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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周梅森的小说《人民的名义》改编的热播电视剧已落下帷幕，电视剧开播以来，围绕此剧的话题就连绵不绝。从生产机制的角度看，此剧确实如一些评论家所说，“主旋律”与市场充分融合，既寻求到了最大的市场公约数，也成功调动了“大众”的政治想象。尽管“人民的名义”中的“人民”近乎空洞的能指，但毕竟，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很强的现实对应性，这种对应性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可能性，它暴露了问题，留给有心的观众去思考。不论是面目狰狞的王文革，从未露面的大老虎赵立春，曾经的知识分子、后来的官场老油条高育良，还是有着朴素底层情怀的工会主席兼诗人郑西坡，作风霸道的工作狂人达康书记，刚正不阿的易学习……作为现实的折射，观众尽可以在这些人物身上发现当今中国的各种文化政治。
该剧引爆的问题得到热烈讨论，且刷爆了朋友圈。不过在全面娱乐化的今天，这些问题随着新的热点新闻、新的热播电视剧的出现，似乎避免不了随风飘散的命运。“娱乐至死”的一大特征就是热点问题被关注、被讨论，但新一轮热点到来时，之前的问题马上被搁置、被忘掉。因而，在此剧已完结、“人民的名义”已渐被淡忘的时刻，再次释放它的能量，似乎还有必要。
“沙李配”
随着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到来。“沙李配”的说法在汉东省坊间广为流传。“沙李配”。即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升为省长。与省委书记沙瑞金搭成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沙李配”的流传当然与李达康的“政绩”、工作能力分不开。剧中的李达康作风霸道，但能廉洁自律、恪守工作伦理和政治节操。沙瑞金实际上对李达康非常欣赏，认为他敢想敢干，是改革的闯将。但是，老婆欧阳菁的受贿、副市长丁义珍的出逃、区长孙连城的不作为。让这位一心扑在GDP（内产总值）上的地方大员的上升之路变得扑朔迷离。“沙李配”自然也变得不确定了。
李达康的强势，用剧中的话说就是，他当县长，他就是县里的一把手，县委书记也得听他的；当市长，与市委书记发生府院之争也是可以想见的。当市委书记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实际上。李达康是一位非典型的市委书记。我们知道。在中国建国后的政治生态中，“书记”作为一把手虽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主要负责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所谓“抓革命”；二把手“x长”全面负责发展和管理。所谓“促生产”。显然。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更擅长抓经济。对于人事安排、发展目的、理想信念不怎么用心。他吃了这方面的亏，也总是事后诸葛亮。这位强人让市长成了多余的人。让本应该出来处理大风厂等具体事务的市长隐而不彰。达康书记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勤于拉车。可总是忘记看路，结果就是他身边的人腐败、不作为，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他不惜牺牲公平正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大风厂的员工当年没有持股。那么国有资产不就白白流失掉了吗？而大风厂那块地皮的收益。自然只能落入互相勾结的官商们而非大风厂员工手中——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更为常见。进而。副市长丁义珍贱卖地皮。作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难道一点不知情？或许。形式、手段上的“合法”与“政府卖地——商人开发”的发展主义逻辑。让李达康根本就没顾及大风厂员工的利益。
李达康有战术，没战略，抓生产而不促“革命”，勤于拉车，怠于看路。由李达康担任汉东省的省长。可以想见。他会继续推进他的“改革”理念。根据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介绍。他的这套发展和管理经验是从日本、美国学习来的。正是这套追求效益最大化、与“世界”接轨的经验。让李达康在汉东官场中树立了勇于革新的形象。事实上。剧中大多数官员的为官理念都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们常常用“改革”为自己辩护、开脱。李达康会问。难道我的辛苦付出错了吗？当然没错。正是李达康们的努力让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然而。这一多少搁置政治信仰的发展理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想信念的日趋瓦解。李达康身上那颇有乔光朴式（乔光朴是作家蒋子龙在197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蒋子龙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坚毅的英雄形象。应和了变革时代里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形象的社会心理）的遗风。而这早已不能引起轰动。在新闻报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有能力、有魄力、雷厉风行但也作风蛮横的官员落马。可以说。李达康与他们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他坚守了政治底线。然而即使这样。观众也不难看出京州市经济发展方式与政治信仰的背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瑞金、陈岩石、侯亮平、易学习等人凸显了重要性。沙瑞金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让陈岩石做关于理想信念的报告。重提政治信仰。陈岩石对大风厂工人权益的维护，侯亮平对贪官的训斥，同样也是对“不忘初心”的強调。然而。重申政治信仰及“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政治原则。目的不能止于遏制腐败。更重要的是使经济发展方式与政治信仰相一致。如果想“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流于空洞的口号。则必须有增进而不是侵蚀“革命理想”的发展方式。一句话。既要拉车，更要看路。如果看不到新工人的主体意识，看不到新大风厂中经济民主和工人参与的制度创新。看不到民众的共同富裕与变革了的发展方式，而仅仅让腐败分子“恶有恶报”，那么。这样的重申政治信仰就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遏止“去政治化”的趋势，不能改变已经变化了的“世道人心”。说白了，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如果继续一味推进国有企业“改制”（“混改”乃至私有化），而罔顾工人（“人民”）的利益，那么无论如何以“人民的名义”重申政治信仰。现实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是与之南辕北辙的。
熟悉“文革”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文革”后期的小说、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模式就是革命信仰坚定的“书记”与只顾“整顿”、生产的“x长”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批判后者“只拉车不看路”、“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只懂鼻子底下那点业务”；后者抱怨前者“只开空头政治原则”、忽视效益和管理、只会搞“群众运动”、“外行压制内行”等等。在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结构中。理想与现实、“红”与“专”、政治信仰与发展方式陷入了深深的冲突之中。这当然与当时的“两条路线斗争”有关。“新时期”之后的改革恰恰是否定前者。推进后者。暂时悬置终极理想。以发展经济和生产管理为中心。“新时期”初期为了克服红与专的悖论。其论证方式是：“专”本身就是“红”。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说明，“专”并不必然就能保证“红”，同时，“先富”并不必然带动“后富”。物质的涌流、民生的改善并不必然坚定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李配”如若实现，就意味着“红”与“专”、政治信仰与发展方式合一的某种可能，观众自然希望他们越过“老路”和危险的“邪路”。走出一条新路来。沙瑞金书记不会再像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石敢那样只是一个摆设，而放任厂长乔光朴“大刀阔斧”的改革。沙瑞金应时刻为拉车者看路。改变发展思路。将汉东省改革的成果惠及省内的老百姓。如果易学习的到来仅仅是钳制李达康的霸道。而无法使大风厂事件不要再次发生。那么这样的钳制就不是全面的。“沙李配”的流传。不正说明汉东老百姓对又“红”又“专”的干部的期待吗？这正是人民的呼声。
“朋党论”
看过此剧的观众肯定会对剧中的“汉大帮”印象深刻。因为汉东省几乎就是“汉大帮”的天下：围绕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汉大帮”下面又笼罩着“赵家帮”、秘书帮的影子。其来有自。自然激发了观众的政治想象。沙瑞金来了之后。“沙家帮”又悄然流传。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帮派的林立。还有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对“汉大帮”的辩护。他作为法学教授。不会不知道帮派对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危害。但在其从政过程中。恰恰选择了拉帮结派的方式，他倚靠赵立春这个靠山石不断升迁，在赵立春保不住的时候又试图另找靠山。而对于祁同伟。明明知道他有问题，依然极力推荐。他的理由就是自己人能为我所用，用起来方便。确实。如果是“自己人”。具体行政事务的处理、执行上效率会更高。然而这种裙带关系对政治信念的危害非常之大。
高育良的法学专业无助于他树立理想信念。他的“知识”让他成了诡辩家。他从《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到底读出了什么呢：法治的匮乏。德治的不可持久？高育良深陷明朝君臣拉锯战的悲观之中。如果他真的深入地读过此书。就应该知道。该书作者（国民党军官黄仁字）所说的明朝缺乏“数目字管理”、基层无有效组织、仅依靠儒家道德观念治理等方面其实暗指当年国民党的溃败。他正是在这些问题被克服的维度上肯定了共产党的成功。可以说。高育良这个法学教授的水平相当可疑。他只看到了权术。像申时行（明朝万历年间的官员）一样在官场打太极。
在高育良眼中。根本没有政治信念这回事。他的“法”是法术和权谋。是中立的、非意识形态的。在他看来。侯亮平的汉东反腐不过是给沙瑞金当枪使。而沙瑞金对易学习的破格提拔不过是让他感恩戴德以尽忠。同样是宗派。
帮派、宗派。在中国古代叫“朋党”。宋代欧阳修曾区分“伪朋”和“真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此观之。“汉大帮”不过是一个因“同利”而聚合的“伪朋”。在欧阳修的年代。“朋党论”是为文人士大夫拉帮结派寻找合法性的一个说法，至于谁是“真朋”，谁是“伪朋”，必然会引起派别之间的相互攻讦。而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一文中则反其道而行之：“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在雍正看来，欧阳修所谓的“同道”之朋乃书生之见，同样是为了济私，君主至公至正，人臣应摒弃任何朋党，“以公灭私”，上下一心。
对于现代执政党来说。一个重要威胁即是党内的宗派。尽管欧阳修所谓的“真朋”超越了私欲、奠基于“同心同德”的同道信念之上，与现代政党有相通之处，但具体到现代政党内部，无论“伪朋”、“真朋”都会侵蚀政党的合法性，造成政党的撕裂、瓦解。中共自建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可以说。这方面有过血的教训。
没有纯洁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陈岩石那一代人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而在不可逆的改革洪流中，如何在官场中清除各种帮派，做到全党“同心共济，始终如一”，让理想信念的天理流行。让整个社会廓然大公。这对执政党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不仅仅是显示反腐的决心，更要拿出名实相符的具体政策。
帮派的另一个危害是“封建”。就是形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汉东省。以赵立春为首形成赵家帮和秘书帮，以高育良为首形成汉大帮，再往下，以祁同伟为首，其实早已形成一个祁家帮。这些上下林立、纵横交错的帮派。让侯亮平这个最高检派来的“捕快”一度一筹莫展。差点被“莫须有”。陈独秀写于1927年的《国民党四字经》中有这样两句：“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建国后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当然。毛泽东的意思。不是要在党内树立各种帮派、建大小“独立王国”（毛泽东号召读柳宗元《封建论》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封建”），而是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也就是党内民主。事实上。即使对于所谓“四人帮”，在他去世前也曾明确提出警告。
与朋党问题相连。此剧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出身论或血统论。贪污腐化的大多是从底层逆袭上来的官员，“穷怕了”，所以大肆敛财；但义正辞严的官二代们也没让观众感冒：如果没有他们为官的父母。他们的晋升之路是否会一马平川？这些无形的权力是否需要反思？剧中的婚姻大多是政治性的。某某的岳父是某某长。父母是某某官。这些都是高育良口中的“政治资源”。那些没有类似便宜政治资源的官员。要想上升似乎只能寻找靠山。这或许也是帮派形成的条件之一吧。
“智斗”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观众中，不仅有中老年，更有数量庞大的年轻人。80后、90后是此剧的核心观众。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相信在看此剧之前，绝大多数对剧中反复唱起的“智斗”不甚了解。甚至根本没听说过。事实上。该剧调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还有很多。如陈岩石当年参加革命的目的与理想、郑西坡诗歌中的“人民性”（郑西坡朗诵的诗歌是江苏诗人丁可的作品）、国有资产与工人权益等等。只有这些才能保证该剧的“主旋律”。
然而此剧最有警示意味的。还是当属“智斗”与王文革。 “智斗”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曾经家喻户晓。《沙家浜》的故事发生于抗战时期：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员藏身于阳澄湖畔沙家浜镇养伤。掩护他们的是地下党员阿庆嫂和沙奶奶等群众。与新四军同在江南抗战的。还有国民党组织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是戴笠。客观地说。忠义救国军在抗战中做过很大贡献。成立后坚持抗战，但也经常与新四军发生摩擦，部分官兵亦曾叛变投敌），司令是胡传魁、参谋长是刁德一。但忠义救国军不久即投靠了日伪，奉命追捕新四军伤员；胡传魁、刁德一进驻沙家浜后，向阿庆嫂打探消息。阿庆嫂与之巧妙周旋（即“智斗”）。并引诱他们开枪。以枪声警示新四军伤员转移。最终。忠义救国军一无所获。几个月后，新四军战士伤病痊愈，在郭建光的率领下打回沙家浜。将正在举办婚礼的胡传魁一伙歼灭。
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胡传魁有仗义、豪爽的一面，并不让人特别厌恶，在其未投靠日伪之前，也曾遭日军追捕，逃到沙家浜春来茶馆时，阿庆嫂将其藏在水缸中，骗过了日军小头目，救了他一命。所以胡传魁对阿庆嫂非常感激。剧中的胡传魁虽然打着“忠义救国”的旗号，但毫无政治原则，土匪气息浓厚。而刁德一则精明、刁滑、有心机。戏中说他是地主刁老财的儿子。搜捕新四军异常卖命。死死咬住沙家浜不放。阿庆嫂防范的主要是刁德一。而胡传魁却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胡：刁德一，搞的什么鬼花样
嫂：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刁：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人民的名义》中，高小琴、侯亮平、祁同伟三人多次唱“智斗”。讽刺的是。高小琴唱的是掩护新四军伤员的地下党员阿庆嫂。而反贪局长侯亮平则成了刁滑狡诈的刁德一。祁同伟唱胡传魁倒是顺理成章。样板戏中。胡传魁的特点是贪财。而在《沙家浜》同名电视剧中则进一步演绎：胡传魁穷苦出身。父亲是刁老财的厨师，他曾因到刁家偷东西被打，所以最大愿望就是拥有刁家大院。他和刁德一后来虽都在忠义救国军，但是二人的出身乃至“觉悟”相差甚远：对刁德一来说。尚有维护沙家浜“秩序”的意图；但对胡传魁来说，有奶便是娘，他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出人头地。
不难发现。高小琴（山水庄园）、祁同伟、侯亮平与阿庆嫂（春来茶馆）、胡传魁、刁德一（刁德一是回到他的家乡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侯亮平也是回到他学习和工作过的汉东省办案）有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他们反复唱“智斗”，并非仅仅是斗智斗勇。更是呈现一个反讽结构：山水庄园笼络了那么多贪官污吏。高小琴虽要与前来盘查的“刁德一”斗智周旋，却也有恃无恐，“刁德一”奈她不何。而这不仅是由于“胡传魁”是一堵挡风的墙。还由于高育良这样的官员已与她及赵瑞龙这样的商人结成了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会一起对付触动他们利益的侯亮平。
这也意味着，“激进”样板戏中的“斗争”在现实中已然发生着。在汉东省。引爆大风厂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所以这场窝案的关键人物是油气集团的老总刘新建。正是他攘夺了数亿国有资产。而刘新建的背后是副国级高官赵立春。赵立春让刘新建“帮助”赵瑞龙的理由是，国有资产毕竟不是自家的。转移到赵瑞龙名下才能心安理得。这说明党内存在一股推动私有化的力量。
所以，“智斗”的警示意义在于：如果不摧毁这一利益共同体。长此以往。最后溃败的只能是“刁德一”。而溃败的现实基础之所以能够日渐筑成。正得力于那些背离政治信仰、背离“人民”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政策。
王文革则从另一方面发出警示。毫无疑问。王文革这个人物是“文革”的隐喻。这位出生于1968年（彼時“全国一片红”）的大风厂工人，恐怖、怪异。看不到一点工人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性。他没有选择与政府、厂长“共度艰难”。这是其“彻底”的一面。然而其另一面却偏执、狂躁。最终绑架蔡成功的儿子、抗法。大风厂员工对抗强拆，维护自身权益，或许还有阶级对抗的意味。但王文革“父债子还”的暴力则近乎恫吓了。
总而言之。如果不解决理想信念与发展方式愈发背离及帮派林立等问题。“智斗”这出戏一定还将以不同形式继续上演。只不过。没人敢保证每一位“刁德一”都会像侯亮平那样不屈不挠、执法如山。万一他害怕了呢？万一他被收买了呢？所以。孤胆英雄惩恶扬善是大快人心的。但如果没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参与。“智斗”不会必然胜利。借用一句老话：反腐是一场人民战争，永远在路上。
该剧引爆的问题得到热烈讨论，且刷爆了朋友圈。不过在全面娱乐化的今天，这些问题随着新的热点新闻、新的热播电视剧的出现，似乎避免不了随风飘散的命运。“娱乐至死”的一大特征就是热点问题被关注、被讨论，但新一轮热点到来时，之前的问题马上被搁置、被忘掉。因而，在此剧已完结、“人民的名义”已渐被淡忘的时刻，再次释放它的能量，似乎还有必要。
“沙李配”
随着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到来。“沙李配”的说法在汉东省坊间广为流传。“沙李配”。即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升为省长。与省委书记沙瑞金搭成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沙李配”的流传当然与李达康的“政绩”、工作能力分不开。剧中的李达康作风霸道，但能廉洁自律、恪守工作伦理和政治节操。沙瑞金实际上对李达康非常欣赏，认为他敢想敢干，是改革的闯将。但是，老婆欧阳菁的受贿、副市长丁义珍的出逃、区长孙连城的不作为。让这位一心扑在GDP（内产总值）上的地方大员的上升之路变得扑朔迷离。“沙李配”自然也变得不确定了。
李达康的强势，用剧中的话说就是，他当县长，他就是县里的一把手，县委书记也得听他的；当市长，与市委书记发生府院之争也是可以想见的。当市委书记就更不用说了。然而实际上。李达康是一位非典型的市委书记。我们知道。在中国建国后的政治生态中，“书记”作为一把手虽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主要负责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所谓“抓革命”；二把手“x长”全面负责发展和管理。所谓“促生产”。显然。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更擅长抓经济。对于人事安排、发展目的、理想信念不怎么用心。他吃了这方面的亏，也总是事后诸葛亮。这位强人让市长成了多余的人。让本应该出来处理大风厂等具体事务的市长隐而不彰。达康书记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勤于拉车。可总是忘记看路，结果就是他身边的人腐败、不作为，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他不惜牺牲公平正义。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大风厂的员工当年没有持股。那么国有资产不就白白流失掉了吗？而大风厂那块地皮的收益。自然只能落入互相勾结的官商们而非大风厂员工手中——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更为常见。进而。副市长丁义珍贱卖地皮。作为市委书记的李达康难道一点不知情？或许。形式、手段上的“合法”与“政府卖地——商人开发”的发展主义逻辑。让李达康根本就没顾及大风厂员工的利益。
李达康有战术，没战略，抓生产而不促“革命”，勤于拉车，怠于看路。由李达康担任汉东省的省长。可以想见。他会继续推进他的“改革”理念。根据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介绍。他的这套发展和管理经验是从日本、美国学习来的。正是这套追求效益最大化、与“世界”接轨的经验。让李达康在汉东官场中树立了勇于革新的形象。事实上。剧中大多数官员的为官理念都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们常常用“改革”为自己辩护、开脱。李达康会问。难道我的辛苦付出错了吗？当然没错。正是李达康们的努力让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然而。这一多少搁置政治信仰的发展理念。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想信念的日趋瓦解。李达康身上那颇有乔光朴式（乔光朴是作家蒋子龙在197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人物，在这部小说中。蒋子龙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坚毅的英雄形象。应和了变革时代里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形象的社会心理）的遗风。而这早已不能引起轰动。在新闻报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有能力、有魄力、雷厉风行但也作风蛮横的官员落马。可以说。李达康与他们有相似之处。只不过他坚守了政治底线。然而即使这样。观众也不难看出京州市经济发展方式与政治信仰的背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瑞金、陈岩石、侯亮平、易学习等人凸显了重要性。沙瑞金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让陈岩石做关于理想信念的报告。重提政治信仰。陈岩石对大风厂工人权益的维护，侯亮平对贪官的训斥，同样也是对“不忘初心”的強调。然而。重申政治信仰及“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政治原则。目的不能止于遏制腐败。更重要的是使经济发展方式与政治信仰相一致。如果想“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流于空洞的口号。则必须有增进而不是侵蚀“革命理想”的发展方式。一句话。既要拉车，更要看路。如果看不到新工人的主体意识，看不到新大风厂中经济民主和工人参与的制度创新。看不到民众的共同富裕与变革了的发展方式，而仅仅让腐败分子“恶有恶报”，那么。这样的重申政治信仰就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遏止“去政治化”的趋势，不能改变已经变化了的“世道人心”。说白了，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如果继续一味推进国有企业“改制”（“混改”乃至私有化），而罔顾工人（“人民”）的利益，那么无论如何以“人民的名义”重申政治信仰。现实的意识形态倾向都是与之南辕北辙的。
熟悉“文革”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文革”后期的小说、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模式就是革命信仰坚定的“书记”与只顾“整顿”、生产的“x长”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批判后者“只拉车不看路”、“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只懂鼻子底下那点业务”；后者抱怨前者“只开空头政治原则”、忽视效益和管理、只会搞“群众运动”、“外行压制内行”等等。在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结构中。理想与现实、“红”与“专”、政治信仰与发展方式陷入了深深的冲突之中。这当然与当时的“两条路线斗争”有关。“新时期”之后的改革恰恰是否定前者。推进后者。暂时悬置终极理想。以发展经济和生产管理为中心。“新时期”初期为了克服红与专的悖论。其论证方式是：“专”本身就是“红”。然而三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说明，“专”并不必然就能保证“红”，同时，“先富”并不必然带动“后富”。物质的涌流、民生的改善并不必然坚定整个社会的理想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李配”如若实现，就意味着“红”与“专”、政治信仰与发展方式合一的某种可能，观众自然希望他们越过“老路”和危险的“邪路”。走出一条新路来。沙瑞金书记不会再像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石敢那样只是一个摆设，而放任厂长乔光朴“大刀阔斧”的改革。沙瑞金应时刻为拉车者看路。改变发展思路。将汉东省改革的成果惠及省内的老百姓。如果易学习的到来仅仅是钳制李达康的霸道。而无法使大风厂事件不要再次发生。那么这样的钳制就不是全面的。“沙李配”的流传。不正说明汉东老百姓对又“红”又“专”的干部的期待吗？这正是人民的呼声。
“朋党论”
看过此剧的观众肯定会对剧中的“汉大帮”印象深刻。因为汉东省几乎就是“汉大帮”的天下：围绕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汉大帮”下面又笼罩着“赵家帮”、秘书帮的影子。其来有自。自然激发了观众的政治想象。沙瑞金来了之后。“沙家帮”又悄然流传。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帮派的林立。还有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对“汉大帮”的辩护。他作为法学教授。不会不知道帮派对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危害。但在其从政过程中。恰恰选择了拉帮结派的方式，他倚靠赵立春这个靠山石不断升迁，在赵立春保不住的时候又试图另找靠山。而对于祁同伟。明明知道他有问题，依然极力推荐。他的理由就是自己人能为我所用，用起来方便。确实。如果是“自己人”。具体行政事务的处理、执行上效率会更高。然而这种裙带关系对政治信念的危害非常之大。
高育良的法学专业无助于他树立理想信念。他的“知识”让他成了诡辩家。他从《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到底读出了什么呢：法治的匮乏。德治的不可持久？高育良深陷明朝君臣拉锯战的悲观之中。如果他真的深入地读过此书。就应该知道。该书作者（国民党军官黄仁字）所说的明朝缺乏“数目字管理”、基层无有效组织、仅依靠儒家道德观念治理等方面其实暗指当年国民党的溃败。他正是在这些问题被克服的维度上肯定了共产党的成功。可以说。高育良这个法学教授的水平相当可疑。他只看到了权术。像申时行（明朝万历年间的官员）一样在官场打太极。
在高育良眼中。根本没有政治信念这回事。他的“法”是法术和权谋。是中立的、非意识形态的。在他看来。侯亮平的汉东反腐不过是给沙瑞金当枪使。而沙瑞金对易学习的破格提拔不过是让他感恩戴德以尽忠。同样是宗派。
帮派、宗派。在中国古代叫“朋党”。宋代欧阳修曾区分“伪朋”和“真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以此观之。“汉大帮”不过是一个因“同利”而聚合的“伪朋”。在欧阳修的年代。“朋党论”是为文人士大夫拉帮结派寻找合法性的一个说法，至于谁是“真朋”，谁是“伪朋”，必然会引起派别之间的相互攻讦。而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一文中则反其道而行之：“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在雍正看来，欧阳修所谓的“同道”之朋乃书生之见，同样是为了济私，君主至公至正，人臣应摒弃任何朋党，“以公灭私”，上下一心。
对于现代执政党来说。一个重要威胁即是党内的宗派。尽管欧阳修所谓的“真朋”超越了私欲、奠基于“同心同德”的同道信念之上，与现代政党有相通之处，但具体到现代政党内部，无论“伪朋”、“真朋”都会侵蚀政党的合法性，造成政党的撕裂、瓦解。中共自建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可以说。这方面有过血的教训。
没有纯洁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陈岩石那一代人不可能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而在不可逆的改革洪流中，如何在官场中清除各种帮派，做到全党“同心共济，始终如一”，让理想信念的天理流行。让整个社会廓然大公。这对执政党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不仅仅是显示反腐的决心，更要拿出名实相符的具体政策。
帮派的另一个危害是“封建”。就是形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在汉东省。以赵立春为首形成赵家帮和秘书帮，以高育良为首形成汉大帮，再往下，以祁同伟为首，其实早已形成一个祁家帮。这些上下林立、纵横交错的帮派。让侯亮平这个最高检派来的“捕快”一度一筹莫展。差点被“莫须有”。陈独秀写于1927年的《国民党四字经》中有这样两句：“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建国后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这句话。当然。毛泽东的意思。不是要在党内树立各种帮派、建大小“独立王国”（毛泽东号召读柳宗元《封建论》的目的正是为了反“封建”），而是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存在，也就是党内民主。事实上。即使对于所谓“四人帮”，在他去世前也曾明确提出警告。
与朋党问题相连。此剧最令人诟病的就是出身论或血统论。贪污腐化的大多是从底层逆袭上来的官员，“穷怕了”，所以大肆敛财；但义正辞严的官二代们也没让观众感冒：如果没有他们为官的父母。他们的晋升之路是否会一马平川？这些无形的权力是否需要反思？剧中的婚姻大多是政治性的。某某的岳父是某某长。父母是某某官。这些都是高育良口中的“政治资源”。那些没有类似便宜政治资源的官员。要想上升似乎只能寻找靠山。这或许也是帮派形成的条件之一吧。
“智斗”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观众中，不仅有中老年，更有数量庞大的年轻人。80后、90后是此剧的核心观众。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相信在看此剧之前，绝大多数对剧中反复唱起的“智斗”不甚了解。甚至根本没听说过。事实上。该剧调动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还有很多。如陈岩石当年参加革命的目的与理想、郑西坡诗歌中的“人民性”（郑西坡朗诵的诗歌是江苏诗人丁可的作品）、国有资产与工人权益等等。只有这些才能保证该剧的“主旋律”。
然而此剧最有警示意味的。还是当属“智斗”与王文革。 “智斗”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经典唱段。曾经家喻户晓。《沙家浜》的故事发生于抗战时期：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带领18名伤员藏身于阳澄湖畔沙家浜镇养伤。掩护他们的是地下党员阿庆嫂和沙奶奶等群众。与新四军同在江南抗战的。还有国民党组织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是戴笠。客观地说。忠义救国军在抗战中做过很大贡献。成立后坚持抗战，但也经常与新四军发生摩擦，部分官兵亦曾叛变投敌），司令是胡传魁、参谋长是刁德一。但忠义救国军不久即投靠了日伪，奉命追捕新四军伤员；胡传魁、刁德一进驻沙家浜后，向阿庆嫂打探消息。阿庆嫂与之巧妙周旋（即“智斗”）。并引诱他们开枪。以枪声警示新四军伤员转移。最终。忠义救国军一无所获。几个月后，新四军战士伤病痊愈，在郭建光的率领下打回沙家浜。将正在举办婚礼的胡传魁一伙歼灭。
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胡传魁有仗义、豪爽的一面，并不让人特别厌恶，在其未投靠日伪之前，也曾遭日军追捕，逃到沙家浜春来茶馆时，阿庆嫂将其藏在水缸中，骗过了日军小头目，救了他一命。所以胡传魁对阿庆嫂非常感激。剧中的胡传魁虽然打着“忠义救国”的旗号，但毫无政治原则，土匪气息浓厚。而刁德一则精明、刁滑、有心机。戏中说他是地主刁老财的儿子。搜捕新四军异常卖命。死死咬住沙家浜不放。阿庆嫂防范的主要是刁德一。而胡传魁却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刁：她态度不卑又不亢
嫂：他神情不阴又不阳
胡：刁德一，搞的什么鬼花样
嫂：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
刁：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嫂：我必须。察言观色把他防
《人民的名义》中，高小琴、侯亮平、祁同伟三人多次唱“智斗”。讽刺的是。高小琴唱的是掩护新四军伤员的地下党员阿庆嫂。而反贪局长侯亮平则成了刁滑狡诈的刁德一。祁同伟唱胡传魁倒是顺理成章。样板戏中。胡传魁的特点是贪财。而在《沙家浜》同名电视剧中则进一步演绎：胡传魁穷苦出身。父亲是刁老财的厨师，他曾因到刁家偷东西被打，所以最大愿望就是拥有刁家大院。他和刁德一后来虽都在忠义救国军，但是二人的出身乃至“觉悟”相差甚远：对刁德一来说。尚有维护沙家浜“秩序”的意图；但对胡传魁来说，有奶便是娘，他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出人头地。
不难发现。高小琴（山水庄园）、祁同伟、侯亮平与阿庆嫂（春来茶馆）、胡传魁、刁德一（刁德一是回到他的家乡沙家浜搜捕新四军。侯亮平也是回到他学习和工作过的汉东省办案）有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他们反复唱“智斗”，并非仅仅是斗智斗勇。更是呈现一个反讽结构：山水庄园笼络了那么多贪官污吏。高小琴虽要与前来盘查的“刁德一”斗智周旋，却也有恃无恐，“刁德一”奈她不何。而这不仅是由于“胡传魁”是一堵挡风的墙。还由于高育良这样的官员已与她及赵瑞龙这样的商人结成了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他们会一起对付触动他们利益的侯亮平。
这也意味着，“激进”样板戏中的“斗争”在现实中已然发生着。在汉东省。引爆大风厂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所以这场窝案的关键人物是油气集团的老总刘新建。正是他攘夺了数亿国有资产。而刘新建的背后是副国级高官赵立春。赵立春让刘新建“帮助”赵瑞龙的理由是，国有资产毕竟不是自家的。转移到赵瑞龙名下才能心安理得。这说明党内存在一股推动私有化的力量。
所以，“智斗”的警示意义在于：如果不摧毁这一利益共同体。长此以往。最后溃败的只能是“刁德一”。而溃败的现实基础之所以能够日渐筑成。正得力于那些背离政治信仰、背离“人民”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政策。
王文革则从另一方面发出警示。毫无疑问。王文革这个人物是“文革”的隐喻。这位出生于1968年（彼時“全国一片红”）的大风厂工人，恐怖、怪异。看不到一点工人的阶级意识和主体性。他没有选择与政府、厂长“共度艰难”。这是其“彻底”的一面。然而其另一面却偏执、狂躁。最终绑架蔡成功的儿子、抗法。大风厂员工对抗强拆，维护自身权益，或许还有阶级对抗的意味。但王文革“父债子还”的暴力则近乎恫吓了。
总而言之。如果不解决理想信念与发展方式愈发背离及帮派林立等问题。“智斗”这出戏一定还将以不同形式继续上演。只不过。没人敢保证每一位“刁德一”都会像侯亮平那样不屈不挠、执法如山。万一他害怕了呢？万一他被收买了呢？所以。孤胆英雄惩恶扬善是大快人心的。但如果没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参与。“智斗”不会必然胜利。借用一句老话：反腐是一场人民战争，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