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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袁世凯告密，政变日期，政变原因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3—0065—04
多年来，历史教科书中说：维新派要求袁世凯杀掉荣禄，解救光绪帝，袁世凯却暗中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换言之，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袁世凯无疑成为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著，修正了袁世凯告密这一重要成说。那么，政变发生的原委究竟如何、袁世凯如何告密、袁告密对政变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学术研究的新见，供教学参考。
一
传统的说法是：八月初三日(1989年9月18日)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他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八月初五，光绪召见袁世凯，袁随后速返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飞奔颐和园面告慈禧”。初六凌晨，慈禧携带随从突然回宫，发动政变，将光绪幽禁在瀛台，重新“垂帘听政”。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均如是说。这也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依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界首先对“初六日政变”说提出质疑。孔祥吉先生认为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慈禧八月初六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他根据台湾保存的清官档案《光绪朝起居注册》中的记载，认为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和光绪“驻骅瀛台”的时间均在八月初四。根据之二是清朝军机章京的交班记录《知会薄》。《知会薄》八月初三记载，军机大臣“初四、初五两天在隆宗门入直”，那么，光绪帝还在养心殿处理政务。而八月初五《知会薄》则记“请老爷明日西苑门内入直”，这说明当时光绪已不在养心殿，而被囚于瀛台了。故此，作者认为后党于八月初四日晚突然回宫，即对光绪采取了软禁措施，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将其由养心殿迁到瀛台涵元殿。光绪帝被囚禁，也就意味着百日维新的终结。尽管他在八月初五还召见了伊藤博文和袁世凯，但已形同傀儡，完全处于慈禧的控制与监视之下。
还有人提出了八月初三政变的新说，认为判断政变发生的时间，应以光绪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他亲政以来极为有限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为依据。其根据是《上谕档》八月初二以前，光绪对奏折的处理方式是“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而八月初三到初五，光绪只能“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光绪已从半傀儡变成完全的傀儡了。
八月初三政变说和八月初四政变说，同样受到质疑。多数学者仍坚持传统的八月初六日政变，主要有两项证据：(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起居注册》记载，八月初六日，光绪才“驾还涵元殿”，且《邸抄》记载与此相同。(二)八月初四、初五的《随手登记档》上均记有重要奏拆“恭呈慈览”，从八月初六起才没有类似登记。
政变发生的时间如果向前推移，袁世凯即使告密，也无碍大局。政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维新与守旧、权力利益之争，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学术界对此并无大的分歧。而对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导火线，则众说纷纭。有袁世凯告密说、伊藤博文来华说、杨崇伊密折说三种观点。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早就指出：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圳。萧一山先生则认为“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伊藤博文的到来与觐见，是戊戌政变发生的诱因，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
有学者还提出，政变的发动经历了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这个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是八月初三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八月初四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再次是八月初六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的信息传到京后，光绪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八月十一日荣禄进京后，光绪的处境才有所改变，最后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十四日清廷公布康党等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罪状，政变至此以流血的方式结束。茅海建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为更深入地探讨政变原因打下基础。
二
传统观点认为袁是在八月初五日向荣禄告密，荣禄于当晚坐专车进京向慈禧告变。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争论的焦点一是关于袁告密在什么时间、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传到京中等细节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袁告密与政变的关系旧。
以往袁告密的时间，多依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英国人淮兰德与白克浩司合著的《慈禧外纪》、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等记载。但这些均非第一手材料，所记多为传闻猜测、穿凿附会，用档案史料对证，大有出入，不可信翩。
有学者从时间差上做了具体的辨析，断定袁告密信息不可能在初六日早晨政变前传达慈禧。在外界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袁世凯必须不露声色地应酬场面。袁抵达天津时，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据《国闻报》载“同城文武成往迎迁，一时颇为热闹”。袁要端着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人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暄，报告谨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再赴直督署衙。如果他一反常态，必然引起各方猜测。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衙，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算起来，袁从下火车、礼仪寒暄、再到署衙，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6点多。袁到荣禄府上的时间“日已落”的记载符合实际。但荣禄处有客人，袁世凯见到荣禄又晚了一段时间，据记载袁到“二鼓”(约晚上10点)才离开。荣禄再进京告变，当在“二鼓”(约晚上10点)以后至初六日卯刻时(早晨5点)上朝实行政变之间，这中间只有七八小时。1905年12月时，京津之间最快的列车也要行驶3个小时；1898年戊戌政变时，京津铁路刚刚通车不久，速度不会达到3小时。此外，从直督行辕到天津火车站，从卢沟桥火车站到西太后所住的西苑，至少也要用3个小时以上，再加上换乘交通工具必要的耽搁，夜间开出专列火车还需进行相应的交涉，因当时京津刚通火车，还没夜车，也不具备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无论怎么计算，在初六日凌晨政变前，荣禄也见不到慈禧。另外，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不奉召不得进京：身为直隶总督的荣禄打破这个规矩也要掂量掂量。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前告变之说，不能成立。
关于袁世凯告密经荣禄转告慈禧的途径，还有火车和电报两种说法。
假如是荣禄将袁告密的情况写成奏折，派人乘火车送京，第一是备折，这是一个系列过 程，到深夜才能完成；第二，按清朝的制度规定，荣禄及其亲信都没有叩宫的资格与可能，只能送到庆王奕勖处，再转递，这样时间就拉得更长了。
还有荣禄通过电报告知慈禧说法，也难成立，时间上也不允许。电报同奏折一样，慈禧不能直接收到，唯一的途径是电告奕勖转奏。但是，当晚荣禄的幕僚要先拟电文，荣禄审定后，再把电文译成密码，然后交电报房拍发出去。督署的报房要接通津局、京局、兵部或总署的报房。兵部官报房收到电报后，要派员送达庆王府。王府机要人员还要再把密电码回译为电文，方能呈交奕勖阅看。在如此短时间内，尤其正在子夜，告变电报完成这么多环节，同样是十分困难的。
上述考证都质疑了袁告密通过荣禄传达的传统说法。戴逸先生还论证了袁世凯八月初五晚向荣禄告密的记载不可信。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八月初五日袁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初六日晚，他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导致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也即是说，袁告密的信息是在杨崇伊初七日返京后，才传到慈禧处的。
关于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过去认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政变发生，是促发政变的决定性因素。该观点自康、梁提出后，在史学界长期流行，被大多数人认同。所据主要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台湾学者首先质疑此说。上个世纪后20年，大陆学界对此争论不休。
一种意见认为政变的直接原因是杨崇伊的密折，并不是袁世凯的告密。主要论据是：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以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归案，或者连康有为也不动，以免打草惊蛇。政变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而发生，袁的自首来不及成为政变的依据，时间上也不允许。政变上谕加给康有为的罪名也说明，亦非因袁的告密而起。还有学者认为“袁世凯告密与政变无关”。
反对意见提出，上述结论均以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为主要依据，不可靠㈣。近年还有学者指出：八月初六日的政变上谕纯属子虚，是《东华录》根据崇礼9月26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9月21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他在政变发生的当天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
三
目前学界在戊戌政变问题上较为一致的看法，有如下几点：
1 戊戌政变正式爆发于八月初六。
对政变发生的时间有八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不同说法。初三日说认为从这天开始光绪失去独立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否定此说指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仅仅是此消彼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慈禧的权力虽在扩大，但仍未走向前台。故不能以此为判断政变发生的标志。初四日政变说主要依据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和光绪“驻骅瀛台”的时间均发生在八月初四日。否定此说指出，慈禧初四日回宫是因为前一天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同时还决定于初六日回颐和园。慈禧回宫不是针对光绪帝，而是与伊藤博文的觐见有关。光绪帝移居瀛台也是依照旧例，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并不意味着被幽禁，难以断言政变发生于此日。八月初五日政变说依据小说家所言，不足为凭。八月初六日政变说，主要依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起居注册》《邸抄》和《随手登记档》等史料，虽然史料本身仍存疑点，但是，却可以充分证明作为国家“形式上”的最高统治光绪帝是在当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慈禧也在当日从幕后走到前台，国家权力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
2 戊戌政变非突发与袁世凯告密。
对政变发生的基本原因，学界基本认定是维新与守旧、权力利益之争的多种因素相凑合力的结果，史实有：礼部堂官的罢免，军机四卿的提拔，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袁世凯入京陛见，伊藤博文的来访，旧势力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是促使慈禧下决心政变的诱因。政变不是慈禧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她不可能在头天夜里得到袁的告密、立即于转天早上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因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就把政变的发生归结为袁世凯告密。历史的真相远非那么简单。
3 政变过程与袁世凯告密对政变进程的重要影响。
政变的酝酿与政变的正式发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初三日宫廷的各种记载看，已有政变发生的迹象，但是不足以说明政变已经发生。随着变法的开展，新、旧利益之争的日趋白热化，政变于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之时正式爆发，至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次日慈禧公诸康党的“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罪状而告终。
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是事实。袁的告密虽与政变发生无关，但告密的“价值”没有随着政变的发生而消失，告密对政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西太后正是根据这一密报进一步掌握了维新派的把柄和罪证，加强了对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打击和迫害。
[作者简介]付燕鸿，女，河南禹州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教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任世江]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23—0065—04
多年来，历史教科书中说：维新派要求袁世凯杀掉荣禄，解救光绪帝，袁世凯却暗中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换言之，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袁世凯无疑成为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近年来，学术界先后有不少论著，修正了袁世凯告密这一重要成说。那么，政变发生的原委究竟如何、袁世凯如何告密、袁告密对政变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学术研究的新见，供教学参考。
一
传统的说法是：八月初三日(1989年9月18日)①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策动他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八月初五，光绪召见袁世凯，袁随后速返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飞奔颐和园面告慈禧”。初六凌晨，慈禧携带随从突然回宫，发动政变，将光绪幽禁在瀛台，重新“垂帘听政”。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均如是说。这也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依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学界首先对“初六日政变”说提出质疑。孔祥吉先生认为政变发生于八月初四，光绪帝当晚在瀛台被软禁。慈禧八月初六宣布训政，“是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走的一个过场而已”。他根据台湾保存的清官档案《光绪朝起居注册》中的记载，认为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和光绪“驻骅瀛台”的时间均在八月初四。根据之二是清朝军机章京的交班记录《知会薄》。《知会薄》八月初三记载，军机大臣“初四、初五两天在隆宗门入直”，那么，光绪帝还在养心殿处理政务。而八月初五《知会薄》则记“请老爷明日西苑门内入直”，这说明当时光绪已不在养心殿，而被囚于瀛台了。故此，作者认为后党于八月初四日晚突然回宫，即对光绪采取了软禁措施，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将其由养心殿迁到瀛台涵元殿。光绪帝被囚禁，也就意味着百日维新的终结。尽管他在八月初五还召见了伊藤博文和袁世凯，但已形同傀儡，完全处于慈禧的控制与监视之下。
还有人提出了八月初三政变的新说，认为判断政变发生的时间，应以光绪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他亲政以来极为有限的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为依据。其根据是《上谕档》八月初二以前，光绪对奏折的处理方式是“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而八月初三到初五，光绪只能“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光绪已从半傀儡变成完全的傀儡了。
八月初三政变说和八月初四政变说，同样受到质疑。多数学者仍坚持传统的八月初六日政变，主要有两项证据：(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起居注册》记载，八月初六日，光绪才“驾还涵元殿”，且《邸抄》记载与此相同。(二)八月初四、初五的《随手登记档》上均记有重要奏拆“恭呈慈览”，从八月初六起才没有类似登记。
政变发生的时间如果向前推移，袁世凯即使告密，也无碍大局。政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维新与守旧、权力利益之争，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学术界对此并无大的分歧。而对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导火线，则众说纷纭。有袁世凯告密说、伊藤博文来华说、杨崇伊密折说三种观点。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早就指出：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告密，因为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派已经行动。政变的起因是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要之因素圳。萧一山先生则认为“光绪帝要开懋勤殿议制度，设顾问团，聘伊藤博文为首席顾问，慈禧才着急起来，深怕他们借用外力，就立即发动政变。”“这是政变的真正原因。”“政变虽非纯由袁之告密，然而袁之告密则是政变的导火线。”伊藤博文的到来与觐见，是戊戌政变发生的诱因，这一观点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
有学者还提出，政变的发动经历了一个过程，完成于八月初六。这个过程的第一个步骤是八月初三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奏折权力的变化，其次是慈禧八月初四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再次是八月初六的训政谕旨。而袁世凯告密的信息传到京后，光绪的处境一度非常危险，至八月十一日荣禄进京后，光绪的处境才有所改变，最后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十四日清廷公布康党等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罪状，政变至此以流血的方式结束。茅海建细化了戊戌政变的全过程，为更深入地探讨政变原因打下基础。
二
传统观点认为袁是在八月初五日向荣禄告密，荣禄于当晚坐专车进京向慈禧告变。90年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并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争论的焦点一是关于袁告密在什么时间、通过何人、以何种方式传到京中等细节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袁告密与政变的关系旧。
以往袁告密的时间，多依据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英国人淮兰德与白克浩司合著的《慈禧外纪》、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等记载。但这些均非第一手材料，所记多为传闻猜测、穿凿附会，用档案史料对证，大有出入，不可信翩。
有学者从时间差上做了具体的辨析，断定袁告密信息不可能在初六日早晨政变前传达慈禧。在外界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袁世凯必须不露声色地应酬场面。袁抵达天津时，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据《国闻报》载“同城文武成往迎迁，一时颇为热闹”。袁要端着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人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暄，报告谨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再赴直督署衙。如果他一反常态，必然引起各方猜测。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衙，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算起来，袁从下火车、礼仪寒暄、再到署衙，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6点多。袁到荣禄府上的时间“日已落”的记载符合实际。但荣禄处有客人，袁世凯见到荣禄又晚了一段时间，据记载袁到“二鼓”(约晚上10点)才离开。荣禄再进京告变，当在“二鼓”(约晚上10点)以后至初六日卯刻时(早晨5点)上朝实行政变之间，这中间只有七八小时。1905年12月时，京津之间最快的列车也要行驶3个小时；1898年戊戌政变时，京津铁路刚刚通车不久，速度不会达到3小时。此外，从直督行辕到天津火车站，从卢沟桥火车站到西太后所住的西苑，至少也要用3个小时以上，再加上换乘交通工具必要的耽搁，夜间开出专列火车还需进行相应的交涉，因当时京津刚通火车，还没夜车，也不具备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无论怎么计算，在初六日凌晨政变前，荣禄也见不到慈禧。另外，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不奉召不得进京：身为直隶总督的荣禄打破这个规矩也要掂量掂量。总之，荣禄在八月初六日早朝前告变之说，不能成立。
关于袁世凯告密经荣禄转告慈禧的途径，还有火车和电报两种说法。
假如是荣禄将袁告密的情况写成奏折，派人乘火车送京，第一是备折，这是一个系列过 程，到深夜才能完成；第二，按清朝的制度规定，荣禄及其亲信都没有叩宫的资格与可能，只能送到庆王奕勖处，再转递，这样时间就拉得更长了。
还有荣禄通过电报告知慈禧说法，也难成立，时间上也不允许。电报同奏折一样，慈禧不能直接收到，唯一的途径是电告奕勖转奏。但是，当晚荣禄的幕僚要先拟电文，荣禄审定后，再把电文译成密码，然后交电报房拍发出去。督署的报房要接通津局、京局、兵部或总署的报房。兵部官报房收到电报后，要派员送达庆王府。王府机要人员还要再把密电码回译为电文，方能呈交奕勖阅看。在如此短时间内，尤其正在子夜，告变电报完成这么多环节，同样是十分困难的。
上述考证都质疑了袁告密通过荣禄传达的传统说法。戴逸先生还论证了袁世凯八月初五晚向荣禄告密的记载不可信。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时机紧迫时，他又不敢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八月初五日袁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初六日晚，他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才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导致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也即是说，袁告密的信息是在杨崇伊初七日返京后，才传到慈禧处的。
关于袁世凯告密与戊戌政变的关系，过去认为袁世凯告密直接导致政变发生，是促发政变的决定性因素。该观点自康、梁提出后，在史学界长期流行，被大多数人认同。所据主要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台湾学者首先质疑此说。上个世纪后20年，大陆学界对此争论不休。
一种意见认为政变的直接原因是杨崇伊的密折，并不是袁世凯的告密。主要论据是：一、据袁世凯《戊戌日记》的记载，袁世凯初五日晚向荣禄告密时，因为需要商量一个“保全上位”，避免外国干涉危险的稳妥之策，以致未能在当天及时向慈禧奏报，而拖延到初六日政变消息传到天津以后才奏报。二、八月初六日清廷只是下诏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并未下令捕拿谭嗣同。这说明当时未得到谭嗣同“谋逆”的密报，如果已得密报，则必捉拿归案，或者连康有为也不动，以免打草惊蛇。政变借杨崇伊的奏请训政而发生，袁的自首来不及成为政变的依据，时间上也不允许。政变上谕加给康有为的罪名也说明，亦非因袁的告密而起。还有学者认为“袁世凯告密与政变无关”。
反对意见提出，上述结论均以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为主要依据，不可靠㈣。近年还有学者指出：八月初六日的政变上谕纯属子虚，是《东华录》根据崇礼9月26日奏折中引用的慈禧9月21日口谕部分片断“补作”的。根据谭嗣同信札，他在政变发生的当天即已被捕，说明慈禧口谕中的搜捕目标除康有为兄弟外，还应包括其他康党要员。
三
目前学界在戊戌政变问题上较为一致的看法，有如下几点：
1 戊戌政变正式爆发于八月初六。
对政变发生的时间有八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不同说法。初三日说认为从这天开始光绪失去独立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否定此说指出，光绪与慈禧的权力仅仅是此消彼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移，慈禧的权力虽在扩大，但仍未走向前台。故不能以此为判断政变发生的标志。初四日政变说主要依据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和光绪“驻骅瀛台”的时间均发生在八月初四日。否定此说指出，慈禧初四日回宫是因为前一天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同时还决定于初六日回颐和园。慈禧回宫不是针对光绪帝，而是与伊藤博文的觐见有关。光绪帝移居瀛台也是依照旧例，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并不意味着被幽禁，难以断言政变发生于此日。八月初五日政变说依据小说家所言，不足为凭。八月初六日政变说，主要依据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起居注册》《邸抄》和《随手登记档》等史料，虽然史料本身仍存疑点，但是，却可以充分证明作为国家“形式上”的最高统治光绪帝是在当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慈禧也在当日从幕后走到前台，国家权力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
2 戊戌政变非突发与袁世凯告密。
对政变发生的基本原因，学界基本认定是维新与守旧、权力利益之争的多种因素相凑合力的结果，史实有：礼部堂官的罢免，军机四卿的提拔，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袁世凯入京陛见，伊藤博文的来访，旧势力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是促使慈禧下决心政变的诱因。政变不是慈禧草率而仓促的政治举动，她不可能在头天夜里得到袁的告密、立即于转天早上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因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就把政变的发生归结为袁世凯告密。历史的真相远非那么简单。
3 政变过程与袁世凯告密对政变进程的重要影响。
政变的酝酿与政变的正式发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初三日宫廷的各种记载看，已有政变发生的迹象，但是不足以说明政变已经发生。随着变法的开展，新、旧利益之争的日趋白热化，政变于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之时正式爆发，至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次日慈禧公诸康党的“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罪状而告终。
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是事实。袁的告密虽与政变发生无关，但告密的“价值”没有随着政变的发生而消失，告密对政变的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西太后正是根据这一密报进一步掌握了维新派的把柄和罪证，加强了对维新派和光绪帝的打击和迫害。
[作者简介]付燕鸿，女，河南禹州人，南开大学滨海学院教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
[责任编辑：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