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山区的乡村度过，那时也有生存风险，典型者如：被马蜂蜇死，从树上掉下来摔死，或者风雨交加的夜晚被倒塌的茅房掩埋。我个人那时候经历过最惊险的两次危机，一次是野泳的时候几乎溺亡，另一次是放牛的时候试图爬上牛背，差点被牛踩死。
　　后来一些村子有极少数人有了点钱，盖起了楼房，才有人坠楼而亡;公路上有汽车了，就有人被车轧死;恋爱自由普及到农村，又有了情杀身亡。

　　然而这些都是个体性的悲剧，也是很小概率的事件。尽管一个人的悲剧发生，也会引起整个农村小社会的舆论震撼，但相对于饥饿、贫乏、营养不良带来的不幸，我们觉得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是可以在某一天彻底终结的。最朴素的想法是，将来不用爬树，不用放牛，不用碰上马蜂窝，简陋的茅房换成光亮可鉴的马桶，危险就都不在了。
　　城市生活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终结者，所以人们要想尽办法往城市里走，后来，城市化成了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

　　城市化是一个客观过程，一开始是来自集体向往，后来就变成一个不能违逆的趋势，不化也得化，人们在此过程中付出代价，又充满希望。城市化也是让传统乡土中国逐渐熟悉和适应城市生活、培养城市人的过程。
　　终于，我们过上了城市生活，骑在牛背上、坐在树丫上的梦想实现了，过去憧憬的物质环境，也都一一陈列眼前。只是，我们熟悉城市了吗？适应城市生活了吗？城市化和促成它的工业化，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范围，它们总是先以一种客观存在出现，等待我们去了解，去适应。现在它们更是爆发性地创造着各种新情况，而我们的认知能力和脑容量都很难有一个爆发性质变来赶上它们。

　　熟悉的世界正离我们越来越远—说的不是乡愁，而是危险性的未知，我们知道危险存在，但不知道在哪里，离我多近。认知风险的途径，往往是通过一些灾难。而这种灾难性质已经改变，不是上树、爬牛背、蹲茅房、一次一个，而是一次次的伤亡数字冲击。
　　我这样说听上去有点麻木，尽管我的内心温热并悲伤，只是当前这个社会早已无法让一个从业10年的记者反复表现出天真的感性。感性对外部问题毫无意义，甚至也面对不了个人内心的结节。

　　消防战士，19岁的宁宇，在日记中书写着他对事业的爱，对生命的爱，对国家和人民的爱，“义无反顾，赴汤蹈火”。任何时候，社会都需要这样的精神，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血性，只是，在和平时代，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保留这份精神，而在现实中最好用不上。但是他用上了，把生命也用上了，还有那些跟他一样冲进去的英雄们，都用上了。
　　为什么？为什么在一片祥和而忙碌的地方，一个人人充满希望也是最接近梦想的时代，在一个属于梦想实现第一梯队的城市里，人的生命变得这样不可把握？
　　还有那些居住在离爆炸中心1公里范围内的洋楼里的人们，其中有许多年轻人。他们中，有多少是像我一样，为了住进那一栋洋房，付出过多少艰辛的努力？他们曾多少次想象着自己这个新家的样子？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没有想象过经历各种奋斗、辗转和迁徙之后，他们和危化品做了邻居。
　　现在看来，个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向超越想象能力的危险不断逼近的过程。

　　危险并非人人有份，它是随机性的，这恰恰是它的震惊之处，我们不知道一些看似常规的经济行为会在身边埋设下什么。如果一直无法面对，无法防范，无法解决，就足以让人食不甘味，以至连“昨天好还是今天好”的简单价值判断都成了问题。想象一下，当物质丰裕与生命脆弱各自坐在了跷跷板的一端，你将如何行动？

　　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他认为现场对幸存消防员的采访太残酷，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心情接受采访？我认同这种根据生活常识获得的推理，但我知道他们不遵循这一常识而愿意开口讲述，是因为经验性地担心“一旦牺牲了就被遗忘”—现实有时就是反逻辑的。遗忘牺牲，结果可能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灾难中的逝者，无论是不是英雄，一个个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平时一起生活的地方瞬间消失，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远比战争可怕。

　　人重于一切。不能让生命消失变得稀松平常，否则我们将走向整体的价值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