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将他们笔下的人物放置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展示，这使得他们的叙述空间轮廓分明，版图清晰。本文通过细读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长篇作品中上海这一城市意象，努力将该意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试图通过种种深层文化因素来解构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神话建构。
　　关键词：上海 解构 王安忆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以其飞速发展的经济使世界为之瞩目，它在逐渐建构出一部属于上海的神话传说，然而从当初的一个小小的临海渔村发展到90年代的现代化大都市，至今不过短短几百年的历史进程，面对浩瀚的历史，我们无法在这坐标系中找到独属于上海的那一点，现实的辉煌让上海声名鹊起，历史的虚无却始终如影随形，上海慢慢陷入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心理学上的认同不外乎以下几个问题：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要想真正完成上海神话的建构，就必须直面眼前的困境。在今天，上海这一神话的建构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上海“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这一客观之物毋宁是说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a。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观念、机构以及其他人的影响并非通过控制，而是通过认同来实现的，而这种认同并不取决于现实，而是取决于通过语言和言说完成的建构，那么为了探究上海神话的构建背后的种种深层文化因素，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窗户。
　　一、“文学上海”的建构
　　我们可以通过有关于这座城市的各种镜像、影像和文学叙述来阅读和揭示藏在这所城市神话建构中的复杂关系，这就说明有关于上海的书写是在题材、风格和叙述话语之间的交错地带，这里既有宏大的元叙事，也有潜藏于下的非主流话语。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大都不是从上海的高楼大厦、十里洋场处着眼，而是落实在细微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一座座上海的代表建筑——弄堂中，历史上的上海基本是由弄堂组成的，上海的文化凝聚于此。她有关于上海的代表作《长恨歌》在故事的开头就花费了整整四章的笔墨来描写上海的弄堂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物，“站在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个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b。王安忆以她特有的女性气质，赋予了这种代表建筑以上海的灵魂——王琦瑶。上海的每一个弄堂里都住着一个王琦瑶，她们是老上海的象征与精神，是这座“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c。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城市在文学中都是作为一个令人感到厌恶的符号与象征而出现，它与乡村的朴实健康相对，滋生出奢侈与病态。而王安忆在对上海的文学书写中，更多的采取的是一种欣赏和品味的态度。这里有王琦瑶们生活的上海，有霓虹灯映红了的天空，有留声机里周旋的《四季歌》，从春到冬，唱的都是好景致，这里有屋顶上放飞的鸽子，有女性视角特别发现的阴丹士林蓝旗袍；这里有米尼生活的上海，令人讨厌的阿婆，姐姐随了流行绣的枕套与织的线袜，阿康居住的小楼；这里有阿三观察众生的豪华大酒店；这里还有《纪实与虚构》中“我”生活的上海，逢年过节走访的同志家，如同信使一般打开家家户户大门的保姆，居住着生长了车前草草坪的房子；这里还有张达玲生活着的上海。看起来实到极点的城市形象，又在王安忆式的叙述之下，蒙上了一层捉摸不透的面纱，在一篇谈话录中，她谈到关于小说写法的问题：“谁说规定了小说只能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难道不是先有了这样那样的小说然后才有了我们关于小说的观念吗？”d王安忆还有她广为人知的四不写，看似是刻意的反宏大叙事，实则已经成为一种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也包括那些号召回到个人的、日常的、琐碎的、常态的反宏大叙事语言”e。她就这样信心十足地扎进一场语言的冒险中去。在故事的发展中，她常常采用大段大段的叙述语言，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作为叙述者的“我”也时不时出现在文本中间，散文式的抒情充斥在主角动作的空隙处，使文本有如大海一般，洋洋洒洒，这也导致了阅读作品时读者漫长的劳累感。重点在于，长段散文式的抒情描绘使得读者读出了对于城市间接性的想象。就好像做的是夫妻样子的一对男女，说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不几日就要碎锅碎碗地响成一片，连虚幻的流言都有了一丝似是而非的气味，还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的，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喧闹的市声之间竟然有静悄悄的房子，“活跃也是雅致的活跃，温柔似水的活跃”f，车水马龙，华灯初上，却是寂寞感最强的时刻。关于这座城市的想象没有具体时间和空间，在看似对具体事物事无巨细的描绘中，却透出强烈可感的象征意味，在长段散文式的抒情连接下，具体和抽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显现出别样的审美趣味，这只属于王安忆笔下的文学上海，也因为这种趣味中所带有的朦胧与模糊，显现出一点神话色彩。
　　除此之外，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基本上都是站在女性视角来讲述故事，而她自己的女性意识也将使得她笔下的文学上海，既是具体与抽象的交织，也是女性视域之中的上海。这里的上海不再是施蛰存笔下的金碧辉煌的舞池中旋转着的一对对男女，不是茅盾笔下金融界的风云变幻、街头的工人罢市，这些故事中虽然有女性的出现，却不过是作为男性世界的点缀，是无关轻重的小人物。然而王安忆笔下女性视域中的上海却有了一丝独属于女性的温柔和细腻。弄堂的灯光一豆一豆地搅和在一起，就像是一碗粥似的，它们阡陌纵横，就像是一张大网，看起来袒露的灯光却有着曲折深刻的内心；雾气被阳光驱散开，使得事物加重了颜色，阳台上的黑铁栏杆却是被黄色的锈覆盖，绿色的草从山墙的裂缝中长出来，白鸽却成了灰色。这些都是一个女性对城市的细细品味和观察，弄堂的室内摆设和整体布局，旗袍的颜色和样式，弥漫在空气中的各种香气和声音，隔壁邻居家院子里开放的夹竹桃，各式各样的发辫的织法，王琦瑶们还有她们的同伴们曾手牵手走过的一条条弄堂，有声音和空气中的种种流言，还有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男人女人们，他们的神态动作，衣衫服饰，语言习惯等等，对于这座城市的精雕细刻以及她们对这座城市独特的感受，令人回味无限，但是我们却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俯视全景的制高点。这样的上海看似是一个只属于女性的美好小天地，但却在背后隐藏着男性的阴影。得到男性认可的王琦瑶当选上海小姐，靠着自己的美貌，衣食无忧；为了得到阿康的爱，米尼在痛苦中拼命挣扎，只有阿康才是她的快乐源泉；遇到了地震的“我”和“他”在凌晨时分紧紧相拥在一起，所有曾经的芥蒂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成为“我”的精神支柱；阿三追求着比尔一个又一个替身，等等。王安忆的写作观念和女性本能使得她有意识地远离政治中心，想要创造一个属于女性的上海，“利用女性视域打捞这个城市历史的另一些维面，这些维面的存在将证明主流历史之外的另一些文化向度”g，但是她的女性上海真的能够实现吗？ 　　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女性本能并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在男权社会的发展中由男性意识不断强加给她们的。这些观念和思想，由词语渗透到经验，从一种观念形态变成日常的生活常态，慢慢沉潜为女性无意识，被不自觉地遵守。王安忆笔下的上海看似拒绝了男性话语的进入，实则全都处于男性话语的掌控之下。王安忆的努力使得她笔下的上海成为一个女性神话的城市，这里是女性的伊甸园。
　　福柯认为没有一种社会装置能够置身权利之外，文学亦是如此。文学作品始终是逃不过政治无意识的掌控，身处于意识形态中的作家的个人主体往往意识不到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他们坚信拥有绝对的自主性，詹姆斯又称之为遏制策略。王安忆的创作时间跨度很大，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都有她的影子，这都归功于她丰富的成长经历。她从日常生活的叙事角度将历史放在了上海这座城市中表现出来，上海是全国城市的一个缩影，通过上海这座城市，我们似乎得以窥见全中国的情况，但是上海还是以它的温情默默地容纳着人们。知青上山下乡热潮，给当时上海的青年人们带来的冲击各有不同，有的青年为了保留上海户口，不愿意上山下乡，有的则早早地填好了日后的去处，还有的早已梦想着下乡之后的生活。再到后来的知青回城热潮，为了工作和户口的调动，不知又有多少个“我”费尽了心思，究其所以上海也只是时代话语下的一个符号。虽然王琦瑶们面对的是五六十年代的上海，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就像她对康明逊的描述中说到年轻的他深知有关于这个城市的一切内情。王琦瑶从众人追捧的上海小姐到落魄，也对应着时代的改变，即使是日常的角度也无法掩盖时代的变幻，时代语境带来的嬗变，使这座城市的历史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这时的上海，不再是一个活生生只属于自己的城市，它被简化为一个符号与象征，又被塑造成了一个神话。
　　二、背叛与追寻
　　“很久以来，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都像是个外来户”h。这个坐在痰盂上被挑着进入上海的孩子，就是王安忆。当她进入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却感到无边的孤独。他们这些外来人员大多分散在传统的、本地人居住的社区内，虽然有着相应的优势，而本地居住的居民却在有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以及种种隐秘处的处世哲学上有着自己的优越感，这些虽然不足以对外来者进行对抗，但还是会让王安忆们体会到一种文化上的悬浮之感。为了消去文化上的悬浮感和缺失的归属感，王安忆创造出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上海。如果说对于《长恨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新闻报纸之上，那么在具体作品中对于上海的描写，则更多的带有王安忆的个人经验以及在怀旧中寄寓着她对失去的历史的期待在场感。颜色鲜活、花色不同的旗袍，富有象征的纪念物和人物，地理位置详细的大饭店、大酒店等等，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证明真实历史在场的证物和证人，王安忆曾经说过：“因此，我在虚构这纵横两个世界时，我努力要做的，就是寻找现实的依据。”i但也正是证人和证物的存在，提示着历史已经消逝，只有历史的消逝，在场才能成为在场，追寻才成为可能。而按照拉康的说法，即故事起源于匮乏，“这个前主体的状态是一种神话状态，它未曾真正地存在过，它只是有欠缺的主体对某个完满状态的一种回想，是主体在回溯性的历史记忆中构想出来的某个已然失落的世界”！ 0。对于上海曾经历史的缺席，王安忆好像只能通过对过去繁华的重现来弥补，然而对于在场真实感的追逐损坏了对于昔日上海的神秘与完美。努力的重现也并不是为了真正地回到原来的上海，而是在无法找到故乡的迷茫与空虚之中获得一丝精神上的慰藉。
　　王安忆于1954年出生在南京，1955年随着母亲茹志鹃迁居上海，1970年初中畢业后来到安徽的农村插队，1978年再次回到上海。在各个城市之间辗转流离，使得王安忆无法真正确定自己的故乡，这是从灵魂深处带有的城市色彩，故乡赋予我们的不只是一口乡音和餐桌上的风景，还有像母亲子宫一样的安全和舒适。上海，作为王安忆成长时期的城市背景，是她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地方。这里是她居住了好几十年的地方，她熟知这座城市，也许是哪几家商店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穿，也许是从家门到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大致有多远，司机师傅收多少钱才没有宰客之类的隐秘之处。但这里也是她感到最陌生的地方，她最先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就像是乡巴佬似的”！ 1。不会说上海话会让人感到自卑.为了努力将自己融入这座城市，王安忆紧紧捉住自己能够把握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一点点的真实，逝去历史的宏大是板上钉钉的存在，它的细微之处也是最模糊最容易虚构的存在。
　　在往日的上海时光中建构出主体的存在，但有意思的是，在这追寻与寄寓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丧失还有焦虑。对于日常生活的热衷与描摹使她文本中充斥着大量对于上海生活景观的细节描写，但是对于精神理想的超越性追求，又使得她背叛了她的上海，转向寻求精神的归宿。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虚构了她的母系源泉——茹氏的来源。抛弃了上海，而构建了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她从自己的想象出发，塑造了一个强壮聪慧的祖先来源，书写了一本家族神话，“‘你是谁家的孩子’这句话其实情意浓浓，可使浪迹天涯的漂泊者留下泪水”！ 2。
　　北魏草原上最强壮、最能忍耐饥寒、最富有战斗力的柔然族，变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拓跋族的奴隶，又凭借着自己的骁勇成为一名善战的骑兵，终于他逃脱了拓拔族的掌控，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属于他自己的一批部众，后来又归于突厥，随之南征北战，突厥之后又归并于蒙古族，劫后余生者后来又从漠北草原迁移到江南母亲的故居，王安忆最终在浙江绍兴寻到了茹家楼，与此同时，她也经历了生活、爱情，成为一名作家，这时她的寻找大坝似的合拢了，虚构了横刀立马的祖先的强悍血性。王安忆试图在这种与城市截然相反的空间中抗拒城市的贫瘠、萎靡，还有在城市中的虚无感与漂浮感，虽然在对家族神话的幻想中，采用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但穿插其中的“我想”“我认为”这样的句式，还是体现出它的神话性与虚构性。
　　在单数章节中，描写现实世界，采用了大量的物质和实体描写，将家长里短统统放进自己的上海中。恰好相反，在描写想象世界的时候，王安忆则选取了较少的意象，但宏伟、壮阔、鲜艳之感一直充斥在与之相关的章节里。缩在狭小的城市中生活的子辈与幻想之中在大草原上纵马驰骋的祖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何尝不是王安忆对上海这座现代城市一场精神上的逃亡和背叛？这也是对于《小鲍庄》一个并不遥远的呼应，尽管王安忆沉浸在对于城市中东家长李家短琐事的挖掘，但在她的精神深处所要追寻的，“显然是一种被中国人无限憧憬的名之曰‘血性’和‘仙风道骨的东西’，它的反抗秩序的美学外表被罩上种种赋予魔力的光环：力的舞蹈，无羁无绊，征服一切，行侠仗义，自由自为，出神入化……”！ 3这就是贯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风骨，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根。潜藏于对于上海城市神话的背后是她一直以来对于精神归宿的寻找和渴求，这种冲动也在其后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叔叔的故事》《伤心太平洋》《乌托邦诗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