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誓》是《尚书·周书 》中的一篇誓文，是春秋时期秦穆公发布的誓词。誓，是一种有约束性和决断意义的文体，具有“警诫”和“宣誓号令”的功能。《尚书》中以“誓”命名的篇章共6篇，分别为《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和《秦誓》，体例大体一致，记载的内容都与战争有关，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人作战智慧和战术策略。前5篇誓文均作于战前，《秦誓》则作于战后，在“誓”体篇章中别具一格。
　　关于《秦誓》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体而言，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悔过说”。持此观点者有吕不韦、孔安国、司马迁、孔颖达等。《吕氏春秋》把秦穆公关于“崤之战失败”之后的言行直接放在“悔过”篇里表述，认为“秦誓”是秦穆公悔过自省的文辞。《书序》云：“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孔颖达疏曰：“秦穆公自悔己过，誓戒群臣，史錄其誓辞，作《秦誓》。”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明确引述《秦誓》文字，认为其是秦穆公为崤战败亡报仇之后所作，表达悔过自责之意。当代学者顾颉刚、屈万里、周秉钧、钱宗武等先生亦认同“悔过说”。可以说“悔过说”是主流观点。
　　其二是“用人说”。《大学》首先把《秦誓》与用人联系起来，主张选拔人才首先要选择言行忠信之人。清代牟庭的《同文尚书》明确提出“用人说”：“据《大学》引《秦誓》之文，知是穆公用人之书也。”现代学者傅斯年在《诗经讲义稿》中也认同此说：“今《秦誓》中并无此等意思，只在渴思有才有量之贤士。”王晖也认同“用人说”：“过去简单地说是秦穆公的‘悔过辞’或‘罪己诏’是不对的，而实际上是秦穆公人才思想、人才政策的倡议书，或者可以说是秦穆公重视人才的一份‘倡议书’。”（王晖《〈秦誓〉所见秦穆公人才思想看秦国兴盛之因——兼论〈书·秦誓〉的成文年代及主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在综合考察《左传》《史记》等典籍相关记载和《秦誓》文本基础上，笔者认为《秦誓》的主题在表层之外另有深意。秦穆公在殽之战惨败后悔恨交织的情况下，誓师于军，自我检讨，这应该是其发表《秦誓》的直接原因和契机。那么秦穆公发表《秦誓》的所有目的是否仅仅是“悔过”呢？其“悔过”的背后是否还有其他深意？
　　细读《秦誓》原文和相关典籍记载，可以窥见秦穆公“悔过”背后的深意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秦誓》体现了秦穆公“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观。从“询兹黄发，则罔所愆”可以看出秦穆公任用人才不拘年龄，任人唯能；接着秦穆公又用两组对比句子表达他的人才观，突出对谋计深长人才、宽容贤能人才的称赞和对有勇无谋之士、奸佞自私之人的批评。这表明秦穆公选拔和任用人才的首要标准是道德人品的高低，技艺和能力尚在其次。这一做法开启了秦国不拘身份、地位，任人唯贤的用人模式。《秦誓》的发表，标志着秦国官方正式宣布这一人才选拔和任用政策。除了蹇叔、孟明视等人以外，秦穆公还引进很多人才，最著名的就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列举的5位：“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叔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戒。”可见，穆公任用外贤的做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开创了秦国“不拘身份，任人唯贤唯德”的用人传统。这一传统被秦穆公以后的历代国君所秉持，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秦始皇用李斯，这一任用外贤的行为和传统对秦国的迅速发展壮大意义重大。
　　其二，《秦誓》体现了秦穆公作为一个出色政治家的政治谋略及其对法、权、术的娴熟运用。透过《秦誓》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秦穆公作为一名优秀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政治智慧，具体表现在其对法、权、术的运用上。“法”，指的是法家思想，主张变法图强，赏罚分明，废除特权，论功行赏。此篇誓词阐述的就是秦穆公在用人制度方面的革新主张，希望打破旧的世袭制人才制度，建立任人唯贤的新制度，以“保我子孙黎民”和达到“邦之荣怀”，这是秦穆公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权”，权变，指的是随机应变的变通能力和不依常规的政治远见。秦穆公善于变通，治理国家虽然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但他能够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辅之自省、仁义等道德精神以调解和缓解社会矛盾，团结各方人士。《秦誓》之前，秦穆公不听忠臣劝阻，决意攻打郑国，但在遭遇惨败之后，就能立刻意识到自身错误，及时自省、悔过，同时，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宣传和推行秦国的用人政策。这种出色的变通能力得到很多学者的称赞，《春秋·文公十二年》曰：秦伯使遂来聘。《公羊传》曰：“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缪公也，何贤乎缪公？以为能变也。”何休注：“秦穆公自伤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变悔，遂霸西戎。”《荀子·大略篇》曰：“《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这里的“变”，荀子和何休都认为是能“自变悔”“及时悔过”，偏重于从情绪上评价秦穆公的修养和能力。笔者认为，“能变”还指的是秦穆公能够适应春秋时期的时代潮流，敢于突破任人唯亲的宗法制，广纳外来贤才的变通能力。“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秦穆公治理国家不但有想法，还很讲究方法。
　　在《秦誓》中，秦穆公通过引用、对比、假设等说理方法和坦诚正直的态度，巧妙调和了自己与外来元老、军队统帅及秦国贵族之间的矛盾，实现各类人才的大团结，使之全心全意为秦国的发展服务。
　　首先，动之以情，安抚老臣。崤之战之前秦穆公曾经对老臣蹇叔出言不敬，态度粗暴，在《秦誓》中他为此公开悔过，真诚道歉，用一个比喻“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表明自己的忏悔之深，以情动人。秦穆公通过及时、真诚的表态，有效弥合了自己和贤能老臣之间的裂痕。其次，宽容揽过，激发武将意志。崤之战失败之后，秦国贵族建议杀掉主帅孟明。秦穆公非但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反而让孟明及其他将领官复原职。这让武将们对秦穆公本人和秦国心存感激、耿耿忠心。同时，他又在誓言中点拨和敲打这些武将，让其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并因此感到惊惧、羞愧，做到知耻而后勇：“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这种做法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左传·文公三年》评价“盂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惧思，杜预注：“因畏惧而深思。”秦穆公对手下战将，屡败屡用，看好后高度信任且始终如一，这种由信任所产生的激励作用远胜于直接奖励。三年后，孟明视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战术激发秦军斗志，最终取得胜利，一雪前耻。这是用人之术的最高境界，体现了秦穆公用人不疑的大智慧和大勇气，也是其最终能成为春秋五霸的重要因素。最后，晓之以理，引导本土贵族认同自己的新政策。崤之战失败之后，建议杀掉主帅孟明以谢罪是当时秦国贵族的普遍观点。这表面上看是惩罚兵败者，但却揭示了秦国社会本土贵族与外来人才之间的深层矛盾。孟明是子桑（即公孙支）推荐的人才，同时又是齐国人百里奚之子，所以秦国权贵希望借此机会清除异己，排除外来人才。秦穆公这次立誓的行为实质上是秦国变法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在用人政策方面的一次正面交锋。秦穆公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出发，努力说服国内贵族要有容人之量，要求他们应该做“能容之”的“一介臣”，“以保我子孙黎民”。并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引导群臣去思考贤德人才对国家人民的重要作用：“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言下之意是主张杀孟明，就是与国家人才政策作对，反对外来人才就是不关心秦国的社会发展和子孙百姓的利益。这里，秦穆公将任用外来人才的政策上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既震慑了贵族排外的行为，也奠定了秦国“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基调。此后，秦国多位国君都坚持这个政策，秦孝公颁布的“求贤令”是典型代表；秦始皇时期虽然本土贵族力谏逐客，但是其还是顶住压力，听从李斯主张，坚持任用外来人才，最终废除逐客之令。
　　其三，《秦誓》还体现了秦穆公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毅力。秦穆公大量使用外来人才，这严重挤压了秦国本土贵族的生存空间，因此，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和排斥。崤之战失败之后，秦国众大夫和秦穆公左右之人强烈要求杀掉孟明。这表面上针对的是此次战败事件，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孟明视、百里奚、公孙支、蹇叔等为首的异族人才，也即是反对秦穆公一贯坚持的任用外来人才的政策。对此，秦穆公心里很清楚，因此他在《秦誓》中批评了“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和“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的做法，宣扬“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的做法，并以公开讲话的形式广而告之。本篇虽名为“誓”，实质上是一个关于人才政策的告军民书，之所以用“誓”不用“诰”，主要目的是突出秦穆公跨越重重阻力，坚持以开放的精神将用人制度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魄力。同时，这篇誓文也是从秦国国家战略层面发布的“求贤令”，其中包含了人才待遇“我尚有之”，选人标准“心休”“有容”，用人原则“猷询兹黄发”，以“古之谋人”为亲，以及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保我子孙黎民”，促进“邦之荣怀”。
　　秦穆公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改革“任人唯亲”的旧制度，开创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政策，体现了秦穆公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顺应了春秋之世“为政”必须“尊贤”的历史发展趋势，成为秦国历代君主学习的榜样。《秦誓》发布以后，秦国二十多代君主都不同程度地因袭和发展了招纳外来之士的人才政策。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任用商鞅开展全面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规定“国以功授官与爵”，为秦国招揽更多优秀外来人才提供制度保障，也为秦国的强大和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意义层面而言，秦穆公可谓是中国社会改革和创新的先驱，是历代统治者学习的典范。这或许就是《秦誓》被孔子列于帝王之书《尚书》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文学博士，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