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工业科技高度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答案一定与人有关。我眼中的北欧人有一种从容平和的生活态度，影响着他们对自然、对财富、对生命的看法。
　　
　　不久前去英国旅行，到超市购物前，朋友提醒我自备一只购物袋，结款时因为免用塑料袋，就能走专门开辟的“绿色优先”通道，省时间，享便利，又环保。
　　其实，英国商家几年前就开始鼓励顾客自备购物袋以利环保，但采用的手段并不讨好：有些商场要求顾客额外付钱买塑料袋，因而引起抱怨；有的商场则由顾客“自愿自觉”放弃塑料袋，结果响应者寥寥。如今实行的“绿色优先”原则，终于为这一难题寻到了“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解答。
　　
　　豪华包装的末日
　　
　　这不仅让我想到了屡屡受到诟病的“过度包装”问题。三两产品，四重包装，五斤礼盒，这种久治不愈的豪华包装病症，在中国的“病史”不过20年，而“病源”首先来自海外市场。
　　计划经济时代出口产品包装简陋，“一流产品、三流包装”吃了大亏，中国企业痛心疾首，因此急起直追，很快易拉罐、利乐包装、真空铝箔、覆膜塑料等新潮包装品铺天盖地，商场的货架变得五彩缤纷，花样百出。但是，等我们突然发现欧美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包装日益挑剔，绿色贸易规章将大量中国货拒之门外之时，回头反省自家的“包装污染”，病症已是积重难返。
　　一个简单的数字告诉我们：中国每年产生的垃圾，有30%是包装废弃物，其数量达到2500万吨!
　　难道欧洲厂商和消费者天生就喜欢简单环保的产品包装?肯定不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天性都是趋利的，包装华丽的商品既然能带给消费者愉悦和体面，又能给生产者带来利润，就会长盛不衰，这一点中外概莫能外。但是，当工业化国家开始面对环境恶化的威胁，如何避免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就上升为攸关全民利益的公共问题，超越了商业利益的趋利性，公众和国家治理这一“公害”的行动就此发力。
　　指向过度包装的第一道紧箍咒是“包装减量化”。1994年欧盟公布的“包装与包装废弃物指令”中，对包装减量化做了这样的描述：
　　“包装物的制造，应使其体积与重量，在足够维持被包装产品的安全、卫生程度以及消费者接受度的前提下，被限制到最小的数量。”
　　一盒饼干，一台电脑，怎样的包装可以被界定为“最小包装”?按体积还是按重量计算?消费者接受度又该怎样衡量?如果一项产品因为包装过于简单而受到消费者的冷落，谁该承担由此带来的损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一纸指令就可以解决的。但是，只要提出了指向性的法规，就可以跟随制定执行的细则，政府、公众和生产企业有了统一的评判标准，可以建立奖惩制度，明确责任承担者，力求把产品包装的“水分”一步步“压榨”干净。在韩国，过度包装商品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被罚款300万韩元。在英国，每包装一升软饮料所需要的包装材料数量，已经减少了20%以上。
　　我们从超市买回饮料，喝完后将空瓶卖给收废品的小贩，自我感觉已经十分良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瓶子罐子和纸箱本身耗用了多少材料?每一个塑料瓶和纸包装的生产过程都在消耗资源、影响环境，作为消费者，人们无法掌握准确的数据，但起码可以依据自己的常识判断，拒绝购买那些“奢华包装”的商品，用自己的购买行为替绿色消费投上一票。
　　回收责任之辩
　　2002年夏季，德国4家大型连锁超市突然从货架上撤下了大量罐装和瓶装饮料，整类产品在德国的销售额迅速下降了50%。这引起饮料罐生产线停工，数千个工作岗位处在危险之中，一时风波四起。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德国政府规定，如果市场上销售的饮料产品包装回收率低于72%，就必须执行押金制度。当时，随着易拉罐等饮料的流行和增长，回收包装已经低于72%。因此，德国政府宣布，开始对饮料罐征收押金，如果零售商不能回收空罐，将受到巨额罚款。建立回收系统需要大量投资，而这种押金政策能否长期执行也是疑问，于是，零售商们宁愿选择撤架，也不愿意面对罚款的风险。
　　究竟谁应当为包装品的环保处理承担责任?是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还是政府?成了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当然，生产者的责任无可推卸，因为世界公认的绿色包装原则(泛称3R1D原则)就是指向生产者的责任来规范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