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苏轼，在诗词、散文、绘画、书法等各个领域都出类拔萃。因上书反对王安石新法被下御史狱，多次遭贬。林语堂曾说过：“苏东坡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北宋学者胡寅说苏轼作品洗却绮罗香泽之风，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一、远大的理想，坎坷的人生

　　苏轼从小立下远大志向，据传曾在自己书房门前写了一副对联：立志读尽人间书，发愤识遍天下字。但是苏轼的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时代原因，时值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为关注百姓疾苦，反对变法，因而卷入新旧党争，并屡次遭贬，长期流放，在乌台莫须有的诗案中差点搭上性命。他在《行香子》词中感叹一切功名利禄都是虚无缥缈的，人生又是变幻无常的，徒然劳心劳力，费心费神。人的一生只不过像马驹过隙，像击石进出火花一闪即灭，像是梦境中短暂的经历，真想做个闲人。《行香子》固然表现了苏轼的消极思想，但是也客观地反映了他因怀才不遇壮志难酬而产生的苦闷情绪。

二、苏轼成就了黄州，黄州也成就了苏轼

　　苏东坡历经人世沧桑，生活经常给他开了不少的玩笑考验他的意志和耐心，在“乌台诗案”贬官黄州之后，他的心性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自题金山画1象》一诗中曾自我表明心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心灰意冷，无法驾驭自己的生命之舟，一生功业无成，经常被贬偏远幽僻之地。
　　在他四十三岁那年，因为写诗讥讽朝廷新法，被政敌诬陷下狱，文学史上称之为“乌台诗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开始了他人生的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给皇帝写了《湖州谢表》，但由于奏表内容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新党盯了缝子，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于是被谏官李定、舒童等人弹劾而被捕入狱，苏轼游街示众，押解京師，入狱一共一百零三天，险遭杀身之祸，后因众人求情得以从轻发落，被贬黄州，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谁曾料到一篇献于神宗的《湖州谢表》将苏轼官运基本葬送，他自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至七年（1084）四月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漫漫岁月。
　　1.被贬黄州第一年，孤独寂寞
　　苏东坡在黄州的日常生活情况，可以从他寄给李之仪的书信中看得一清二楚。书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而他的词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就是此种心态最典型的体现。“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以孤鸿自比，抒发自己见谗被疏、无端遭难的寂寞和孤独，流露出无依无靠的凄凉。
　　2.被贬黄州第二年，感叹人生的虚幻与短促
　　据洪柏昭《三苏传》推断：这一年中秋，苏轼写了首《西江月·黄州中秋》词《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感叹人生的虚幻与短促，辛酸往事不堪回首，对整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一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他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作中，便有明显的体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这首词作里，暗示了人生道路上也会遇到风风雨雨，这点风雨算不了什么。只要拄着竹杖、穿着芒鞋，顶着风雨优雅向前，内心就会产生了“轻胜马”的感觉，前方又是一抹阳光。从中更是领悟诗人勇敢直面风雨、战胜苦难的洒脱和自在。苏轼表现出的他的心境是平淡，心情是自豪的。
　　3.被贬黄州第三年，拥有难得的宁静平和
　　在贬谪之地构筑一个与世隔离的心理避难所，诗人在此能与古圣先贤对话，可以触摸自我脉搏，从而逃离俗世的种种烦恼。词人对雪堂怀着眷恋之心，这可从元丰五年春所作的《=江城子》窥见一斑。“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苏轼固然是个豁达乐观之人。春天来临，雪堂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夜雨充足，乌鹊报喜。身居雪堂，可以听泉水叮咚，望亭丘孤秀。他为自己能拥有这份难得的宁静平和而欣慰而喜悦。
　　4.东坡贬居黄州的第四年，旷达豪迈
　　写给朋友张倨俭《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全词通过描绘快哉亭周围壮阔的山光水色，抒发了作者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他以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刚正不阿，就能超凡脱俗，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泰然处之，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苏轼这种逆境中仍保持浩然之气的坦荡的人生态度，显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谪官黄州，苏轼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余秋雨说得好，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苏东坡思想更加成熟了（《苏东坡突围》），因灾难而成熟，因居住在穷乡僻壤而成熟，因孤独而成熟，因灭寂而再生。自贬谪以来更是心酸异常，一方面是与亲友间“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孤独背叛之感。从初到黄州时惊魂未定、思绪无依，怨恨与痛苦，现实中纷扰与无常折断了苏轼飞翔的翅膀，所以，只能静下心来，从容面对命运的不公，以对生命的重新思考来超越俗世的残酷生活，于是，苏轼的人生境界日臻完善与提升。苏轼的文学创作，实现了脱胎换骨和凤凰涅槃。这段时期，他完成了《易传》《论语说》的撰写，写出了《赤壁贝武》《循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石钟山记》《题西林壁》。他的三百余首词作中，有近百首写于黄州。

三、佛家、儒家、道家给予苏东坡以人生的智慧

　　一方面是深刻而沉重的“人生空漠之感”，另一方面，却不流于颓废疏怠，这两方面的神妙结合，构成了苏东坡的人格魅力。佛家、儒家、道家的人生观给予苏东坡以人生的智慧和抉择：道家主张清净无为、退让，求自然、守本分、淡名利体现了机敏做人的学问。儒家追求仁、义、礼、智、信。讲究道义、责任、担当、反省、中庸为人处世之道，注重圆融通达。而佛家主张慈悲为怀、四大皆空、包容忍让，视世间万难为无物，不怨天尤人，从自然，呈本性，体现了超脱修心的学问。儒家注重入世，道家注重出世。佛家文化——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
　　儒道佛三教合一，不只是宋代文人淘洗心灵的一泓清泉，更成为他们一种务实的生活方式。他以儒家作治世之具，积极入世，不忘国事，体恤民情;他以道家修身养性，顺其自然、逍遥任性、追求自由的人生态度所感染，开始面向自然、归向田园，追求自然的纯真与心灵的宁静。他以佛家为安身之法，在落职蒙难时，随缘旷达、笑对人生。
　　对三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形成了苏轼具有独特个性的处世人生观。苦难中以一种乐观的姿态实现自我的超越，摆脱了精神上的苦闷与压抑，随缘自适，超然物外。他把政治上的失意与人生无常的苦闷都消解在生活实践中，或寄情山水，或钟爱绘画书法，或回归人间温情，使苦难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充满了美的情趣。苏轼在挫折不断、颠沛流离时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人生无常、世事风云变幻时“也无风雨也无晴”，诗意地栖居，洒脱地生存，做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