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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会重蹈拉美国家曾遭遇过的“发展陷阱”?目前已经“拉美化”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显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3315美元,仅为全球人均GDP(约为9900美元)的三分之一,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06位,与排名首位的卢森堡(人均GDP约为11.3万美元)相差30倍以上。
虽然上述排名因汇率、物价差异及收入分配格局等因素,并不能准确反映各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对比,更无法精确反映各国居民的福利状况差异,但无论采取何种衡量标准或对比方式,中国目前整体上仍处在较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意味着,如果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至少需要25年,中国的人均GDP才能达到2万美元,或许能勉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以目前的标准,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的韩国,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要在平均意义上实现“富强”这一夙愿,再保持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就是必要条件。
但是,根据历史事实,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便出现长期停滞不前或者增长显著放缓等现象,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拉美各经济体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典型。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拉美多数经济体开始通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来实施赶超战略,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巨额投资制造业;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纷纷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幼稚工业被过度保护和扶持,农业则受到明显压榨。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一度取得“不俗”的发展成绩,工业年均增长达8%以上,GDP年均增长则超过6.5%,进入7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有的国家甚至达到1500美元左右,接近或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是巴西,1964年军政府执政后,巴西政府仰仗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大搞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投资,在投资拉动下,巴西经济高速增长,1968年-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独占拉美之鳌头。
然而,在创造“拉美奇迹”的同时,拉美各国却出现经济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则是负增长0.9%,被称为“失去的10年”。
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并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它们通过二三十年的发展,都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顺利步入中等发达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行列。“东亚模式”堪称战后后发经济体最为成功的发展模式,它与“拉美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虽然同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但前者的政府直接干预远远少于后者,市场机制更健全、市场作用更完善;“东亚模式”以出口导向为主,充分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拉美模式”以进口替代为主,比较优势未能发挥;“东亚模式”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998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都是0.32,属于较为合理的水平,而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普遍接近或者超过0.5,是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
镜鉴“东亚”和“拉美”不难发现,中国目前兼具上述两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更接近拉美诸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与“拉美”相仿(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9);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典型的“东亚”特征。那么中国是不是会重蹈拉美国家曾遭遇过的“发展陷阱”呢?目前已经“拉美化”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显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公平”这个概念在中国通常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的“公平”指的是分配结果的平均程度。事实上这样的观念严重曲解了“公平”的含义,“公平”的准确含义应该是起点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意义上的平均,它包含了“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两个重要内涵。
对于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这一现实,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而事实上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先恶化,后改善的这一所谓“倒U形曲线”假说,并未得到所有经验的支持,因此不是必然规律。中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恰恰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和规则不平等所造成的。
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给中国造成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等不利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下的共识。由于经济、政治的机会不平等往往存在长期的代际自我复制,因此这种不平等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更大更持久,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表现形式,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专门将其称为“不平等陷阱”。
避免“不平等陷阱”的出现,首先要消除特权,有效限制和监督公权,建立透明、公正的制度;其次要加大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教育公平来防止政治、经济不平等的代际复制。
无须讳言,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有固化的迹象。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制度变革、全球化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都在持续减弱,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避免落入“不平等陷阱”,从根本上改进和增加社会各领域的公平程度是非常必要甚至是迫切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3315美元,仅为全球人均GDP(约为9900美元)的三分之一,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06位,与排名首位的卢森堡(人均GDP约为11.3万美元)相差30倍以上。
虽然上述排名因汇率、物价差异及收入分配格局等因素,并不能准确反映各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对比,更无法精确反映各国居民的福利状况差异,但无论采取何种衡量标准或对比方式,中国目前整体上仍处在较不发达国家的行列,应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意味着,如果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至少需要25年,中国的人均GDP才能达到2万美元,或许能勉强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以目前的标准,人均GDP约为2万美元的韩国,属于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中国要在平均意义上实现“富强”这一夙愿,再保持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就是必要条件。
但是,根据历史事实,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后,便出现长期停滞不前或者增长显著放缓等现象,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拉美各经济体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典型。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拉美多数经济体开始通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来实施赶超战略,各国政府集中资源和要素,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巨额投资制造业;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纷纷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幼稚工业被过度保护和扶持,农业则受到明显压榨。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一度取得“不俗”的发展成绩,工业年均增长达8%以上,GDP年均增长则超过6.5%,进入70年代,拉美主要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有的国家甚至达到1500美元左右,接近或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是巴西,1964年军政府执政后,巴西政府仰仗强大的资源控制能力,大搞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投资,在投资拉动下,巴西经济高速增长,1968年-1974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独占拉美之鳌头。
然而,在创造“拉美奇迹”的同时,拉美各国却出现经济与社会的畸形发展,城乡二元矛盾突出;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村移民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之中;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动荡,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外债危机,使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滑,整个80年代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人均GDP则是负增长0.9%,被称为“失去的10年”。
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并没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它们通过二三十年的发展,都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顺利步入中等发达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行列。“东亚模式”堪称战后后发经济体最为成功的发展模式,它与“拉美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虽然同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但前者的政府直接干预远远少于后者,市场机制更健全、市场作用更完善;“东亚模式”以出口导向为主,充分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拉美模式”以进口替代为主,比较优势未能发挥;“东亚模式”更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998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都是0.32,属于较为合理的水平,而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普遍接近或者超过0.5,是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地区之一。
镜鉴“东亚”和“拉美”不难发现,中国目前兼具上述两种模式的某些特征: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程度更接近拉美诸国;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与“拉美”相仿(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9);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则是典型的“东亚”特征。那么中国是不是会重蹈拉美国家曾遭遇过的“发展陷阱”呢?目前已经“拉美化”的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显然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公平”这个概念在中国通常是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里的“公平”指的是分配结果的平均程度。事实上这样的观念严重曲解了“公平”的含义,“公平”的准确含义应该是起点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意义上的平均,它包含了“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两个重要内涵。
对于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这一现实,很多学者认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而事实上收入分配随经济发展先恶化,后改善的这一所谓“倒U形曲线”假说,并未得到所有经验的支持,因此不是必然规律。中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恰恰是因为机会不平等和规则不平等所造成的。
收入分配的问题,已经给中国造成内需不足,增长乏力等不利影响,这已经成为当下的共识。由于经济、政治的机会不平等往往存在长期的代际自我复制,因此这种不平等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更大更持久,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表现形式,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专门将其称为“不平等陷阱”。
避免“不平等陷阱”的出现,首先要消除特权,有效限制和监督公权,建立透明、公正的制度;其次要加大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教育公平来防止政治、经济不平等的代际复制。
无须讳言,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而且有固化的迹象。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制度变革、全球化等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都在持续减弱,若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避免落入“不平等陷阱”,从根本上改进和增加社会各领域的公平程度是非常必要甚至是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