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与汇率制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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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以及盯住汇率制度已经给我国带来物价上涨压力增加和外汇储备减值的风险,因此我國应通过适当升值择时退出盯住汇率制度或采取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加强区域性货币合作和限制投机性资本流动,从而确保汇率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
  关键词:钉住汇率制度;出口导向;M2;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0)08-63-02
  
  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个“无体系的体系”时代,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用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些发达国家凭借其自身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使其汇率制度安排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得到有利的吻合。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迫使其只能采取“防御性”的汇率制度。然而在浮动汇率制度成为历史必然选择的背景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然倾向实行钉住汇率制度,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这种制度已被证明是极为脆弱的。
  
  一、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实质
  
  197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水平总体上经历了先贬后升的过程,先从2.8元/美元逐步走贬,而后从1994年初的8.7元/美元升至2005年7月的8.11元/美元,再到2009年底的6.85元/美元左右。1994年汇率并轨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并通过调控市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2005年汇改时人民币对美元日波幅是0.3%,2007年扩大至0.5%。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为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安排之列。这一汇率制度安排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
  
  
  二、从通胀角度看待钉住汇率制对中国的不利冲击
  
  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上升,截至2008年9月末,达到创纪录的19056亿美元。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之美元、欧元、人民币汇率的波动,2008年10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降至1.89万亿美元以下,为自2003年年底以来首次下降。截至2009年12月,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3991.52万亿。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负责表来分析货币发行变化的影响因素。基础货币构成央行负债,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是央行主要资产。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一般通过三种渠道来投放:再贷款、财政透支与借款、外汇占款,前两项统称为央行信贷。三者在数量上的关系:
  △MB=△D+△R
  其中:△MB为基础货币的变化;
  △D为国内信贷的变化;
  △R为外汇储备的变化。
  所以,央行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变化将直接反应在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变化上。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一国国际收支失衡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渠道改变货币供应。而外汇占款数量由汇率和外汇储备量乘积共同决定。在我国目前汇率制度形成机制及外汇管理模式下,人民银行只能被动接受收支顺差的变动,外汇储备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实行长期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上升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关键内生性因素。
  当然,根据理论我们也知道在一定时期内。货币量其实是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我们令货币名义收入水平PY、货币存量M及货币流通速度V三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MV=PY。通过对时间求导,推出mv=py。
  
  式中m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v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率;p商品零售价格涨幅代表物价水平变化率;y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代表产量增长率。现代货币经济理论普遍认同,在正常的流通机制和货币政策环境下,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V)。只要流通手段和技术不变,货币流通速度从长期看是不变的;而在短期,货币流通速度则可以随利率、股息等几个有限的变量做方向确定却弹性十分有限的波动。下表是2000年~2008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之间数量关系。
  从公式可以看出一国通货膨胀率的高低不仅受货币存量变化的影响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而根据图1显示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除去个别年份受货币流通速度影响较大而与M2、外汇储备增长不一致外,在高峰阶段与外汇储备增长率有着较大的相关关系。
  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货币发行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市场上货币供给量增多,从而与物价水平脱节,导致了2008-2009年较明显的通胀压力。其主要原因是我国货币当局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过多和经济增长过快等原因造成的。
  
  三、退出盯住汇率制的必要性
  
  中国采取这样的汇率制度具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和我国根据比较优势原理采取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是完全分不开的。李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所有商品的劳动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高,但只要这些商品的劳动成本相对于贸易伙伴而言并不完全一样,那么该国就能通过专业化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从而在贸易中获益。因此从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国情出发,采取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也是有情可原。
  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并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并出现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能源、矿产品和林产品的自给率不断降低。其中能源的自给2001年的92%下降到2020年的67%;净进口在世界进口份额中占到6.8%。比2001年的1.1%上升了5.8%。林产品的自给率由2001年的91%下降为2020年的84%;矿产品的自给率变化不大。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在这些资源上的稀缺性,其对国际市场依赖性的提高会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极其不利的影响。下表是研究机构对我国大宗商品依赖程度的一个分析。
  但是为了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期望通过出口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积累被盯住国家的货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同时实行资本管制,不惜以本国财富的转移和本国实际消费的损失为代价。
  
  汇率固定虽可在一定时期内便利微观主体的经济核算和风险管理,但长期与供求基本面脱节会扭曲国内外相对价格比价关系,损害资源配置效率,使内外经济失衡矛盾不断积累。当一国经济逐渐走向成熟时,实际消费损失的累积将使一国经济不能承载,只有逐渐地退出盯住汇率制度,减轻这种实际消费损失地累积。刚性的汇率制既缺乏应对危机的灵活性,也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国际经验表明,中型和大型经济体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盯住单一货币是难以持续的,容易遭受危机冲击。在历届金融危机中,汇率僵化都是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相互影响作用大,固定的汇率也容易成为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客观上要求大国汇率政策应具有调节的灵活性。
  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现有的汇率体制,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早在1990年初就发表《走向人民币可兑换》的著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提出在我国经济开放成长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将采取先贬后升的演变路径。由于实际汇率是由两国可贸易商品的比价关系决定的,所以就有可能暂时使均衡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离得更远些。不过随着可贸易货品的比重增加,购买力平价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动。均衡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就会再度接近。
  但是,什么时候退出盯住汇率制度,以什么方式退出盯住汇率制度,却比较难以把握,它关系到一国在退出盯住汇率制度之后是否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现在中国站在汇率制度改革的十字路口,且面临国内外人民币升值的强大预期。贸然改变汇率制度将会对我国不成熟的经济体系造成沉重地打击,将重蹈日本的覆辙。我们必须逐渐地采取措施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增强抵御外来风险的压力,只有在此基础上,人民币走向浮动才能真正地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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