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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秋，孙杰君重回复旦校园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后，围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们曾有过深入地交流。他最初提出过在原有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继续做“欧阳修研究”的设想，我听后觉得像这样成果累积甚多的作家研究，如果没有新的资料发现，或者不能采用新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是很难写出新意来的。于是，我建议他认真读一遍我的《杨维祯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其中关于咏史诗、宫词、竹枝词等同题系列作品虽仅简略论及，却都可以分别重新构建出一部自成体系的专题史。相对而言，竹枝词研究似乎更适合作为孙杰君的备选课题。因为从现存文献资料来考察，竹枝词至少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保存下来的作品大约在七万首以上，以此作为一部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很够分量的;而现代学术界关于竹枝词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当时已有近八十年的历史。这意味着无论是文献资料的整理，还是学术方面的探讨，都已有一定的积累，但诸多问题都存在着争论而有待厘清，尤其是尚无一部系统研究竹枝词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的专史。接下来，他一边跟随我修习“唐代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课程，一边搜集关于竹枝词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后，最终欣然决定以《竹枝词发展史》为题而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后来在写作过程中虽然也曾遇到过困难和挫折，但他始终坚定信心，以超常的勇气和毅力攻克了一道道难关，直至最终达到预期目标，并以优秀成绩获得了答辩委员会的肯定和通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专著，就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正果。
凡提及竹枝词，令人想到的首先是刘禹锡等人的开创之功。作为同题文学的大宗之一，竹枝词之所以能够自中唐以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众多响应参与者的心目中，它是一种由刘禹锡等人奠定、上端连接着屈原《九歌》、下端连接着民间歌谣与地域风土人情的文学体式。因而它既与民歌相联系，也与地域文学相联系。所谓民歌，是指民间口头创作、口头相传的歌谣，绝大部分不知作者是谁。竹枝词与民歌的联系，首先表现为竹枝词起源于某地域的民歌，现存竹枝词中如果确信是采自民间创作，也不妨径直称为民歌，甚至像杨万里的《竹枝词》七首，自称是“檃括”于丹阳舟人、纤夫的讴吟，也可视为采自民歌而略加整理者;其次表现为刘禹锡、顾况、白居易等人所作《竹枝词》，是受民歌影响而撰写的新辞，鉴于这些作品仍然保留了民歌的一些特点，有的学者称其为“民歌体”，这个所谓“体”的实质是指风格而言，并非说它们本身即是民歌;再次从丘良任等辑录的《中华竹枝词全编》中所收四千多位作家的身份不难看出，历代竹枝词写作队伍的主体都是文人，甚至不乏名家大家，他们之所以关注地域风土人情和民间歌谣，并采用具有民歌风格特点的竹枝词体式来表现，其中既有像杨维祯一类作家试图从民间引入源头活水、借以振衰起弊而引导文坛潮流者，也有附庸跟风、动辄百篇、借以哗众取宠者。因而从现存竹枝词来看，我们不妨将其绝大部分皆视为文人拟作的民歌。至于地域文学本应包括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竹枝词作为文人拟作的民歌，实际与各地域文学相辅相成，尤其是自元代杨维祯邀约众多名人韵士唱和《竹枝词》、并编为《西湖竹枝集》刊行以来，竹枝词便逐渐充当了地域文学发展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见，竹枝词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它的演变进程实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书从酝酿准备到写作修改，已五历寒暑，数易其稿，虽未必尽善尽美，却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它是第一部就竹枝词文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勾勒了竹枝词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举凡竹枝词的起源、体式、名称之考论，历代竹枝词的发展概貌和特征之归纳，著名作家作品的成就和影响之评析，甚至包括竹枝词的歌唱、倡和方式之描述，皆纳入史的框架内来进行，巡察的时间跨度超越千年，涉猎的作家作品数以百计，总合起来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
例如，元代是竹枝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本书的论述就颇见功力。尤其是第四节论述“元代竹枝词唱和群体的出现”，开篇就说：“在唐宋，文人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欣赏或创作竹枝词，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但唐宋竹枝词的唱和往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创作群体。到元代才出现了较具规模的竹枝词唱和群体。”由于具有了发展史的眼光，作者三言两语就道出了唐宋元竹枝词唱和活动的演进轨迹。以往学界有所关注的是杨维祯主持的西湖竹枝词唱和，本书则说：“元代竹枝词的第一个唱和群体出现在北京，以王士熙为首。”参与者有袁桷、马祖常、许有壬、吴当、虞集、吴助、刘诜、萧克有等，时间在至治年间（1321—1323），与第二个唱和群体（以杨维祯为首）出现在杭州相比，早了二十来年。
又如，清代竹枝词创作盛况空前，本书以两章的篇幅加以探讨，其中关于竹枝词序的论述，表现出作者具有敏锐的理论思维，其综论令人耳目一新：“清代竹枝词的兴盛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清代竹枝词词序的新变。清代竹枝词词序较之唐、宋、元、明四朝，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竹枝词词序大量涌现，二是篇幅较长的竹枝词词序比比皆是——颇能说明清人对竹枝词创作的重视和热情，三是很多词序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不再是随感而发、支离破碎，而是渐成体系。通过对清代竹枝词词序的观照，可以看出清代竹枝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这样说，清代竹枝词之所以彬彬称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清代竹枝词理论的发展。这标志着竹枝词历经唐以来上千年的发展，至清代而终于从丰富的创作实践走向了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然后依次总结了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将竹枝词接续《诗经》，从而确定其正统的文学地位。竹枝词记述风土，清以前早就已经成为文人共识，但清人将这一功能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二是竹枝词纪事功能开始被空前强调。清代以前的竹枝词人，都对竹枝词记述风土的功能有所认识。但时至清季，尤其是随着近代社会发生激烈的巨变，竹枝词衍生出了抒情、记述风土之外的第三种功能——纪事。”“三是教化、寄寓劝惩之义的功能得到强调。除竹枝词的纪事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之外，大致从嘉庆年间开始，清代竹枝词人对竹枝词的‘诗教’功能予以了关注和强调。”“四是重情的创作观念仍然存在。……明末清初表现得最为突出，很多由明入清的竹枝词人经历了亡国之痛，发而为竹枝词。……但到了光绪年间，随着竹枝词的日益方志化，出现了反对竹枝词抒情功能的声音。” 其次，在以往争论颇多的问题上，作者在尊重前贤成果、客观评述以往观点的基础上，也坚持从文本出发，或质疑所谓定论，或纠正陈说偏见，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
例如，关于“竹枝词”的权威定义，2009年版《辞海》列有两个义项：一谓诗体，其中提到“各代诗人写竹枝词的很多，也多咏当地风俗和男女爱情。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轻快”。二谓“词牌名。单调二十八字。分平韵、仄韵两体。《花间集》所收孙光宪词，每句均叠用‘竹枝’、‘女儿’作为和声。另唐教坊曲有《竹枝子》，双调六十四字，敦煌所出《云谣集杂曲子》中有此调二首”。这种表述当然是词条撰写者对于以往学术界观念的概括，实际上意味着竹枝词在属性上到底是诗还是词都存在着争论。本书专列一节论竹枝词体式，除上述三种体式外，还举例讨论了七言二句体（有和声的词体）、五言四句体、七言五句体、六言四句体、杂言体，可补《辞海》定义之阙。又如，有前贤举杜甫《夔州歌》十首与《竹枝词》相似为由，而主张将《竹枝词》开创者的桂冠赠给杜甫，本书作者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此说牵强，不予支持;又因考证出白居易《竹枝词》四首的写作时间实际上早于刘禹锡《竹枝词》九首，提出白居易于竹枝词的贡献实际上不低于刘禹锡，二人可谓竹枝词发展史上的双峰;皆为有得之见。下面我着重以本书对于竹枝词起源的考论为例，来说明作者是如何在细读文本中质疑旧说与提出新见的。
古今主竹枝词起源于巴渝俚歌说者一直颇占上风，其最早依据则是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八十一对于《竹枝》的解题：“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同卷收刘禹锡《竹枝词》十一首，其中第一组九首作于长庆三年（822）春，时任夔州刺史，原本有《引》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但郭氏做了手脚，一方面删除原《引》，一方面把部分内容窜改后作为解题，尤其是将刘氏“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改为“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就与其立论“竹枝本出于巴渝”一致了。按刘禹锡自元和元年（806）起任朗州司马十年，解题谓“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纯属无稽之谈。又郭氏既然认为刘氏于贞元年间在沅湘已“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却又主张“竹枝本出于巴渝”，也自相矛盾。攻破这个权威旧说后，作者引两《唐书》刘禹锡本传的记载提出新说：竹枝词起源于楚歌，时间是刘禹锡任朗州司马（806—815）期间，缘起是其仿效屈原作《九歌》例，根据楚民祭祀时所唱竹枝歌而改作新辞十余篇。《旧唐书》的记载尚有些模糊，《新唐书》则明确说：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时，“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裵回，其声伧佇。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遗憾的是，刘氏在朗州所作的《竹枝》辞十余篇佚失了，但通过考证，作者还连续举出刘禹锡的其他诗句，以及顾况、刘商、孟郊、张籍等人诗句，证明在长庆以前楚地早已盛行歌唱竹枝词了。这种考证与论析合情入理，其见解显然比“竹枝本出于巴渝”更合乎实际。
当然，毋庸讳言，由于作家作品众多，涉及的范围甚广，在许多具体问题的探析上，作者来不及做深入细致的考论，疏漏和舛误在所难免。但该书出版后，不仅将推动竹枝词的研究逐步走向纵深与精细，而且对于其他分支系列的同题文学研究也将有启发意义。
（孙杰：《竹枝词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凡提及竹枝词，令人想到的首先是刘禹锡等人的开创之功。作为同题文学的大宗之一，竹枝词之所以能够自中唐以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众多响应参与者的心目中，它是一种由刘禹锡等人奠定、上端连接着屈原《九歌》、下端连接着民间歌谣与地域风土人情的文学体式。因而它既与民歌相联系，也与地域文学相联系。所谓民歌，是指民间口头创作、口头相传的歌谣，绝大部分不知作者是谁。竹枝词与民歌的联系，首先表现为竹枝词起源于某地域的民歌，现存竹枝词中如果确信是采自民间创作，也不妨径直称为民歌，甚至像杨万里的《竹枝词》七首，自称是“檃括”于丹阳舟人、纤夫的讴吟，也可视为采自民歌而略加整理者;其次表现为刘禹锡、顾况、白居易等人所作《竹枝词》，是受民歌影响而撰写的新辞，鉴于这些作品仍然保留了民歌的一些特点，有的学者称其为“民歌体”，这个所谓“体”的实质是指风格而言，并非说它们本身即是民歌;再次从丘良任等辑录的《中华竹枝词全编》中所收四千多位作家的身份不难看出，历代竹枝词写作队伍的主体都是文人，甚至不乏名家大家，他们之所以关注地域风土人情和民间歌谣，并采用具有民歌风格特点的竹枝词体式来表现，其中既有像杨维祯一类作家试图从民间引入源头活水、借以振衰起弊而引导文坛潮流者，也有附庸跟风、动辄百篇、借以哗众取宠者。因而从现存竹枝词来看，我们不妨将其绝大部分皆视为文人拟作的民歌。至于地域文学本应包括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竹枝词作为文人拟作的民歌，实际与各地域文学相辅相成，尤其是自元代杨维祯邀约众多名人韵士唱和《竹枝词》、并编为《西湖竹枝集》刊行以来，竹枝词便逐渐充当了地域文学发展的重要角色。由此可见，竹枝词文学并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它的演变进程实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诸多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书从酝酿准备到写作修改，已五历寒暑，数易其稿，虽未必尽善尽美，却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首先，它是第一部就竹枝词文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专著，作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初步勾勒了竹枝词从古代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举凡竹枝词的起源、体式、名称之考论，历代竹枝词的发展概貌和特征之归纳，著名作家作品的成就和影响之评析，甚至包括竹枝词的歌唱、倡和方式之描述，皆纳入史的框架内来进行，巡察的时间跨度超越千年，涉猎的作家作品数以百计，总合起来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
例如，元代是竹枝词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本书的论述就颇见功力。尤其是第四节论述“元代竹枝词唱和群体的出现”，开篇就说：“在唐宋，文人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欣赏或创作竹枝词，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但唐宋竹枝词的唱和往往不成规模，更谈不上创作群体。到元代才出现了较具规模的竹枝词唱和群体。”由于具有了发展史的眼光，作者三言两语就道出了唐宋元竹枝词唱和活动的演进轨迹。以往学界有所关注的是杨维祯主持的西湖竹枝词唱和，本书则说：“元代竹枝词的第一个唱和群体出现在北京，以王士熙为首。”参与者有袁桷、马祖常、许有壬、吴当、虞集、吴助、刘诜、萧克有等，时间在至治年间（1321—1323），与第二个唱和群体（以杨维祯为首）出现在杭州相比，早了二十来年。
又如，清代竹枝词创作盛况空前，本书以两章的篇幅加以探讨，其中关于竹枝词序的论述，表现出作者具有敏锐的理论思维，其综论令人耳目一新：“清代竹枝词的兴盛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清代竹枝词词序的新变。清代竹枝词词序较之唐、宋、元、明四朝，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竹枝词词序大量涌现，二是篇幅较长的竹枝词词序比比皆是——颇能说明清人对竹枝词创作的重视和热情，三是很多词序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不再是随感而发、支离破碎，而是渐成体系。通过对清代竹枝词词序的观照，可以看出清代竹枝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这样说，清代竹枝词之所以彬彬称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清代竹枝词理论的发展。这标志着竹枝词历经唐以来上千年的发展，至清代而终于从丰富的创作实践走向了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然后依次总结了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将竹枝词接续《诗经》，从而确定其正统的文学地位。竹枝词记述风土，清以前早就已经成为文人共识，但清人将这一功能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高度。”“二是竹枝词纪事功能开始被空前强调。清代以前的竹枝词人，都对竹枝词记述风土的功能有所认识。但时至清季，尤其是随着近代社会发生激烈的巨变，竹枝词衍生出了抒情、记述风土之外的第三种功能——纪事。”“三是教化、寄寓劝惩之义的功能得到强调。除竹枝词的纪事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之外，大致从嘉庆年间开始，清代竹枝词人对竹枝词的‘诗教’功能予以了关注和强调。”“四是重情的创作观念仍然存在。……明末清初表现得最为突出，很多由明入清的竹枝词人经历了亡国之痛，发而为竹枝词。……但到了光绪年间，随着竹枝词的日益方志化，出现了反对竹枝词抒情功能的声音。” 其次，在以往争论颇多的问题上，作者在尊重前贤成果、客观评述以往观点的基础上，也坚持从文本出发，或质疑所谓定论，或纠正陈说偏见，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
例如，关于“竹枝词”的权威定义，2009年版《辞海》列有两个义项：一谓诗体，其中提到“各代诗人写竹枝词的很多，也多咏当地风俗和男女爱情。形式都是七言绝句。语言通俗，音调轻快”。二谓“词牌名。单调二十八字。分平韵、仄韵两体。《花间集》所收孙光宪词，每句均叠用‘竹枝’、‘女儿’作为和声。另唐教坊曲有《竹枝子》，双调六十四字，敦煌所出《云谣集杂曲子》中有此调二首”。这种表述当然是词条撰写者对于以往学术界观念的概括，实际上意味着竹枝词在属性上到底是诗还是词都存在着争论。本书专列一节论竹枝词体式，除上述三种体式外，还举例讨论了七言二句体（有和声的词体）、五言四句体、七言五句体、六言四句体、杂言体，可补《辞海》定义之阙。又如，有前贤举杜甫《夔州歌》十首与《竹枝词》相似为由，而主张将《竹枝词》开创者的桂冠赠给杜甫，本书作者经过分析讨论后认为此说牵强，不予支持;又因考证出白居易《竹枝词》四首的写作时间实际上早于刘禹锡《竹枝词》九首，提出白居易于竹枝词的贡献实际上不低于刘禹锡，二人可谓竹枝词发展史上的双峰;皆为有得之见。下面我着重以本书对于竹枝词起源的考论为例，来说明作者是如何在细读文本中质疑旧说与提出新见的。
古今主竹枝词起源于巴渝俚歌说者一直颇占上风，其最早依据则是郭茂倩在《乐府诗集》卷八十一对于《竹枝》的解题：“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同卷收刘禹锡《竹枝词》十一首，其中第一组九首作于长庆三年（822）春，时任夔州刺史，原本有《引》曰：“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宁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但郭氏做了手脚，一方面删除原《引》，一方面把部分内容窜改后作为解题，尤其是将刘氏“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改为“禹锡曰：‘竹枝，巴歈也’”，就与其立论“竹枝本出于巴渝”一致了。按刘禹锡自元和元年（806）起任朗州司马十年，解题谓“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纯属无稽之谈。又郭氏既然认为刘氏于贞元年间在沅湘已“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却又主张“竹枝本出于巴渝”，也自相矛盾。攻破这个权威旧说后，作者引两《唐书》刘禹锡本传的记载提出新说：竹枝词起源于楚歌，时间是刘禹锡任朗州司马（806—815）期间，缘起是其仿效屈原作《九歌》例，根据楚民祭祀时所唱竹枝歌而改作新辞十余篇。《旧唐书》的记载尚有些模糊，《新唐书》则明确说：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时，“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裵回，其声伧佇。禹锡谓屈原居沅湘间，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声作《竹枝》辞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遗憾的是，刘氏在朗州所作的《竹枝》辞十余篇佚失了，但通过考证，作者还连续举出刘禹锡的其他诗句，以及顾况、刘商、孟郊、张籍等人诗句，证明在长庆以前楚地早已盛行歌唱竹枝词了。这种考证与论析合情入理，其见解显然比“竹枝本出于巴渝”更合乎实际。
当然，毋庸讳言，由于作家作品众多，涉及的范围甚广，在许多具体问题的探析上，作者来不及做深入细致的考论，疏漏和舛误在所难免。但该书出版后，不仅将推动竹枝词的研究逐步走向纵深与精细，而且对于其他分支系列的同题文学研究也将有启发意义。
（孙杰：《竹枝词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