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9月底到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大三线，彭德怀一直在吴家花园住了6年。他的党组织生活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党委副书记伍辉文因此定期前往看望，常委刘子正负责经常性联系照料。在此期间，伍辉文、刘子正与彭德怀常有直接接触，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口中得知了一些具体情况。彭德怀为人耿直，胸怀坦荡，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顾全大局，严以律己，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组织观念很强。他学习勤奋，勤劳简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没有任何架子。不管什么人去看望，他每次都亲自送到门外，等客人上车走远后才回去。这些优秀品质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子正几次向笔者谈及他与彭德怀的接触情况。他在1981年5月14日写信给伍辉文，约其联名撰写回忆彭德怀的文章。伍辉文在16日约石民等知情人回忆，并把党校保存的有关彭德怀的材料交石民参阅整理。18日，伍辉文回函刘子正，并附有石民整理的材料，嘱咐称：“给你提供的材料哪些可用，哪些在公开发表时不宜用原话，我也没有考虑好。我看是否有这样一点须注意一下，即不影响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因刘子正在“文革”中遭康生迫害受到“审查”，迟迟未作结论，文章终未写成。现将二人谈及的情况，择其宜于发表部分综合整理如下，以完成他们的遗愿。
　　慨然搬家住进“花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因致毛泽东的一封信，随即在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遭到错误批判。回到北京后，军队系统在大范围内继续批彭，在此情势下，他已无法在中南海居住。1959年9月底，彭德怀搬到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居住，名曰自修马列主义。为此，彭真、杨尚昆、安子文等前往安置，专门把中央党校的党委常委找到吴家花园，当面作了布置和交代。当时，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遭康生的陷害，自身难保，不便与彭德怀接触，没有去。其他在家的常委伍辉文、刘子正、杨志、吴明等全部到场。彭真说：“彭总到党校，请你们带他学习、读书，主要是学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他都经历了，比你们知道的更多，这方面你们还要向他学习。有些问题清理清理，你们与彭总商量研究，订一个学习计划。”彭真接着说：“不要一个人犯了错误就谁也不敢接近了，都是同志，开诚布公地对待。你们帮助彭总读书，有什么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谈。”
　　杨尚昆嘱托说：彭总今后暂时安排在党校学习，党的组织生活在党校，看文件和生活问题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管。虽然他受到批判，可他是我党的老革命。你们要派组织原则强的主要干部担任联络工作，有重要文件及时送收。彭总有什么要求要及时向中央汇报。安子文说：彭真同志说了，你们党校帮助彭总读些书，思想上清理一下，要热情相待，犯了错误能够认真接受教训就好。这件事对常委以外的任何人都要严格保密。伍辉文当场提议刘子正负责联络任务，得到了杨尚昆的首肯。彭真当面叮嘱道：“刘子正同志，彭老总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了。这里离党校较近，希望你们多照顾着点彭老总，他的党组织生活以后也在你们这儿过。老总要看文件，看各种书籍，希望你们一一给以解决……还有，再请一位讲师，给他谈谈政治经济学。”
　　随后，中央党校党委常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对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进行了研究。大家表示，帮助彭总读书学习，是中央交给党校的一项任务，一定要完成好，要拟订个学习计划，帮他有选择地读些书。会上选定了两名教研室的负责同志任彭总的学习秘书，帮助他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寻找一些参考材料，定期交谈交谈。确定党委的负责同志要定期去看望彭总，多关心他，大体上每月一次，谈谈心。这一任务自然落在伍辉文的肩上。刘子正已在中央领导面前被确定为联系人，常委会上再次予以确认，并要求他经常去彭德怀处看望，了解到有什么问题和需要，及时报告解决。领导的嘱托，党委的决定，良知的驱使，感情的倾向，使刘子正一直倾心竭力地承担着这项不为人所知的工作。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毫不避讳地接触彭德怀，在不干扰彭德怀读书学习和正常休息的前提下，经常去看望他。天长日久，耳濡目染，他对彭德怀的品格更为钦敬。
　　生活简朴热爱劳动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的是一处坐北朝南的小院。名字虽雅，环境却荒僻，四周除了农田外，便是稀疏的农户。彭德怀的居室是正房，屋里布置简单，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一套沙发外，只有几个凳子，墙上挂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和一张全国地图。彭德怀不喜欢花花草草，便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内种了些庄稼。此外，他还种了向日葵、南瓜、茄子、辣椒等及一些瓜果，并在院内挖塘养鱼。他在池塘南边还种了一小块水稻。这种习惯，也是以劳动作为积极的休息，同时有意在做些试验。刘子正每次去吴家花园，见彭德怀干活，就随同一起干，挽起袖子锄地，卷起裤脚下塘，两人边干边聊，相谈甚欢。1961年8月间，伍辉文同刘子正一起去看望彭德怀，特意从党校南院的桃园里摘了些桃子带去。他们进门见彭总正赤着脚，裤腿挽起老高在院子里的池塘边劳动，便一同干起来。彭总指着池塘说：“我们来了以后，同警卫班的同志把池塘里的泥挖了挖，池子里养上了鱼，把池塘的泥做了肥料，种了些瓜菜。我吃不多，可以给警卫班的同志改善生活。”
　　彭德怀是位刚正不阿、胸襟坦荡的人。几经接触，他觉得刘子正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有时便袒露些心迹，抒发些郁闷。刘子正内心完全理解，深切同情，但只能做些浅浮的抚慰，思想上的共鸣则在不言之中。彭德怀刚见刘子正时，毫无顾忌地脱口就问：“你相信一亩地能打万把斤粮食吗？”刘子正甚解其意，便间接答道：“我过去在农村没有见过，现在也没有亲眼见过。去年杨老（杨献珍）在党校种的麦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丰收，一亩地也就打了700来斤。这是实事求是、可以信赖的产量。”于是，彭德怀亲自种试验田进行验证。据彭德怀的警卫员景希珍记述：彭总1959年秋季到了吴家花园后，自己开荒种了两分地的麦子，掏大粪，深翻地，精耕细作。由于担心麻雀吃了影响产量还日夜守护，1960年按收成折算一亩地也才收了700多斤。刘子正自己在党校辟地种麦，虽精心耕作，科学管理，保证水肥，也只打了近700斤。他如实对彭德怀汇报说：“看来，一亩地产700多斤，比较靠谱。”刘子正用事实表态，委婉地支持了彭德怀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