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一个价值的颠覆与重建的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社会泛滥开来。当西方社会逐渐由工业进入后工业时代，旧的社会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各国发生了普遍的信仰危机，人们对以往深信不疑的理性追求发生了动摇。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到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人们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之后，转入自我和虚无中寻求理想和上帝的庇护。然而上帝的存在受到了更多的质疑，人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孤独、荒谬、痛苦、厌恶、死亡等种种命运被给予了空前的关注。瑞典导演伯格曼以独特的思考和姿态，反映了西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中人们关于信仰的坚持——质疑——否定的过程。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Igmar Bergman 1918~2007）是西方现代电影中享有极高声誉的大师级导演。他在戏剧、电影乃至文学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他曾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从影后拍摄的著名电影，如《第七封印》、《野草莓》、《处女泉》、《犹在镜中》、《呼喊与细雨》、《芬妮和亚历山大》等，为他赢得了各种电影节大奖（包括3次6项奥斯卡金奖）。他与意大利导演费里尼、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代表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欧洲电影艺术难以逾越的最高峰。伯格曼以他那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他以强烈的个人风格所奠定的瑞典电影的理性精神至今仍深深影响着瑞典和世界影坛。
　　伯格曼是一个集怀疑论者、理性论者、神秘论者等各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于一身的复杂的艺术家。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徒，并曾长期担任牧师。这种宗教家庭使得伯格曼从小就生活、沉浸在教堂内庄严肃穆的象征世界中，并不可避免地对他日后的电影创作产生重大影响。伯格曼没有如父亲所愿继承牧师的职业，但他却将对上帝存在与否的问题思索带入了他的作品，“将他一生所经历的与宗教的纠缠作为素材，创造出一部部被评论家所批判的‘自我中心’的影片。对上帝的信任、怀疑发展到否定：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隔绝与折磨，这一类主题融合于他洗练、稳重、严肃的影片形式美中，被嘲笑为‘北欧阴郁’的供应商。”伯格曼倾其一生在他的影片中表现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他心目中上帝呈现了一个逐渐被否定、被“杀死”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伯格曼对上帝的批判与否定是轻率、武断的，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第七封印》和著名的“宗教三部曲”（也称为“沉默三部曲”）寻索出伯格曼对宗教问题的思考脉络。
　　伯格曼于1960年到1962年间拍摄了三部极为重要的电影：《犹在镜中》（也译为《穿过黑暗的玻璃》）、《冬日之光》、《沉默》。“这三部电影在处理一个缩减的过程。《犹在镜中》——征服确信；《冬日之光》——透视确信；《沉默》——负面的残留印象。因此这三部电影共同组成一出三部曲。”这三部曲真正体现了导演对神学的怀疑态度，从某种角度来说，《第七封印》和《处女泉》并没有彻底的否定上帝的概念，然而，《犹在镜中》对上帝存在的怀疑，《冬日之光》中对信念的否定，以及在《沉默》中对上帝缺失情况下人与人关系的讨论，不仅否定了上帝概念，同时流露出伯格曼后期关于人物交流困境和心理阴影的电影主题。
　　“《犹在镜中》想表达一个非常简单的哲学：神即是爱，爱即是神；被爱包围的人就是被神包围的人……这部电影代表着虚伪——虽然是不自觉的虚伪，却仍是一种虚伪”。当作家的父亲其实与患精神分裂的女儿一样，陷入人格分裂的巨大痛苦中。一方面，他冷酷、自私而虚伪，尽管表面上热情洋溢，其实他不愿意与女儿、儿子呆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饱受良心上的折磨，一度自杀未遂。人性恶的一面得到很透彻的揭示。所以，《犹在镜中》体现的是双重颠覆，一是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一是对上帝形象的颠覆。《犹在镜中》通过严谨的结构达到人物关系的对立，从而达到对上帝沉默的一种解说。从某种角度看，这部电影是三部曲的基调，如果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么信仰问题（《冬日之光》的主题）就根本不会提出。
　　《冬日之光》“这部质疑人与上帝的交流并粉碎了整个上帝的概念”的电影，风格更趋向于一种文学性，主题的把握更深地隐藏在角色大量冗长而晦涩的独白或对话之中。电影截取了一个牧师在早晚两次布道这段时间内发生的几件事情，主题通过人物关系的转变而被推动。在牧师托马斯的世界里，上帝总在沉默，并且沉默带来的折磨更加持久也更为泛化。托马斯总是试图向别人表达一种上帝沉默的思想，包括向他求助的渔夫、他的情人和一个教堂管理人员。“相信上帝？上帝确实存在，上帝就是安全？苍白的语言增强了信徒的不信任，同样更折磨着牧师。”在任何事件发生过程中（就好像耶稣的受难），上帝都是沉默的，他不为信仰他的人指明道路，总是在事情发生之后通过神迹来补偿，那么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信仰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在信仰的过程中，并不知道信仰是否有效。影片中的牧师已经丧失了信仰的能力，可他却试图通过祈祷（祈祷应该建立在信仰之上），重新获得信仰的能力，或者说，试图通过祈祷从上帝那里寻求祈祷的理由。托马斯对前来寻求信仰方面的引导和安慰的渔民约纳斯说：“你应当理解。我并不是个好牧师。因为我的父母笃信宗教，而且像是理所当然地虔诚，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职业。我顺从了他们，但并非我原来就爱他们。就这样，我成了牧师，信了上帝。（放声大笑）信仰一位完全无法适应的亲如父亲般的上帝……这是一位我想象中的、从四面八方租借来和用自己的手造出来的上帝……每当我让上帝面对我看到的现实的时候，他就变得丑陋、倔强不驯，变成了一个蜘蛛上帝——一个巨大的怪物。”牧师将一个被杀死的上帝交给渔民，渔民完全地绝望了，他无言地离去，不久便饮弹自尽。渔民的自杀代表着希望的苍白，信仰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冥冥之中神圣的上帝为什么抛弃了他的子民？在这部影片里，伯格曼摧毁了上帝代表安全感、上帝即爱的概念，他认为这样的上帝形象不过是人的心理投射，应该对这个形象予以革命，予以背叛。
　　而到了《沉默》这部既“是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记忆，也是对一段荒凉的内在情感的捕捉”的电影，上帝的形象被缩减到最低——“上帝的沉默”仅仅成为“负面的残留印象”，仅仅是被不断嘲弄、侮辱的影子，最后竟与一个奄奄一息、等待死亡的病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部令人费解、文化意义相当突出的影片。伯格曼习惯在影片主要角色的分配设计上，表达他自己内心中各种意念的冲突关系。在这部片子中，他基本排除上帝直接存在性影响，用人格构成来设计人物及其相互关系，借以探讨人性内部的冲突。虽然故事情节不多，但却有许多细节镜头——战后的现代人在精神上软弱无力，处于心灵空虚绝望的盲目状态，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牺牲责任道德，以致精神失衡道德颓唐败坏。“人与人之间变得无法沟通，只好暗暗独自品尝自己内心深处的痛苦，《沉默》默默地记录下了这个现象。一个人若不自杀，就得接受生命——虽然并不好受。通过《沉默》这部影片，伯格曼似乎有了答案：‘我现在的选择是接受生命。’”
　　较之其他导演伯格曼的宗教思想显得更为沉郁与浓稠，“他以一生不断地相信、质疑、否定、肯定、幸福、痛苦的回环纠缠和激荡，给电影艺术长廊留下了复杂得可怕而又单纯得透亮的一系列作品。在他和上帝的‘摔跤’过程中，他通过影片来表现他幽冥晦暗处的驳杂思想和宗教浩渺感：世人痛苦焦灼、上帝神秘莫测、灵魂低语无奈，许多潜伏在幽冥深处的哲学玄想通过他的不可言说的混沌和丰富多彩的影像表达出来。正像他自己所言：‘我的全部生命都在我与上帝之间的痛苦而又不快的关系中斗争着。信仰与不信，遭受惩罚、蒙恩与弃绝，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真实的又都是专横的。’”
　　早在影片《第七封印》中，伯格曼就流露出对宗教的架构：“仅凭一人的感觉想去理解上帝的意图真的这么难吗？为什么他总藏在半真半假的承诺和从未实现过的奇迹背后呢？当我们缺乏信仰的时候，又如何守信呢？我们将会怎样？谁会去相信？难道要相信那些我们不想也不能相信的事情吗？为什么我不能杀死心中的上帝？为何他使我蒙羞？尽管我想要把他从我心中抹去，为什么他总像一个我无法摆脱的嘲笑者？我需要真理！不是信仰，不是承诺，而是真理。我希望上帝能伸出他的手，露出他的脸，和我说话。但他仍然沉默。我在黑暗中呼呼他，但似乎没有人在那里，或许那没有任何人……”（《第七封印》）而“在《冬日之光》中，我割舍宗教辩论，放弃说明结果。……这部电影是场剧烈冲突后留下的墓碑，而这场冲突就像我意识中的一条神经线燃起熊熊大火。上帝的形象动摇了，我仍未放弃人负载着神圣目的的想法，手术终于完成了。”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伯格曼在“杀死”上帝之后，流露出一种虚无的态度。伯格曼电影的启发价值并不在于最终断定上帝的存在与否，而是向观众提出了一个永恒的疑问：在上帝被“杀死”之后，人类到底该如何面对这个罪恶依然继续存在的世界，如何面对孤独与隔绝依旧攫住所有个体灵魂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