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虹，表演艺术家。她是首位登上《时代周刊》和开创电视广告模特时代，并首任省级影协主席的华人艺人。
　　1968年，被打成“右派”的潘父服药自杀。“反动派”不让潘母进火葬场，命她划清界限。潘母只好委派当时年仅10岁的女儿潘虹去处理父亲的后事。 —— 编者
　　右派的女儿
　　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10岁女孩，冥冥中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外婆带着我和妹妹，谁也不敢问，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湿了。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限。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两个大人”的默契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30元钱，那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
　　他进去了很久，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爸爸一个脚光着。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独自千里送灵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10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母亲送父亲回他的老家。
　　4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但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