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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6年5月下旬，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彭真，离京外出视察工作。在赴山西的火车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你们都劝我顺路到老家看一看，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为好。我那个村里至今派性残余还没有消除，我家里在‘文革’中死了三口人，亲属心中还有气，我回去了他们可能会产生别的想法。虽然我很想回去给老母亲上坟，但一想到这些问题，还是不回去好。”
彭真的家乡在山西临汾地区侯马市。当彭真一行抵达太原后，中共临汾地委书记杜五安专程从临汾赶到太原，代表家乡人民来请彭真委员长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杜五安说：“您不回去看看，就违了家乡父老和基层干部们的心意，大家会对您有意见的，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哩！”
杜五安这一番话，更加重了彭真的思乡之情，他也感到应该回去看一看。自打1964年那次回乡至今，已有22个年头未回乡了，自己也已84岁了，再不回乡看看，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才同意在从太原去郑州时，顺路在侯马下车，看望看望家乡的父老。他风趣地对杜五安说：“你是‘父母官’，又代表乡亲们的意见，不依你们，我就得罪家乡人民啦！”他随即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和杜五安等同志订了个“约法三章”：“一、不要预先告诉大家说我回去，免得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产；二、不要组织人看望我，我是回去探亲的，应当我去看望大家；三、我是顺路探亲，不在侯马住宿了，当天就走，我想在火车上请亲友们吃顿饭，饭钱我出。端正党风，我们要带头。”他特意地说：“你们同意这三条我就回去，不同意我就不回去。”
李立功、杜五安等笑着说：“都依着您！”
就这样，彭真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里——侯马垤上村。
二
1986年5月31日下午3时许，一辆淡黄色的旅游车驶进了垤上村。车门一开，走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高个子老人。
村里立时轰动了。几位耄耋老人惊喜着：“傅懋恭回来探亲啦！”青年人则大声地喊着：“彭真委员长回来了！”
彭真，原名傅懋恭。20世纪20年代中期，17岁的傅懋恭辞别家乡，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生涯。为适应党的地下工作，便改名换姓叫彭真。这一叫就是六七十年，傅懋恭便以彭真的大名闻名于世，外乡人也就很少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了。
人们闻讯蜂拥而来，把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乡亲们都好啊！”彭真向大家问好，紧握着乡亲们伸过来的一双双的手。大家簇拥着彭真来到了他少年时期曾生活过的旧居。
这是一座不大的普通农家院落：几间半旧的堂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西边是两孔经过翻修的窑洞。
“我就生长在这孔窑洞里。”彭真指点其中的一孔窑洞告诉老伴张洁清，然后领着大家走进窑洞。墙上挂着两个镜框，嵌着彭真父母亲的放大照片，他同张洁清站在一起，静默地凝视一阵，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他在屋里左看右看，摸摸这里触触那里，许久不忍离去……
彭真祖籍山东桓台县，地处黄河入海处，那是个10年有9年闹灾荒的穷地方。他爷爷 一条扁担挑着彭真的父亲和叔父逃荒来到山西，领着两个半大的孩子靠在运城盐池卖苦力为生。彭真的母亲共生了九个孩子，养活了八个，他是老大。父亲过世早，彭真17岁那年，辞别母亲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代，彭真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最后不幸被捕，关押在北平的监牢里，一关就是六七年。老母亲挂念着出生入死的儿子，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惊吓。解放后，老母亲曾多次被接到北京，但勤劳了一生的老人家却每次都因“无事可做”闲不惯，而返回原籍去过农家生活，直到临死也劳作不辍。1964年彭真回家时，年迈的老母亲还叮嘱他要秉公办事，办好党的事，办好国家的事。哪想到，两年后“文革”一开始，彭真就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道被打成“反党集团”。灾难顷刻间便降临到山西侯马傅家：世代贫苦的农民之家被重划为恶霸地主；86岁高龄的老妈妈被拉在院中的粪堆上斗得吐血身亡；大弟弟被揪斗而死；一个侄子被活活打死；全家老少包括不会说话的娃娃，都逃脱不了厄运，一个个都成了“黑帮家属”，成了专政的对象……
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窑洞，想起慈母和一家人的遭遇，彭真的心情怎能平静？
屋里挤满了人，彭真问了这家问那家，打听了这个人又打听那个人。乡亲们说到村里的生产有了发展，乡亲们生活都有了提高，他高兴得满脸笑容，听说少年时的伙伴这人那人不在世了，他感叹嘘唏。真是诉不尽的乡情。
“屋子里闷热，大伙坐不下，请大伯和乡亲们到院子里说话吧。”一位村干部很客气地对彭真说。
彭真站起来说：“走吧，到院子里坐，我有几句话要同父老乡亲们说呢。”
三
院子里挤了好几百人，连院门外的小胡同里也站满了人。被请来坐在彭真身边的有侯马市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乡长、垤上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成员，过去的老邻居，还有曾担任过村干部的人，其中包括在“文革”中参与批斗过彭真家属的人。村干部怕委员长讲话时大家听不清，特地给安上了麦克风。
“这是地委书记，这次是他叫我回来的，咱这个村子归他管，請他先讲好不好？”彭真笑眯眯地指着杜五安对乡亲们说。
“委员长回来探亲，是乡亲们多年来的希望，还是请他老人家讲话吧。”杜五安话音未落，院子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讲了喜的一面，那我就讲一讲另外一方面，”彭真站起来说，“前些年咱们这个村子跟其他地方一样，出了些事情，就是你斗我，我斗你，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是！”众人齐声回答。
“譬如我家，死了三口人，我母亲、老二（彭真的大弟弟）、还有一个侄子，都被斗死了。现在问题已经正确解决了。在座的乡亲中，有挨斗的，也有斗人的。怎么办？把那个旧仇宿怨都记下来，过去谁斗了我，我斗了谁，都记下来，把这个帐算下去，再传给儿子、孙了，让他们也结仇。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陈芝麻、烂棉花的旧帐解决了，什么你斗了我，我斗了你，统统扔掉，统统抛到村边的浍河里去，埋到地里去，好不好？”
“好！”“好！”院子里响起更热烈的掌声、更欢乐的笑声。
“大家都知道我母亲，她老人家怎么样啊？”
“她老人家好啊！”众人齐声动情地答道。
“她老人家的确是位好母亲，她劳动一辈子，讨过饭，过穷苦日子，把我养大，我才一直革命六十多年。我想回来给她老人家上个坟。我这次回来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旧怨，把那些疙瘩、岔儿统统扔掉；第二，到我母亲坟上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回来要了却的两桩心愿。乡亲们是住在一块的邻居，你家的狗、我家的鸡，哪会没个岔儿？我在家里长到十几岁才离开，咱农民的事情我知道，你把我家的鸡伤了，我把你家的狗打了，计较起来没个完，是不是？”听了这话，乡亲们又笑了起来。
“至于‘文化大革命’，那又是一回事。‘文革’中给我重定了个阶级成份，说我家是地主。实事求是讲，我家不是地主，这个窑洞就是证明。现在它漂亮多了，是翻修了，原来破破烂烂，大家都知道。定我家是地主，不怨你们，‘文革’一开始就把我抓了起来，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干什么呀？定我是地主是康生捣的鬼，这个问题，党中央已作了结论，是非已经清楚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全国都搞内乱，咱这个村、咱这个市、咱这个地区还能不乱？在座的有挨了打的，有打了人的，包括对我老母亲动了手的，对我弟弟、侄子动了手的，还有不是我家的人也挨了打的，主要责任不在村里人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打人就对了，你打了人嘛，干了件不大好的事，需要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就算了，说一句我打人不对，今后不打了。认识到不对，今后改了也就算了。否则，大家结怨，对我们这一代不利，于子孙后代有害。”
1986年5月下旬，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彭真，离京外出视察工作。在赴山西的火车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你们都劝我顺路到老家看一看，我考虑再三，还是不去为好。我那个村里至今派性残余还没有消除，我家里在‘文革’中死了三口人，亲属心中还有气，我回去了他们可能会产生别的想法。虽然我很想回去给老母亲上坟，但一想到这些问题，还是不回去好。”
彭真的家乡在山西临汾地区侯马市。当彭真一行抵达太原后，中共临汾地委书记杜五安专程从临汾赶到太原，代表家乡人民来请彭真委员长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杜五安说：“您不回去看看，就违了家乡父老和基层干部们的心意，大家会对您有意见的，我回去也不好交代哩！”
杜五安这一番话，更加重了彭真的思乡之情，他也感到应该回去看一看。自打1964年那次回乡至今，已有22个年头未回乡了，自己也已84岁了，再不回乡看看，可能就没有机会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才同意在从太原去郑州时，顺路在侯马下车，看望看望家乡的父老。他风趣地对杜五安说：“你是‘父母官’，又代表乡亲们的意见，不依你们，我就得罪家乡人民啦！”他随即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和杜五安等同志订了个“约法三章”：“一、不要预先告诉大家说我回去，免得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产；二、不要组织人看望我，我是回去探亲的，应当我去看望大家；三、我是顺路探亲，不在侯马住宿了，当天就走，我想在火车上请亲友们吃顿饭，饭钱我出。端正党风，我们要带头。”他特意地说：“你们同意这三条我就回去，不同意我就不回去。”
李立功、杜五安等笑着说：“都依着您！”
就这样，彭真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里——侯马垤上村。
二
1986年5月31日下午3时许，一辆淡黄色的旅游车驶进了垤上村。车门一开，走下来一位精神矍铄的高个子老人。
村里立时轰动了。几位耄耋老人惊喜着：“傅懋恭回来探亲啦！”青年人则大声地喊着：“彭真委员长回来了！”
彭真，原名傅懋恭。20世纪20年代中期，17岁的傅懋恭辞别家乡，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生涯。为适应党的地下工作，便改名换姓叫彭真。这一叫就是六七十年，傅懋恭便以彭真的大名闻名于世，外乡人也就很少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了。
人们闻讯蜂拥而来，把街道围了个水泄不通。
“乡亲们都好啊！”彭真向大家问好，紧握着乡亲们伸过来的一双双的手。大家簇拥着彭真来到了他少年时期曾生活过的旧居。
这是一座不大的普通农家院落：几间半旧的堂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西边是两孔经过翻修的窑洞。
“我就生长在这孔窑洞里。”彭真指点其中的一孔窑洞告诉老伴张洁清，然后领着大家走进窑洞。墙上挂着两个镜框，嵌着彭真父母亲的放大照片，他同张洁清站在一起，静默地凝视一阵，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他在屋里左看右看，摸摸这里触触那里，许久不忍离去……
彭真祖籍山东桓台县，地处黄河入海处，那是个10年有9年闹灾荒的穷地方。他爷爷 一条扁担挑着彭真的父亲和叔父逃荒来到山西，领着两个半大的孩子靠在运城盐池卖苦力为生。彭真的母亲共生了九个孩子，养活了八个，他是老大。父亲过世早，彭真17岁那年，辞别母亲踏上了革命的征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那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代，彭真曾被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搜捕，最后不幸被捕，关押在北平的监牢里，一关就是六七年。老母亲挂念着出生入死的儿子，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受过多少惊吓。解放后，老母亲曾多次被接到北京，但勤劳了一生的老人家却每次都因“无事可做”闲不惯，而返回原籍去过农家生活，直到临死也劳作不辍。1964年彭真回家时，年迈的老母亲还叮嘱他要秉公办事，办好党的事，办好国家的事。哪想到，两年后“文革”一开始，彭真就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道被打成“反党集团”。灾难顷刻间便降临到山西侯马傅家：世代贫苦的农民之家被重划为恶霸地主；86岁高龄的老妈妈被拉在院中的粪堆上斗得吐血身亡；大弟弟被揪斗而死；一个侄子被活活打死；全家老少包括不会说话的娃娃，都逃脱不了厄运，一个个都成了“黑帮家属”，成了专政的对象……
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窑洞，想起慈母和一家人的遭遇，彭真的心情怎能平静？
屋里挤满了人，彭真问了这家问那家，打听了这个人又打听那个人。乡亲们说到村里的生产有了发展，乡亲们生活都有了提高，他高兴得满脸笑容，听说少年时的伙伴这人那人不在世了，他感叹嘘唏。真是诉不尽的乡情。
“屋子里闷热，大伙坐不下，请大伯和乡亲们到院子里说话吧。”一位村干部很客气地对彭真说。
彭真站起来说：“走吧，到院子里坐，我有几句话要同父老乡亲们说呢。”
三
院子里挤了好几百人，连院门外的小胡同里也站满了人。被请来坐在彭真身边的有侯马市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乡长、垤上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成员，过去的老邻居，还有曾担任过村干部的人，其中包括在“文革”中参与批斗过彭真家属的人。村干部怕委员长讲话时大家听不清，特地给安上了麦克风。
“这是地委书记，这次是他叫我回来的，咱这个村子归他管，請他先讲好不好？”彭真笑眯眯地指着杜五安对乡亲们说。
“委员长回来探亲，是乡亲们多年来的希望，还是请他老人家讲话吧。”杜五安话音未落，院子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讲了喜的一面，那我就讲一讲另外一方面，”彭真站起来说，“前些年咱们这个村子跟其他地方一样，出了些事情，就是你斗我，我斗你，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是！”众人齐声回答。
“譬如我家，死了三口人，我母亲、老二（彭真的大弟弟）、还有一个侄子，都被斗死了。现在问题已经正确解决了。在座的乡亲中，有挨斗的，也有斗人的。怎么办？把那个旧仇宿怨都记下来，过去谁斗了我，我斗了谁，都记下来，把这个帐算下去，再传给儿子、孙了，让他们也结仇。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那陈芝麻、烂棉花的旧帐解决了，什么你斗了我，我斗了你，统统扔掉，统统抛到村边的浍河里去，埋到地里去，好不好？”
“好！”“好！”院子里响起更热烈的掌声、更欢乐的笑声。
“大家都知道我母亲，她老人家怎么样啊？”
“她老人家好啊！”众人齐声动情地答道。
“她老人家的确是位好母亲，她劳动一辈子，讨过饭，过穷苦日子，把我养大，我才一直革命六十多年。我想回来给她老人家上个坟。我这次回来就这么两件事：第一，看看乡亲们，帮大家解解旧怨，把那些疙瘩、岔儿统统扔掉；第二，到我母亲坟上去看一看。这就是我回来要了却的两桩心愿。乡亲们是住在一块的邻居，你家的狗、我家的鸡，哪会没个岔儿？我在家里长到十几岁才离开，咱农民的事情我知道，你把我家的鸡伤了，我把你家的狗打了，计较起来没个完，是不是？”听了这话，乡亲们又笑了起来。
“至于‘文化大革命’，那又是一回事。‘文革’中给我重定了个阶级成份，说我家是地主。实事求是讲，我家不是地主，这个窑洞就是证明。现在它漂亮多了，是翻修了，原来破破烂烂，大家都知道。定我家是地主，不怨你们，‘文革’一开始就把我抓了起来，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干什么呀？定我是地主是康生捣的鬼，这个问题，党中央已作了结论，是非已经清楚了。”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全国都搞内乱，咱这个村、咱这个市、咱这个地区还能不乱？在座的有挨了打的，有打了人的，包括对我老母亲动了手的，对我弟弟、侄子动了手的，还有不是我家的人也挨了打的，主要责任不在村里人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打人就对了，你打了人嘛，干了件不大好的事，需要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就算了，说一句我打人不对，今后不打了。认识到不对，今后改了也就算了。否则，大家结怨，对我们这一代不利，于子孙后代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