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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爵士(A. Eddington)曾于一九二七年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时间之箭。它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时间的特性:一种线性的,不可逆转的,不但将过去甚至将当下也一并弃下的风驰电掣般的时间之维,它如离弦之箭,仅仅指向未来,指向遥不可及的远方。这一时间观在一定程度上也正好暗合了德国基督教思想家卡尔·洛维特(Karl Lowo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二年第一版)中所总结出的两种历史观之一:基督教线性的救赎史观。不过,在洛维特的阐述中,其本义无疑是一种乐观的、令人振奋的历史所趋向的维度,那里有更多的救赎和希望,那里有终极的盼望和一劳永逸的达成。但实际情形也许未必如此简单。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出现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意识、亲证意识等等。这些精神现象,皆缘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我们把它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并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联为一体。这是人类文明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变局,既蕴含着重大的机遇,亦有重重的危机显露。
在理解和应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三种代表性观念,一是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将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的观念运用到了文化和宗教领域;二是卡曾思(Ewert Cousins)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所提出的“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的概念,以区别于轴心时代的世界图像。卡曾思认为,这种新的全球意识的滋生,“就横向来说,是世界各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就纵向来说,各个传统往深处找寻大地的根源,找到稳定安全的基础,以开创未来”。而另一位天主教思想家斯维德勒(L.Swilder)亦有着相似的时代焦虑和紧迫感。他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The Age of Global Dialogue),即由过去的“独白”,走向今日的“对话”,而且他认为我们今日面临的近乎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般的生死抉择——“或者对话,或者死亡”(Dialogue or Death)(转引自刘述先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第一版,69页)。
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一代文化怪杰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已经考察人类各大文明的未来命运,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很快影响到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当时还是伦敦大学普通讲师的英国人阿·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他后来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比较了二十一种文明的兴衰存亡,总结出一种“挑战和应激”的文明生长模式,而他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是悲观的,他说:“我们已经有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第一版,100页)
我们这个时代尤其不同,各种文明的相互冲撞似乎已经在印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世纪末预言,它不但关系单个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类整体文明的命运问题。所以许多心忧天下的哲人纷纷拿出自己的应对策略试图解决文明相遇、尤其是宗教相遇的诸多难题,如保罗·尼特(Paul Knitter)、约翰·希克(John Hick)、约翰·科布(John Cobb)、阿部正雄(Masao Ale)、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等。像跨文化哲学家潘尼卡曾说:
无论以前通过宗教间缓慢的相互吸收,相互渗透自发地或有意地寻求相遇产生了什么结果,但当下这一进程及相互反应在根本上被大大加速了……普遍存在的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市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不计其数的劳工迁移以及无数难民——更别提观光者——使得宗教和文化的相遇既不可回避,又必不可少。世界当下的正义问题、生态问题以及和平问题都要求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潘尼卡著,王志成译并释论:《对话经》,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第一版,7页)
而潘尼卡本人就为世界诸宗教相遇和出路写了一部《对话经》,他认为没有对话,各民族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他从个人、宗教传统和历史等三个层面指出宗教对话的必要性,这部意义丰赡博洽、旨明言微的经书已被作者之一翻译并加以详细的阐释和论述。可谓当代世界诸文明相遇时的对话之重要指南。
当然,对于全球化时代所遭遇到的诸多问题的细加考察和分析应对,不仅仅是宗教哲学界学者之专利,许多政治领袖、经济首脑和大德高僧,甚至民间贤达也照样在世界各地思索、奔走并呼吁。并有许多精神成果奉献出来,供人们参照和学习。《理性信仰之道——人类宗教共同体》便是一位宗教哲学界之外的智士所提供的答卷。就书本身而论,我们认为至少有三重意义:
一、在全球文化的大背景中提出了富有建设意义的理性信仰和宗教共同体;
二、这一共同体的设想为人们处理诸宗教相遇和文化交融的问题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应对策略;
三、同时它还为当代的宗教对话理论的深入、反思,甚至自我修正,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和参照。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安伦对世界各大宗教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他应该是一位具备强烈使命感并拥有全球胸怀的贤人智士。在考察了东西方各大宗教的文明传统之后,他认为在应对宗教自身和世俗社会的危机中,宗教迄今为止扮演的常常是非自觉的被动角色,而这并不符合作为人类精神世界和内心思想主导力量的宗教信仰之地位。于是,他提出一些设想,以使宗教在“化解自身和世俗危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运用其潜在的巨大能量造福人类”(安伦著:《理性信仰之道》,学林出版社二○○九年第一版,2页)。而深入探索信仰问题,探索神的真理,寻找化解宗教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之途径,寻找某种路径将宗教的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道德、正义、和谐与和平,自然成了作者写作该书的基本目的。
那么安伦所提供的解决危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他的独特答案便是:宗教共同体。这“宗教共同体”是基于理性信仰之结果,反过来又构成了理性信仰的基座。
作者在考察西方的基督教,东方的印度教、佛教,甚至儒教和道教中发现并认定——“对于终级的关切,对于人生根基的求索,对于无限和永恒的追求,关切和信仰无限的存在,从而形成了面向宇宙终极神圣的各种宗教信仰”(23页)。
而且作者也同意约翰·希克的“寻求救赎或解脱是后轴心时代世界各种宗教的核心目标”。但安伦反对信仰的非理性倾向。他说:“对于信仰这样关乎人类根本的重大事宜,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永久地停留在蒙昧、片面、局限、相互矛盾、迷信偏执的阶段。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趋于开放,共同接受科学和理性的检验。”“宗教信仰理性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60页)
而安伦所谓的理性认识既不同于极端理性主义所要求的“证据主义”,也不同于“信仰主义”对所有宗教信条不加思辨验证就全部盲从的主张。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出现了全球意识、生态意识、对话意识、文化意识、非实在论意识、亲证意识等等。这些精神现象,皆缘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我们把它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生活全面的全球化;二是高科技渗透并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前者很大程度是由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的结果,后者普及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为一体,把人类社会生活联为一体。这是人类文明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变局,既蕴含着重大的机遇,亦有重重的危机显露。
在理解和应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三种代表性观念,一是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将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的观念运用到了文化和宗教领域;二是卡曾思(Ewert Cousins)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所提出的“第二轴心时代”(The Second Axial Age)的概念,以区别于轴心时代的世界图像。卡曾思认为,这种新的全球意识的滋生,“就横向来说,是世界各文化和宗教之间的交流。就纵向来说,各个传统往深处找寻大地的根源,找到稳定安全的基础,以开创未来”。而另一位天主教思想家斯维德勒(L.Swilder)亦有着相似的时代焦虑和紧迫感。他认为我们应该进入“全球对话的时代”(The Age of Global Dialogue),即由过去的“独白”,走向今日的“对话”,而且他认为我们今日面临的近乎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般的生死抉择——“或者对话,或者死亡”(Dialogue or Death)(转引自刘述先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第一版,69页)。
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一代文化怪杰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已经考察人类各大文明的未来命运,写就了如同旋风般有力的《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很快影响到另外一位史学大家——当时还是伦敦大学普通讲师的英国人阿·汤因比(Arnold Toynbee)博士,他后来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比较了二十一种文明的兴衰存亡,总结出一种“挑战和应激”的文明生长模式,而他对西方文明的出路是悲观的,他说:“我们已经有力量去结束历史,甚至结束生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想,我们不能使自己跌到悬崖峭壁的边上。”(《汤因比论汤因比》,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第一版,100页)
我们这个时代尤其不同,各种文明的相互冲撞似乎已经在印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世纪末预言,它不但关系单个文明的生死存亡问题,而且关系到人类整体文明的命运问题。所以许多心忧天下的哲人纷纷拿出自己的应对策略试图解决文明相遇、尤其是宗教相遇的诸多难题,如保罗·尼特(Paul Knitter)、约翰·希克(John Hick)、约翰·科布(John Cobb)、阿部正雄(Masao Ale)、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等。像跨文化哲学家潘尼卡曾说:
无论以前通过宗教间缓慢的相互吸收,相互渗透自发地或有意地寻求相遇产生了什么结果,但当下这一进程及相互反应在根本上被大大加速了……普遍存在的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市场、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不计其数的劳工迁移以及无数难民——更别提观光者——使得宗教和文化的相遇既不可回避,又必不可少。世界当下的正义问题、生态问题以及和平问题都要求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潘尼卡著,王志成译并释论:《对话经》,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九年第一版,7页)
而潘尼卡本人就为世界诸宗教相遇和出路写了一部《对话经》,他认为没有对话,各民族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他从个人、宗教传统和历史等三个层面指出宗教对话的必要性,这部意义丰赡博洽、旨明言微的经书已被作者之一翻译并加以详细的阐释和论述。可谓当代世界诸文明相遇时的对话之重要指南。
当然,对于全球化时代所遭遇到的诸多问题的细加考察和分析应对,不仅仅是宗教哲学界学者之专利,许多政治领袖、经济首脑和大德高僧,甚至民间贤达也照样在世界各地思索、奔走并呼吁。并有许多精神成果奉献出来,供人们参照和学习。《理性信仰之道——人类宗教共同体》便是一位宗教哲学界之外的智士所提供的答卷。就书本身而论,我们认为至少有三重意义:
一、在全球文化的大背景中提出了富有建设意义的理性信仰和宗教共同体;
二、这一共同体的设想为人们处理诸宗教相遇和文化交融的问题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和应对策略;
三、同时它还为当代的宗教对话理论的深入、反思,甚至自我修正,都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和参照。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安伦对世界各大宗教有独特的理解和把握,而且他应该是一位具备强烈使命感并拥有全球胸怀的贤人智士。在考察了东西方各大宗教的文明传统之后,他认为在应对宗教自身和世俗社会的危机中,宗教迄今为止扮演的常常是非自觉的被动角色,而这并不符合作为人类精神世界和内心思想主导力量的宗教信仰之地位。于是,他提出一些设想,以使宗教在“化解自身和世俗危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运用其潜在的巨大能量造福人类”(安伦著:《理性信仰之道》,学林出版社二○○九年第一版,2页)。而深入探索信仰问题,探索神的真理,寻找化解宗教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之途径,寻找某种路径将宗教的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从而促进社会的道德、正义、和谐与和平,自然成了作者写作该书的基本目的。
那么安伦所提供的解决危机之道究竟是什么呢?他的独特答案便是:宗教共同体。这“宗教共同体”是基于理性信仰之结果,反过来又构成了理性信仰的基座。
作者在考察西方的基督教,东方的印度教、佛教,甚至儒教和道教中发现并认定——“对于终级的关切,对于人生根基的求索,对于无限和永恒的追求,关切和信仰无限的存在,从而形成了面向宇宙终极神圣的各种宗教信仰”(23页)。
而且作者也同意约翰·希克的“寻求救赎或解脱是后轴心时代世界各种宗教的核心目标”。但安伦反对信仰的非理性倾向。他说:“对于信仰这样关乎人类根本的重大事宜,人类不应该、也不可能永久地停留在蒙昧、片面、局限、相互矛盾、迷信偏执的阶段。随着人类科技知识的高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趋于开放,共同接受科学和理性的检验。”“宗教信仰理性化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60页)
而安伦所谓的理性认识既不同于极端理性主义所要求的“证据主义”,也不同于“信仰主义”对所有宗教信条不加思辨验证就全部盲从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