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生活的地理环境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自然的因素，但更多是人为的因素——要发展就必须了解过去。一个人如果忘记了过去，就等于没有了记忆。没有记忆的人是不完整的，他的发展方向更无从谈起。
　　——侯仁之语录
　　
　　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当我国目前已经入选的41项世界遗产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保护而转危为安时，一个名字值得记忆与敬重，那就是中国“申遗”第一人——百岁院士侯仁之。
　　
　　燕园成为孕育事业的摇篮
　　侯仁之祖籍山东恩县，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因幼时体弱，他曾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圣经·旧约》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得以维持。遗憾的是，侯仁之初中毕业那年，母亲不幸病逝。
　　侯仁之是1932年秋经保送投考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整个校园风景秀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侯仁之初入燕京大学的第一印象，他至今难忘，“燕大那中国古典形式的大楼三面环列，中间场地开阔，绿草如茵。”
　　从入学的第一天起，侯仁之就被这座校园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只是后来他才了解到，这里原是200多年前与清朝皇室有密切关系的一座名园——淑春园，又是早在300多年前的明朝开辟的勺园。燕大正是在这两处名园的旧址上，经过独出心裁的规划设计，充分利用其自然条件，建造起的一座独具特色的大学校园。校园建筑物一律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建筑形式，这更是历史传统与现代化要求的相互结合。
　　侯仁之深感幸运的，不仅是燕大校园新落成时就来到这里而深受熏陶，更重要的是当时洪煨莲教授对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又使他深受启发，一直影响到他日后的研究方向。“在我入学不久，便听到洪老师关于燕大地理位置考证的专题报告，感触很深。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在课堂教学上，洪教授的独出心裁和严格要求，使侯仁之倍受教益。在科学论文写作训练课上，洪教授的要求十分具体，如必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必须在写作中注明资料的来源，必须有新的发现或新的说明，然后按一定的格式写成文章。“我写的学期论文《最爱藏书的胡应麟事绩考略》，结果被他评定为‘佳甚’。这使我深受鼓舞，这篇论文虽历经世事沧桑，仍一直珍藏至今。”
　　顾颉刚教授也是侯仁之有幸受教的一位“启蒙”老师，“在我燕大本科毕业前夕，顾老师劝我留校做他的助理，告诉我他将在下学年出任历史系主任。于是，我留校做研究生，兼任顾老师的助手。”顾颉刚先生开设了一门“古迹文物调查”实习课，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要带学生到他事先选定的古建筑或重要古遗址所在地——或北京城内，或城外近郊——进行实地考察。事先他请侯仁之根据他所提供的参考资料和侯仁之自己的勘察所得，写成书面材料，印发给学生作参考。“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侯仁之再次庆幸自己在燕园邂逅了一位难得的入门领路人。
　　不久，洪煨莲教授体会到侯仁之的学术兴趣已经从历史学转向历史地理学，就有意为他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1938年下学期的一天上午，侯仁之应命来到他家中，见面时洪教授便讲：“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英国利物浦大学虽不如美国哈佛大学有名，可是那里有一位优秀的地理学老师罗士培教授，对中国的地理很有研究。”于是，他推荐侯仁之到利物浦大学专攻历史地理学，只是转年欧战爆发未能成行。一直到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侯仁之前往该校时，罗士培教授已经退休，而他的继任者达比教授正是近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达比教授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第一次传授给我，我心存感激。”侯仁之从达比教授那里豁然领悟到到底什么才是“历史地理学”。达比教授充分阐述了“今天的地理，明天就成为历史地理”的理论，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
　　
　　曾是个“囚犯”的院士
　　1940年7月，侯仁之在燕园完成硕士学业，并获得斐陶荣誉奖。此后，他继续留校任历史系助教，并开始授课。同时，侯仁之出任学校新设的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则由深受学生尊重的夏仁德教授担任。当时，日寇在华北地区不断进行所谓“大扫荡”，在校学生有人家乡遭受战火，经济来源困难；也有学生救国心切，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侯仁之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帮助学生安全离校。
　　“其中有人南下去大后方参加与抗日有关的工作，我曾代为联系分道前往；更有人决心就近进入解放区抗日根据地，这些人则是经过校内中共地下组织具体联系而后成行。从1940年秋以后的一年间，我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掩护宁愿放弃个人学习机会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的学生分批离校，曾帮助三组十多名学生安全离校。”至今，那段激情燃烧的生活经历仍让侯仁之历历在目。不幸的是，南下大后方的学生中有人走漏了消息，因此27位师生遭到了日本宪兵的逮捕。其中，侯仁之是最年轻的一位教师。
　　铁窗里，不低头、不媚寇的侯仁之裹着薄薄的毯子蹲踞一隅，或睡硬地板，听窗外朔风怒吼。这时的侯仁之曾发誓：“离开这个地方后，我要写一本有关黄河的故事，为这个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著书立传！”没想到，40多年后他编著的《黄河文化》真的得以问世。当时同狱的孙道临（著名的已故电影艺术家）得讯后致函祝贺：“鸿文已拜读，引起我不少回忆……”写记黄河传的雄心壮志使他产生不尽的幻想遐思，几乎忘却囹圄之苦……
　　幸好日寇对燕大学生直接参与抗战一事，一无所获，遂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所谓“罪名”转送日本军事法院候审。迟至1942年6月中旬，对侯仁之判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3年，由燕大校医院院长以新设的诊疗所作为铺保开释，附加条件是“无迁居旅行自由，随传随到”。
　　入狱时是寒风料峭的严冬，出狱时已是炎炎盛夏，侯仁之心里极其惦念妻子张玮瑛。“妻子小我4岁，也在燕大历史系获得硕士学位，留校工作。入狱前她已怀孕，被岳父母接到天津避难，一直音信茫茫。”侯仁之匆匆在同事家换上夏装，在理发店剪掉生长了半年的乱发，马上动身前往天津。到岳父家已是夜深人静，他在家门口张望，看见女佣正热得在庭院里来回踱步，他在门外轻轻呼唤她的名字，让她开门。进屋后，灯光下，他看到妻子在蚊帐里熟睡，旁边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就像大船旁边一只小小的救生艇，与母亲相依为命，一时百感交集。这时，妻子从梦中惊醒，抓住他问：“真的回来了吗？”
　　从此，侯仁之居留在天津避难，岳父利用自己地方名医的身份保护他。为避免敌伪干扰，侯仁之曾到私立达仁商学院，又转到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工商学院任教，并相继兼任该校新设女子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妻子也一起教学。
　　避难期间，侯仁之仍坚持个人学术研究，勤奋治学，首先完成的是计划中关于北京历史地理专题之一的“北平金水河考”，珍藏3年后终于公开发表在燕大复校后首先出版的《燕京学报》上。他还利用就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的考证，写成了《天津聚落之起源》一文，由天津商学院列为专刊，在日本战败投降时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