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持续至今的新冠疫情给日本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同时也为日本反思社会发展得失提供了一面镜子，带来社会发展和政策启动的新契机。疫情对女性问题、居家办公、东京一极化、构建数字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最新动向，将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后疫情时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态势。

加剧了女性的贫困问题

　　疫情对女性雇员占多数的服务业带来巨大冲击，导致大量店铺歇业，女性失业率升高。据统计，女性雇员占比超过50%的行业分别为医疗和福祉行业（76.6%）、住宿和餐饮服务业（62.4%）、生活相关服务业和娱乐业（59.7%）、教育和学习支援行业（56.1%）、金融业和保险业（55.2%）、批发零售业（51.9%）。以与旅游业紧密关联的住宿和餐饮行业为例，2020年7月营业额同比下降29.8%，且连续六个月呈下降趋势。2020年8月，日本全国女性完全失业人数为85万人，同比增加17万人，且连续七个月呈增长趋势。
　　单身母亲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工作时间更不固定，找工作时往往只能选择临时工或兼职，收入也比正式员工低，甚至只有后者收入的一半左右。据厚生劳动省2019年调查，母子家庭生活非常困苦和较为困苦的比例分别为41.9%和44.8%。疫情之下经济不景气，单身母亲的生活比2019年更加困顿。
　　日本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从大众心理到法律制度的一整套对女性歧视的框架。2018年2月曝出的东京医科大学通过篡改女生考试分数来控制女生录取人数的事件就是鲜明体现。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就职更为艰难。在女性就职中非正规雇佣占据了较大比重，这类工作薪资普遍较低。女性被长时间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所从事的家庭劳动又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在经济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新冠疫情成为时代的放大镜，客观上督促日本政府和社会从文化心理和制度层面破除性别歧视，打造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从根源上解决女性贫困问题。

居家办公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为避免疫情传播扩散，日本企业鼓励员工居家办公。这打破了以往上班族每天挤公交上下班的定式生活，上门拜访客户变成了网络视频会议，开启全新的工作模式。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居家办公也能够让平时忙于工作的男性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分担家务等。根据2020年6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有49.9%的受访者表示更加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从这份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此次的新冠疫情的确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家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日本虽然出现了“新冠离婚”现象，但在疫情迅猛发展时期离婚件数总体是呈下降趋势的。据厚生劳动省统计，今年3月离婚件数为23185件，同比基本持平;然而在4月7日日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当月离婚件数为16267件，同比下降约21.4%;5月为11315件，同比下降约30.7%。但也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以后离婚件数可能会呈现升高倾向。
　　疫情结束后，居家办公或许会成为常规工作方式之一而得以保留。据日本相关部门调查，约73.9%以上的职员希望疫情结束后仍能延续居家办公方式。目前居家办公方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最突出的是纸质资料不在手边、没有公司内网访问权限、网速较慢等问题。日本相关方面正在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居家办公制度。
　　居家办公看起来只是工作地点的转移，但若能妥善利用，将会给日本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提供新思路。以往男性忙于工作，疏于照顾家庭，夫妻之间缺少交流而使得情感淡薄。居家办公促使男性回归家庭，与女性一同承担家务，能够减少女性在育儿方面的精神压力，也使女性对于怀孕生子的恐慌有所减缓。人们可以在家里边工作边照顾老人，可以为看护老年人提供新选择。通勤引发的交通拥堵也能得到缓解。当然，仅仅指望依靠居家办公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是不现实的，但居家办公必将随着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社会的发展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选择。

致力于缓解东京一极化现象

　　疫情使东京一极化的弊端再次凸显。人口过于集中正是东京一极化的主要弊端之一，因此东京自然成了日本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东京累计感染人数约占全国感染总人数的31%。因此缓解东京一极化问题再次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东京一极化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一枝独秀的东京对全国年轻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致使地方上由于人才大量流向东京而发展后劲不足。第二，在地震频发的日本，从防灾减灾角度看，东京的过度膨胀存在着一定的隐患。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从今年6月起就出现了来源不明的异臭，使国民十分恐慌，因为异臭往往是大地震前的征兆。第三，“东京的膨胀导致了日本的缩小”，东京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基本都处于适婚适育的年龄阶段，是人口再生产的主力军，然而也正是在东京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他们陷入了结婚生子困难的窘境。相关统计表明，2019年东京女性总和生育率继2018年的1.20后再创新低，约为1.15，处于全日本最低水平。
　　安倍政府在2014年着手推动实施地方创生战略，计划用五年时间即到2020年实现东京移动人口净增长为零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能实现。目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了2020～2024年的第二期地方创生计划。新冠疫情短期内无法彻底消除，居家办公也可能成为企业办公的常规方式之一，部分上班族不必考虑通勤时间问题，因而会向房租便宜、居住环境舒适的郊区转移。这或许会成为日本推动缓解东京一极化的良好契机。

加快了构建数字化社会的步伐

　　2020年9月菅义伟内阁成立后推出了各种政策，其中备受瞩目的是省厅改革，包括增设“数码厅”。从上世纪9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推动数字化社会构建方面一直在努力，但收效有限。新冠疫情再次让日本社会认识到了构建数字化社会的必要性。
　　疫情期间，日本政府通过“我的号码卡”向每位日本国民发放10万日元的救助金。虽然这使申领“我的号码卡”出现了一波热潮，但总体来看该卡普及率仍然较低。从2019年9月起，日本政府就向国民配发“我的号码卡”，原计划到2020年7月末完成发放3000万～4000万张的目标，然而到今年6月末仅仅达到了2220万张，9月份也仅仅达到2649万张。日本国民认为向政府申领“我的号码卡”会泄露个人信息，尽管官方宣称该卡不会记录非常私密的个人信息，但国民仍然对该卡持怀疑态度。因为发放“我的号码卡”进展缓慢，使得救助政策贯彻速度也比较慢，这使日本政府认识到，要想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必须建立全民共同参与的数字化管理体系。
　　其实，早在1994年日本就开始着手构建高度信息化社会。2001年森喜朗内阁推出“e-Japan战略”，旨在五年内将日本建成最先进的IT国家之一，但该目标未能实现。2019年6月，作为增设数码厅的前期酝酿，隶属于高度信息通信网社会推进战略本部的官民数据活用推进战略会议制定了《数字时代的新IT大纲》。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进步，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必将发生改变。增设数码厅适应了时代发展需求，从行政体制上为日本未来打造数字化社会做出了进一步的铺垫。