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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用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地再现了出来。本篇评论主要从王琦瑶这个载体和其他人物的关系、上海弄堂文化和王琦瑶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角度来分析，王安忆这篇小说的情感抒发。
关键词： 王琦瑶 女性意识 弄堂文化
《长恨歌》是女性作家王安忆的经典作品，她以一种慵懒的笔调写出了对于生命悲剧底蕴的苍凉体悟，这种悲剧与苍凉与女主人公——王琦瑶无关，王琦瑶只是故事的载体，但通过王琦瑶表现出来，这串起了作家对生命、人性、人生的理解。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长恨歌》，以浮雕与工笔交错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一个“上海小姐”坎坷的人生沉浮，在短暂而虚幻的浮华之后，是无尽的失落、劫难和追悔……来自王琦瑶生命本身的一种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悲凉，这正是作者王安忆对生命、人性的一丝体会、一番感悟，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长恨歌》是一出精致的、破碎的上海旧梦。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用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上海独特的弄堂文化，从王琦瑶身上更加凸显出了一种深刻的女性意识。
一、“王琦瑶”
小说主角王琦瑶的一生是典型到了极致的上海弄堂女儿，是内在情态和外在世态双修到了炉火纯青田地的自然人生。《长恨歌》叙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前后绵延四十年。王琦瑶爱漂亮，会装扮，有点小幻想，小虚荣。她美丽但不张扬，她就是上海堂弄里走出的女孩，但她比她们优越，她有一股天成的气质与风韵。她的美丽成就了她，也毁了她。虽然身边总是不乏追求者，可她的心却飘飘忽忽，或是她无情，或是人无意，她一个人似乎很知天乐命的过下去……年轻时候的王琦瑶就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但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王琦瑶的梦幻绵延的四十年间，在她的身边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
蒋丽莉，一个敢爱敢恨却又孤单寂寞的女子。正是由于蒋家的地位的金钱，让王琦瑶渐渐接触了上层社会。因为爱，她卖力的和程先生帮助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也因为爱，当她看见王琦瑶穿上婚纱的那刻，忍不住热泪盈眶。程先生，是她痴爱一生的男子，也正是因为她的痴情，导致了她悲哀的一生。
程先生，一个爱的伟大、爱的无私的男子。他对王琦瑶的爱是含蓄的又是无怨无悔的。他发现了王琦瑶的美并一往情深的爱着她。可是他的温吞和小人物注定了王琦瑶不会爱他。
李主任，政府高官，名声显赫，是一个能为王琦瑶圆梦的男子。他是个具有开拓新天地的实力和能力的大人物，这正是王琦瑶所倾慕的。
康明逊，一个胆小懦弱，心细如发，做事机警乖巧的男人。与王琦瑶发生关系，王琦瑶怀了他的孩子，他却推脱不敢承担责任。
长脚，一个在都市中混社会的人物形象，他在社会扮演多重角色，每天以不同的嘴脸在社会层面里穿梭往返。在女儿薇薇出国后，对王琦瑶“好”的男人，最后因为向王琦瑶“借黄货”的事将她掐死在屋中。
四十年后当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到来之后，王琦瑶这条埋在地下的河又流出来，她是新的，又是旧的。四十年后的上海好像在无限追忆着四十年前的繁华梦，发型、服装、舞会、派对、交往，一切都好像在旧梦重温，一切却都变了样。可是，在城市迷乱的形象下面王琦瑶的那颗上海心却没有变，那颗心里包蕴的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粒米一棵菜的精致，而是一碗一碗下出来，胡萝卜是细细地切成丝，再撒一层细细的椒盐。上海心是家常心，有肌肤之亲和贴血贴肉的近切，她是一切繁华的底色。上海的这层底色其实并没有褪掉，它隐退在每家弄堂的窗帘后面，这窗帘后面站着王琦瑶。
二、王琦瑶与弄堂文化
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白描的手法，用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弄堂”、“留言”、“闺阁”、“鸽子”、“王琦瑶”，这些对于“上海弄堂”的一个鸟瞰，没有人物出场，只是在不厌其烦地勾画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些日常图景，即使在“王琦瑶”这一节里，作者也回避了具体人物的出场，而是把“王琦瑶”作为一个“群像”来描画——因为“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作者不吝笔墨用很大篇幅来为故事做一个细密而周到的铺垫，营造主人公出场的氛围。几段文字下来，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上海弄堂的典型情境，情绪也深浸其中。
汪曾祺曾给摄影集《胡同之没》写过一篇序文《胡同文化》。他说“北京城像块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方四正的胡同也就造成了汪老口中所说的“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则又体现了别样的上海的弄堂文化。“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手面，又万众一心的。”这样的随意，莫衷一是正说明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王琦瑶作为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美是乖巧的，不张扬的。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生活化的美，而非戏剧性的。从“沪上淑媛”到“三小姐”王琦瑶身上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享用的。”她肆意而苍凉的一生正是上海城市特征最贴切的阐释。
三、王琦瑶与女性意识
王安忆作为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在她的作品里凸现出了明显的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从王琦瑶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出新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表现。从住进爱丽丝公寓当了李主任的金丝雀，到成为来到邬桥的外乡人，再次回到上海的平安里，王琦瑶一丝华丽却带有一丝落寞的完成了女人一生角色的转变。一生与多个男人的缱绻，王琦瑶的身上的那份苍凉，却带有一丝病态的女性的形象，她从依赖男人到对男人失望，在对男人失望的同时又自己成熟起来。王琦瑶是那个时代的弃儿，她随着时代的辗转被纳入了当代的范畴。在四十年的情爱里，王琦瑶的死无疑是最好的，也是最悲凉的终结。
“只有鸽子看见了。这里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你听它们咕咕咬咬叫着，人类的夜晚是它们的梦魔。这城市有多少无头案啊，嵌在两点钟和三点钟之间，嵌在这些裂缝般的深长里弄之间，永无出头之日。等到天亮，鸽群高飞，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其实是含有惊乍的表情。这些哑证人都血红了双眼，多少沉底的冤情包含在它们心中。那鸽哨分明是哀号，只是因为天宇辽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还有一些悠扬。它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这老城市致哀。在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结尾处的鸽子，老弄堂俨然早已不是40年代的模样。这些老弄堂见证着王琦瑶的一生情情爱爱，最终露出残骸，成为废墟。
关于《长恨歌》，王安忆曾坦言：“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这个角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进程与社会变迁的映射。
王琦瑶一生的故事，正是这一座城市的故事。王安忆通过一个女人的故事来表达一个城市的传奇与命运，并寄寓了自己对这种沧桑嬗变的哀伤。在娓娓叙述的笔调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包含着作者的思考，是一种对于所谓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和对于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发掘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南海出版社，2003，8，第1版.
[2]刘书营.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女性形象价值[J].文学教育，2007.04.
[3]汪曾祺.胡同文化.
[4]温儒敏，赵祖谟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第1版.
关键词： 王琦瑶 女性意识 弄堂文化
《长恨歌》是女性作家王安忆的经典作品，她以一种慵懒的笔调写出了对于生命悲剧底蕴的苍凉体悟，这种悲剧与苍凉与女主人公——王琦瑶无关，王琦瑶只是故事的载体，但通过王琦瑶表现出来，这串起了作家对生命、人性、人生的理解。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还是中学生的王琦瑶被选为“上海小姐”，从此开始命运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员的“金丝雀”，从少女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员遇难，王琦瑶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内心的情感潮水却从未平息。与几个男人的复杂关系，想来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瑶难逃劫数，与女儿的男同学发生畸形恋，最终被失手杀死，命丧黄泉。《长恨歌》，以浮雕与工笔交错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一个“上海小姐”坎坷的人生沉浮，在短暂而虚幻的浮华之后，是无尽的失落、劫难和追悔……来自王琦瑶生命本身的一种逼人的，摆脱不了的悲凉，这正是作者王安忆对生命、人性的一丝体会、一番感悟，对美好生命流水般逝去的一首挽歌、一声叹息。《长恨歌》是一出精致的、破碎的上海旧梦。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用一种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上海独特的弄堂文化，从王琦瑶身上更加凸显出了一种深刻的女性意识。
一、“王琦瑶”
小说主角王琦瑶的一生是典型到了极致的上海弄堂女儿，是内在情态和外在世态双修到了炉火纯青田地的自然人生。《长恨歌》叙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前后绵延四十年。王琦瑶爱漂亮，会装扮，有点小幻想，小虚荣。她美丽但不张扬，她就是上海堂弄里走出的女孩，但她比她们优越，她有一股天成的气质与风韵。她的美丽成就了她，也毁了她。虽然身边总是不乏追求者，可她的心却飘飘忽忽，或是她无情，或是人无意，她一个人似乎很知天乐命的过下去……年轻时候的王琦瑶就没有梦想，她只有现实。但是，随着生活的进程，现实越来越变得像一场梦，她就成了梦中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梦醒。
王琦瑶的梦幻绵延的四十年间，在她的身边出现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
蒋丽莉，一个敢爱敢恨却又孤单寂寞的女子。正是由于蒋家的地位的金钱，让王琦瑶渐渐接触了上层社会。因为爱，她卖力的和程先生帮助王琦瑶竞选上海小姐。也因为爱，当她看见王琦瑶穿上婚纱的那刻，忍不住热泪盈眶。程先生，是她痴爱一生的男子，也正是因为她的痴情，导致了她悲哀的一生。
程先生，一个爱的伟大、爱的无私的男子。他对王琦瑶的爱是含蓄的又是无怨无悔的。他发现了王琦瑶的美并一往情深的爱着她。可是他的温吞和小人物注定了王琦瑶不会爱他。
李主任，政府高官，名声显赫，是一个能为王琦瑶圆梦的男子。他是个具有开拓新天地的实力和能力的大人物，这正是王琦瑶所倾慕的。
康明逊，一个胆小懦弱，心细如发，做事机警乖巧的男人。与王琦瑶发生关系，王琦瑶怀了他的孩子，他却推脱不敢承担责任。
长脚，一个在都市中混社会的人物形象，他在社会扮演多重角色，每天以不同的嘴脸在社会层面里穿梭往返。在女儿薇薇出国后，对王琦瑶“好”的男人，最后因为向王琦瑶“借黄货”的事将她掐死在屋中。
四十年后当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到来之后，王琦瑶这条埋在地下的河又流出来，她是新的，又是旧的。四十年后的上海好像在无限追忆着四十年前的繁华梦，发型、服装、舞会、派对、交往，一切都好像在旧梦重温，一切却都变了样。可是，在城市迷乱的形象下面王琦瑶的那颗上海心却没有变，那颗心里包蕴的是以不变应万变，一粒米一棵菜的精致，而是一碗一碗下出来，胡萝卜是细细地切成丝，再撒一层细细的椒盐。上海心是家常心，有肌肤之亲和贴血贴肉的近切，她是一切繁华的底色。上海的这层底色其实并没有褪掉，它隐退在每家弄堂的窗帘后面，这窗帘后面站着王琦瑶。
二、王琦瑶与弄堂文化
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白描的手法，用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弄堂”、“留言”、“闺阁”、“鸽子”、“王琦瑶”，这些对于“上海弄堂”的一个鸟瞰，没有人物出场，只是在不厌其烦地勾画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些日常图景，即使在“王琦瑶”这一节里，作者也回避了具体人物的出场，而是把“王琦瑶”作为一个“群像”来描画——因为“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作者不吝笔墨用很大篇幅来为故事做一个细密而周到的铺垫，营造主人公出场的氛围。几段文字下来，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上海弄堂的典型情境，情绪也深浸其中。
汪曾祺曾给摄影集《胡同之没》写过一篇序文《胡同文化》。他说“北京城像块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方四正的胡同也就造成了汪老口中所说的“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而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弄堂，则又体现了别样的上海的弄堂文化。“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它们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是这样，莫衷一是的模样。其实它们是万变不离其宗，形变神不变的，它们是倒过来倒过去最终说的还是那一桩事，千人手面，又万众一心的。”这样的随意，莫衷一是正说明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王琦瑶作为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她的美是乖巧的，不张扬的。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生活化的美，而非戏剧性的。从“沪上淑媛”到“三小姐”王琦瑶身上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享用的。”她肆意而苍凉的一生正是上海城市特征最贴切的阐释。
三、王琦瑶与女性意识
王安忆作为新时期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在她的作品里凸现出了明显的女性意识。所谓女性意识，就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的体验和醒悟。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体验。 从王琦瑶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出新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表现。从住进爱丽丝公寓当了李主任的金丝雀，到成为来到邬桥的外乡人，再次回到上海的平安里，王琦瑶一丝华丽却带有一丝落寞的完成了女人一生角色的转变。一生与多个男人的缱绻，王琦瑶的身上的那份苍凉，却带有一丝病态的女性的形象，她从依赖男人到对男人失望，在对男人失望的同时又自己成熟起来。王琦瑶是那个时代的弃儿，她随着时代的辗转被纳入了当代的范畴。在四十年的情爱里，王琦瑶的死无疑是最好的，也是最悲凉的终结。
“只有鸽子看见了。这里四十年前的鸽群的子息，它们一代一代的永不中断，繁衍至今，什么都尽收眼底。你听它们咕咕咬咬叫着，人类的夜晚是它们的梦魔。这城市有多少无头案啊，嵌在两点钟和三点钟之间，嵌在这些裂缝般的深长里弄之间，永无出头之日。等到天亮，鸽群高飞，你看那腾起的一刹那，其实是含有惊乍的表情。这些哑证人都血红了双眼，多少沉底的冤情包含在它们心中。那鸽哨分明是哀号，只是因为天宇辽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还有一些悠扬。它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这老城市致哀。在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结尾处的鸽子，老弄堂俨然早已不是40年代的模样。这些老弄堂见证着王琦瑶的一生情情爱爱，最终露出残骸，成为废墟。
关于《长恨歌》，王安忆曾坦言：“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王琦瑶这个角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上海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她的一生也即上海40年文明进程与社会变迁的映射。
王琦瑶一生的故事，正是这一座城市的故事。王安忆通过一个女人的故事来表达一个城市的传奇与命运，并寄寓了自己对这种沧桑嬗变的哀伤。在娓娓叙述的笔调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包含着作者的思考，是一种对于所谓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和对于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发掘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南海出版社，2003，8，第1版.
[2]刘书营.论《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女性形象价值[J].文学教育，2007.04.
[3]汪曾祺.胡同文化.
[4]温儒敏，赵祖谟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