重点内容和创新领域。
依法制网才是根本
就治理手段来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互联网环境，治理手段要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要加大“法制化”、“常态化”和“柔性化”等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联合治理”模式。“法制化”是互联网治理的根本手段，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是有效治理互联网的基础保障；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治理往往在短时期内就会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现象，对其治理要进行长期持续追踪，形成“常态化”治理格局；管、控、打等强制手段仍将是政府治理互联网的主要手段，但诸如疏导这样的柔性管理手段将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互联网治理中。
互联网的本质是将一切链接起来，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人联网，再到现在提出的万联网，互联网的概念和外延不断被刷新和重塑，对互联网的治理将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未来，互联网还将向着更大规模、更优组织、更强信度的方向发展，科学、高效、安全的治理模式是保障互联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建设目标和框架下，要不断规范治理环境，优化治理手段，深化治理内容，创新治理模式，形成“善治”大格局，最大限度发挥其正外部性，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未来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作者单位：天津市信息中心）
我国互联网从1994年开始正式起步，在20载的岁月中，中国凭借其庞大的网民数据，让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正在逐步形成。因此，与其说是对互联网的治理，不如说是对虚拟网络空间的治理。互联网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作为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要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这就对治理提出了几大新要求：
更为远大的目标
就治理目标来看，“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新目标。2014年11月在中国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此为主题，倡导打破国别、领域、行业界限，推动互联网设施互联互通；全球共享互联网红利，促进互联网经济繁荣发展；加强互联网技术合作共享，共同应对网络危机和治理互联网，实现互联网安全保障有力，实现互联网世界的共融。
让公众参与治理
就治理主体来看，以往的互联网治理通常由政府主导，“自查自纠、责令查处、群众举报”三种形式组合而成的监管模式，并日渐成为我国网络管理的常态模式之一。但随着网民数量的增加，“网络公民意识”的崛起，政府对公众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的鼓励，“公众治理”模式未来将在互联网治理中大有作为。“公众治理”在本质上与当前互联网上所流行的“众筹”、“众包”相似，核心在于鼓励公众参与治理过程、监督治理效果。2009年12月我国发布的《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就是鼓励互联网公众治理的典型代表。
数据成为治理重点
就治理内容来看，以往的互联网治理更多集中于硬件基础、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互联网内容四个主要方面的管理，新时期的治理内容要兼具系统性和精细化，不仅要致力于改善互联网发展环境，打造互联网发展良性生态圈，更要针对互联网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和不同专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如公安部门要针对互联网诈骗、工商部门要针对互联网虚假广告、教育部门要针对互联网在线教育、医疗卫生部门要针对网络医疗信息环境等不同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同时，互联网治理将由以往较为宏观的内容向更加基础、细微的方向转变，未来作为互联网基本单位的“数据”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的基础和重点。随着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社交网络等的发展，网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成为“数据源”，随之而来的交易数据、行为数据等可以全方位展现人的数据印迹，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管理可以实现对人类交易行为、社交行为等的监管。
对象覆盖“互联网+”
就治理对象来看，互联网只有与应用相结合，并切入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中，才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经济价值。互联网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连接”特性，使得其可以切入到各行各业并带来颠覆性影响，互联网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和越来越精细化，“互联网+”效应不断显现。未来，不能狭窄地将互联网治理仅仅限定在“互联网”本身，而是要将治理范围扩展到互联网场景应用及其衍生产品中来。互联网金融、互联网营销、互联网定制化生产等作为未来互联网主要应用场景，与之相伴而来的将是更多的互联网产品，如互联网金融的各种“宝宝们”、互联网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它们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纳入到互联网治理范畴内，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将成为未来互联网治理的重点内容和创新领域。
依法制网才是根本
就治理手段来看，为应对日益复杂的互联网环境，治理手段要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要加大“法制化”、“常态化”和“柔性化”等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联合治理”模式。“法制化”是互联网治理的根本手段，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是有效治理互联网的基础保障；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治理往往在短时期内就会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现象，对其治理要进行长期持续追踪，形成“常态化”治理格局；管、控、打等强制手段仍将是政府治理互联网的主要手段，但诸如疏导这样的柔性管理手段将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互联网治理中。
互联网的本质是将一切链接起来，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人联网，再到现在提出的万联网，互联网的概念和外延不断被刷新和重塑，对互联网的治理将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未来，互联网还将向着更大规模、更优组织、更强信度的方向发展，科学、高效、安全的治理模式是保障互联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建设目标和框架下，要不断规范治理环境，优化治理手段，深化治理内容，创新治理模式，形成“善治”大格局，最大限度发挥其正外部性，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未来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作者单位：天津市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