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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珍视和平的国家，但绝不会因为和平而放弃原则，拿国家利益作交换。55年前，在印度的一再挑衅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自卫反击作战。本文作者达尔维是印军准将旅长，曾著有《喜马拉雅的失策》一书。文中前半部分的战斗片段，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术上的先进，以及他们在战斗中的英勇和顽强。但战争毕竟是残酷的。达尔维等人翻山越岭四处躲避，就是最直接、最生动的反映。需要说明的是，达尔维被俘虏后，次年，也就是1963年5月，中国方面就将其释放回国。
炮声让我们目瞪口呆
1962年10月20日清晨5点整，3号桥对面的中国人打了两发信号弹，紧接着150余门大炮和重型迫擊炮的炮弹倾泻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我们在3号桥、4号桥的阵地，临时便桥和离河岸约1000码（914.4米）的旅部（编注：即达尔维所率领的第7旅），都受到猛烈轰击。中国人用的是自动装填、自动发射的76毫米加农炮和122毫米迫击炮（编注：此为达尔维的误解。中国当时并无122毫米迫击炮，火炮也不能自动装填、发射）。
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中国人没有轰击在1号桥和2号桥的旁遮普部队及近卫军部队，说明他们的计划是在狭窄的扯冬至章多地段集中使用兵力。如果他们成功地攻陷伦坡，那么我们的其他部队在经由哈东拉山口后撤时将全部陷入重围。中国人在进攻兼则马尼哨所之前，也对它进行了炮击，威胁着驻在吉米塘的师部，并开辟了沿娘江河（又名南乍布河）直插伦坡的第二条通路。
炮击持续了一个小时，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步兵冲锋。现在，印度的命运掌握在拉加普特联队3个薄弱的步兵连和第9廓尔喀联队手里。那时，印度陆军有40多万人，但由于我们顽固地拒绝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参加这次作战的只有600人。这个脆弱的壁垒，被中国强大的兵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给印度上了持久难忘的一课。中国人发起炮击时，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正准备去章勒，结果一下子被截住。正是这个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1944年在意大利作为第4师的一部分，曾在第三次卡西诺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对山地的艰苦并不陌生，也不缺乏山地作战的专业本领。我同师长普拉萨德将军通话，报告说中国人发起了进攻。我对他说，现在廓尔喀人不能再去章勒了，因为他们已经卷入了战斗，不管在路上，还是在章多，他们都将直接进入中国人的炮火圈内。普拉萨德对我说，假使不能派整个营，至少派一个廓尔喀人的巡逻队去，“因为这次调防是最高当局的命令”。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原来，使我们陷入彻底失败境地的是来自“最高当局”的压力和对“最高当局”的恐惧。实际上，从战争开始时起，很多人就仅仅是传达命令的工具。军事指挥系统从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廓尔喀人没有开往章勒。
被钳形攻势包围
根据能搜集到的情报，我推测中国人动用了至少两个师，且可能还有一个师做后备，他们的总人数应该在两万左右。他们有两个旅向扯冬地区的拉加普特人和廓尔喀人的阵地同时发起攻击。一个旅用来对付影响两翼的关键目标章多，另一个旅则向着兼则马尼—杜罗昆—桑巴—占米塘轴线运动。其他部队被派往哈东拉，截断退路，消灭从1号桥和2号桥退下来的印度部队。很显然，一旦中国军队占领扯冬，这些阵地就守不住了。一支印度部队从娘江河去达旺，从西面构成对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威胁。而在北边，中国人在棒山口一线集结了一支大部队，准备占领达旺。
在中国人发动进攻的几分钟之内，第7旅即分崩瓦解。无论如何，要想增援或扭转战局已毫无希望。我没有后备兵力。我同各营的通信联系也很快被切断。由于电话线路遭到破坏，营长们也无法联系连长们。
中国人用一个大的两个小的钳形攻势把我们包围了。他们在向拉加普特部队发起正面攻击前，已用一个营插到拉加普特部队的后面，切断了该部队同廓尔喀人的联系。拉加普特人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受到攻击，他们绝望了……战况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着，以致难以全面正确地描绘这次战斗，士兵们在军官和低级委任军官的率领下，以小单位进行战斗，纵使已被孤立或包围，仍断断续续地抵抗着。
英勇的瑞克中校驻在4号桥，同他的营部、一个步枪连及几个普通的特务排在一起。中国人炮击几分钟后，他手下通信兵的碉堡被摧毁，包括一名上尉在内的所有通信兵死亡。很快，迫击炮排也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了。驻守4号桥的部队，两次击退了中国人的冲锋。第三次冲锋，中国人消灭了由低级委任军官比斯瓦斯率领的一整个孟加拉人排。比斯瓦斯在带领部队进行勇敢的白刃战时牺牲……当抵抗已经实际上被瓦解后，瑞克的指挥所还在进行最后的坚持，围困他的中国人用一切办法劝他投降，都遭到他的拒绝。他的副官巴梯亚中尉、情报副官辛格上尉和他一起战斗。在用机枪向地堡扫射后，一名中国士兵匍匐前进，向地堡里投了一颗手榴弹，巴梯亚被炸死，瑞克的下巴、左肩、左臂多处受伤。最后，中国人冲进地堡，俘虏了失去知觉的营长瑞克及孤独的辛格……
伤亡惨重须转移
上午7时3刻，形势已十分明显，中国人即将占领我们在扯冬所有的阵地。由于廓尔喀部队被迫撤至章多，旅部左翼空虚，又加之拉加普特人的抵抗已经失败，旅部的正面彻底暴露出来。在短短3个小时内，两个“正规营之花”都被粉碎，旅部就要被包围了……将士们在供应困难、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在山地孤军作战，而国内甚至军部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所经受的考验和他们无畏的英雄主义。第7旅的严重伤亡最能说明问题。驻在克节朗河的拉加普特营共有官兵513人。阵亡282人，其中包括4名军官、6名低级委任军官；受伤被俘81人，包括两名军官、3名低级委任军官；未受伤而被俘90人，包括3名军官、两名低级委任军官。只有60名官兵（约占总人数的9%）死里逃生，这些人大部分是在章多、伦坡和达旺后方从事后勤工作的。
中国人对章多的轰炸，也是从早晨5点开始的，中国部队对其发起第一次攻击是早上9点。而前一天，也就是10月19日夜间，这支中国部队就在5号桥和临时便桥之间穿过了我方的河岸阵地。尽管我方早在9月就宣称这个地带很重要，但防守上的布置却十分薄弱，只布置了一些后勤勤杂人员、一个打好背包准备去章勒的脆弱的廓尔喀连及两个炮兵队。那天早上，我们的运输机像往常一样到那里空投，但立即被中國军队的炮火赶走了。显然，没有人提前去告诉空军战斗已经迫在眉睫，而陆空军协同也并不顺利，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指挥系统不是团结一致的。 普拉萨德将军曾准备来看我，与我旅同舟共济。当中国人发起进攻的消息传到师部，不久通信又中断时，通信团副团长拉姆·辛格力劝这位师长，等战局明朗一点再飞章多。但普拉萨德说，他不能食言。于是，拉姆自告奋勇要先侦察一下。西格尔上尉驾直升机和他一起到了章多，但他们立即被击落了。这样，师通信团就失去了团长和副团长——团长是在同廓尔喀部队一起作战时被俘的。
之前，我曾对普拉萨德将军表示，如果不得不放弃克节朗，我拟撤至章多，他表示同意。现在，拉加普特营的命运已定，我决定去章多，在那儿重建廓尔喀部队。我命令我的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向章多转移，指挥组8点15分离开，部队8点半出发，官兵们井然有序地转移。普拉萨德将军在一份正式报告中说：“1962年10月20日，当中国人集中优势兵力进攻第7旅阵地时，达尔维准将同驻克节朗河谷隆拉的旅部在一起，他坚守岗位，尽最大努力指挥战斗。最后，当敌人占领了所有前沿阵地，并将战斗引向旅部的左翼和后方时，他请求我批准撤到章多，在那里重整旗鼓。他是根据我的命令转移的，但在他抵达章多前，敌人已经占领了该地。”
无路可走上绝峰
向章多转移途中，我们受到了不间断的、准确的炮火袭击。我确信，中国炮兵观测所的军官在指挥射击，猛烈的炮火打得我们每70—80秒钟就要躲藏一次。在此过程中，我们的队伍已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头尾不能相顾。旅部不得已分成几个小组，不久我就同旅部的主体部分失去了联系。
大约在下午一点，中国人停止了对我们的炮击。我不知道他们是弹药用光了，还是不想再杀伤毫无还手之力的散兵。在进入一个阵地時，我发现同我在一起的有迫击炮连连长尼杰贾尔少校、我的情报官古普塔上尉和昨天晚上跟同伴失散而来旅部的塔尔瓦尔上尉。他们是作为指挥组的成员同我一道出发的。另外还有来自旅部和从3号桥来的拉加普特士兵37人。布里杰帕尔·辛格上士率领他们，上士是我们整个漫长历程中的骨干力量。
离开旅部不久，我就发觉去章多沒有什么意义了。我断定，我的旅参谋长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他也能目睹到章多战斗的形势。我认为，他会去伦坡。驻章多的部队正打得很顽强，一支锡克人的精锐伞兵旅受命进行阵地战，他们越过把章多和扯冬分开的谷地，同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军队搏斗。炮手们从中午一直战斗到下午3点半。最后一声枪响是下午四点，是一个从章多撤退的掉队士兵打出的。这只不过是顽抗的象征。战斗结束了。现在我唯一的希望是，旁遮普部队和近卫军部队能够在哈东拉一线站稳脚跟，我虔诚地祈祷：但愿中国人在这一线尚未取得惊人的胜利。
最后，我决定去色基姆，那里有我们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然而，要到达色基姆，必须要翻越高达5600多米的扯冬摩天岭。除了拼命爬山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虽然我的衣着不适宜在高海拔跋涉。我穿的是一双普通胶靴、一件皮外套和一条斜纹哔叽裤。幸好我有一双皮手套，那是我父亲送我的礼物——配发的羊毛手套根本不能抵御喜马拉雅刺骨的寒风。
我们一直稳步向上爬，由于天气异常寒冷加上天黑得早，下午4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爬山要穿过浓密的石南灌木林。可能除了竹丛之外，再也没有比这茂密的、盘曲的、不易进去的石南丛林更让人讨厌的了。在这样高的地方，要是一失足或滑倒，或一脚踏在不可靠的雪面上，便会粉身碎骨。在大约5100米高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个小山洞，就决定在那里躲到天明。我们躲进去后挤在一起取暖，根本不打算睡觉，因为只有那样才能避免被冻死。喜马拉雅山的10月，在这样的高度，冷得难以形容。
被俘时已经饿了66小时
在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我们想起了从19日晚开始，所有的人都粒米未进，已经饿了将近24个小时。我自己的最后一顿晚饭吃的是两张薄饼和一点点青豆罐头。更使人感到恐惧的是，只有到近卫军那里——假如我们能到达的话，才有可能有吃的东西。我们没有地图，因为我们从未派遣任何人到此测绘……我们于21日凌晨3点半离开山洞，向可怕的5600米高的扯冬峰进发。我们爬过了许多危岩和深邃的裂缝。休息次数必须增加，因为我看到其他人愈来愈困倦，这在山地是个危险的迹象。如果我们要抢在中国人前面，那就得争速度。
中午，尼杰贾尔少校感到呼吸困难，古普塔上尉生冻疮不能走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全队中唯一未感到身体不适的是我们一行人中年龄最大的军官。后来，情况更趋严重，假如我们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就必须分成两批前进。
扯冬山的顶点是一群乱七八糟的山峰，很难辨别山与山之间的界线……大约下午一点半，我们踏上了伦坡到嘎坡拉第1号山口的小路。当时我们一行人只剩下12个人了……尼杰贾尔少校和古普塔上尉再也走不动了，我留下几个人照顾他们。塔尔瓦尔上尉自告奋勇陪着我走。我和塔尔瓦尔重新踏上了征途，由布里杰帕尔上士带领7名健壮的志愿者和我们同行。很快，夜幕降临，我们不能继续前进，在青苔满地、寒冷而潮湿的小溪边，我勉强决定就地休息。我们已有两个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们找到了水，然而水寒刺骨，实在喝不下去。10月22日拂晓4点，我们离开了这个鬼地方，饥寒交迫地向色基姆进发。前进速度仍很缓慢。我再次怀疑前进方向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不吃不喝还能走多远，因为我们已有60个小时没吃没睡了。
大约早晨6点，我们休息时，我看见一长溜的中国军队在山下的小道上移动。那似乎没有尽头的长蛇形队伍使我惊呆了。我数了一下，至少有两个营。我为旁遮普和近卫军部队的命运担心。眼下要想在色基姆或伦坡重整旗鼓已绝无可能。近卫军支队只有不足一个连，肯定会被我亲眼看见的向伦坡移动的这支中国军队歼灭。我当即决定去往驻扎在吉米塘的师部。但我不知道师部已于10月21日被击溃……
中国军队过去之后，我们又开始步行前进。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河流转弯处，我在前面开路，其他7人随后。突然，我发现自己处于一连中国步兵中间，他们正在这个地方休息。我瞠目结舌地看到十几支各式武器并听到几声尖锐的叫嚷，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究竟谁更感到惊奇，是中国人，还是我自己。我看了看表，是1962年10月22日上午9时22分。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到那时，我已66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我从3200米爬到5600米，又从5600米下到3200米的小河边。我饥困交加，胡子很长，我的嘴因干渴而感到疼痛。由于穿过丛林和滑下荆棘丛生的山坡，我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原载《环球人物》2017年第16期、《世界军事》2017年9月上〕
炮声让我们目瞪口呆
1962年10月20日清晨5点整，3号桥对面的中国人打了两发信号弹，紧接着150余门大炮和重型迫擊炮的炮弹倾泻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我们在3号桥、4号桥的阵地，临时便桥和离河岸约1000码（914.4米）的旅部（编注：即达尔维所率领的第7旅），都受到猛烈轰击。中国人用的是自动装填、自动发射的76毫米加农炮和122毫米迫击炮（编注：此为达尔维的误解。中国当时并无122毫米迫击炮，火炮也不能自动装填、发射）。
从我们头上呼啸而过的炮弹，把大家吓得目瞪口呆，中国人没有轰击在1号桥和2号桥的旁遮普部队及近卫军部队，说明他们的计划是在狭窄的扯冬至章多地段集中使用兵力。如果他们成功地攻陷伦坡，那么我们的其他部队在经由哈东拉山口后撤时将全部陷入重围。中国人在进攻兼则马尼哨所之前，也对它进行了炮击，威胁着驻在吉米塘的师部，并开辟了沿娘江河（又名南乍布河）直插伦坡的第二条通路。
炮击持续了一个小时，紧接着就是大规模的步兵冲锋。现在，印度的命运掌握在拉加普特联队3个薄弱的步兵连和第9廓尔喀联队手里。那时，印度陆军有40多万人，但由于我们顽固地拒绝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参加这次作战的只有600人。这个脆弱的壁垒，被中国强大的兵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了，给印度上了持久难忘的一课。中国人发起炮击时，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正准备去章勒，结果一下子被截住。正是这个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1944年在意大利作为第4师的一部分，曾在第三次卡西诺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对山地的艰苦并不陌生，也不缺乏山地作战的专业本领。我同师长普拉萨德将军通话，报告说中国人发起了进攻。我对他说，现在廓尔喀人不能再去章勒了，因为他们已经卷入了战斗，不管在路上，还是在章多，他们都将直接进入中国人的炮火圈内。普拉萨德对我说，假使不能派整个营，至少派一个廓尔喀人的巡逻队去，“因为这次调防是最高当局的命令”。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原来，使我们陷入彻底失败境地的是来自“最高当局”的压力和对“最高当局”的恐惧。实际上，从战争开始时起，很多人就仅仅是传达命令的工具。军事指挥系统从没有真正发挥过作用……廓尔喀人没有开往章勒。
被钳形攻势包围
根据能搜集到的情报，我推测中国人动用了至少两个师，且可能还有一个师做后备，他们的总人数应该在两万左右。他们有两个旅向扯冬地区的拉加普特人和廓尔喀人的阵地同时发起攻击。一个旅用来对付影响两翼的关键目标章多，另一个旅则向着兼则马尼—杜罗昆—桑巴—占米塘轴线运动。其他部队被派往哈东拉，截断退路，消灭从1号桥和2号桥退下来的印度部队。很显然，一旦中国军队占领扯冬，这些阵地就守不住了。一支印度部队从娘江河去达旺，从西面构成对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威胁。而在北边，中国人在棒山口一线集结了一支大部队，准备占领达旺。
在中国人发动进攻的几分钟之内，第7旅即分崩瓦解。无论如何，要想增援或扭转战局已毫无希望。我没有后备兵力。我同各营的通信联系也很快被切断。由于电话线路遭到破坏，营长们也无法联系连长们。
中国人用一个大的两个小的钳形攻势把我们包围了。他们在向拉加普特部队发起正面攻击前，已用一个营插到拉加普特部队的后面，切断了该部队同廓尔喀人的联系。拉加普特人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受到攻击，他们绝望了……战况以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发展着，以致难以全面正确地描绘这次战斗，士兵们在军官和低级委任军官的率领下，以小单位进行战斗，纵使已被孤立或包围，仍断断续续地抵抗着。
英勇的瑞克中校驻在4号桥，同他的营部、一个步枪连及几个普通的特务排在一起。中国人炮击几分钟后，他手下通信兵的碉堡被摧毁，包括一名上尉在内的所有通信兵死亡。很快，迫击炮排也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彻底消灭了。驻守4号桥的部队，两次击退了中国人的冲锋。第三次冲锋，中国人消灭了由低级委任军官比斯瓦斯率领的一整个孟加拉人排。比斯瓦斯在带领部队进行勇敢的白刃战时牺牲……当抵抗已经实际上被瓦解后，瑞克的指挥所还在进行最后的坚持，围困他的中国人用一切办法劝他投降，都遭到他的拒绝。他的副官巴梯亚中尉、情报副官辛格上尉和他一起战斗。在用机枪向地堡扫射后，一名中国士兵匍匐前进，向地堡里投了一颗手榴弹，巴梯亚被炸死，瑞克的下巴、左肩、左臂多处受伤。最后，中国人冲进地堡，俘虏了失去知觉的营长瑞克及孤独的辛格……
伤亡惨重须转移
上午7时3刻，形势已十分明显，中国人即将占领我们在扯冬所有的阵地。由于廓尔喀部队被迫撤至章多，旅部左翼空虚，又加之拉加普特人的抵抗已经失败，旅部的正面彻底暴露出来。在短短3个小时内，两个“正规营之花”都被粉碎，旅部就要被包围了……将士们在供应困难、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在山地孤军作战，而国内甚至军部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所经受的考验和他们无畏的英雄主义。第7旅的严重伤亡最能说明问题。驻在克节朗河的拉加普特营共有官兵513人。阵亡282人，其中包括4名军官、6名低级委任军官；受伤被俘81人，包括两名军官、3名低级委任军官；未受伤而被俘90人，包括3名军官、两名低级委任军官。只有60名官兵（约占总人数的9%）死里逃生，这些人大部分是在章多、伦坡和达旺后方从事后勤工作的。
中国人对章多的轰炸，也是从早晨5点开始的，中国部队对其发起第一次攻击是早上9点。而前一天，也就是10月19日夜间，这支中国部队就在5号桥和临时便桥之间穿过了我方的河岸阵地。尽管我方早在9月就宣称这个地带很重要，但防守上的布置却十分薄弱，只布置了一些后勤勤杂人员、一个打好背包准备去章勒的脆弱的廓尔喀连及两个炮兵队。那天早上，我们的运输机像往常一样到那里空投，但立即被中國军队的炮火赶走了。显然，没有人提前去告诉空军战斗已经迫在眉睫，而陆空军协同也并不顺利，我甚至觉得我们的指挥系统不是团结一致的。 普拉萨德将军曾准备来看我，与我旅同舟共济。当中国人发起进攻的消息传到师部，不久通信又中断时，通信团副团长拉姆·辛格力劝这位师长，等战局明朗一点再飞章多。但普拉萨德说，他不能食言。于是，拉姆自告奋勇要先侦察一下。西格尔上尉驾直升机和他一起到了章多，但他们立即被击落了。这样，师通信团就失去了团长和副团长——团长是在同廓尔喀部队一起作战时被俘的。
之前，我曾对普拉萨德将军表示，如果不得不放弃克节朗，我拟撤至章多，他表示同意。现在，拉加普特营的命运已定，我决定去章多，在那儿重建廓尔喀部队。我命令我的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向章多转移，指挥组8点15分离开，部队8点半出发，官兵们井然有序地转移。普拉萨德将军在一份正式报告中说：“1962年10月20日，当中国人集中优势兵力进攻第7旅阵地时，达尔维准将同驻克节朗河谷隆拉的旅部在一起，他坚守岗位，尽最大努力指挥战斗。最后，当敌人占领了所有前沿阵地，并将战斗引向旅部的左翼和后方时，他请求我批准撤到章多，在那里重整旗鼓。他是根据我的命令转移的，但在他抵达章多前，敌人已经占领了该地。”
无路可走上绝峰
向章多转移途中，我们受到了不间断的、准确的炮火袭击。我确信，中国炮兵观测所的军官在指挥射击，猛烈的炮火打得我们每70—80秒钟就要躲藏一次。在此过程中，我们的队伍已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头尾不能相顾。旅部不得已分成几个小组，不久我就同旅部的主体部分失去了联系。
大约在下午一点，中国人停止了对我们的炮击。我不知道他们是弹药用光了，还是不想再杀伤毫无还手之力的散兵。在进入一个阵地時，我发现同我在一起的有迫击炮连连长尼杰贾尔少校、我的情报官古普塔上尉和昨天晚上跟同伴失散而来旅部的塔尔瓦尔上尉。他们是作为指挥组的成员同我一道出发的。另外还有来自旅部和从3号桥来的拉加普特士兵37人。布里杰帕尔·辛格上士率领他们，上士是我们整个漫长历程中的骨干力量。
离开旅部不久，我就发觉去章多沒有什么意义了。我断定，我的旅参谋长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因为他也能目睹到章多战斗的形势。我认为，他会去伦坡。驻章多的部队正打得很顽强，一支锡克人的精锐伞兵旅受命进行阵地战，他们越过把章多和扯冬分开的谷地，同占压倒优势的中国军队搏斗。炮手们从中午一直战斗到下午3点半。最后一声枪响是下午四点，是一个从章多撤退的掉队士兵打出的。这只不过是顽抗的象征。战斗结束了。现在我唯一的希望是，旁遮普部队和近卫军部队能够在哈东拉一线站稳脚跟，我虔诚地祈祷：但愿中国人在这一线尚未取得惊人的胜利。
最后，我决定去色基姆，那里有我们近卫军联队的一个连。然而，要到达色基姆，必须要翻越高达5600多米的扯冬摩天岭。除了拼命爬山之外，我们别无他法，虽然我的衣着不适宜在高海拔跋涉。我穿的是一双普通胶靴、一件皮外套和一条斜纹哔叽裤。幸好我有一双皮手套，那是我父亲送我的礼物——配发的羊毛手套根本不能抵御喜马拉雅刺骨的寒风。
我们一直稳步向上爬，由于天气异常寒冷加上天黑得早，下午4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爬山要穿过浓密的石南灌木林。可能除了竹丛之外，再也没有比这茂密的、盘曲的、不易进去的石南丛林更让人讨厌的了。在这样高的地方，要是一失足或滑倒，或一脚踏在不可靠的雪面上，便会粉身碎骨。在大约5100米高的地方，我们发现一个小山洞，就决定在那里躲到天明。我们躲进去后挤在一起取暖，根本不打算睡觉，因为只有那样才能避免被冻死。喜马拉雅山的10月，在这样的高度，冷得难以形容。
被俘时已经饿了66小时
在我们安顿下来之后，我们想起了从19日晚开始，所有的人都粒米未进，已经饿了将近24个小时。我自己的最后一顿晚饭吃的是两张薄饼和一点点青豆罐头。更使人感到恐惧的是，只有到近卫军那里——假如我们能到达的话，才有可能有吃的东西。我们没有地图，因为我们从未派遣任何人到此测绘……我们于21日凌晨3点半离开山洞，向可怕的5600米高的扯冬峰进发。我们爬过了许多危岩和深邃的裂缝。休息次数必须增加，因为我看到其他人愈来愈困倦，这在山地是个危险的迹象。如果我们要抢在中国人前面，那就得争速度。
中午，尼杰贾尔少校感到呼吸困难，古普塔上尉生冻疮不能走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全队中唯一未感到身体不适的是我们一行人中年龄最大的军官。后来，情况更趋严重，假如我们要按时到达目的地，就必须分成两批前进。
扯冬山的顶点是一群乱七八糟的山峰，很难辨别山与山之间的界线……大约下午一点半，我们踏上了伦坡到嘎坡拉第1号山口的小路。当时我们一行人只剩下12个人了……尼杰贾尔少校和古普塔上尉再也走不动了，我留下几个人照顾他们。塔尔瓦尔上尉自告奋勇陪着我走。我和塔尔瓦尔重新踏上了征途，由布里杰帕尔上士带领7名健壮的志愿者和我们同行。很快，夜幕降临，我们不能继续前进，在青苔满地、寒冷而潮湿的小溪边，我勉强决定就地休息。我们已有两个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我们找到了水，然而水寒刺骨，实在喝不下去。10月22日拂晓4点，我们离开了这个鬼地方，饥寒交迫地向色基姆进发。前进速度仍很缓慢。我再次怀疑前进方向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不吃不喝还能走多远，因为我们已有60个小时没吃没睡了。
大约早晨6点，我们休息时，我看见一长溜的中国军队在山下的小道上移动。那似乎没有尽头的长蛇形队伍使我惊呆了。我数了一下，至少有两个营。我为旁遮普和近卫军部队的命运担心。眼下要想在色基姆或伦坡重整旗鼓已绝无可能。近卫军支队只有不足一个连，肯定会被我亲眼看见的向伦坡移动的这支中国军队歼灭。我当即决定去往驻扎在吉米塘的师部。但我不知道师部已于10月21日被击溃……
中国军队过去之后，我们又开始步行前进。几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河流转弯处，我在前面开路，其他7人随后。突然，我发现自己处于一连中国步兵中间，他们正在这个地方休息。我瞠目结舌地看到十几支各式武器并听到几声尖锐的叫嚷，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究竟谁更感到惊奇，是中国人，还是我自己。我看了看表，是1962年10月22日上午9时22分。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到那时，我已66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我从3200米爬到5600米，又从5600米下到3200米的小河边。我饥困交加，胡子很长，我的嘴因干渴而感到疼痛。由于穿过丛林和滑下荆棘丛生的山坡，我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原载《环球人物》2017年第16期、《世界军事》2017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